【黄男堂姐系列】《破碎之踵4：擦肩而过》（高珊主线故事4）
本帖最后由 devil 于 2026-3-7 01:37 编辑题记： 她用了十一年，把自己的残脚变成了智能假肢的蓝图。就在她终于要站起来的那一刻，命运却让她们在医院的走廊上擦肩而过 —— 一个坐着轮椅出去，一个躺着担架进来。
一、基本信息
[*]作品名称：《破碎之踵4：擦肩而过》
[*]时间跨度：2006年夏初 — 2008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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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人物：
[*]高珊（26岁→28岁）：智能假肢公司首席工程师，足部状态持续恶化，最终截肢
[*]黄琳（26岁→28岁）：知名模特，2008年7月15日遇袭，成为《断足》主角
[*]母亲：始终陪伴
[*]合伙人老李、小王：公司同事
[*]主治医生张教授：负责高珊的脚部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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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主题：当一个人用尽全力向上爬时，脚下的地基却在崩塌。而最残酷的玩笑是——你以为自己是最惨的那个，却不知闺蜜正走向更大的深渊。
大佬加油，这篇的黄琳和高珊长大后相遇的故事吗? 第一幕：巅峰与暗涌（2006年夏—2007年春）
【2006年夏：公司上升期】二〇〇六年七月十八号，星期二，省城高新产业园区的夏天已经到了最热的时候，阳光从早到晚晒着那些灰扑扑的写字楼，把玻璃窗晒得烫手，空调外机嗡嗡嗡地转着，把热风往外吹，吹得路边的梧桐叶子都耷拉下来，一动不动地垂着。高珊早上八点就到公司了，拄着拐杖从那棵梧桐树下走过，一步一步地，走得很慢，但很稳。那棵梧桐树是去年新栽的，说是要美化环境，现在已经长到两层楼高了，叶子密密匝匝的，在她头顶上投下一片凉凉的影子。她走过那片影子的时候停了一下，抬头看了看那些叶子，然后继续往前走，走进那栋灰色的楼，走进电梯，按了五楼，电梯门慢慢关上，慢慢往上走。
公司已经从当初那三间办公室扩大到一整层了，占了五楼的东边一半，有研发部、生产部、销售部、行政部，加起来二十多个人。她拄着拐杖走过走廊，经过一个个隔间，里面的人有的在打电话，有的在敲键盘，有的在对着图纸讨论什么，看见她经过就点点头，喊一声高总早。她也点点头，嗯一声，继续往前走，走到最里面那间办公室，推开门，走进去。
那间办公室比以前那间大了一倍，窗明几净的，桌上放着三台电脑，一个书架，几个样品，还有那个她一直放在那里的相框，里面是大学毕业那天黄琳扶着轮椅拍的那张照片。她把拐杖靠在桌边，坐下来，打开电脑，开始看那些没处理完的邮件。邮件很多，有客户的，有供应商的，有合作伙伴的，有记者的，有一家电视台的，说要来采访她，做个专题片，题目叫“轮椅上的发明家”。她看了看那个邮件，没回复，放在一边，先处理别的。
九点钟的时候老李敲门进来，手里拿着一沓文件，是她签字的地方。老李是她的合伙人，从公司创办第一天就在，现在管生产。老李把文件放在桌上，说，高总，这几个采购合同你看看，没问题就签了。她拿过来，一份一份地看，看完了，签上自己的名字，递给老李。老李接过去，没走，站在那儿看着她，说，你知道咱们这个月进了第几个省的采购目录吗？她抬起头，看着老李，说，第几个？老李说，第八个。八省市的康复医院都能用咱们的产品了。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很淡，但眼睛里亮亮的，说，挺好。
老李走后，她继续处理邮件。处理到一半，电话响了，是个陌生号码。她接起来，那头说是省电视台的，想约个时间采访。她说，这周都排满了，下周吧。那头说好，下周再联系。挂了电话，她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那些被阳光照得发白的楼，心里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水，没什么波澜。这一年多来，采访越来越多，从报纸到杂志到电视台，从省里到国家级的媒体，她从一个没人知道的普通创业者，变成“轮椅上的发明家”，变成励志典型，变成别人口中的传奇。她听着那些话，看着那些报道，心里没什么感觉，只是继续做自己的事，画图纸，调数据，见客户，签合同，一天一天地过。
下午两点多的时候，手机响了，是黄琳打来的。她看见屏幕上那个名字，嘴角就翘了一下，接起来，说，喂，大明星，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黄琳在那头笑，说，什么大明星，累死了，刚从摄影棚出来，站了六个小时，脚都快断了。她听着那个声音，想象黄琳在那头的样子，穿着高跟鞋，穿着漂亮衣服，站在灯光下，被一群人围着，脸上笑着，心里骂着。她说，那你还不赶紧回去歇着？黄琳说，歇什么歇，晚上还有个饭局，几个投资人，推不掉。她说，那你打电话给我干嘛？黄琳说，想你呗，好久没听见你声音了。
她愣了一下，没说话。黄琳也没说话，电话里安静了几秒钟，只有电流的嗡嗡声。然后黄琳又开口了，声音低了一点，说，高珊，你说这些人怎么都这么假啊？笑都是假的，话都是假的，连敬酒都是假的。我真想哪天甩手不干了，回东莞，找个普通工作，过普通日子。她说，那你就回来啊。黄琳说，回不来，签了合同的，违约要赔好多钱。再说了，我要是回去了，你那些采访里还怎么有个牛逼的闺蜜？她笑了，说，那倒也是。
两个人就这样聊着，一个在摄影棚的休息室里，一个在办公室里，隔着几百公里的距离，像以前一样说着那些没头没脑的话。黄琳说娱乐圈的虚伪，说那些投资人看她的眼神，说那些女明星明争暗斗的破事。她说创业的累，说那些没完没了的应酬，说那些改不完的图纸，说那个第八省的采购目录。说着说着就笑起来，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好像还是十五岁那年，一起走在操场上，什么烦恼都没有，只有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挂了电话，她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看了很久。窗外的阳光已经开始偏西了，不像中午那么烈，变成一种暖黄色的光，照在那些楼上，照在那些树上，照在那条人来人往的路上。她想起黄琳刚才说的话，想起那句“想你了”，想起那些笑声，心里涌上来一种说不清的感觉，暖暖的，又有点酸酸的。她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从以前每周都能见，到后来一个月见一次，再到现在半年也见不了一回。黄琳忙，她也忙，忙得连打电话都要挤时间。但每次打电话，只要听见对方的声音，那些忙啊累啊就都不重要了，就又能像以前一样说那些没头没脑的话，笑得像个十五岁的孩子。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那两只脚搁在轮椅的脚踏板上，戴着那副她自己设计的踝足支具，银灰色的，从小腿中段一直包裹到脚底，两侧的金属支架在从窗户照进来的阳光里泛着亮亮的光。支具的前端露出十个脚趾，脚趾上涂着红色的指甲油，是她前两天刚涂的，红得发亮。那两只脚再也没有后跟了，只有那两道暗粉色的植皮疤痕，从脚跟一直延伸到脚底，像两道永远消不掉的印记。但她们已经不再流脓了，不再疼得睡不着觉了，只是走路的时候会疼，站久了会疼，每一步都会疼。医生说这是退行性病变，是渐进的，以后会更糟。她知道会这样，知道以后会更疼，但她没告诉黄琳，没告诉任何人。她只是继续往前走，继续画图纸，继续调数据，继续接受采访，继续当那个“轮椅上的发明家”。
窗外的阳光越来越斜了，把她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投在地上。她看着那道影子，看了很久，然后重新低下头，继续处理那些没做完的事。明天还有个采访，后天还有个会，大后天还要去北京参加一个展会。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她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不知道这双脚还能撑多久，不知道那些退行性病变会把她带到哪里。她只知道，她会走下去，一直走下去，走到走不动的那一天。而黄琳也会，在那个几百公里外的城市里，穿着漂亮衣服，站在灯光下，被一群人围着，脸上笑着，心里骂着，然后在她最累的时候打个电话过来，说一句“想你了”，让她在这间办公室里，在这片斜阳里，笑一笑，然后继续往前走。
【2006年夏末：假肢模特】二〇〇六年八月二十一号，星期一，夏天的热气还没散去，傍晚的时候太阳落下去了一点，风里才有了点凉意。高珊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份新来的客户反馈，上面写着假肢脚板的外型太假，仿真度不够，穿上鞋还好，脱了鞋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她盯着那几行字，盯了很久，脑子里转着一个念头，要是能有一个真人脚型的建模就好了，要是能让假肢的脚板看起来和真的一模一样就好了。她想起黄琳的脚，那双她从十五岁就看到现在的脚，那双在舞蹈室里旋转过、在T台上走过、被无数人拍过的脚。要是能让黄琳来当这个模特，要是能把那双脚的样子做成假肢的脚板，那些客户就不会再抱怨了吧。
她拿起电话，又放下，拿起，又放下。她不知道该怎么说，不知道怎么开口让黄琳来当假肢模特。黄琳是模特，是站在台上被人拍照的，是穿着漂亮高跟鞋走红毯的，让她来给假肢做模特，给那些没有脚的人当脚，她会不会觉得晦气？会不会觉得不吉利？她想了很久，最后还是拨通了那个号码。
黄琳在那头接起来，喂，高珊？她听着那个声音，张了张嘴，说，你下周有空吗？来我这儿一趟，我想跟你说个事。黄琳说，什么事这么神秘，电话里不能说？她说，来了就知道了。黄琳笑了，说，行，正好我也想你了，下周飞过去找你。
九月三号那天下午，黄琳从机场直接打车到公司。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脚上是一双白色的细跟凉鞋，露出十个涂着淡粉色指甲油的脚趾，从车里下来的时候，门口几个人都愣住了，盯着她看了好几秒。她笑着走进来，走到高珊办公室门口，敲了敲门，说，高总，我来了。高珊抬起头，看见她站在那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身上，把她整个人照得发亮，像一幅画一样。她也笑了，说，进来吧，大明星。
两个人坐在沙发上，聊了一会儿闲话，问彼此最近怎么样，累不累，身体好不好。聊着聊着，高珊就把那个想法说出来了。她说，我们做的假肢脚板，客户老说太假，不像真的。我想找一个人当模特，把脚的形状扫描下来，做成模型，以后就用这个模型生产。她顿了顿，看着黄琳的眼睛，说，我想请你来当这个模特。
黄琳愣了一下，看着她，没说话。高珊赶紧又说，你要是不愿意就算了，我知道这有点那个，有点不吉利什么的，你当模特的，给假肢当模特，传出去可能不太好听。黄琳听她说完，突然笑了，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露出一排整齐的牙。她说，高珊，你瞎想什么呢？什么吉利不吉利？你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你让我来我就来，别说当模特了，你让我把脚砍下来给你我都愿意。
高珊愣住了，看着黄琳，看了好几秒，然后眼眶一下子热了。她没让眼泪流下来，使劲憋着，憋得眼眶发酸。黄琳伸出手，握住她的手，说，什么时候开始？现在就行。走，带我去看看你们那个什么扫描的机器。
那天下午，黄琳在公司待了四个多小时。技术部的人用那种高精度的三维扫描仪，把她的两只脚从各个角度扫了一遍，脚趾、脚背、足弓、脚跟，每一个细节都扫得清清楚楚的。黄琳坐在椅子上，把脚伸出去，让那些机器转来转去地扫，一边扫一边跟技术员聊天，问这个机器多少钱，那个软件难不难学，把技术员都问得有点不好意思了。扫完平底鞋的姿势，又扫高跟鞋的姿势，她穿着公司提供的样品鞋，把脚绷直了，让足弓拉出那个漂亮的弧度，扫了一遍又一遍。扫完脚，她又问，你们手部的模型要不要？我这手也能用，免费赠送。技术员看着高珊，高珊笑着点点头，说，扫吧。于是又把两只手也扫了一遍。
太阳快落下去的时候，终于全部弄完了。黄琳坐在高珊的办公室里，把高跟鞋脱了，把脚搁在茶几上，说，累死了，比你走秀还累。高珊给她倒了一杯水，坐在她旁边，看着她，说，谢谢你，黄琳。黄琳接过水杯，喝了一口，说，谢什么，你再说谢我就生气了。
高珊没说话，只是低下头，开始解自己脚上的踝足支具。她把那副银灰色的支具一层一层解开，把两只袜子脱了，把那双没有后跟的脚露出来，把脚底亮给黄琳看。那两只脚的脚跟位置是两道暗粉色的植皮疤痕，扁平的足底直接过渡到小腿，左边那道疤痕长一点，右边那道短一点，在从窗户照进来的夕阳里泛着一点暗红的光。她指着那两道疤痕，说，医生说，我这脚可能保持不了多久了。退行性病变越来越严重，脚踝和距骨疼得越来越厉害，再这样下去，可能过几年就要截肢了。到时候要装假肢，要换新脚板。
黄琳盯着那两只脚，盯了很久，没说话。然后她把自己的脚抬起来，搁在高珊的腿上，说，到那时候，你就换上我的脚。咱们买一样的鞋子，穿一样的码数，一起逛街，一起试鞋，再也不用担心买不到鞋了。
高珊低头看着那只搁在自己腿上的脚，白白的，细细的，脚趾上涂着淡粉色的指甲油，在夕阳里亮亮的。她伸出手，轻轻挠了一下那只脚的脚心，黄琳一下子就缩回去了，笑得缩成一团，说，你干嘛，痒死了！高珊又伸手去抓，把她那只脚拽回来，一边挠一边笑着说，你这臭脚，怎么一直没变啊，还是这个味，和上学时候一模一样。
黄琳一边躲一边笑，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说，你才臭呢，你全家都臭！两个人就这样闹着，笑着，像一个十五岁的女孩一样，在办公室里你挠我一下我躲你一下，笑得喘不过气来。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们身上，照在那两只脚上，照在那道暗粉色的疤痕上，照在那十个淡粉色的脚趾上，暖暖的，亮亮的。
闹够了，两个人并排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慢慢暗下来的天。黄琳靠在高珊肩膀上，说，高珊，你别怕，有我呢。高珊没说话，只是把头也靠在黄琳头上，看着窗外那些慢慢亮起来的路灯，看着那些在暮色里变得模糊的楼，看了很久很久。她知道以后的路还很长，还会更疼，还会更难，但至少这一刻，有这个人靠在她身边，有这双脚搁在她腿上，有这些笑声还在耳边，就够了。
天彻底黑了，黄琳站起来，穿上鞋，说要走了，明天还有通告。高珊送她到楼下，看着她钻进出租车，看着那辆车慢慢开远，消失在夜色里。她站在那里，拄着拐杖，站了很久，然后转过身，慢慢走回楼里，走回办公室，坐在那张沙发上，看着自己那两只没有后跟的脚，看着那两道暗粉色的疤痕，想着刚才那些笑声，想着那句“换上我的脚”，想着那个靠在她肩膀上的温度，心里暖暖的，酸酸的，满满的，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2006年秋：身体的第一声警报】二〇〇六年十月十七号，星期二，深秋的风已经凉下来了，吹在脸上干干的，带着一股落叶的味道。高珊早上八点就到了公司，拄着拐杖从那棵梧桐树下走过，一步一步地，走得很慢，但和往常一样稳。只是今天走得比平时更慢一点，因为脚踝疼，从早上睁开眼睛开始就疼，那种从骨头缝里往外钻的疼，一阵一阵的，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磨。她咬着牙，一步一步地走，走到电梯口，按了五楼，电梯门慢慢关上，慢慢往上走。她靠在电梯壁上，把身体的重心往右偏一点，让左脚少受点力，但那疼还是没减轻，还是那么钻着，磨着，提醒她有什么东西不对劲。
