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男堂姐系列】恐怖向《残足·外传：那个从未出现的堂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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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恐怖点在于：

• 集体记忆的矛盾——家族所有人都“知道”有一个叫黄琳的堂姐，知道她是职业模特，知道她遭遇了“砍脚案”变成残疾，知道她有个形影不离的弟弟黄男。但当大家开始核对细节时，却发现记忆完全对不上。
• 残疾状态的混乱——有人认为她是双足截肢（小腿中段），有人认为她是半足截肢（脚后跟还在），有人认为她只是单脚残疾拄着双拐，甚至有人认为她被砍掉的是双臂、以脚代手——每个人关于她“残疾的样子”的记忆都不一样。
• 证据的自我否定——报纸上确实有“砍脚案”的报道，但受害人是同名同姓的中年妇女，不是美女模特；户籍档案里查不到黄琳和黄男的任何记录；电话打过去是空号。
• 
  存在的彻底消失——折腾了一整夜，最后所有人都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那个他们以为存在的堂姐，那个美丽的模特，那个被砍断双脚的可怜女人，那个和弟弟形影不离的黄琳，可能从来就没存在过。
  
  
  
  
  
  

这个外传与《残足》主线的关系是微妙的——主线中的黄琳是“真实存在”的（在故事层面），而这个外传里的黄琳是家族记忆中的“幻影”。两个故事相互映照，却又彼此独立，形成一种“元叙事”的诡异感。

核心意象：轮椅、残肢、高跟鞋、人字拖——这些主线中的关键意象，在外传中变成了记忆里模糊的、互相矛盾的碎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版本，但没有一个能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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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春节聚会
2009年的春节，大年初二，东莞的天气还是那种典型的南方湿冷，不算特别冷，但那种凉意能渗进骨头缝里，让人不想出门，只想窝在屋里。姨妈家的房子在城东一个老小区里，三室两厅，不大，但今天挤得满满当当的，客厅里沙发上坐着人，小板凳上坐着人，连餐厅的椅子上都坐满了，热腾腾的空气和嘈杂的说话声混在一起，把窗外那点寒意全挡在外面了。今天是黄家一年一度的大聚会，父亲那边的亲戚、母亲那边的亲戚全都来了，每年就这一天能凑这么齐，所以不管多忙都得来，不管多远都得赶过来。黄建国今年十八岁，刚上高三，对这种热闹场合早就没了兴趣，小时候还能和表弟表妹们抢零食、放鞭炮，现在只觉得吵，只想找个角落安安静静地玩手机，混到晚饭吃完就可以回家了。他坐在客厅靠阳台的那个单人沙发上，那位置偏一点，没那么多人挤着，腿边就是落地窗，玻璃上蒙着一层薄薄的水汽，能看见外面灰蒙蒙的天和对面楼的窗户，偶尔有鞭炮声从远处传来，闷闷的，像是隔着什么东西。

姨妈在厨房里忙进忙出，围着那条碎花围裙，头发用发夹别着，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她端着盘子出来又进去，进去又出来，嘴里还喊着“让一让让一让，小心烫”。母亲在帮忙摆碗筷，数着人数从消毒柜里拿碗，一摞一摞地搬到餐桌上，又挨个摆好，筷子搁在碗右边，勺子放在碗左边，动作很熟练，一看就是经常干这个的。父亲和大伯、舅舅们在客厅喝茶聊天，茶几上摆着几个紫砂杯，茶壶里的水刚烧开，热气往上冒，父亲正说着什么，大伯点着头，舅舅插了句嘴，几个人笑起来。姑姑和姨妈们在沙发上嗑瓜子看电视，茶几上摊着好几包瓜子花生，地上掉了一圈壳，电视里放着春晚重播，那点笑声和音乐混在说话声里，谁也听不清在演什么。几个表弟表妹在房间里跑来跑去，大的追小的，小的喊大的，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热闹得不行。一切都很正常，很热闹，很春节，热闹得让人觉得吵，吵得让人觉得踏实，像是每年都应该这样过，每年都这样过，从来没有变过。

