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七点多，黄琳醒了。
她的意识是逐渐回笼的，像从深水里慢慢浮上来的气泡，一颗一颗，缓慢而艰难。首先感知到的是疼痛——那种不存在的、却又真实得可怕的灼烧感，从“脚”的位置一直蔓延到小腿，烧得她额头渗出一层薄汗。她的鼻翼微微翕动，眉头皱在一起，下唇被牙齿咬出一道浅浅的血印。
“姐。”黄男的声音从旁边传来，轻得像怕惊动什么，“姐，我在。”
黄琳睁开眼睛，看着他。她的眼神有些涣散，瞳孔像蒙了一层灰雾，过了一会儿才慢慢聚拢，对上弟弟的脸。那张脸比一个月前瘦了，颧骨凸出来，眼袋很重，嘴角有一圈青灰色的胡茬——他才十八岁，看上去老了不止十岁。
“……几点了？”她的声音沙哑，像砂纸摩擦玻璃，每一个字都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从喉咙里推出来。
“七点二十。要喝水吗？”
黄琳微微点头。黄男从床头柜上拿起一个塑料杯，用棉签蘸了水，轻轻涂在她的嘴唇上——她还不能大口喝水，吞咽功能在手术后受损了，水会呛进气管。棉签在她嘴唇上滚动，水滴渗进干裂的唇纹里，她闭上眼睛，喉结动了一下。
病房的门被推开，护士推着治疗车进来。不锈钢的治疗车上铺着一层蓝色无纺布，上面整齐地摆着碘伏棉球、无菌纱布、镊子和一卷新的弹力绷带。治疗车的一角挂着一个黄色的锐器盒，盒盖上贴着生物危害的标识。
“黄琳，换药了。”
黄男退到一旁，站在窗边。每次换药都是一场酷刑——纱布可能会粘连在创面上，揭开时会带起新生的肉芽组织，疼痛会让她浑身颤抖、出汗、咬紧牙关，有时候她会控制不住地发出低低的呜咽声，像一只受伤的动物。他站在旁边帮不上任何忙，只能看着，只能握紧拳头，只能把指甲掐进掌心里。
护士揭开纱布的动作很轻，先是用生理盐水把纱布浸湿，让粘连的部分慢慢软化，然后再一点一点地揭开。今天的情况还算好，没有出血，创面的颜色是淡红色的，周围没有肿胀和脓性分泌物。护士用碘伏棉球消毒创面边缘，棉球在皮肤上打圈，从中心向外围，一圈一圈，慢慢扩大。黄琳的眉头皱紧了，但没有发出声音。她的右手死死抓住床单，指节发白，手背上的青筋一根一根凸起来。
换完药，护士把旧纱布扔进黄色医疗废物袋里，贴上标签，推着治疗车离开。病房里又安静下来，只剩下空调内机运转的低沉嗡鸣。
黄男坐回折叠椅上，椅子发出吱呀一声。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了。
“姐，之前说的那个事……律师的事。”
黄琳偏过头，看着他。她的动作很慢，像是每一个角度的变化都需要消耗巨大的能量。
“我让人从美国那边找了几个律师。”黄男说，声音不大。黄琳的父母——也就是他的伯父伯母——是美籍华人，在旧金山湾区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小的投资公司，黄家在国内的产业也不少。黄琳从小家境优渥，是那种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家千金，要什么有什么。后来她执意要去做车模，家里反对，她就自己跑回国，一个人租了房子，一个人打拼。出事之后，远在旧金山的父母几乎崩溃，伯母在电话里哭了一个小时，伯父当即订了机票要飞回来，被黄男劝住了——说是等他先处理好这边的事情。钱不是问题，从来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找什么样的律师。
“联系了几家律所。”黄男继续说，“有些律师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能要精神赔偿，只能赔医疗费、康复费这些。听起来……不太行。”
他顿了顿，没有把话说透。他想说的是——那些律师，配不上你。黄琳从小学到高中读的都是国际学校，大学在美国读的，身边的人非富即贵。她见过的世面、打交道的圈子，不是随便哪个街头律师就能应付的。他要找，就得找最好的。
“我要他……付出代价。”黄琳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是用冰雕刻出来的，冷而坚硬。“不是赔多少钱。是让所有人知道，他做了什么。我不想让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变成报纸上的一条新闻，过几天就被人忘了。”
黄男握住她的手。
“我知道，姐。我会找到最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