公司里的人和往常一样，看见她进来就点点头，喊一声高总早。她也点点头，嗯一声，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把拐杖靠在桌边，坐下来，打开电脑，开始处理那些邮件。她一边看邮件一边用左脚在地上轻轻点了点，想试试那疼到底是哪儿来的。左脚刚一用力，一股尖锐的疼就从脚踝那里窜上来，像针扎一样，疼得她倒吸一口气。她低头看着自己的左脚，看着那只被踝足支具包裹着的脚，看着那六十度内翻的足踝，心里沉了一下。
下午她请了假，去医院检查。还是那个骨科，还是那个医生，那个头发花白、戴着一副老花镜的张教授。她在这家医院看了八年了，从十五岁看到现在，从骨髓炎看到跟骨摘除，从烂着脚流着脓看到现在这副样子。张教授让她把踝足支具解下来，把袜子脱了，把脚放在检查床上。她照做了，坐在那里，看着张教授用手按她的脚踝，按那些疼的地方，按那些从几个月前就开始越来越疼的地方。张教授按得很轻，但每按一下，那种尖锐的疼就从里面钻出来，疼得她咬着牙才没出声。
张教授按完了，让她去拍片子。她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走到放射科，拍了左脚的片子，又拍了右脚的，然后回到诊室，等着。张教授把片子插在灯箱上，盯着看了很久，然后转过头，看着她，摘下老花镜，说，情况不太乐观。
她没说话，只是看着张教授，等着。
张教授指着片子上那些发白的地方，说，你看，这些是距骨，这些是踝关节。你没有跟骨了，全身的重量都压在距骨和踝关节上。走路的时候，每一步都是硬碰硬，没有缓冲，没有减震。时间长了，这些骨头就会劳损，会缺血，会慢慢坏死。这是退行性病变，是不可逆的。
她盯着那些发白的影子，盯了很久，说，能治吗？
张教授摇了摇头，说，没有特效药，没有手术能解决。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少走路，少承重，尽量延长它们的使用寿命。但不管你怎么小心，它们都会越来越糟，越来越疼。这是不可逆的。
她问，还能走多久？
张教授看着她，沉默了几秒钟，说，不好说。也许几年，也许更短。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你要有心理准备。
她点点头，没再说话。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看着那只没有后跟的脚，看着那道暗粉色的植皮疤痕，看着那个六十度内翻的足踝，看着那些蜷曲的、一动不动的脚趾。她想起八年前，第一次走进这间诊室的时候，张教授说，你以后可能永远站不起来了。她那时候想，只要能站起来，走一步是一步。后来她站起来了，走了八年，从轮椅走到拐杖，从家里走到学校，从学校走到公司，一步一步地，走了八年。现在张教授说，可能走不了多久了。她听着那句话，心里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水，没什么波澜。她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从摘掉跟骨的那天就知道，从开始疼的那天就知道。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快得她还没准备好。
她从检查床上下来，把袜子穿好，把踝足支具戴上，把那些扣子一个一个扣好，然后拄着拐杖站起来，一步一步往外走。走到门口，她停了一下，回过头，看着张教授，说，谢谢您。张教授看着她，点了点头，没说话。她推开门，走出去，走过那条长长的走廊，走过那些等着叫号的人，走到电梯口，按了一楼，电梯门慢慢关上，慢慢往下走。
出了医院，天已经黑了，路灯亮着昏黄的光，照在那些来来往往的人身上。她站在门口，看着那些人，看着他们匆匆忙忙地走过，有的低着头看手机，有的牵着孩子，有的拎着刚买的菜，有的说说笑笑的。她看着他们，看了很久，然后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走到路边，打了辆车，回公司。
回到公司的时候已经八点多了，办公室里的灯还亮着，老李和小王还在加班，看见她进来，都抬起头看她。老李说，高总，你怎么回来了？不是去医院了吗？她说，看完了，回来把明天那个方案赶出来。老李和小王对视了一眼，没再问，低下头继续干活。
她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把包放下，把拐杖靠在桌边，坐下来，打开电脑，开始看那份方案。那些数字在眼前晃，那些图表一排一排的，她一个一个地看，一个一个地改，改得很慢，很仔细，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脚还在疼，那种从骨头缝里往外钻的疼，一阵一阵的，但她没管它，就那么让它疼着，继续看那些数字，改那些方案。
十一点多的时候，老李和小王走了，办公室只剩下她一个人。她坐在那里，把最后几个数据改完，保存了文件，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窗外的夜黑漆漆的，那些写字楼里的灯大部分都灭了，只有几扇窗户还亮着，在夜色里一闪一闪的。她看着那些亮着的窗户，不知道里面是谁，在干什么，是不是也和她一样，加班到深夜，一个人坐在这间办公室里，想着自己的事。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那两只脚搁在轮椅的脚踏板上，戴着那副银灰色的踝足支具，在电脑屏幕的光里泛着一点冷冷的光。支具的前端露出十个脚趾，脚趾上涂着红色的指甲油，是上周末刚涂的，红得发亮。那两只脚再也没有后跟了，只有那两道暗粉色的植皮疤痕，从脚跟一直延伸到脚底。她看着那些红色的脚趾，看了很久，然后想起张教授说的话，那句“也许几年，也许更短”。几年是多长？两年？三年？五年？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还有好多事没做完，好多图纸没画，好多方案没改，好多产品没做出来。她得赶在走不动之前，把这些都做完。
她把电脑关了，站起来，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往外走。走到门口，关了灯，锁了门，然后沿着那条走廊往外走。走廊很长，空荡荡的，只有她的脚步声，一下一下的，在空空的走廊里传得很远很远。她走到电梯口，按了一楼，电梯门慢慢打开，她走进去，靠在电梯壁上，让那疼着的脚歇一会儿。电梯慢慢往下走，数字一个一个地跳，五，四，三，二，一。门开了，她走出去，走到那棵梧桐树下，站了一会儿，看着那些在路灯里晃动的叶子，看了很久。
然后她继续往前走，一步一步地，走得很慢，很稳，走向那个等着的出租车，走向那个租来的小房子，走向那个不知道还有几年的明天。她知道以后会更疼，会更难，会走不动。但她也知道，她会继续走，继续改方案，继续画图纸，继续做那些没做完的事，一直走到走不动的那一天。
第二幕：崩塌（2007年夏—2008年春）
【2007年秋：压疮与复发】二〇〇七年九月十一号，星期二，秋天已经到了，但夏天的热气还没散尽，中午的时候太阳还是晒得人冒汗。高珊早上八点到公司，从那棵梧桐树下走过，一步一步地，走得很慢。这半年来她走得更慢了，不是因为不想走快，是因为脚疼，两只脚都疼，从脚跟到脚踝到距骨，每一块骨头都在疼，每一步都像踩在针尖上。但她还是每天第一个到公司，还是拄着拐杖走过那条路，还是坐在那间办公室里，画图纸，改方案，开会，见客户，和以前一样。
那天下午她开完会，回到办公室，把拐杖靠在桌边，坐下来，想把脚抬起来歇一会儿。左脚刚一动，脚底传来一阵刺痛，不是平时那种从骨头里往外钻的疼，是一种尖锐的、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的疼。她愣了一下，把左脚抬起来，搁在右腿膝盖上，把踝足支具解开，把袜子脱了，翻过来看脚底。
脚底有一小块红红的，在足弓偏后的位置，黄豆那么大，皮肤有点发亮，像是磨破了皮。她用指尖轻轻按了一下，有点疼，但还能忍。她想可能是走路磨的，过两天就好了。她把袜子穿回去，把支具戴上，继续看那些没看完的文件。
九月底的时候，那块红的地方变成了一小块溃烂。不是那种流脓的烂，是皮肤破了一个小口子，周围发白，里面红红的，看着有点吓人。她还是没在意，去药店买了几个创可贴，贴上，继续上班。创可贴贴上就看不出来了，走路的时候也没那么疼，她以为过几天就会好。
十月中旬，溃烂的地方扩大到硬币大小了。
那天晚上她在公司加班，十一点多的时候，脚底突然疼得厉害，那种火烧火燎的疼，疼得她额头冒汗。她把脚抬起来，解开支具，脱了袜子，看见那块溃烂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了。硬币大小的面积，表面是黄黄的脓，边缘是暗红色的烂肉，那股味道一揭开袜子就飘出来了，腥腥的，臭臭的，和当年骨髓炎发作的时候一模一样。她盯着那块溃烂，盯了很久，心里沉了一下。她知道这是什么，知道这是压疮，是长期受力不均造成的，是这只没有后跟的脚这些年承重过多、走得太多的结果。她知道压疮会感染，会恶化，会像当年那样烂得一发不可收拾。但她看着那块溃烂，看着那些脓，闻着那股味道，心里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她想，该来的总是会来的。
第二天她去了医院。还是那个张教授，还是那间诊室，还是那张检查床。张教授看了看她的脚，用棉签按了按那块溃烂，按得她直抽冷气。张教授看完，摘下老花镜，看着她，说，这是压疮合并感染，需要住院，马上。
她说，不行，公司在攻关一个项目，我必须盯着。
张教授看着她，看了好几秒，说，你不要命了？
她笑了笑，那笑很淡，淡得几乎看不出来，只是嘴角动了动。她说，这条命本来就是捡来的。
张教授没说话，只是摇了摇头，叹了口气。他给她开了药，有外涂的，有口服的，让她每天换药，每天观察，如果恶化就马上住院。她点点头，拿着那些药，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走出诊室，走过那条长长的走廊，走到医院门口，打了辆车，回公司。
回到公司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多，老李在她办公室门口等着，看见她回来，说，高总，你去哪儿了？客户打电话找你好几次。她说，去了趟医院，没事。老李看着她，想说什么，但没说出口。她走进办公室，把药放在桌上，坐下来，开始回客户的电话。
那天晚上她又加班到十一点。脚底那块溃烂一直疼着，火烧火燎的，她咬着牙，忍着，继续看那些图纸，改那些数据。十一点多的时候，她把最后几个数据改完，保存了文件，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那两只脚搁在轮椅的脚踏板上，左脚的纱布已经湿透了，黄黄的脓液从里面渗出来，把最外面几层染成了暗黄色，那股腥臭味又飘过来了，和以前一模一样。她知道这是压疮，是感染，是又一次的溃烂。她知道这次可能比上次更麻烦，更难好，甚至可能保不住这只脚。但她看着那块溃烂，看着那些脓，闻着那股味道，心里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她想起张教授说的那句话，你不要命了？她想起自己说的那句话，这条命本来就是捡来的。是啊，这条命本来就是捡来的，从十五岁那年从楼梯上摔下来，就是捡来的。后来的这些年，每一次烂脚，每一次手术，每一次疼得睡不着觉，都是捡来的。她已经多活了十二年，多走了那么多路，多做了那么多事，多认识了那么多人。够了，够本了。
她把脚放下来，把轮椅推到窗边，看着窗外那片黑漆漆的夜。远处有几盏灯还亮着，不知道是谁的办公室，谁的家。她看着那些灯，看了很久，然后推着轮椅回到办公桌边，把那些药收好，把那些文件整理好，拄着拐杖站起来，一步一步往外走。
走到门口，她回过头，看了一眼那间办公室，看了一眼那张办公桌，看了一眼那盏还亮着的台灯。她知道明天还会来，后天还会来，每天都会来，只要还能走，只要还没倒下。她不知道这只脚还能撑多久，不知道那块溃烂会变成什么样，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但她知道，只要还能动，就会一直在这里，画那些图纸，改那些方案，做那些没做完的事。
门在她身后关上，砰的一声，很轻。她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走过那条空荡荡的走廊，走到电梯口，按了一楼，电梯门慢慢打开，她走进去，靠在电梯壁上，让那疼着的脚歇一会儿。电梯慢慢往下走，数字一个一个地跳，她看着那些数字，心里什么也没想，就那么看着，等着，然后走出去，走进那片黑漆漆的夜色里。
【骨髓炎复发】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七号，星期一，冬天的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冷飕飕的，把桌上那些文件吹得一掀一掀的。高珊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份刚送来的X光片报告，她盯着那几行字，盯了很久很久，久到窗外的天慢慢暗下来，久到办公室里的灯自动亮起来。报告上写着几个字，左足距骨坏死灶，考虑骨髓炎复发。那几个字她看了好几遍，每个字都认识，连在一起的意思也懂，但她就是盯着看，好像多看几遍那些字就会变一样。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左脚。那只脚搁在轮椅的脚踏板上，戴着那副银灰色的踝足支具，支具前端露出五个脚趾，脚趾上涂着红色的指甲油，是上周末刚涂的，红得发亮。但从支具的缝隙里能看见，脚踝那里肿得厉害，肿得发亮，红中透着紫，比一个月前又肿了一圈。压疮那块地方虽然好了，但新问题又来了，那些潜伏在骨头里的细菌，那些她以为已经清干净的东西，又冒出来了。
下午她去了医院。还是那个张教授，还是那间诊室，还是那张检查床。张教授把X光片插在灯箱上，指着那些发白的地方说，你看，这里，这里，还有这里，都出现坏死灶了。这是老病灶复发，加上新压迫导致的缺血坏死。建议手术清理。
她看着那些发白的地方，说，怎么清理？
张教授说，把坏死的骨质刮掉，把感染灶清干净。手术不大，但得住院，得打抗生素，得卧床一段时间。
她问，清完了就好了吗？
张教授沉默了几秒钟，说，不好说。你的情况比较复杂，反复感染这么多年，骨头本身质量就不好，再加上承重过多，这次清完了，下次可能还会复发。你要有心理准备。
她点点头，说，好，我签。
张教授看着她，说，你考虑清楚，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如果再复发，可能就不是清理的问题了。
她知道张教授的意思。如果再复发，可能就要截掉更多，可能整只脚都保不住。她点点头，说，我知道。
手术安排在三天后。那天早上，她躺在病床上，等着护士来推她去手术室。窗外的天灰蒙蒙的，没什么阳光，风刮得窗户微微震动，能听见呜呜的声音。她躺在那里，看着天花板，心里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水。这已经是第几次进手术室了？她数了数，左跟骨摘除一次，右跟骨摘除一次，腰部神经松解一次，加上这次，第四次了。十二年了，她在这家医院进进出出，和这些医生护士都混熟了，像回娘家一样。
她拿起手机，拨了黄琳的号码。电话响了几声，那边接起来，黄琳的声音有点哑，喂，高珊？她听着那个声音，说，是我。我明天手术，小手术，别担心。黄琳在那头愣了一下，说，又手术？你怎么不早说？她说，说了你也来不了，还让你担心。黄琳说，你每次都这么说。等我忙完这阵，回去看你。
她笑了，说，好，我等你。