开饭前，母亲开始清点人数，安排座位。这是她每年负责的事，谁坐哪儿，谁挨着谁，谁不能和谁坐一块儿，她心里都有数。她站在客厅中央，手指点着人，嘴里念念有词：“国强两口子，国栋两口子，建国，淑芬两口子，建国两口子……”她念到自己儿子的时候愣了一下，因为舅舅也叫建国，和她儿子同名，每年都得区分一下，她喊“大建国”和“小建国”才能分清楚。她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眉头皱起来，手指停在半空中，又点了一遍，然后抬起头，声音里带着点疑惑：“咦，怎么少了两个人？黄琳和黄男还没到吗？”

客厅里嘈杂的声音突然顿了一下，像是有人按了暂停键。大伯正端着茶杯往嘴边送，听见这话愣了一下，杯子停在半空中，抬起头看着母亲，问：“黄琳？哪个黄琳？”他的表情很认真，不是在开玩笑，是真的没反应过来。

母亲理所当然地说：“就是大哥家的黄琳啊，我侄女，以前做模特的那个。她弟弟黄男不是一直跟着她吗？说好今天来的，怎么还没见人影？”她说得很自然，像在说一件大家都知道的事，一件根本不需要解释的事。

大伯愣住了，茶杯放下来，挠挠头，脸上的困惑越来越明显：“我家？我家哪来的黄琳？我就建国这一个儿子啊。”他说着还指了指黄建国，像是在确认自己没记错，“这是我儿子，建国，就这一个，没有女儿。”

父亲在旁边听着，也皱起眉头，他看着母亲，语气里带着点不确定：“你说什么呢？黄琳不是你那边的吗？是你妹妹家的吧？”他说着看向姨妈，像是在寻求认同。

姨妈刚从厨房出来，手里还端着一盘凉菜，听见这话也愣住了，她把盘子放在餐桌上，擦擦手，说：“不对不对，黄琳是我这边的，是我老公的侄女。那姑娘长得可漂亮了，以前在车展上做模特，后来出了事，脚被砍了，坐轮椅了。我还去医院看过她呢。”她说着看向姨父，姨父正坐在沙发上剥橘子，被看得有点莫名其妙，但还是点了点头，像是想起来了，又像是没想起来。

姨父放下橘子，皱着眉头想了想，说：“我记得是有这么回事，但我不确定是不是我那边的亲戚……”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了。

舅舅在旁边插嘴了，他手里还端着茶杯，语气很笃定：“你们都在瞎说，黄琳明明是我那边的亲戚，是我姐姐家的女儿。”他说着看向舅妈，舅妈点点头，说对，我也记得。舅舅继续说：“她不是脚被砍，是手被砍了，后来学会用脚做事，穿人字拖可利索了。有一回我去她家，她还给我倒水呢，用脚夹着杯子，稳稳当当的，一点不像没手的人。”

姑姑在旁边听着，忍不住笑出声来，但那笑声有点不自然，像是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干什么，她说：“你们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怎么记得黄琳是好好的？什么砍脚砍手的，我怎么不知道这回事？她就是模特，长得漂亮，腿又长又直，走T台的，穿高跟鞋可好看了。后来听说出了点事，但具体什么事我不知道，反正人没事。去年12月份我还见过她呢，好好的一点事没有。”她说着看向姑父，姑父点点头，说对对对，我也记得。

客厅里突然安静下来，那种安静不是正常的安静，而是那种所有人都在同时思考、同时困惑、同时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但又说不出来的安静。炉子上的水烧开了，呜呜地叫着，但没人去管，电视里的笑声还在继续，但没人去看。所有人都愣在那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眼神里带着一种很奇怪的东西，像是在确认对方是不是在开玩笑，又像是在确认自己是不是记错了什么。

黄建国坐在角落的沙发上，看着这些大人们你一言我一语，每个人都那么笃定，每个人都那么确信，但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他本来只想低着头玩手机，等吃完饭就回家，但现在他把手机放下了，抬起头，看着这些熟悉的脸，听着这些熟悉的声音说着完全对不上的话，心里升起一种很奇怪的感觉，那种感觉很难形容，像是有什么东西不对劲，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劲，像是有一根刺扎在那儿，看不见摸不着，但就是能感觉到。

他想起黄琳这个名字，好像是听过的，但又想不起来是在哪里听过。他想起堂姐，应该是有的吧？但又想不起来她长什么样。他努力在记忆里搜索，试图找到一张脸，一个画面，一段对话，但什么都找不到，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像一个影子，飘在那儿，抓不住。

他开口问父亲：“爸，黄琳到底是你这边的还是妈那边的？”

父亲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看看母亲，母亲看看大伯，大伯看看姑姑，姑姑看看姨父，姨父看看舅舅，舅舅看看舅妈——没人能回答。

窗外的鞭炮声又响起来，闷闷的，很远。没有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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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记忆的混乱
争论一开始还带着点玩笑的意思，大家互相打趣说“你记性真差”“你才记性差”“是不是老了脑子不好使了”，但说着说着，那些玩笑就笑不出来了，因为每个人都在努力证明自己是对的，每个人都发现自己有证据，而那些证据偏偏都对不上，那种感觉就像是在一堆拼图里发现每一块都能拼上，但拼出来的却是完全不同的画。母亲第一个拿出手机，她翻了好一会儿，手指在屏幕上划来划去，终于找到一张照片，举起来给大家看，说你们看，这是去年我和黄琳的合影，就是她，没错吧？大家凑过去看，手机屏幕不大，几个人挤在一起，脑袋挨着脑袋，光线从窗户照进来，在屏幕上反射出一片白，得歪着角度才能看清。

照片里确实有个年轻女人，坐在轮椅上，背景像是某个公园，有树有草坪的，阳光挺好。但那女人的脸被光线遮住了，一道反光正好落在她脸上，五官糊成一片，看不清长相，只能看出一个模糊的轮廓，是个年轻女人，长头发。但能看清她的脚，因为那双腿从膝盖以下露在外面，两只脚搭在轮椅的脚踏板上，裹着白色的绷带，绷带缠得很仔细，从脚踝一直往上缠到小腿中部，露出来的部分能看出脚后跟的形状，圆鼓鼓的，还在。母亲指着那双脚说：“看，这就是黄琳，脚被砍了，只剩脚后跟。我记得很清楚，她是双脚前掌被砍，脚后跟还在，所以坐轮椅，绷带就这么缠着。”

姨妈凑近了看，看了好几秒，然后摇摇头，说不对不对，我记得她不是这样。她往后退了一步，皱着眉头像是在回忆什么，然后说黄琳明明是膝盖以下都没了，小腿截肢，所以坐轮椅的时候那两条腿是短的，只剩一截，你这照片上明明有脚后跟，而且脚踝还在，这肯定不是她。姨妈说着也拿出自己的手机翻找，找了半天说咦我怎么没有她的照片，但我记得很清楚，我去医院看过她，那会儿她刚做完手术，躺在病床上，被子盖着，但我看见被子下面那两条腿是瘪的，从膝盖往下就没有了，护士换药的时候我瞥见过一眼，就一截短短的残肢，包着纱布，没有脚后跟，什么都没有。

姑姑在旁边听着，忍不住插嘴，她说你们都错啦，什么膝盖以下什么脚后跟，都不是，黄琳是拄拐杖的。她放下手里的瓜子，拍了拍手上的碎屑，很认真地说我记得清清楚楚，她左脚还在，右脚没了，所以拄着双拐走路。有一回在商场里碰见她，她还跟我抱怨说拐杖硌得胳膊疼，腋下都磨出茧子了，说想去买个软垫子垫着。我问她脚怎么回事，她说右脚没了，从脚踝以下，穿不了鞋，只能穿那种特制的套子。我还低头看过她的脚，左脚穿着运动鞋，好好的，右边那截残肢套在一个硅胶套里，外面包着裤子，看不太清，但肯定不是坐轮椅的。姑姑说着看向姑父，问你还记得不，那年国庆咱们在万达碰见她。姑父想了想，点点头说好像是有这么回事，但又摇摇头说记不太清了，那天人太多，光顾着看孩子去了。