挂了电话，她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继续看着天花板。护士推门进来，说，该走了。她被从床上移到推车上，身上盖着那床洗得发白的薄被，头发被塞进一顶蓝色的手术帽里，脸上什么也没有，干干净净的。推车被推着往外走，轮子碾过地板，发出轻轻的声音，咯吱，咯吱，一下一下的。她被推过那条长长的走廊，推过那些等着叫号的人，推过那扇写着手术室三个字的门，推进那个亮得刺眼的房间里。
她看着头顶那盏巨大的无影灯，看着那些穿绿衣服的人走来走去，看着有人在给她打针，有人在给她戴氧气面罩，有人在她耳边说什么，声音嗡嗡的，听不清。她想着黄琳刚才说的那句话，等我忙完这阵，回去看你。她不知道这阵要忙多久，不知道黄琳什么时候能来，不知道下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但她知道，只要还能打电话，只要还能听见那个声音，就够了。
然后她闭上眼睛，什么都不想了。
【2008年春：人工骨置换】二〇〇八年三月十号，星期一，春天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暖洋洋的，照在那张病床上，照在那些白色的床单上，照在墙上挂着的那些X光片上。高珊躺在病床上，看着那些片子，看着左足距骨那里那些发黑的影子，看了很久很久。上次手术过去快三个月了，那些坏死的骨质被刮掉了，感染暂时控制住了，但脚还是疼，还是肿，还是不能走路。张教授拿着新的片子进来，把片子插在灯箱上，指着那些地方说，情况不太乐观。坏死的范围比预想的大，单纯清理不行了，得想别的办法。
她问，什么办法？
张教授说，人工距骨置换。用金属和陶瓷材料做一个假的距骨，把坏死的换掉。这个手术风险大，技术要求高，省内没做过几例。但如果成功了，你的脚就能保住，还能继续走路。
她没说话，只是盯着那些片子，盯着那些黑黑的影子。人工距骨置换，这几个字她在文献里见过，在学术会议上听过，但从没想过有一天会用到自己身上。金属和陶瓷，做成骨头的形状，装进脚里，代替那个已经坏死的距骨。听起来像科幻小说，像那些她给别人做的假肢，只是这一次，装进她身体里的不是支具，不是矫形器，是一块真的假骨头。
张教授说，你不用马上决定，回去考虑考虑。这个手术不是非做不可，你也可以选择截肢，把坏死的部分去掉，装假肢。那样更简单，风险更小，恢复更快。
她摇摇头，说，我不截肢。
张教授看着她，没说话。她知道张教授在想什么，知道截肢是最简单的选择，知道很多人都选了那条路。但她不想。她见过太多截肢的人，见过他们装上假肢之后的样子，见过他们走路的样子，见过他们脸上那种表情。她不想变成那样。她还想用自己的脚走路，哪怕疼，哪怕慢，哪怕走不了多远。她还想用自己的脚站在地上，感受地面的温度，感受那些硬硬的、软软的、凉凉的、烫烫的东西。她还想穿着自己设计的支具，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走到公司，走到车间，走到那些等着她的地方。
张教授说，那你就考虑考虑。这个手术有风险，可能感染，可能排异，可能失败。如果失败了，最后还是得截肢。
她说，我知道。
从医院出来，天已经黑了，路灯亮着昏黄的光，照在那条人来人往的路上。她拄着拐杖，站在门口，看着那些人，看着他们匆匆忙忙地走过，有的低着头看手机，有的牵着孩子，有的拎着刚买的菜，有的说说笑笑的。她看着他们，看了很久，然后打了辆车，回公司。
回到公司的时候已经八点多了，办公室里的灯还亮着，老李和小王还在加班。他们看见她进来，都抬起头看她。老李说，高总，怎么样？她说，没事，就是例行检查。老李看着她，想说什么，但没说出口。她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把包放下，把拐杖靠在桌边，坐下来，看着桌上那些图纸，那些样品，那些还没做完的方案。
她的目光落在一个样品上，那是一具智能假肢的脚板，用硅胶做的，形状和真人的脚一模一样，脚趾、脚背、足弓、脚跟，每一个细节都很逼真。那是用黄琳的脚做的模型，是去年夏天黄琳来公司扫描的那次做的。她拿起那只假脚，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那是一只很漂亮的脚，脚趾长长的，排列得整整齐齐，足弓弯弯的，脚背高高的，和真的一模一样。她把那只假脚放在自己脚边，并排着，看着它们。她的脚戴着那副银灰色的支具，脚趾蜷曲着，足踝歪着，脚跟那里是两道暗粉色的疤痕。黄琳的假脚躺在那儿，完完整整的，漂漂亮亮的，像一件艺术品。
她看着那只假脚，看了很久。她想起黄琳说的那句话，到那时候，你就换上我的脚。咱们买一样的鞋子。她想着那句话，想着黄琳笑起来的样子，想着她们一起挠脚心闹着玩的那个下午。如果手术失败了，如果最后还是得截肢，她就会装上假肢，装上这只用黄琳的脚做的假肢，穿着和黄琳一样的鞋子，走在和她一样的路上。那不是最坏的结果。
但她还是想用自己的脚。哪怕疼，哪怕慢，哪怕走不了多远。她想用自己的脚走到公司，走到车间，走到那些等着她的地方。她想用自己的脚站在黄琳面前，让她看看，自己还能站，还能走，还能和以前一样。
那天晚上她在办公室坐了很久，看着那些图纸，那些样品，那些还没做完的方案。十一点多的时候，她拿起笔，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名字写得有点歪，但那是她的名字，是她的选择。她把同意书收好，放进包里，然后站起来，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往外走。
走到门口，她回过头，看了一眼那间办公室，看了一眼那张办公桌，看了一眼那盏还亮着的台灯。她知道明天还会来，后天还会来，只要还能走，就会一直来。她不知道手术会不会成功，不知道以后还能走多久，不知道这只脚还能撑到什么时候。但她知道，她试过了，她选了最难的那条路，她想用自己的脚继续走下去。
门在她身后关上，砰的一声，很轻。她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走过那条空荡荡的走廊，走到电梯口，按了一楼，电梯门慢慢打开，她走进去，靠在电梯壁上，让那疼着的脚歇一会儿。电梯慢慢往下走，数字一个一个地跳，她看着那些数字，心里什么也没想，就那么看着，等着，然后走出去，走进那片黑漆漆的夜色里。
手术安排在三月十七号。那天早上，她躺在病床上，等着护士来推她去手术室。窗外的阳光很好，照在那棵光秃秃的梧桐树上，照在那些刚冒出嫩芽的枝丫上。她看着那些枝丫，看着那些小小的、绿绿的芽，想着等手术完了，等康复好了，等能走路了，这些叶子应该已经长得很茂盛了。她想着到时候，自己能不能走在这棵树下，能不能看见那些叶子在风里摇来摇去。
护士推门进来，说，该走了。她被从床上移到推车上，身上盖着那床洗得发白的薄被，头发被塞进一顶蓝色的手术帽里，脸上什么也没有，干干净净的。推车被推着往外走，轮子碾过地板，发出轻轻的声音，咯吱，咯吱，一下一下的。她被推过那条长长的走廊，推过那些等着叫号的人，推过那扇写着手术室三个字的门，推进那个亮得刺眼的房间里。
她看着头顶那盏巨大的无影灯，看着那些穿绿衣服的人走来走去，看着有人在给她打针，有人在给她戴氧气面罩，有人在她耳边说什么，声音嗡嗡的，听不清。她想起那只用黄琳的脚做的假肢，想起黄琳说的那句话，到那时候，你就换上我的脚。她想着，如果这次失败了，她就真的要换上那只脚了。但至少，她试过了。
然后她闭上眼睛，什么都不想了。
【手术失败】二〇〇八年三月十七号，上午八点，高珊被推进了手术室。那是她人生中第五次躺在那张窄窄的推车上，被那些穿绿衣服的人围着，被那盏巨大的无影灯照着。她看着头顶那些灯，看着它们在眼前慢慢变得模糊，然后什么都不知道了。
手术做了六个多小时。等她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窗外的天黑着，病房里亮着昏黄的灯，她躺在病床上，左脚被白色的石膏靴包裹着，吊在半空中，脚趾露在外面，十个脚趾涂着红色的指甲油，在灯光下泛着一点暗红的光。她动了动，想看看自己的脚，但动不了，身上像压了什么东西似的。母亲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眼睛红红的，看见她醒过来，赶紧凑过来问，醒了？疼不疼？她摇了摇头，说不疼。其实疼，麻醉过了之后那种疼才叫疼，但她不想说。
母亲说，手术很顺利，医生说人工关节装进去了，就看恢复得怎么样。她点点头，没说话。她看着那只被吊起来的左脚，看着那些露在外面的红色脚趾，心里想着，以后这只脚里就有一块金属了，一块陶瓷了，一块假的骨头，替那个已经坏死的距骨工作。她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感觉，不知道走路的时候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声音，不知道那些金属和陶瓷会不会疼。她只知道，她还想走路，还想用自己的脚站起来。
术后第一天，还好。术后第二天，还好。术后第三天，开始发烧了。
那天下午，护士来量体温，三十八度五。过了一会儿，又量，三十九度。高珊躺在病床上，觉得浑身发烫，像被扔进了一个火炉里，头昏昏沉沉的，眼皮沉得抬不起来。母亲急得团团转，一会儿叫护士，一会儿叫医生，一会儿拿毛巾给她敷额头。张教授来了，看了看她的脚，看了看那些监测的仪器，脸色沉下来，说，可能是排异反应。马上做检查。
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张教授拿着那些报告，站在她床边，说，是排异反应。身体不接受那个人工关节，开始攻击它。现在感染了，必须马上把人工关节取出来，否则感染扩散，性命不保。
她躺在床上，听着那些话，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她早就知道有这个可能，知道这个手术风险大，知道可能失败。但当失败真的来的时候，她还是有点接受不了。她想起签手术同意书那天，想起自己在办公室里看着那只用黄琳的脚做的假肢，想起自己说的那句，如果失败了，那就装上那只脚吧。现在真的失败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说，取吧。
第四次手术，急诊做的。她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那些医生护士都困得眼睛发红，但还是得做。她在推车上看着那些灯一盏一盏地从头顶滑过去，看着那扇写着手术室三个字的门在眼前打开又关上，然后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她再醒过来的时候，她不在原来的病房里了。周围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机器的嗡嗡声，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咚，咚，咚，一下一下的，很慢，很重。她睁开眼，看见的是一片白色的天花板，和那些挂在床头的仪器，那些管子，那些瓶子。她躺在那里，浑身插满了管子，鼻子里的氧气管，手背上的输液管，脚上的引流管，还有那些她不知道干什么用的管子，把她和那些机器连在一起，像一个被控制的木偶。
她动不了，说不出话，只能转动眼睛。她看见母亲坐在床边，眼睛红肿着，脸肿得变形了，头发乱糟糟的，像几天没睡过觉的样子。母亲握着她的手，握得很紧，手心里全是汗。她想说，妈，我没事。但喉咙里发不出声音，只有一点气从嗓子里漏出来，发出一点点嘶嘶的声音。母亲看见她睁开眼睛，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流得满脸都是。母亲没有哭出声，就那么流着眼泪，握着她的手，看着她。
后来她才知道，那是ICU，是重症监护室。她在里面躺了五天。那五天她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那些嗡嗡响的机器，那些来来往往的护士，那些从窗户照进来又消失的光，还有母亲那双红肿的眼睛。
五天后，她脱离了危险，转到普通病房。张教授来查房，站在她床边，看着她的左脚，沉默了很久。然后他开口了，说，左脚失去距骨了。跟骨几年前就摘了，现在距骨也没了，脚掌的骨骼和小腿胫骨之间没有关节连接，彻底没有功能了。
她听着那些话，看着自己的左脚。那只脚还裹着纱布，看不见里面的样子，但她知道，那只脚已经废了，再也不能走路了。从今往后，她只能坐轮椅，再也站不起来了。
她没有说话，只是看着那只脚，看了很久。那些红色的指甲油还在，在从窗户照进来的阳光里亮亮的，和那些白色的纱布配在一起，有一种奇怪的好看。她想，这双脚，跟了她二十八年，从十五岁开始烂，烂到现在，终于烂到头了。以后不用再疼了，不用再换药了，不用再担心什么时候会烂得更厉害了。但也再不能走路了，再不能用自己的脚站在地上了，再不能一步一步地走过那些想走的路了。
张教授走后，母亲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不说话，只是握着。她看着母亲，看着母亲那双红肿的眼睛，看着母亲那乱糟糟的头发，看着母亲那张比实际年龄老了很多的脸。她想说，妈，对不起，又让你担心了。但她说不出口，只是握着母亲的手，握得很紧。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她身上，照在她那只没有用的左脚上，照在那十个涂着红色指甲油的脚趾上。她看着那些脚趾，看着那些红色，心里慢慢地涌上来一点东西，一点说不清的、沉沉的、像石头一样压在胸口的东西。不是难过，不是绝望，是一种比那些更深的、更重的、像要把人压垮的东西。她想起这些年走过的路，那些一步一步挪过来的路，那些从轮椅到拐杖、从拐杖到轮椅的路。她以为自己能一直走下去，能走到更远的地方，能做出更多的东西。可现在，她走不动了，再也走不动了。
她闭上眼睛，让眼泪从眼角流下来，流进耳朵里，痒痒的。她没有出声，就那么流着眼泪，握着母亲的手，躺在那张病床上，听着那些机器的嗡嗡声，听着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声，听着远处不知道哪里传来的狗叫声。那些声音混在一起，变成一种奇怪的背景音，陪着她，在这个刚刚失去了左脚功能的下午。
第三幕：抉择（2008年6月）
【2008年6月：病倒】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三号，星期一，夏天的热气已经把整个城市都罩住了，太阳从早上就开始晒，晒得那些写字楼的玻璃窗发烫，晒得梧桐树的叶子都耷拉下来，晒得路上的行人一个个汗流浃背地走。高珊早上八点就到了公司，拄着拐杖从那棵梧桐树下走过，一步一步地，走得很慢。她已经不能拄拐杖走路了，左脚废掉之后，她只能靠轮椅，但轮椅上下楼梯不方便，所以她还是撑着拐杖走那几步从出租车到电梯的距离。每一步都疼，右脚也开始疼了，那种从骨头里往外钻的疼，和左脚当年一模一样。但她咬着牙，一步一步地走，走到电梯口，按了五楼，电梯门慢慢关上，慢慢往上走。
公司里的人和往常一样，看见她进来就点点头，喊一声高总早。她也点点头，嗯一声，推着轮椅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把拐杖靠在桌边，坐下来，打开电脑，开始处理那些邮件。脚疼得厉害，她就把右脚抬起来，搁在另一张椅子上，让那只脚少受点力。但那疼还是没减轻，还是那么钻着，磨着，一阵一阵的，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搅。她忍着，继续看那些邮件，回那些消息，改那些方案。
中午的时候老李敲门进来，叫她一起去吃饭。她说不饿，你们去吧。老李看着她，想说什么，但没说出口，只是点了点头，走了。她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把早上带来的面包拿出来，啃了几口，咽不下去，就放在一边。脚疼得更厉害了，疼得她额头冒汗，后背也湿了。她把右脚抬起来看，脚底红肿得厉害，比昨天又肿了一圈，按下去一个坑，半天弹不回来。那股味道又飘出来了，腥腥的，臭臭的，和当年一样。她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知道那些细菌又发作了，知道这次比以往都严重。但她不想去医院，不想再躺在那张病床上，不想再被那些管子插着。她还有事要做，还有图纸要画，还有方案要改，还有项目要盯着。