舅舅在旁边听得直摇头，他站起来，走到茶几旁边，拿起一个橘子剥着，一边剥一边说你们这都是瞎扯，什么脚不脚的，黄琳根本就没伤到脚，是手没了。他用剥下来的橘子皮比划着，说两只手都没了，从胳膊肘以下，就剩一截上臂，所以后来学会用脚做事。他说有一回去她家，亲眼看见她用脚趾夹着杯子喝水，稳稳当当的，比手还灵活。他还说黄琳在家都穿人字拖，因为穿脱方便，用脚趾一夹就行，走路踢踢踏踏的，跟正常人没什么两样。舅妈在旁边点头附和，说对对对，我也看见了，她家客厅地上到处扔着人字拖，各种颜色的，方便她走到哪儿穿到哪儿。有一回我还看见她用脚趾夹着遥控器换台，那个灵活劲儿，看着都让人佩服。

大伯一直没说话，坐在沙发上端着茶杯慢慢喝，听着这些人你一言我一语，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奇怪，像是不知该信谁，又像是不知该说什么。等大家都说累了，稍微安静下来，他才放下茶杯，清了清嗓子，说你们说的这些，我都没印象。他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说我印象里的黄琳，好好的啊，什么残疾都没有。就是个漂亮姑娘，走T台的，去年12月份的车展我还专门去看过，她穿着高跟鞋站在一辆红色跑车旁边，那腿又长又直，可好看了。后来听说她出了事，但具体什么事我不知道，我以为就是小问题，治好了就没事了。你们今天说的这些砍脚砍手的，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每个人都无比确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证据——照片、回忆、亲眼所见——但没有一样能对上。那些证据非但没有证明任何人的记忆是对的，反而让混乱更深了，像是一块玻璃被打碎了，每一片碎片都反射着不同的光，却没有一片能拼回原来的样子。客厅里又安静下来，那种安静比刚才更重，压在每个人身上，没人说话，只有炉子上的水壶还在呜呜地响，像是替谁在哭。

黄建国坐在角落里，看着这些大人们，看着他们脸上那种混合着困惑、不安、甚至一点点恐惧的表情，心里越来越乱。他本来以为自己只是个旁观者，听听就过去了，但现在他发现自己也躲不掉，因为他也在想，黄琳到底是谁？他记得她吗？

他努力回忆，试图从脑子里找出关于这个“堂姐”的任何东西。好像记得，又好像不记得。有一个模糊的影子，飘在那儿，抓不住。她长什么样？想不出来。她多大年纪？说不上来。她和他们家是什么关系？更不知道。但他确实有一个印象，一个很奇怪的印象——一个美丽的女人，坐在轮椅上，腿上盖着一条毯子，眼神忧郁，看着窗外。那个画面很清晰，清晰到能看见她头发的颜色，能看见她手指的姿势，但细想又很模糊，模糊到像隔着一层雾，怎么都看不清楚。他不知道这个印象是从哪来的，是真的记忆，还是被刚才那些话植入的想象，他分不清。

他抬起头，看着父亲，问：“爸，黄琳到底是你这边的还是妈这边的？”

父亲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看看母亲，母亲看看大伯，大伯看看姑姑，姑姑看看姨父，姨父看看舅舅，舅舅看看舅妈——没人能回答。那个问题像一个石头扔进了水里，波纹一圈一圈荡开，却没有任何声音。

窗外的鞭炮声又响起来，还是闷闷的，很远。电视里的笑声还在继续。没有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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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消失的联系
争论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从下午三点多一直吵到四点多，每个人都试图说服别人自己是对的，但谁也说不动谁，那些记忆就像被搅浑的水，越搅越浑，什么都看不清了。最后有人突然说了一句话，让所有人都安静下来——他说，别吵了，给黄男打个电话不就行了？黄男是黄琳的跟屁虫，走哪儿跟哪儿，形影不离的，找到他就找到她了。这话一出，大家愣了一下，然后纷纷点头，对对对，打电话，打电话最简单，打通了什么都清楚了。

大家开始翻手机。客厅里十几个人，每个人都在掏手机，解锁，点开通讯录，划拉着屏幕找名字。黄建国也掏出自己的手机，那是一部国产智能机，用了快一年了，屏幕上有几道划痕，但用着还算顺手。他点开通讯录，从上往下翻，字母索引一个一个跳过去，黄、黄、黄——姓黄的亲戚不少，黄国强是他爸，黄国栋是他大伯，黄国英是他姑姑，还有几个远房的表亲，他挨个看过去，没有黄男。他又翻了一遍，还是没有。他翻短信记录，最近几条是班级群发的消息、移动公司的话费提醒、还有一条是游戏推送，没有和黄男的聊天。他又翻微信，通讯录里翻了个遍，搜索框里输入“黄男”，点搜索，结果出来的是“未找到相关联系人”。他愣了一下，心想不可能啊，前几天还和黄男聊过天，问他过年要不要一起打游戏，黄男说他得陪姐姐，没空。那些聊天记录呢？他翻遍了所有对话框，没有。他退出微信，又去翻QQ，一样的，没有。所有关于黄男的东西，都像从来没存在过一样。

他抬起头，想问问别人找到没有，话还没出口，就看见大人们脸上的表情——那种表情很难形容，像是困惑，又像是茫然，又像是有一点点害怕，藏在眼睛后面，藏得很深，但还是能看出来。母亲放下手机，皱着眉头说，我这儿没有，通讯录里没有黄男，也没有黄琳。父亲也说没有，他把手机通讯录从头翻到尾，又从尾翻到头，翻了好几遍，摇摇头。大伯说没有，姑姑说没有，舅舅说没有，姨妈说没有。姨父还举着手机让旁边的人帮他看看，是不是自己漏掉了，但旁边的人看了也说没有。每个人都找不到。

有人问，那黄琳呢？打她自己的电话试试？这问题一出，大家又愣住了，面面相觑——黄琳的号码是多少？谁记得？没有人记得。那个应该是他们最亲的亲戚之一，那个逢年过节都会见面的堂姐，那个出了这么大的事全家人去医院探望过的可怜女人，没有一个人记得她的电话号码。母亲说她以前存过，但换了手机之后号码就丢了。姨妈说她肯定存过，但现在翻不到了。姑姑说她从来没存过，都是有事让黄男转达。舅舅说他记得是138开头的，后面是什么？想不起来，怎么想都想不起来。大家试着拼凑那几个数字，你说一个我说一个，拼出来的号码打过去，是空号。再拼一个，还是空号。拼了五六次，全是空号。

屋子里突然变得很安静，那种安静不是没人说话的安静，是所有的声音都被什么东西吸走了的安静。炉子上的水早就烧干了，不知道是谁关的，这会儿一点声都没有。电视还开着，但声音被调小了，只剩下一点嗡嗡的电流声，像是什么东西在远处喘息。窗外的鞭炮声也停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的，天已经快黑了，灰蒙蒙的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那些人脸上，把每个人的表情都照得模模糊糊的，看不真切。

黄建国坐在那儿，手还握着手机，屏幕上还亮着通讯录的页面，那些名字一行一行地排列着，熟悉的名字，熟悉的人，但就是没有那两个。他想起前几天和黄男的聊天，那些对话，那些表情包，那些“在吗”“打游戏吗”“没空，陪姐姐”——是真实发生过的吗？还是他记错了？如果那些聊天是真的，为什么现在什么都找不到？如果那些聊天是假的，那他的记忆又是从哪来的？他想不明白。