下午四点多的时候，她正对着电脑看一份文件，眼前突然一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她想抓住什么，但手伸出去，什么都没抓住，整个人从轮椅上滑下去，倒在地板上，发出砰的一声闷响。那声音很大，大得外面的人都听见了。小王第一个冲进来，看见她倒在地上，脸色煞白，一动不动，吓得大叫，高总，高总！然后老李也冲进来了，还有其他人，七手八脚地把她扶起来，有人打120，有人给她掐人中，有人喊着她的名字。
她什么都不知道了。等她再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医院的急诊室里了。周围很吵，有人在说话，有机器在响，有脚步声匆匆忙忙地走来走去。她睁开眼睛，看见的是白色的天花板，和那些在她头顶晃来晃去的人影。她想动，动不了，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她听见有人在说，血压多少，心率多少，体温多少，那些数字一串一串的，她听不懂。她只知道疼，浑身都疼，从脚到头，从里到外，每一块骨头都在疼，每一寸皮肤都在疼。
她被推进了病房，躺在病床上，身上又插满了管子。母亲守在床边，眼睛红肿着，看见她醒过来，眼泪就流下来了。母亲说，你吓死我了，你吓死我了。她想说什么，但说不出话，只是看着母亲，看着母亲那张哭得变形的脸，心里很难过，很难过。
第二天，张教授来了。他拿着那些检查报告，站在她床边，沉默了很久。然后他开口了，说，高女士，你的情况很严重。双足慢性骨髓炎急性发作，右脚距骨也开始坏死，软组织严重溃烂，败血症风险极高。她听着那些话，看着张教授那张严肃的脸，心里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她知道这一天会来，知道早晚会来，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这么狠。
张教授继续说，如果不截肢，感染控制不住，命都可能搭进去。
她问，截哪儿？
张教授说，双足。从踝关节以上截掉。
她没说话。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那两只脚搁在床上，被白色的纱布包裹着，露在外面的脚趾上还涂着红色的指甲油，红得发亮。那是她上周末刚涂的，涂得很仔细，涂了两遍，想着夏天穿凉鞋会好看。可现在，这两只脚就要被截掉了，再也不会走路了，再也不能穿鞋了，再也不用涂指甲油了。
她抬起头，看着窗外。窗外的阳光很好，照在那棵大树上，照在那些绿得发亮的叶子上，照在那些偶尔飞过的鸟身上。她看着那些叶子，看着它们在风里轻轻摇晃，看了很久很久。然后她转过头，看着张教授，说，让我想想。
张教授点点头，说，尽快。时间不等人。
他走了，病房里只剩下她和母亲。母亲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不说话，只是握着。她的手凉凉的，在母亲手心里慢慢暖过来。她看着母亲，看着母亲那双红肿的眼睛，看着母亲那比实际年龄老了很多的脸，心里很难过，很难过。她想说，妈，对不起。但她说不出口，只是握着母亲的手，握得很紧。
窗外的阳光慢慢西斜，照进来的角度变了，从窗户那边移到床边，移到她身上，暖暖的，软软的。她看着那些光，看着那些在光里浮动的灰尘，心里什么也没想，就那么看着，让脑子空着。她知道这次躲不过去了，知道这两只脚保不住了，知道以后的日子要彻底变了。但她不知道该怎么选，不知道该不该签字，不知道截了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天慢慢黑了，病房里的灯亮起来，白惨惨的，照得那些仪器反着光。母亲去给她买饭了，一个人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想着那些事。她想起十五岁那年，第一次走进这家医院，第一次躺在这张病床上，第一次听医生说，你以后可能永远站不起来了。那时候她不信，她站起来了，走了十三年。她想起这些年的路，那些一步一步挪过来的路，那些从轮椅到拐杖、从拐杖到轮椅的路。她以为自己能一直走下去，能走到更远的地方，能做出更多的东西。可现在，她真的走不动了，再也走不动了。
她闭上眼睛，让眼泪从眼角流下来，流进耳朵里，痒痒的。她没有出声，就那么流着眼泪，躺在那里，听着那些机器的嗡嗡声，听着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声，听着远处不知道哪里传来的狗叫声。那些声音混在一起，变成一种奇怪的背景音，陪着她，在这个刚刚知道双脚保不住的夜晚。
【冰冷的建议】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五号，星期三，住院的第三天。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白色的病床上，照在那些滴滴作响的仪器上，照在墙上挂着的那些X光片上。高珊躺在病床上，两只脚都被厚厚的纱布包裹着，搁在抬高了的床尾，一动不能动。她已经不发烧了，但人还是没力气，浑身软绵绵的，像被抽空了一样。张教授推门进来，手里拿着几张新的片子，走到她床边，把那些片子举起来，对着窗外的光看了一会儿，然后把它们插在灯箱上。
他说，高女士，我们谈谈。
她点了点头，撑着坐起来一点，靠在床头，看着那些灯箱上的黑白影子。那些影子她看了十三年了，从十五岁第一次拍片开始，就看懂了哪些是骨头，哪些是烂肉，哪些是坏死的地方。现在那些片子上，她的两只脚的骨头都变得模糊不清，有的地方发白，有的地方发黑，分不清哪儿是哪儿了。
张教授指着右脚的片子，说，你看这里。他的手指点在距骨的位置上，那片区域比其他地方都黑，像一团化不开的墨。他说，这里的骨质已经完全坏死，没有血供了，药物进不去。就算勉强保住，也是只毫无功能的脚，而且会反复感染，像定时炸弹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爆发。
她盯着那片黑黑的影子，没说话。
张教授又指着左脚的片子，说，你的左脚，跟骨没了，距骨也没了，整个脚掌的骨骼和小腿胫骨之间没有关节连接，已经彻底失去功能。留着已经毫无意义了。
她看着那只左脚的影子，那些支离破碎的骨头，那些空荡荡的地方，心里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水。她想起十三年前，第一次拍片的时候，那只脚还是完完整整的，有跟骨，有距骨，有那些小小的、好看的骨头。后来一个一个地被摘掉，一个一个地被清掉，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她走了十三年的路，从15岁走到28岁，一步一步地，用这两只越来越烂的脚，走到了今天。
张教授顿了顿，说，我建议膝下十五厘米截肢。双足都截掉，从膝盖下面十五厘米的位置。将来安装假肢，功能比你现在这两只脚要好。走路更稳，不会疼，不会反复感染。你想走路的话，装上假肢就能走。你想站着的话，站着多久都没问题。你现在的这两只脚，已经什么都做不了了。
她没说话，只是盯着那些X光片，盯着那些黑黑白白的影子，盯了很久很久。那上面是她走了十三年的脚，是从那个楼梯上摔下来之后，一步一步撑着她走到今天的脚。它们烂过，疼过，肿过，流脓过，被开过刀，被摘过骨头，被装过人工关节，最后还是要被截掉，被扔进某个垃圾桶里，和那些换下来的纱布、那些用过的药瓶、那些没用的东西一起，彻底消失。
她想起第一次站起来的那天，拄着双拐，从床边走到门口，走了十几步，累得满头是汗，但心里高兴得要命。她想起考上高中那天，坐着轮椅，从考场出来，看着等在门口的黄琳，想着自己还能继续往前走。她想起大学毕业那天，穿着学士服，拄着拐杖走上台，从校长手里接过毕业证，听着那些掌声，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到。她想起公司开业那天，坐在这间办公室的第一天，看着那些空荡荡的办公桌，想着以后要在这里做出点东西来。她想起那些一步一步走过的路，那些从轮椅到拐杖、从拐杖到轮椅的路，那些疼着、忍着、咬着牙走过来的路。
现在那些路走到头了。
她开口了，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她说，好。
张教授看着她，看了几秒钟，没说话。然后他点了点头，说，那我去安排手术时间。尽快做，越早越好。
他走了，病房里只剩下她一个人。窗外的阳光还是那么好，照在那棵大树上，照在那些绿得发亮的叶子上，照在那些偶尔飞过的鸟身上。她看着那些叶子，看着它们在风里轻轻摇晃，看了很久很久。然后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那两只脚被纱布包着，看不出原来的样子，只有十个脚趾露在外面，脚趾上还涂着红色的指甲油，红得发亮。那是她上个月刚涂的，想着夏天到了，可以穿凉鞋，可以露出漂亮的脚趾。现在这些脚趾很快就要没有了，被截掉，被扔掉，再也看不见了。
她伸出手，轻轻摸了摸那些露在外面的脚趾，摸了摸那些红色的指甲油。那些脚趾凉凉的，软软的，还能感觉到她的触摸，还能在她的手指下面轻轻动一下。她一个一个地摸过去，大脚趾，二脚趾，三脚趾，四脚趾，小脚趾，摸得很慢，很仔细，像在记住它们的样子。她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摸自己的脚趾，最后一次看见它们的样子。以后她就再也没有脚了，只有两根光秃秃的腿，装在假肢里，走那些还要走的路。
她摸完了，把手收回来，放在被子上，看着窗外。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脸上，照在她眼睛里，照得她眯起眼睛。她想起黄琳，想起她说的那句话，到那时候，你就换上我的脚。咱们买一样的鞋子。她想着那句话，想着黄琳笑起来的样子，想着她们一起挠脚心闹着玩的那个下午。以后她真的要用黄琳的脚了，那只用黄琳的脚做的假肢，穿着和黄琳一样的鞋子，走在和她一样的路上。
她闭上眼睛，让眼泪从眼角流下来，流进耳朵里，痒痒的。她没有出声，就那么流着眼泪，躺在那里，听着那些机器的嗡嗡声，听着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声，听着远处不知道哪里传来的狗叫声。那些声音混在一起，变成一种奇怪的背景音，陪着她，在这个刚刚决定截掉双脚的下午。
过了很久，她睁开眼睛，拿起床头柜上的手机，拨了黄琳的号码。电话响了几声，那边接起来，黄琳的声音有点哑，喂，高珊？她说，黄琳，我要截肢了。双足都截掉。黄琳在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我明天就回去。她说，好。
挂了电话，她把手机放回去，继续看着窗外。阳光慢慢西斜，照进来的角度变了，从窗户那边移到床边，移到她身上，暖暖的，软软的。她看着那些光，看着那些在光里浮动的灰尘，心里什么也没想，就那么看着，让脑子空着。她知道明天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但她不怕了。这条路走到头了，还有新的路要走。用新的脚走，用新的方式走，走那些还要走的路。
【签字】二〇〇八年七月一号，星期二，夏天的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白色的病床上，照在那些滴滴作响的仪器上，照在墙上那个圆形的挂钟上。挂钟的指针指着上午九点二十三分，秒针一下一下地跳着，跳得很慢，慢得让人心慌。高珊躺在病床上，两只脚还搁在抬高了的床尾，被厚厚的纱布包裹着，露在外面的脚趾上还涂着红色的指甲油，红得发亮。她已经不发烧了，人也精神了一点，能吃一点东西，能坐起来靠在床头，能看着窗外那些来来往往的人发呆。
护士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张纸，白色的，上面印着密密麻麻的字。护士走到她床边，把那张纸递给她，说，高女士，手术通知单，您看一下，没问题就签字。她接过来，拿在手里，低头看着那些字。那些字她认得，什么手术风险，什么可能出现的并发症，什么术后注意事项，写得清清楚楚的。她一行一行地看，看到那些“可能”“不排除”“有一定几率”的时候，她的眼睛停了一下，然后又继续往下看。
护士站在旁边，手里拿着一支笔，等着她签。护士看了看她，又看了看门口，说，您一个人签？家属呢？
她抬起头，看着护士，说，我妈在门外，不想让她看见。
护士愣了一下，点了点头，没再说话。
她低下头，继续看那张通知单。最后一行，是签字的地方，一道横线，横线下面写着“患者签名”几个字。她盯着那道横线，盯了很久很久。那道横线很细，很直，印在纸上，等着她把名字写上去。她想起十三年前，第一次签手术通知单的时候，手抖得握不住笔，是母亲握着她的手，一笔一划地写上去的。那时候她才十五岁，什么都不懂，只知道害怕，只知道哭。现在她不害怕了，也不会哭了。她只是看着那道横线，想着这十三年的路，想着那些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日子。
她接过护士手里的笔。那支笔是圆珠笔，蓝色的，笔杆上印着医院的标志，和当年那支一模一样。她把笔握在手里，握得很紧，指节都有点发白了。她把笔尖落在纸上，落在那道横线的开头，然后一笔一划地写自己的名字。
高。一横，一竖，一个口，再一竖，最后那个小小的勾。她写得很慢，很稳，每一笔都落在该落的地方，像在签一份普通的文件，像那些她签过的采购合同、合作协议、专利申请书一样。
珊。王字旁，那一点，那一撇，再一个册字。她写得很慢，一笔一划地，像是在刻什么东西，不是在写。
名字写完了，她把笔放下，把那张通知单拿起来，看了看自己签的那个名字，看了几秒钟。那两个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安安静静的，躺在那道横线后面，证明她同意了，同意把自己的两只脚从膝盖下面十五厘米的地方截掉。
她把通知单递回去，递给护士。护士接过去，看了一眼，说，好，明天早上八点手术，今天晚上十点以后不能吃东西不能喝水。她点了点头，说，知道了。
护士走了，病房里只剩下她一个人。她坐在床上，看着窗外，看着那些阳光照进来的地方，看着那些在光里浮动的灰尘，看着那棵大树的叶子在风里轻轻摇晃。她的眼里没有一丝波澜，平静得像一潭死水，看不出是难过还是绝望还是什么别的。她只是看着，看着，什么也没想，就那么看着。
过了很久，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那两只脚还被纱布包着，露在外面的脚趾上还涂着红色的指甲油，红得发亮。她看着那些红色的脚趾，一个一个地看过去，大脚趾，二脚趾，三脚趾，四脚趾，小脚趾，看得仔仔细细的，像是在记它们的样子。她知道这是最后一次看见它们了，最后一次看见自己的脚趾，最后一次看见那些红色的指甲油。明天之后，这些就都没有了，都会被截掉，被扔进某个垃圾桶里，和那些换下来的纱布、那些用过的药瓶一起，彻底消失。
她伸出手，轻轻摸了摸那些露在外面的脚趾，摸了摸那些红色的指甲油。那些脚趾凉凉的，软软的，在她的手指下面轻轻动了动，像是也在跟她告别。她一个一个地摸过去，摸得很慢，很轻，摸完了，把手收回来，放在被子上，继续看着窗外。
门口有轻轻的脚步声，是母亲，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不敢进来。她知道母亲在外面等着，等着她签完字，等着她叫自己进去。但她不想叫，不想让母亲看见自己现在这个样子，不想让母亲看见自己在签那张切掉自己脚的通知单。她宁愿母亲在外面等着，宁愿自己一个人面对这些。
窗外的阳光慢慢移动，从床上移到墙上，从墙上移到地上，一点一点地，像时间在慢慢流走。她看着那些光，看着它们在墙上慢慢爬，心里什么也没想，就那么看着，等着。明天早上八点，她就要被推进手术室了，就要失去自己的两只脚了。以后的日子会是什么样子，她不知道。但她知道，她会走下去，用新的脚，走新的路，走那些还要走的路。