他站起来，走到客厅角落那个书柜前面。书柜最下面一层放着几本旧相册，红色的皮面，金色的字，已经褪色了，边上磨损得厉害，一看就是有些年头了。他把相册抽出来，一本一本翻。第一本是他小时候的照片，百天照、周岁照、幼儿园毕业照，还有和爷爷奶奶的合影，和爸爸妈妈的合影，和大伯姑姑们的合影，都在。他翻了一遍，没有黄琳，没有黄男。第二本是小学到初中的照片，同学聚会、旅游、过年聚餐，各种亲戚都在，就是没有那两个。第三本是近几年的，手机拍的照片打印出来的，有去年中秋的聚餐，有前年奶奶过寿的合影，一大群人站在饭店门口，他挨个认过去——爸爸、妈妈、大伯、大伯母、姑姑、姑父、舅舅、舅妈、姨妈、姨父、表弟表妹们，一个都不少，但就是没有黄琳和黄男。那个本该在人群里的位置，空着。

他又把相册翻了一遍，一页一页地看，每一张脸都看过去，没有。他把相册放回去，又拿出几本更旧的，爷爷奶奶年轻时候的黑白照片，泛黄的边角，模糊的影像，里面也没有。他找遍了书柜里所有的相册，一本一本翻，一页一页看，没有。

他站起来，走到电脑前面，开机，点开电子相册的文件夹。里面有几千张照片，按年份分类，从2000年到2008年，都有。他点开2008年的文件夹，那一年家里发生了很多事，有春节的聚餐，有夏天的旅游，有秋天的婚宴，有冬天的雪景，还有——还有黄琳出事的那个新闻？他愣了一下，想起刚才他们说的“砍脚案”，那是2008年的事。他翻遍了2008年的所有照片，没有黄琳，没有黄男。他又翻2007年，2006年，2005年，一直翻到2000年，都没有。

他又去翻手机里的云端备份，翻网盘里的存档，翻所有能想到的地方。都没有。

那些本该存在的合影，那些本该记录下的瞬间，全都没有了。像是被什么东西从时间里剪掉了，又像是从来没存在过。

他转过身，看着客厅里的那些人。他们还坐在那儿，还握着手机，还看着那些空荡荡的通讯录，脸上是同样的困惑，同样的茫然，还有那种藏在眼睛后面的、越来越压不住的恐惧。没有人说话。没有人知道该说什么。

窗外的天彻底黑了。路灯亮起来，昏黄的光从窗帘缝隙里透进来，在地上落下一道一道的影子。屋里没开灯，那些人的脸隐在黑暗里，只剩下模糊的轮廓，和手机屏幕发出的惨白的光。那些光照在他们脸上，把他们的眼睛照得亮亮的，像是什么东西在黑暗里发光。

黄建国站在那儿，手里还握着手机，屏幕早就暗了，黑了，什么也看不见了。他看着那些沉默的人，看着那些发光的眼睛，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如果他们从来就不存在，那那些记忆是从哪来的？如果他们存在过，那为什么什么都找不到？那些照片，那些电话，那些聊天记录，那些所有人都确信发生过的事，怎么就凭空消失了？

没有人能回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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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报纸上的谜
沉默持续了很久，久到窗外的天彻底黑透，久到那些手机屏幕的光成了屋里唯一亮着的东西，久到每个人都开始觉得自己的呼吸声太大了，像是会惊动什么不该惊动的东西。然后姨父突然开口了，他的声音在黑暗里显得有点突兀，像是把一块石头扔进了死水里，他说，报纸，那会儿上过报纸的，找到报纸就能证明。大家愣了一下，然后纷纷反应过来——对，报纸，2008年7月的事，《东莞晚报》还是《南方都市报》来着，肯定有报道，找到报道就什么都清楚了。