【手术】二〇〇八年七月一号，下午一点四十五分，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白色的病床上，照在那些收拾好的行李上，照在墙上那个圆形的挂钟上。高珊坐在床边，两条腿垂着，那两只裹着纱布的脚悬在空中，脚趾上红色的指甲油在阳光里亮亮的。她已经换好了手术服，那种宽大的、蓝白条纹的病号服，松松垮垮地罩在她身上。头发被塞进一顶蓝色的帽子里，脸上什么也没有，干干净净的。母亲坐在旁边，握着她的手，握得很紧，手心湿湿的，全是汗。母亲不说话，只是握着，眼睛红红的，一直看着她。
黄琳也在。她是昨天连夜飞回来的，赶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了。她坐在床的另一边，也握着高珊的手，也不说话，只是握着。两个人都握着，把她的手夹在中间，暖暖的，紧紧的。高珊看着她们，看看左边，看看右边，嘴角动了动，想笑一下，但没笑出来。她只是握着她们的手，握得很紧，像要把这一刻记住一样。
护士推门进来，说，该走了。
她被从床上移到推车上，那辆窄窄的、银白色的推车，上面铺着一层薄薄的床单。她躺下来，身上盖着那床洗得发白的薄被，两只脚露在外面，裹着纱布，脚趾上红色的指甲油在手术室的灯光下闪着一点光。母亲跟在推车旁边，一直握着她的手，不肯松开。黄琳也跟在旁边，站在推车的另一侧，低着头看她，眼睛红红的，但没哭。
推车被推着往外走，轮子碾过地板，发出轻轻的声音，咯吱，咯吱，一下一下的。她被推过那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两边是一扇扇关着的门，门上写着各种科室的名字。她被推过那些等着叫号的人，那些人抬起头看她一眼，然后又低下头，继续等自己的号。她被推过那扇写着手术室三个字的门，那扇门在她眼前慢慢打开，露出里面那个亮得刺眼的世界。
母亲的手松开了。黄琳的手也松开了。门在她身后关上，砰的一声，很轻。
手术室里的灯很亮，亮得她眼睛都睁不开。她被推进去，推过那些穿着绿衣服的人，推过那些滴滴作响的仪器，推过那些摆着各种器械的台子。有人在给她打针，有人在给她戴氧气面罩，有人在她耳边说什么，声音嗡嗡的，听不清。她看着头顶那盏巨大的无影灯，看着那些灯在眼前晃来晃去，晃得她有点晕。
有人拿起她的左手，在手背上摸了摸，找血管。然后一阵凉凉的液体从那个地方流进去，顺着血管往上走，走到胳膊里，走到肩膀里，走到全身。她知道那是麻药，是让她睡过去的东西。她等着那些液体起作用，等着自己慢慢失去意识，等着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刻。
就在这时候，她想起了一件事。
十五岁那年，第一次走进舞蹈室。那间舞蹈室在学校最东边的那排平房里，最大的一间，整面墙都是镜子，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把整个屋子照得亮堂堂的。她推开门走进去，赤着脚，踩在木地板上。那木地板是浅黄色的，擦得很干净，能照出人影来。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身上，照在她脸上，照在她那双赤着的脚上。她的脚趾在阳光里微微蜷缩，蜷一下，伸开，再蜷一下，再伸开，像在试探那个陌生的、光滑的、凉凉的地板。她站在那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看着自己那张年轻的、好看的、对未来充满希望的脸，看着自己那双腿，那双脚，那些脚趾。她想，以后要在这里跳舞，要在这里旋转，要在这里一步一步地跳到自己想去的地方。
阳光照在她的脚趾上，那些脚趾白白嫩嫩的，排列得整整齐齐，指甲上什么也没涂，干干净净的。她动了动大脚趾，那脚趾就蜷起来，再伸开，再蜷，再伸，灵活得很。她又动了动其他几个，也都那么灵活，那么听话，想怎么动就怎么动。她看着那些脚趾，看着它们在阳光里动来动去，心里高兴得很，觉得以后有无数种可能，无数条路可以走。
然后是一片黑暗。
那些阳光不见了，那些脚趾不见了，那个舞蹈室不见了。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片黑，无边无际的黑，沉沉的，软软的，像被扔进了一个很深很深的地方，一直往下坠，一直往下坠，不知道要坠到哪里去。
她什么都不知道了。
第四幕：擦肩（2008年7月15日—16日）
【术后康复】二〇〇八年七月三号，星期四，下午两点多，高珊从昏迷中醒过来。窗外的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在地上投下一道细细的光线，那光线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静静的，像在等着什么。她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看着那些白色的、光滑的、什么也没有的天花板，看了好几秒钟，才慢慢想起自己在哪儿，发生了什么。
她动了动，想坐起来，但动不了，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她低下头，看自己的身体。
被子盖在她身上，白色的，薄薄的，从胸口一直盖到床尾。但床尾那里，被子塌下去一块，空空的，什么也没有。她盯着那个空空的被窝，盯了很久很久。那里本来应该是她的脚，两只脚，二十八年的脚，从十五岁就开始疼、就开始烂、就开始一步一步撑着走路的脚。现在没有了，被窝空空的，塌下去一块，像什么重要的东西被抽走了。
她慢慢抬起手，掀开被子，看被子下面的自己。
两条腿还在，从膝盖往上还是原来的样子，白白的，瘦瘦的。但从膝盖往下，就没有了。膝盖下面缠满了白色的绷带，缠得厚厚的，一圈一圈的，从膝盖一直缠到末端，末端那里是圆圆的，光光的，什么都没有了。她盯着那两个圆圆的末端，盯着那些白色的绷带，盯了很久很久。她知道那下面是伤口，是截掉的地方，是永远也不会再有脚趾、有足弓、有脚踝的地方。
她没有哭。一滴眼泪都没有。她只是盯着那个位置，盯着那些绷带，盯着那两个圆圆的末端，脑子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她想，这就是截肢了。这就是没有脚的样子了。以后走路要靠假肢了，要靠那些用黄琳的脚做的假肢了。她想着这些，心里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没有波澜，没有声音，什么都没有。
母亲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眼泪一直流，流得满脸都是。母亲没有哭出声，就那么流着眼泪，看着她，看着她的脸，看着她的眼睛，看着那两条被绷带缠满的腿。母亲的手握得很紧，手心湿湿的，全是汗。母亲的手在发抖，一下一下的，像怕什么似的。
高珊转过头，看着母亲。母亲那双红肿的眼睛，那张被眼泪打湿的脸，那乱糟糟的头发，那比实际年龄老了很多的样子。她看着母亲，心里涌上来一种说不清的感觉，酸酸的，沉沉的，像什么东西堵在那里。她反握住母亲的手，握得很紧。她说，妈，没事。我早有准备。
母亲没有说话，只是哭，只是握着她的手，只是看着她。眼泪从母亲脸上流下来，滴在床单上，一滴一滴的，很快就湿了一小片。高珊看着那些眼泪，看着它们滴下来，渗进白色的床单里，变成深色的印子，一个一个的，像什么记号似的。她伸出手，轻轻擦掉母亲脸上的眼泪，擦了一下，又一下，擦不完，就一直流。
妈，她说，别哭了。我真没事。
母亲点了点头，但眼泪还是流，止不住地流。母亲用手背擦了擦眼睛，擦完又流，擦完又流，怎么也擦不完。高珊就那么看着母亲，看着母亲哭，心里很难过，很难过。她知道母亲这十三年来是怎么过的，知道母亲每一天都在担心，都在害怕，都在等着这一天。现在这一天终于来了，母亲不用再等了，不用再担心了，不用再害怕了。但母亲还是哭，还是难过，还是心疼。
窗外的阳光慢慢移动，从地上移到墙上，从墙上移到窗边，一点一点地，像时间在慢慢流走。高珊躺在床上，看着那些光，看着那些在光里浮动的灰尘，看着母亲哭肿的脸，心里什么也没想，就那么看着，等着。她知道以后的路还很长，还要学走路，还要装假肢，还要重新开始。但她不怕了。这条路走到头了，还有新的路要走。用新的脚走，用新的方式走，走那些还要走的路。
下午四点多的时候，黄琳来了。她推开门，站在门口，看着躺在床上的高珊，看着那两条被绷带缠满的腿，看着那个空空的被窝。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了好几秒钟，然后走进来，走到床边，坐下来，伸出手，握住高珊的手。她的手也是湿湿的，也是汗，也有一点抖。
黄琳没有说话，只是握着她的手，看着她。高珊也看着她，看着她那张疲惫的脸，那双红肿的眼睛，那些没睡好觉留下的黑眼圈。她知道黄琳这几天也没睡好，知道她从那么远的地方飞回来，知道她一直守在手术室外面等着。她想说什么，但张了张嘴，没说出来。只是握着黄琳的手，握得很紧。
过了很久，黄琳开口了，声音沙沙的，她说，你还好吗？
高珊点了点头，说，还好。
黄琳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低下头，看着那两条腿，看着那些白色的绷带，看着那两个圆圆的末端。她伸出手，轻轻摸了摸那些绷带，摸得很轻，轻得像怕碰坏了什么。她摸完了，抬起头，看着高珊，说，以后你就用我的脚了。咱们买一样的鞋子。
高珊看着她，看着她那张认真的脸，看着她那双亮亮的眼睛，心里涌上来一种暖暖的、酸酸的、说不清的感觉。她点了点头，说，好。
两个人都没再说话，就那么坐着，握着彼此的手，看着窗外慢慢暗下来的天。阳光一点一点地退下去，退到窗户外面，退到地平线下面，天慢慢黑了，路灯亮起来，昏黄昏黄的，照在那条人来人往的路上。病房里的灯也亮了，白惨惨的，照在她们身上，照在那两条被绷带缠满的腿上，照在那两个空空的、再也没有脚的地方。
母亲去给她们买饭了，病房里只剩下她们两个人。黄琳还是握着她的手，还是坐在床边，还是看着她。黄琳说，以后我陪你，一步一步地走。高珊点了点头，没说话。她知道以后的路还很长，还要走很久，还要吃很多苦。但她知道，有人会陪她，有人会握着她的手，有人会说，以后就用我的脚了。那就够了。
【7月15日：出院前一天】二〇〇八年七月十五号，星期二，深夜十一点四十分。东莞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部八楼的病房里，灯已经关了，只有走廊里的光从门上的玻璃透进来，在地上投下一块模糊的光斑。高珊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她已经躺了三个多小时了，从八点多护士查完房就开始躺，一直躺到现在，还是睡不着。
明天就可以出院了。术后第十四天，伤口愈合良好，医生说可以回家休养了。这本该是个好消息，但她心里就是不踏实，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那种感觉很奇怪，像有什么东西压在胸口，沉沉的，闷闷的，喘不过气来。她翻了个身，侧躺着，看着窗外那片黑漆漆的夜。远处的几栋楼还亮着几盏灯，一闪一闪的，不知道是谁还在加班，谁还没睡。她看着那些灯，看了很久，心里还是乱糟糟的，安静不下来。
她想起黄琳。这几天黄琳每天都会打电话来，问她的情况，问她疼不疼，问她恢复得怎么样，问她什么时候出院。但今天一天都没打。上午她没在意，想着可能是忙。下午她也没在意，想着可能是在拍片。现在快十二点了，还是没动静。她有点不放心了。
她伸手摸到床头柜上的手机，拿起来，按了黄琳的号码。电话拨出去，听筒里传来那个机械的女声：“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她愣了一下，又拨了一遍，还是那个声音。她把手机放下来，盯着屏幕看了几秒，心里那种不安的感觉更重了。
她给黄琳发了条短信：“琳，我手术恢复得不错，明天出院。有空给我回电话。”
短信发出去，屏幕上显示“已发送”。她盯着那行字，盯了很久，等着那个“已送达”的提示，等着那个小小的勾。但等了很久，什么也没有。她把手机放在枕边，继续躺着，继续看着天花板，继续听着走廊里偶尔传来的脚步声。
窗外有风，吹得那棵大树的叶子沙沙地响，那声音在夜里显得格外清楚，一下一下的，像什么人在轻轻说话。她听着那些沙沙声，想着黄琳，想着她们从十五岁到现在走过的那些路。十三年的朋友，从初中到高中，从高中到大学，从大学到现在，从来没有断过。她们一起笑过，一起哭过，一起熬过最难的日子。她截肢那天，黄琳从那么远的地方飞回来，守在手术室外面等了五个多小时，出来的时候眼睛都肿了。她想着这些，心里暖暖的，又有点酸酸的。
但为什么电话打不通呢？黄琳的手机从来不会关机的。她是模特，是公众人物，手机二十四小时都得开着，万一有通告呢，万一有工作呢。她从来不会关机的。高珊想着这些，心里的不安越来越重，重得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她又拿起手机，拨了一遍。还是无法接通。她放下手机，看着窗外那片黑漆漆的夜，看着那些一闪一闪的灯，心里突然涌上来一种很奇怪的念头——好像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但她不知道是什么，也阻止不了。那种无力感，比当年躺在楼梯下面等救护车的时候还强烈。
她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别瞎想。黄琳可能是在飞机上，可能是在没信号的地方，可能是手机没电了。明天早上醒来，就能收到她的回电，听到她的声音，听她说“我没事，你别瞎担心”。她这样告诉自己，一遍一遍地，说到自己都快信了。
但她还是睡不着。她就那么躺着，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等着手机响。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手机一直没响。窗外的夜越来越深，那些亮着的灯一盏一盏地灭了，最后只剩下一两盏，在远处一闪一闪的，像在眨眼睛。她看着那些灯，看着它们灭掉，看着窗外慢慢透进来一点灰蒙蒙的光，那是天快亮的颜色。
她不知道，此刻的黄琳，正躺在血泊之中。
【7月15日晚：另一场灾难】二〇〇八年七月十五号，晚上九点多，东莞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部八楼的病房里，灯已经关了，只有走廊里的光从门上的玻璃透进来，在地上投下一块模糊的光斑。高珊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窗外。窗帘没有完全拉上，留了一条缝，从那条缝里能看见外面的月亮。月亮很圆，很亮，挂在那片黑漆漆的夜空中，周围没有几颗星星，只有它一个，孤零零地照着下面那些沉睡的楼，那些安静的树，那些偶尔开过的车。
她看了很久很久。明天就可以出院了，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小房子里，就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截肢之后的日子会是什么样子，她不知道，但她已经准备好了。装上假肢，重新学走路，一步一步地走，像十三年前第一次站起来那样。黄琳说会陪她，会和她一起买一样的鞋子，会和她一起走在那些熟悉的路上。她想着这些，心里暖暖的，嘴角轻轻翘了一下。
她想起黄琳，想起那张好看的脸，那双亮亮的眼睛，那些笑起来眯成一条缝的样子。她们认识十三年了，从初一那个秋天开始，到现在整整十三年。十三年来，她们一起走过那么多路，一起经历过那么多事。她烂脚的时候，黄琳帮她换药；她疼得睡不着的时候，黄琳陪她说话；她截肢的时候，黄琳从那么远的地方飞回来，守在手术室外面等。她们说好要一直在一起，做一辈子的闺蜜。
明天出院，后天就能见到她了吧。高珊想着，心里有点激动，有点迫不及待。她想告诉黄琳，自己恢复得很好，伤口不疼了，明天就能出院了。她想告诉黄琳，自己已经想好了，等假肢做好，就用那双用黄琳的脚做的假肢，穿着和黄琳一样的鞋子，走在和她一样的路上。她想告诉黄琳，谢谢她这十三年来一直陪着自己，一直没放弃过。
手机一直没响。那条发出去的短信，还是没有回音。她告诉自己，黄琳肯定是在忙，肯定是有事，明天早上醒来，就能收到她的消息了。
窗外的月亮很亮，照在那棵大树上，照在那些叶子上面，把那些叶子照得银白银白的，像披了一层霜。她看着那些叶子，看着它们在夜风里轻轻摇晃，看着那些光在叶子上跳来跳去，心里慢慢安静下来，不像刚才那样惴惴不安了。她想着，也许真的是自己瞎担心，也许黄琳只是太累了睡着了，也许明天一早电话就会响，那头传来黄琳的声音，喂，高珊，我昨天太累了，忘了给你回电话，你别生气啊。
她想着这些，嘴角又翘了一下。她翻了个身，侧躺着，看着窗外那轮月亮，看着它慢慢地移动，慢慢地往西走。时间过得很慢，慢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一下一下的。她听着那些心跳声，听着听着，眼皮开始打架，慢慢睡着了。
她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在几十公里外的银色汉庭小区，她的闺蜜正躺在血泊里。
晚上九点十七分，黄琳参加完车展晚宴，回到家中。她太累了，在玄关坐下想歇一会儿。就在这时候，一个黑影从窗帘后扑出，浸满乙醚的毛巾捂住了她的口鼻。她挣扎了几下，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晚上九点二十三分，黄琳昏迷。那个叫郑重的男人把她放在沙发上，跪在她面前，盯着她那双穿着高跟鞋的脚，看了整整七八分钟。
晚上九点四十分，他拿起斩骨刀。第一刀落下，黄琳的身体猛地一颤，但醒不过来。第二刀，第三刀，第四刀。他用的是斩骨刀，很重，很锋利。他砍了不知道多少刀，把她的双脚前掌从脚背中段斩断。鲜血喷出来，溅在沙发上，溅在地板上，溅在他的身上。
晚上十点零五分，他把那两只还穿着凉鞋前段的断足装进LV购物袋里，调整了一下位置，让它们并排放好。然后他看了看躺在血泊里的黄琳，看了看那两只失去了前掌的脚，那两只因为还有金属鞋跟连着所以还立着的脚，然后提着购物袋，消失在门口。
这一切，高珊都不知道。
她躺在病床上，睡得很沉，睡得很香。月光从窗帘的缝里照进来，照在她脸上，照在她闭着的眼睛上，把她的脸照得柔柔的，软软的。她做了一个梦，梦里黄琳来看她，穿着那件浅蓝色的连衣裙，脚上是一双白色的高跟鞋，笑着跑过来，一把抱住她，说，高珊，我来了，我们回家吧。
她在梦里笑了，笑得很开心。她不知道，就在这个晚上，她的闺蜜失去了双脚。她不知道，从今以后，她们要一起坐轮椅了。她不知道，命运给她们开了一个最残酷的玩笑——她以为自己是那个最惨的人，却不知闺蜜正走向更大的深渊。
月亮慢慢西沉，天边开始泛起灰蒙蒙的光，那是天快亮的颜色。她还在睡着，还在梦里，还在笑着。她的手机安安静静地躺在床头柜上，那条发出去的短信还在那里，没有回音。而那个应该回信的人，此刻正躺在医院的手术室里，一群医生围着她，抢救她那双永远不可能再站起来的脚。
【7月16日凌晨：黄琳入院】二〇〇八年七月十六号，凌晨一点十分，东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大灯白惨惨地亮着，照得整个大厅像白天一样。门口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夹杂着担架轮子碾过地面的声音，还有人在喊，让开，让开！几个护士推着一张担架床冲进来，床上躺着一个女人，脸色惨白，双眼紧闭，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她的下半身盖着一块白布，但那块白布已经被血浸透了，红得发黑，还在往外渗，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上，在白色的地砖上拖出一道长长的、触目惊心的痕迹。
一个年轻男人跟在担架旁边，浑身是血，衣服上、手上、脸上都是，他一边跑一边喊，医生，医生，快救救我姐！他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像是喊破了喉咙。护士们把担架床推进急诊抢救室，门在身后关上，砰的一声，把那年轻男人关在外面。他站在门口，愣了几秒钟，然后整个人滑下去，坐在地上，靠着墙，浑身发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抢救室里的灯很亮，亮得刺眼。几个医生围过来，剪开那块被血浸透的白布，露出下面的双脚。那一刻，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气。那两只脚从脚踝往下全是血，血肉模糊，根本看不出原来的样子。前脚掌完全没有了，只剩下一截一截的骨头茬子露在外面，白色的，和那些红的血混在一起。脚背上的皮肤被撕开，翻卷着，能看见里面的肌肉和血管。只有脚后跟还在，孤零零地杵在那里，和那双穿着的高跟鞋后半截连在一起。
失血性休克，血压测不出，心率一百五，马上补液，备血，通知骨科、血管外科、麻醉科，快！医生们开始忙碌起来，扎针的扎针，输液的输液，打电话的打电话。护士推来一袋一袋的血浆，挂上去，红的液体一滴一滴流进她的血管里。她躺在那里，一动不动，脸色白得像纸，嘴唇白得像蜡，只有监护仪上那些跳动的数字证明她还活着。
凌晨两点十五分，骨科医生来了，血管外科医生来了，麻醉科医生也来了。几个人凑在一起看片子，看那些血肉模糊的照片，看那些X光片上的骨头茬子。双足跖骨完全离断，创面不整齐，软组织损伤严重，污染严重。那就清创，残端修整，尽量保留长度。好，就这么定。
凌晨三点整，手术室的灯亮了。她被推进那扇写着手术室三个字的门，那扇门在她身后慢慢关上，砰的一声，很轻。她的弟弟坐在外面的椅子上，双手抱着头，一动不动。他的身上还是那些血，已经干了，变成暗红色，粘在衣服上，手上，脸上。他不知道在想什么，就那么坐着，坐了很久很久。
同一时间，在同一栋楼的另一层，八楼的病房里，高珊睡得很沉。
她不知道楼下正在发生什么。不知道那个抢救室里躺着的是她的闺蜜。不知道那些医生正围着她，商量怎么处理那双血肉模糊的脚。不知道手术室的灯已经亮了，那把刀正准备切下去。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是躺在那里，睡得很香，睡得很沉，嘴角甚至还带着一点浅浅的笑意，像是做了什么好梦。
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照进来，照在她脸上，照在她闭着的眼睛上，把她那张脸照得柔柔的，软软的。她的两条腿平放在床上，从膝盖往下缠满了白色的绷带，在月光下白得发亮。她明天就要出院了，就要开始新的生活了，就要装上假肢重新学走路了。她想着这些，梦里都是好的，都是暖的。
她不知道，就在这栋楼的另一层，那个她最亲的人，正在经历她十三年前经历过的一切。被送进医院，被推进抢救室，被切开皮肉，被锯掉骨头，被缝上伤口。那些疼，那些怕，那些绝望，那些不知道以后怎么办的茫然，黄琳正在一样一样地经历着。十三年前，她是那个躺在担架上的女孩。十三年后，她变成了等在楼上的那个人，而她的闺蜜，变成了躺在担架上的那一个。
凌晨四点，手术还在继续。凌晨五点，还在继续。凌晨六点，天开始亮了，东边的天空泛起了鱼肚白，窗外的鸟开始叫了。八楼的病房里，高珊翻了个身，慢慢睁开眼睛。她醒了。她看了看窗外，看了看那轮已经落下去的月亮，看了看那片越来越亮的天，心里想着，今天可以出院了。她拿起床头柜上的手机，看了一眼，还是没有黄琳的消息。她想，也许她太忙了，等出了院再联系吧。
她不知道，楼下的手术室里，医生刚刚缝合完最后一针。黄琳的手术做完了。她的双脚前掌没有保住，永远的失去了。她以后也要坐轮椅了，也要学走路了，也要经历那些她陪着高珊经历过的一切了。命运终于把她们拉到同一个位置——一个在十三年前失去双脚，一个在十三年后失去双脚。一个在八楼，一个在手术室。一个在醒来，一个还没醒。一个即将开始新的生活，一个即将开始同样的挣扎。
天亮了。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八楼的病房里，照在高珊的脸上。她坐起来，靠在床头，看着窗外那片越来越亮的天，等着护士来给她办出院手续。她不知道，等会儿她推着轮椅走出住院部的时候，会不会在门口遇见一辆推车，推车上躺着她的闺蜜，被从手术室推出来，送去病房。她们会不会在走廊上擦肩而过——一个坐着轮椅出去，一个躺着担架进来。
那是命运的玩笑，也是这个故事最残酷的注脚。
【7月16日上午：擦肩而过】二〇〇八年七月十六号，早上七点，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白色的病床上，照在那些收拾好的行李上，照在墙上那个圆形的挂钟上。高珊醒过来，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看了几秒钟，然后慢慢坐起来，把两条腿挪到床边，垂下去。那两条腿从膝盖往下缠满了白色的绷带，在阳光下白得发亮。她已经习惯了没有脚的感觉，习惯了低头看不见自己的脚趾，习惯了那两个圆圆的、光光的末端。她伸手摸了摸那些绷带，摸了一圈，摸到那个平整的断端，心里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水。
她从床头柜上拿起那套叠好的衣服，那是母亲昨天带来的，一件白色的短袖T恤，一条黑色的宽松裤子。她慢慢把病号服脱掉，把T恤套上，把裤子穿上。裤子的两条裤腿很长，垂下去，遮住了那两条缠满绷带的腿，遮住了那两个空荡荡的地方。她低头看了看，看不出什么异常，只是裤腿下面空空的，没有脚撑起来。她用手拍了拍那两截空裤腿，笑了笑，那笑很淡，淡得几乎看不出来。
母亲推门进来，手里拿着早餐，看见她已经穿好衣服，说，醒了？吃点东西，一会儿办出院。她点点头，接过早餐，慢慢吃。豆浆是热的，油条是脆的，和平时一样。她吃着，想着等会儿就能回家了，就能躺在自己的床上了，就能开始新的生活了。她想着这些，心里没什么波澜，只是很平静地吃完，把碗筷放下。
早上八点，护士推着轮椅进来，说，高女士，可以走了，我送您到楼下大厅。她从床上移到轮椅上，坐好，把那个装着杂物的袋子放在腿上。母亲跟在旁边，拿着那些药，那些病历，那些出院手续。护士推着轮椅往外走，轮子碾过地板，发出轻轻的声音，咯吱，咯吱，一下一下的。
走廊很长，两边是一扇扇关着的门，门上写着各种科室的名字。她坐在轮椅上，被推着往前走，看着那些门一扇一扇地从身边滑过去。有的门开着，能看见里面的病床，上面躺着人，旁边坐着家属。有的门关着，什么也看不见。她看着那些门，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护士，看着那些推着推车的护工，心里什么也没想，就那么看着，让那些画面从眼前滑过去。
轮椅推到走廊的拐角处，往左一转，就是通往大厅的那条路。她低着头，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想看看有没有黄琳的消息。手机屏幕亮起来，还是什么都没有，没有未接来电，没有短信，没有那个熟悉的头像。她盯着屏幕，看了几秒钟，心里有点空落落的，像少了什么似的。她想，也许她真的太忙了，也许等回到家就能收到她的消息了。
她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条走廊的另一头，一群人正推着一张担架床往这边走。
床上躺着一个女人，脸色惨白，嘴唇没有一点血色，眼睛闭着，一动不动。她的身上盖着白色的被子，但被子的下半部分，两条腿末端得足跟位置，平平的，空空的，没有脚掌撑起来。
那是黄琳。
手术做了五个多小时，凌晨四点多才结束。她还在昏迷中，还没醒过来。几个护士推着担架床，要把她送到ICU病房去观察。担架床的轮子碾过地板，发出轻轻的声音，咯吱，咯吱，和轮椅的声音一模一样。
两条走廊交汇的地方，轮椅和担架床，同时往那个点走。一个从东边来，一个从西边来。距离五十米，四十米，三十米，二十米，十米，五米。
高珊低着头，还在看手机。她盯着屏幕，想着要不要再打一个电话。手指在屏幕上划来划去，就是没按下去。
担架床从她身边推过去，离她不到两米。床上躺着的那个人，是她从十五岁就认识的闺蜜，是她这辈子最亲的人。那个人的脚掌刚刚被砍掉，和她一样，从今以后再也不能走路了。那个人的脸苍白得像纸，嘴唇干裂，眼窝深陷，和十三年前她从楼梯上摔下来时一模一样。
但高珊没有抬头。她低着头，盯着手机，错过了那不到两米的距离，错过了那张熟悉的脸，错过了那个躺在担架上的女人。
担架床推过去了，拐了个弯，往ICU的方向去了。轮椅继续往前推，往大厅的方向去了。两个方向，一个往东，一个往西。两个女人，一个坐着轮椅出去，一个躺着担架进来。她们在这条走廊上擦肩而过，却谁也不知道谁在那里。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走廊上，照在那些来来往往的人身上。高珊被推到大厅里，停下来，等着母亲去办剩下的手续。她坐在轮椅上，阳光照在她身上，暖暖的，软软的。她低着头，看着自己那两条空荡荡的裤腿，看着它们在风里轻轻晃动。她掏出手机，又拨了黄琳的号码。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她把手机放下来，盯着屏幕看了几秒，然后发了条短信：“琳，我出院了。你在哪儿？我有点事想跟你说。”
短信发出去，屏幕上显示“已发送”。她等着那个“已送达”的提示，等着那个小小的勾。等了很久，什么也没有。
她把手机收起来，抬起头，看着外面那片亮亮的阳光。阳光照在那些树上，照在那些来来往往的人身上，照在那条通往大门的路上。她想，也许她在忙，也许过一会儿就能收到她的消息了。她不知道，那个应该回消息的人，此刻正躺在ICU里，浑身插满了管子，昏迷不醒。
母亲办完手续走过来，推着她往外走。轮椅碾过地面，咯吱咯吱的，一点一点地远离那栋楼，远离那条走廊，远离那个刚刚擦肩而过的人。她坐在轮椅上，看着那栋楼慢慢变小，慢慢变成一个小小的影子，最后看不见了。她不知道，那栋楼里，躺着她的闺蜜，和她一样，失去了双脚，从此要开始另一种生活。
命运在这一天开了一个最残酷的玩笑。它让两个最好的朋友在同一天失去双脚，在同一家医院里擦肩而过，却不让她们知道彼此就在身边。一个从手术室出来，一个从病房出去。一个躺着，一个坐着。一个昏迷，一个清醒。一个不知道自己的朋友就在楼下，一个不知道自己的朋友就在楼上。
她们就这样错过了。
本帖最后由 devil 于 2026-3-7 01:41 编辑
第五幕：余音（2008年7月16日之后）
【电话】二〇〇八年七月十六号上午十点半，出租车停在那个熟悉的小区门口，高珊被母亲从车里扶下来，坐到轮椅上。阳光很好，照在那条走了无数次的路上，照在那棵老梧桐树上，照在那个绿色的铁皮信箱上。她看着那些熟悉的景物，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像是回来了，又像是从来没离开过。母亲推着她往里走，轮椅的轮子碾过那些地砖，咯吱咯吱的，和医院里一模一样。
回到家，母亲把她推到客厅里，把那些行李放下，说，你先歇着，我去收拾一下。她点点头，坐在那里，看着这个熟悉的空间，看着那张书桌，那盏台灯，那个窗台。一切都没变，和她走之前一样。只是她自己变了，变得没有脚了，变得要重新学走路了。
她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又拨了黄琳的号码。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她把手机放下来，盯着屏幕看了几秒。这是第几次了？从昨晚到现在，打了十几个电话了，都是这个声音。她告诉自己，也许她在忙，也许在拍片，也许手机丢了。她告诉自己，别瞎想，不会有事的。
她坐在那里，看着窗外那棵梧桐树，看着那些在风里轻轻摇晃的叶子。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身上，照在她那两条空荡荡的裤腿上。她摸了摸那两截空裤腿，摸了摸那里面缠满绷带的断端，心里突然涌上来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不是疼，不是怕，是一种说不清的惴惴不安，像有什么东西压在胸口，沉沉的，喘不过气来。
她又拿起手机，这次没打黄琳，打了她弟弟黄男的号码。电话响了几声，那边接起来了。黄男的声音传过来，嘶哑的，疲惫的，像是几天没睡过觉。他说，喂，高珊姐。
她听着那个声音，心里咯噔一下。她说，黄男，你姐呢？我打了好多电话都打不通。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那几秒钟很长，长得像过了很久很久。然后黄男开口了，声音更低了，更哑了，他说，我姐……出事了。
高珊握着手机的手猛地一紧，指节都发白了。她张了张嘴，想问什么，但喉咙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不出声音。过了好几秒，她才问，什么事？她怎么了？
黄男说，昨天夜里，有人闯进她家……她受伤了，很严重。
高珊的心跳一下子快起来，快得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她问，她在哪家医院？
黄男说，市一院。
市一院。就是她刚刚出来的那家医院。就是她早上八点多从那里出来的那家医院。就是她在走廊上被推着走过的那家医院。她愣在那里，握着手机，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她想起早上那条走廊，想起那些来来往往的人，想起那些推着的推车，想起那辆从她身边擦过去的担架床。她低着头在看手机，没抬头看那张床上躺着的是谁。她不知道，那张床上躺着的，就是她打了十几个电话都没找到的人。她不知道，她们之间的距离只有不到两米，她却错过了。
她说，我早上刚从那里出来。
黄男在电话那头没说话。她也说不出话。两个人就这样沉默着，隔着电话线，听着彼此的呼吸声，听着那些压抑的、沉重的呼吸声。窗外的阳光还是那么好，照在那棵梧桐树上，照在那些叶子上，照在那条路上。但她的心里，一片冰凉。
过了很久，她问，她伤哪儿了？
黄男说，脚。双脚前掌……被砍掉了。
高珊的脑子里轰的一声，一片空白。她握着手机，愣在那里，像被钉住了一样。脚。双脚前掌被砍掉了。她想起自己那两条空荡荡的裤腿，想起那两个缠满绷带的断端，想起那些永远也不会再有的脚趾。她的闺蜜，那个陪了她十三年的人，那个说要和她一起买鞋子的人，那个说要陪她一起走路的人，现在也失去了双脚。和她一样，从今以后再也不能走路了，要坐轮椅了，要学走路了，要经历她经历过的一切了。
她不知道该怎么反应。是该哭，该喊，该骂，还是该冲到医院去。她只是坐在那里，握着手机，一动不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些画面在她脑子里转来转去，黄琳笑着的样子，黄琳生气的样子，黄琳帮她换药的样子，黄琳守在手术室外面等她的样子，黄琳说“以后你就用我的脚”的样子。那些画面转着转着，就和那些血腥的画面混在一起，和她自己躺在血泊里的样子混在一起，和那些医生护士围着她抢救的样子混在一起。
黄男在电话那头说，高珊姐，她现在在ICU，还没醒过来。等她醒了，我让她给你打电话。
她点了点头，但想起黄男看不见，就嗯了一声。她说，我这就去医院。
挂了电话，她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看了很久。母亲从厨房里出来，问她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她说，黄琳出事了，在医院。我要去看她。母亲愣住了，问，什么事？她说，脚……和她一样。
母亲没再问，只是走过来，推着轮椅往外走。轮椅的轮子碾过地板，咯吱咯吱的，一下一下的。她被推出门，推出楼道，推上那条熟悉的路。阳光照在她身上，暖暖的，但她心里冷得发抖。她想着，如果早上她抬了一下头，如果她没在看手机，如果她看见了那张床上躺着的人，她会不会认出她？会不会叫住那辆担架床？会不会早点知道她出事了？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们擦肩而过，在那个距离不到两米的地方，错过了。
【医院重逢】二〇〇八年七月十六号下午两点，阳光最烈的时候，东莞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部的门口人来人往，有出院的，有探病的，有拎着水果篮子的，有抱着鲜花束的。一辆出租车停在门口，母亲从车上下来，把轮椅从后备箱里拿出来，打开，然后扶着高珊从车里出来，坐到轮椅上。阳光照在她身上，晒得她后背发烫，但她心里还是凉的，从知道消息那一刻起就一直凉的。
母亲推着她走进住院部大楼，经过大厅，经过那些等着挂号的人，经过那些匆匆忙忙的护士，走到电梯口。电梯门打开，她被人推进去，按了九楼——ICU病房在九楼。电梯慢慢往上走，数字一个一个地跳，她看着那些数字，心里什么也没想，就是看着，等着。
电梯门打开，九楼到了。母亲推着她走出来，沿着走廊往前走。ICU病房在走廊的尽头，门口有一排椅子，椅子上坐着几个人，有的低着头，有的靠着墙，有的在打电话。她一眼就看见了黄男。
那个六岁的小鬼，现在十九岁了。她认识他的时候，他才刚上幼儿园，人小鬼大，整天跟在她和黄琳屁股后面跑，喊姐姐姐姐，你们等等我。一转眼，十几年过去了，他长高了，长壮了，脸上褪去了少年的稚气，多了些成年人的棱角。但现在，那张脸上全是疲惫，眼睛红肿着，眼圈发黑，头发乱糟糟的，衣服皱巴巴的，坐在那里，双手抱着头，一动不动。
母亲把轮椅推到黄男面前，停下来。黄男抬起头，看见她，愣了一下，然后站起来，走过来。他的眼睛更红了，像是刚哭过，又像是好久没睡。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她看着他，看着他那张憔悴的脸，心里很难过，很难过。她说，怎么样？
黄男摇了摇头。那个动作很轻，很慢，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他说，姐姐的命还在，可是脚……只剩下脚后跟了。
她没说话。她低下头，看着自己那两条空荡荡的裤腿，看着那两截什么也没有的地方。她想起黄琳的脚，那双她从十五岁就看到现在的脚，那双在舞蹈室里旋转过、在T台上走过、被无数人拍过的脚。那双脚白白嫩嫩的，脚趾长长的，排列得整整齐齐，足弓弯弯的，脚背高高的，穿上高跟鞋特别好看。那双脚帮她换过药，帮她擦过眼泪，帮她挠过痒痒，帮她走过那么多路。现在那双脚只剩下脚后跟了，和她一样，从今以后再也不能走路了。
她沉默了很久。走廊里很安静，只有偶尔传来的脚步声，和远处不知道什么地方的机器滴滴声。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地上，照在她身上，照在那两条空荡荡的裤腿上。她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
然后她抬起头，看着黄男，说，推我进去看看她。
黄男愣了一下，看着她，说，高珊姐，ICU不让进，一次只能进一个人，还得穿防护服。
她说，我知道。你去办手续，我等着。
黄男点了点头，转身走了。她坐在那里，看着那扇紧闭的ICU大门，看着门上面那盏红色的灯，看着那些进进出出的医生护士。她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不知道黄琳躺在哪张床上，不知道她醒过来没有。她只知道，她必须进去，必须亲眼看看她，必须让她知道，自己来了。
过了很久，黄男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套蓝色的防护服。他说，可以了，只能待十分钟。她点点头，让母亲帮忙把防护服穿上。那衣服很厚，很闷，穿上之后浑身都不舒服。但她没在意，只是让母亲推着她，走进那扇门。
ICU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那些机器的嗡嗡声，能听见那些病人的呼吸声，能听见护士走来走去的脚步声。灯光白惨惨的，照在一排一排的病床上，照在那些被各种管子插着的病人身上。她被推着往前走，一张床一张床地看过去，看着那些陌生的脸，那些紧闭的眼睛，那些缠满绷带的身体。她的心跳得很快，快得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然后她看见了黄琳。
黄琳躺在靠窗的那张床上，身上盖着白色的被子，脸上戴着氧气面罩，头上缠着纱布，手上插着针管，身上连着各种线，连着那些滴滴作响的机器。她的脸苍白得像纸，嘴唇干裂，眼窝深陷，和十三年前自己躺在病床上的样子一模一样。被子盖在她身上，从胸口一直盖到脚。但她的脚那里，被子塌下去一块，和她自己一样，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了。
高珊盯着那个空空的被窝，盯了很久很久。她想起自己十四天前刚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也是这样躺着，也是这样被被子盖着，也是这样脚那里空空的。她想起黄琳守在手术室外面等她的样子，想起黄琳握着她的手说“以后你就用我的脚”的样子。现在黄琳也躺在这里了，也失去双脚了，也要经历那些她经历过的一切了。
她把轮椅推到床边，停下来。她伸出手，轻轻掀开被子的一角，看黄琳的脚。
那两只脚从脚踝往下缠满了白色的绷带，缠得厚厚的，一圈一圈的，从脚踝一直缠到末端。末端那里是圆圆的，光光的，什么都没有了。只有脚后跟还在，孤零零地在那里，和那些绷带连在一起。她知道那下面是伤口，是截掉的地方，是永远也不会再有脚趾、有足弓、有脚踝的地方。和她一样。
她把被子盖回去，握住黄琳的手。那只手凉凉的，软软的，一点力气都没有。她握着那只手，握了很久很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想说，琳，我来了。她想说，你别怕，有我呢。她想说，我们以后一起坐轮椅，一起学走路，一起买鞋子。但她什么都说不出来，只是握着那只手，握得很紧，很紧。
黄琳的眼睛闭着，一动不动，只有胸口微微起伏着，证明她还活着。那些机器滴滴地响着，那些数字跳动着，那些液体一滴一滴地流进她的血管里。她就那么躺着，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高珊来了，不知道有人在握着她的手，不知道有人在看着她。
十分钟很快就过去了。护士走过来，轻声说，时间到了。高珊点点头，松开手，把那只手放回床上，盖好被子。她最后看了黄琳一眼，看了那张苍白的脸，那个紧闭的眼睛，那个空空的被窝，然后让母亲把她推出去。
那扇门在她身后关上，砰的一声，很轻。她坐在轮椅上，穿着那身闷热的防护服，看着那扇门，看了很久很久。她想，她们终于在同一家医院了，在同一个楼层，在同一个地方。一个在门里面，一个在门外面。一个还在昏迷，一个已经醒来。她们早上擦肩而过，现在终于见面了。虽然一个醒着，一个睡着，但至少在一起了。
母亲帮她把防护服脱掉，推着她往外走。轮椅的轮子碾过地板，咯吱咯吱的，一下一下的。她回过头，又看了一眼那扇门，看了一眼那盏红色的灯，然后转回头，让母亲推着她，离开这个地方，等着下一次能再进去，等着黄琳醒过来，等着她们能说上话的那一天。
【病房里的对话】二〇〇八年七月十九号，下午两点，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白色的病床上，照在那些滴滴作响的仪器上，照在墙上那个圆形的挂钟上。黄琳从ICU转出来了，被送进普通病房。她的命保住了，医生说，再观察几天，没什么问题就可以出院了。但她的脚保不住了，那双脚的前掌被砍掉了，只剩下两个孤零零的脚后跟，缠满了白色的绷带，和那些截掉的骨头一起，永远留在了那天晚上。
高珊是下午三点多到的。母亲推着她，从家里出来，打了辆车，又回到那个她十四天前刚出来的医院。出租车停在门口，母亲把她扶下来，放到轮椅上，推着她走进住院部大楼，经过大厅，经过那些等着挂号的人，经过那些匆匆忙忙的护士，走到电梯口。电梯门打开，她被人推进去，按了六楼——骨科病房在六楼。电梯慢慢往上走，数字一个一个地跳，她看着那些数字，心里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水。
电梯门打开，六楼到了。母亲推着她走出来，沿着走廊往前走。走廊两边是一扇扇关着的门，门上写着床号。她数着，608，609，610，611。到了，611房间。门关着，门上有一块小小的玻璃，能看见里面。她把脸凑过去，往里面看。
黄琳躺在靠窗的那张床上，身上盖着白色的被子，脸上戴着氧气面罩，头上缠着纱布，手上插着针管，身上连着各种线，连着那些滴滴作响的机器。她的脸苍白得像纸，嘴唇干裂，眼窝深陷，和三天前在ICU里看见的一模一样。被子盖在她身上，从胸口一直盖到脚。但她的脚那里，被子塌下去一块，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了。
高珊推开门，让母亲把她推进去。轮椅的轮子碾过地板，发出轻轻的声音，咯吱，咯吱的。她让母亲停在床边，然后伸出手，握住黄琳的手。
那只手冰凉凉的，软软的，一点力气都没有。但还有脉搏，一下一下的，很轻，很弱，像在告诉她，我还活着，我还在。她握着那只手，握了很久很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看着黄琳那张苍白的脸，看着那双紧闭的眼睛，看着那个被氧气面罩遮住的嘴巴，心里涌上来一种说不清的感觉，酸酸的，沉沉的，像什么东西堵在那里。
她轻轻开口了，声音很轻，轻得像怕惊着什么似的。她说，琳，我来了。
黄琳没有反应，眼睛还是闭着，胸口还是微微起伏着，一下一下的。
她顿了顿，又说，我也有事告诉你。我的脚……也没了。
她说完这句话，就没再说话，只是握着那只手，一直握着。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身上，照在她那两条空荡荡的裤腿上，照在她握着黄琳的那只手上。病房里很安静，只有那些机器滴滴地响着，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声，只有远处不知道哪里传来的脚步声。她就那么坐着，握着那只手，一动不动。
过了很久很久，也许几分钟，也许半个小时，她看见黄琳的眼角，有什么东西流出来。那是一滴眼泪，很小，很慢，从眼角滑下来，滑过太阳穴，滑进耳朵里。她没有睁开眼睛，没有动，没有任何反应，但那滴眼泪就那么流下来了，顺着脸颊，一点一点地，流下去。
高珊看着那滴眼泪，看着它滑下来，消失，心里很难过，很难过。她知道黄琳听见了，知道她知道自己来了，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她只是动不了，说不出话，只能用那滴眼泪告诉她，我听见了，我知道，我懂。
她就那么坐着，握着那只手，一直坐到傍晚。
窗外的阳光慢慢西斜，从窗户照进来的角度变了，从床上移到墙上，从墙上移到地上，一点一点地，像时间在慢慢流走。夕阳的光是暖黄色的，照在病房里，照在那两张床上，照在那两个人身上，照在那两只握在一起的手上。她们的身影被拉得很长，投在地上，投在墙上，交叠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高珊看着那两个交叠的影子，看了很久很久。她想起十五岁那年，她们一起走过操场。那时候她们都还是初中生，穿着校服，脚上穿着人字拖，裙摆在风里轻轻扬起。阳光照在她们身上，照在她们脚上，照在那些涂着淡粉色指甲油的脚趾上。她们并排走着，一边走一边笑，笑那些没头没脑的事，笑那些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傻的事。那时候她们都有脚，都有脚趾，都能跑能跳能走。那时候她们不知道什么叫疼，什么叫烂，什么叫永远好不了。
现在，她俩都没有脚了。一个从膝盖以下截掉，一个只剩下脚后跟。以后都要坐轮椅了，都要学走路了，都要用假肢了。但手还握在一起，还和十三年前一样，谁也没松开。
她想着这些，心里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水，没有波澜，没有声音，什么都没有。她知道以后的路还很长，还要走很久，还要吃很多苦。但她知道，她们会一起走，一起学，一起熬。就像这十三年来一直做的那样。
窗外，夕阳慢慢沉下去，沉到地平线下面，沉到那些楼房的后面。天慢慢暗下来，路灯亮起来，昏黄昏黄的，照在那条人来人往的路上。病房里的灯也亮了，白惨惨的，照在那两张床上，照在那两个人身上，照在那两只握在一起的手上。
她还是没有松开那只手，就那么握着，坐着，看着窗外那片慢慢暗下来的天。她知道，天黑了，明天还会亮。新的一天，又要开始。
【高珊主线故事完】
本帖最后由 devil 于 2026-3-8 11:30 编辑
第六幕：后记（2011年春）
二〇一一年三月八号，星期二，国际妇女节。省城高新产业园区的阳光很好，照在那排刚冒出嫩芽的梧桐树上，照在那些灰扑扑的写字楼上，照在那条人来人往的路上。高珊的公司在产业园最里面那栋楼的五层，一整层都是他们的。电梯门打开，走廊尽头那扇玻璃门上贴着“康瑞医疗”四个字，字的下面有一个轮椅的标志，那是他们公司的logo。
《粤海晚报》的记者张立提前十分钟到了。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看着那个标志，想起第一次见到高珊的时候，那是十五年前，一九九六年，她刚坠楼不久，坐在轮椅上，两只脚裹满了纱布。那时候她还是个十五岁的女孩，眼睛里有恐惧，有茫然，有不知道未来在哪里的空洞。现在她三十一岁了，是这家公司的股东兼首席工程师，是市残联理事，是“青年创业先锋”获得者。时间过得真快。
他推门进去，前台的小姑娘问明了来意，把他带进一间宽敞的办公室。办公室朝南，整面墙都是玻璃窗，阳光照得满屋亮堂堂的。靠窗的位置摆着一张很大的办公桌，桌上放着几台电脑，几个样品，还有一个相框，里面是两个女孩的合照——一个坐着轮椅，一个扶着轮椅，一起笑。
高珊坐在办公桌后面，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头发挽起来，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她旁边还停着一辆轮椅，上面坐着另一个女人，穿着一件浅灰色的毛衣，一条黑色的长裤，也是笑着的。那是黄琳。
张立走过去，和她们握手。高珊的手很瘦，但有力。黄琳的手也瘦，但暖。他在沙发上坐下，摄影师在旁边找角度。高珊说，张记者，又见面了。张立点点头，说，十五年，从你坠楼到现在，整整十五年了。高珊笑了笑，说，是啊，十五年了。
采访开始了。张立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两个现在都是公司的股东？高珊点点头，说，我是首席工程师，她是大股东。黄琳在旁边笑，说，我出的钱多，就成股东了。高珊说，别听她瞎说，她是我们公司的形象大使，还是假肢模特。我们那些假肢脚板，有一半是用她的脚做的模型。
张立看着黄琳，问，你现在的脚怎么样？黄琳把轮椅往前推了推，把裤腿往上拉，露出那两只没有前掌的脚。左脚的残端长一些，保留了大部分跗骨，但比正常脚短小许多，残肢末端的植皮疤痕颜色比周围深，暗粉色的，光亮而敏感。右脚的残端更短，仅剩跟骨和部分距骨，形成一个孤零零的、向前突兀伸着的脚后跟模样，微微向内歪斜着。她指着左脚的残端说，这是Lisfranc离断，还留了一点，能装半足假肢。又指着右脚的残端说，这个是Chopart离断，只剩脚跟了，得装那种小腿式的部分足假肢。
张立问，你现在能走路吗？黄琳点点头，说，能走，但得拄拐杖。幻肢痛一直没好，有时候疼得厉害，平衡就不好，得靠拐杖撑着。她把放在轮椅旁边的双拐拿起来，给张立看。那副拐杖是铝合金的，杖头被手磨得发亮。她说，这是高珊公司专门给我定制的，轻，稳，好用。
张立问，能走几步给我们看看吗？黄琳点点头，把轮椅往前推了推，拿起那两副假肢，开始往脚上戴。左脚的假肢是硅胶鞋套型的半足假肢，外形近似一只完整的脚，脚趾长长的，排列得整整齐齐，足弓弯弯的，脚背高高的，和真的一模一样。她慢慢把假肢套上去，残端塞进那个软软的硅胶套里，刚好卡住，很稳。右脚的假肢就复杂多了，是一具小腿式部分足假肢，采用了高分子材料制成的接受腔，把残肢末端和小腿下部牢牢包裹固定，内部衬着柔软的软垫，外部是金属支条，与一个仿生的前足部构件相连，最后用束紧带固定在小腿上方。她戴好之后，把脚放下来，撑起拐杖，慢慢站起来。
她走得很慢，但很稳。那两只假肢踩在地上，发出轻轻的声音，咯吱，咯吱的。她走到窗边，停下来，看着窗外那些嫩芽，然后又走回来，坐回轮椅上。她笑了笑，说，还行吧？
张立点点头，又看着高珊，问，你呢？高珊也把轮椅往前推了推，把裤腿往上拉。那两条裤腿下面，是两截圆圆的、光光的残肢，从膝盖下面十五厘米的地方截掉的，缠着薄薄的纱布。她说，我是二〇〇八年七月截的，到现在快三年了。她拿起放在轮椅旁边的双拐，撑着站起来，把那两副假肢露出来。那两副假肢也是用高精度仿真硅胶做的，脚板是用黄琳的脚建模的，可以穿高跟鞋的那种。她慢慢把假肢套上，那两截残肢塞进接受腔里，卡紧，然后穿上旁边放着的那双高跟鞋。
那是一双银色的细跟高跟鞋，鞋面上镶着细细的亮片，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非常漂亮。张立盯着那双鞋，看了几秒。高珊笑了，说，这是黄琳的鞋。她出事之前当模特的时候穿的，限量款，很贵的。后来她不能穿了，就给了我。现在我穿她的脚，穿她的鞋，正好。
黄琳在旁边说，我那三十七双高跟鞋，本来以为都要成摆设了，没想到全让她穿上了。她喜欢穿哪双就穿哪双，比我还方便。两个人又笑了，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高珊撑着双拐，慢慢站起来，一步一步往前走。那两只假肢踩在地上，发出和高珊刚才一样的声音，咯吱，咯吱的。她走到窗边，也停下来，看着窗外那些嫩芽，然后又走回来，坐回轮椅上。她说，我腰神经有问题，小便失禁严重，得挂尿袋。这几年越来越糟，退化得厉害。但能走就行，能走就不怕。
张立沉默了一会儿，问，你们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高珊和黄琳对视了一眼。高珊说，把公司做大，让更多的人用上我们的产品。黄琳说，让那些和我们一样的人，少受点罪。
张立问黄琳，你那本书，《断足》，我听说了。版税都捐了？黄琳点点头，说，全部捐了，给“肢体暴力受害者康复基金”。专门援助那些和我们有类似遭遇的受害者，女性，十八到三十五岁之间的。她说，我经历过，我知道那是什么滋味。能帮一点是一点。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张立又问了一个问题，你们俩认识多少年了？高珊算了算，说，从初一到现在，十八年了。黄琳说，十八年，从十五岁到二十八岁，从小姑娘到老姑娘。高珊瞪了她一眼，说，你才是老姑娘。黄琳说，行行行，我是，你是小姑娘。两个人又笑了，笑得像两个十五岁的女孩。
张立站起来，和她们握手。他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让我见证这些。高珊笑了，说，谢谢你一直记得我们。黄琳说，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说出来。
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张立回头看了一眼。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那两辆轮椅上，照在那两个女人身上。她们并排坐着，看着窗外，谁也没说话。窗外的梧桐树正在发芽，嫩嫩的，绿绿的，在风里轻轻摇着。
【后记】截至发稿，高珊的医疗器械公司已拥有十一项国家专利，产品进入全国二十三个省市的康复医院采购目录。黄琳担任公司形象大使，致力于推动肢体暴力受害者权益保护。两个人用残缺的身体，造出了一条完整的路。
本帖最后由 devil 于 2026-3-8 11:30 编辑
两个轮椅美人，一双假肢，和一家改变无数人的公司
（粤海晚报 记者 张立）
本报东莞讯 2011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的下午，阳光透过玻璃窗洒进高新产业园某栋写字楼的五层。电梯门打开，走廊尽头那扇玻璃门上贴着“康瑞医疗”四个字，字的下面是一个轮椅的标志——那是这家公司的logo，也是两位创始人共同的人生注脚。
会议室里，两辆轮椅并排停在落地窗前。轮椅上坐着两个女人，阳光照在她们脸上，照出两张依旧好看的脸，也照出她们搁在脚踏板上的那四截残肢。
高珊，31岁，康瑞医疗股东兼首席工程师、市残联理事、“青年创业先锋”获得者。她把裤腿往上拉了拉，露出那两截从膝盖以下十五厘米处截掉的残肢，圆圆的断端缠着薄薄的纱布，在阳光下泛着一点白。
黄琳，31岁，康瑞医疗大股东、公司形象大使、假肢模特。她把裤腿也往上拉，露出那两只没有前掌的脚——左足Lisfranc离断，保留了部分跗骨，残肢末端是暗粉色的植皮疤痕；右足Chopart离断，仅剩跟骨和部分距骨，形成一个孤零零的、微微向内歪斜的脚后跟。
“欢迎，张记者。”高珊笑了笑，那笑容比五年前更从容。她指了指旁边的轮椅，“你先坐，我们就这样聊。”
从闺蜜到合伙人：一双脚，两家命
采访从她们相识的故事开始。高珊和黄琳对视了一眼，同时笑了，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像十五岁那年一起走在操场上的两个初中女生。
“我们认识十八年了。”高珊说，“从初一开始，就是同桌。”
“那时候她脚还没烂，我脚也还在。”黄琳接过话，语气很淡，像在说别人的事，“后来她坠楼，我出事，前后差了十三年。”
2008年7月，命运在同一家医院给她们开了最残酷的玩笑。7月3日，高珊因双足骨髓炎无法控制，做了双小腿截肢手术。7月16日凌晨，黄琳被残忍砍断双脚前掌，送进同一家医院的急诊室。那天早上，高珊坐着轮椅出院，黄琳躺着担架入院，两个人在住院部的走廊上擦肩而过，相距不到两米，却谁也没看见谁。
“我三天后才知道她在楼下。”高珊说，“那时候她还在ICU，昏迷着。”
黄琳转过头看着高珊，伸出手，握住她的手。那只手也握过来，两只手握在一起，放在高珊的轮椅上。
“后来她就成了我的股东。”黄琳笑了笑，“我说，我把钱投给你，你去做假肢，做好了给我用。她说好。然后就真的做出来了。”
身体的代价：两双脚，四种假肢
采访进行到一半，黄琳主动提出让记者看看她们现在走路的样子。
她先把轮椅往前推了推，拿起放在旁边的两副假肢。左脚的假肢是一具硅胶鞋套型的半足假肢，外形近似一只完整的脚，脚趾长长的，排列得整整齐齐，足弓弯弯的，脚背高高的，在阳光下泛着柔柔的光。她慢慢把假肢套上去，残肢末端塞进那个软软的硅胶套里，刚好卡住，很稳。
右脚的假肢就复杂多了。那是一具小腿式部分足假肢，采用高分子材料制成的接受腔，将残肢末端和小腿下部牢牢包裹固定，内部衬着柔软的软垫，外部是金属支条，与一个仿生的前足部构件相连，最后用束紧带固定在小腿上方。她戴好之后，拿起双拐，撑着站起来。
“我右腿残肢太短，承重功能差，只能用这种。”她一边走一边解释，“左腿好一点，能穿那种半足的。”
她走得很慢，但很稳。那两只假肢踩在地上，发出轻轻的声音，咯吱，咯吱的。她走到窗边，停下来，看着窗外那些新发的嫩芽，然后又走回来，坐回轮椅上。
高珊也拿起自己的假肢。那是两副用高精度仿真硅胶做的智能假肢，脚板的外形和黄琳刚才戴的那只左脚假肢一模一样——脚趾长长的，排列得整整齐齐，足弓弯弯的，脚背高高的。她慢慢把假肢套上，两截残肢塞进接受腔里，卡紧，然后穿上旁边放着的那双银色的细跟高跟鞋。
那双鞋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鞋面上镶着细细的亮片，非常漂亮。
“这是黄琳的鞋。”高珊说，“她出事之前当模特的时候穿的，限量款，很贵的。出事之后，她把三十七双高跟鞋都给了我。”
“我穿不了，总得有人穿。”黄琳在旁边笑，“她穿上正好，比我穿还合适。”
高珊撑着双拐站起来，一步一步往前走。那双银色高跟鞋踩在地上，发出和高珊刚才一样的声音，咯吱，咯吱的。她走到窗边，也停下来，看着窗外那些嫩芽，然后又走回来，坐回轮椅上。
“我腰神经有问题，小便失禁严重，得挂尿袋。”她说得很平静，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这几年越来越糟，退化得厉害。但能走就行，能走就不怕。”
轮回的脚：兜兜转转，又回来了
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高珊的假肢脚板，和黄琳刚才戴的那只半足假肢，外形一模一样。
“因为她那双假肢的脚板，就是用我的脚做的模型。”黄琳指了指自己的脚，又指了指高珊的假肢，“我出事之前，来她公司做了一次足部建模。那时候她刚创业，想做仿真假肢，找不到好的脚模。我就来了。”
她顿了顿，低头看着自己那两只没有前掌的脚，看着那只戴着的半足假肢，看着那只用自己真脚建模的假肢，说：“后来我出事了，脚没了。她截肢了，装假肢的时候，就用了我当年做的那个模型。”
“兜兜转转，我的脚又回来了。”她笑了笑，那笑很淡，但眼睛里亮亮的，“虽然不是我自己的肉长的，但样子是我自己的。穿着它走路，有时候会觉得，好像脚还在。”
高珊在旁边说：“她当年给我建模的时候，我还担心她嫌弃，说模特当假肢模特不吉利。她二话没说就来了，脚扫了，手也扫了，扫了四个多小时。”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黄琳说。
两个人又对视了一眼，手又握在一起。
共同的梦想：让更多人少受罪
采访进入后半程，记者问起她们对未来的打算。
高珊说，公司现在有十一项国家专利，产品进入全国二十三个省市的康复医院采购目录。下一步想做出口，让更多需要的人用上好的假肢。
黄琳说，她担任公司形象大使，主要负责“好看”的部分。她笑了笑，指了指自己的脸，又指了指自己的假肢。
记者问起那本以她为主角的传记《断足》。黄琳点点头，说，书的版税全部捐了，给“肢体暴力受害者康复基金”，专门援助那些和她们有类似遭遇的受害者——女性，十八到三十五岁之间。
“我经历过，我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她说，“能帮一点是一点。”
高珊在旁边补充：“我们俩加起来，各种手术做了十几次，在医院躺了快两年，那些疼，那些怕，那些不知道以后怎么办的晚上，我们都经历过。现在走出来了，就想让后面的人少走点弯路。”
最后的问题
采访结束时，记者问了一个问题：“你们俩，现在最想对对方说什么？”
高珊和黄琳对视了一眼，沉默了几秒钟。然后黄琳先开口了，她握着高珊的手，说：“谢谢你给我做的这双脚，穿着很舒服。”
高珊也握着她的手，说：“谢谢你给我的那些鞋，穿着很好看。”
两个人又笑了，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像十五岁那年一起走在操场上的两个初中女生。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们身上，照在那两辆轮椅上，照在那四截残肢上，照在那两双用同一个人的脚做成的假肢上，照在那双银色的细跟高跟鞋上。
窗外，那排梧桐树正在发芽，嫩嫩的，绿绿的，在风里轻轻摇着。
【后记】
截至发稿，高珊的医疗器械公司已拥有十一项国家专利，产品进入全国二十三个省市的康复医院采购目录。黄琳担任公司形象大使，致力于推动肢体暴力受害者权益保护。两个人用残缺的身体，造出了一条完整的路。
黄琳女士表示，以自己为主角的传记《断足》一书全部版税，已全额捐赠给“肢体暴力受害者康复基金”，用于援助18至35岁之间有类似遭遇的女性受害者。她说：“我的脚没了，但希望别人的脚能保住。”
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曾经历类似伤害，可拨打市妇联维权热线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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