姨父站起来，摸索着打开客厅的灯，刺眼的光一下子充满了整个屋子，所有人都眯起眼睛，下意识地抬手挡了挡。他快步走向书房，那是个不大的房间，靠墙放着一张书桌和一台旧电脑，书架上堆满了书和杂志，还有一堆乱七八糟的纸。他坐下来，开机，点开浏览器，手指在键盘上敲击着，动作很快，像是怕慢了就来不及了。其他人围在书房门口，挤着，看着，没人说话，只有电脑风扇嗡嗡的声音和键盘噼里啪啦的响。

姨父一边敲一边念叨，2008年7月，砍脚案，东莞，应该是《东莞晚报》，我记得是《东莞晚报》，头版还是二版来着。他输入关键词“东莞 砍脚 2008”，点搜索，页面跳转，出来一堆结果，有论坛帖子，有博客文章，还有一些新闻网站的存档。他挨个点开看，划拉着鼠标，屏幕上的字一行一行地闪过去。大家凑近了看，眼睛盯着屏幕，不敢眨，生怕错过什么。

找了大概五六分钟，姨父突然停住，说，这个，找到了。他点开一个链接，页面慢慢加载出来，是《东莞晚报》的电子版存档，2008年7月16日的报纸，头版右下角有一篇报道，标题是《女子遭砍脚重伤，警方已抓获嫌疑人》。姨父放大页面，让所有人都能看清。

报道不长，大概三四百字，配了一张照片，黑白的那种，像素不高，模模糊糊的。内容是：某日，本市一女子在家中遭前男友袭击，双脚被砍重伤，送医抢救后脱离生命危险，嫌疑人已被抓获，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受害人是“黄某”，38岁，工厂女工，暂住某出租屋。嫌疑人是其前男友，也是工厂工友，因感情纠纷行凶。

大家盯着那张照片看——那是一个中年妇女，满脸皱纹，皮肤黝黑，头发乱糟糟地扎着，穿着件灰扑扑的衣服，站在一个简陋的出租屋门口，背景是斑驳的墙壁和晾着的衣服。她看起来像是四十多岁，甚至可能五十岁，和“美女模特”这四个字完全不沾边，差得太远了，远到让人不敢相信这是同一个人。年龄也对不上，报道里写的是38岁，不是28岁，差了整整十岁。

父亲第一个开口，他的声音有点干，像是喉咙里卡着什么东西，他说，这不对啊，这是另一个人。只是同名同姓而已，都姓黄，都叫黄某，但不是一个人。

母亲在旁边接话，她的声音也紧，说，可当时我们看的明明是黄琳的报道，怎么变成这个了？我记得很清楚，那会儿报纸上登的，就是黄琳的事，说她是模特，长得漂亮，被前男友砍了脚，我还拿着报纸哭了半天。怎么现在找出来是这个？

舅舅说，会不会是报纸搞错了？用了别人的照片？或者报道写错了？那时候新闻经常出错，不是常有的事吗？他说着看向其他人，像是在寻求认同，但其他人脸上的表情告诉他，谁也没办法认同，因为这错得太离谱了，根本不是换个照片就能解释的。

大家继续往下看，越看越不对。报道里的细节和刚才所有人争论的那些记忆，没有一样能对上。受害人是工厂女工，不是模特；案发地是城郊的出租屋，不是什么高档小区；嫌疑人是个工友，姓什么来着，报道里写了，但不是“郑重”，也不是什么前男友，就是个普通的工友，因为感情纠纷行凶。除了“砍脚”和“黄某”这两个关键词，没有任何地方能和黄琳联系起来，一点都没有。

姨父又搜了其他几个新闻网站的存档，找到的都是同一篇报道，内容一模一样，照片也是一样的。他又搜“黄琳 模特 砍脚”，什么都搜不到。搜“黄男”，更是什么都没有。他又换关键词，换了好几个，搜了快半个小时，把能想到的全都搜了一遍，什么都没有。那个名字，那个他们所有人都在争论的名字，那个应该是他们亲戚的名字，在网上没有任何痕迹。

大家沉默了。那种沉默比之前更重，更压抑，像是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在每个人心上。那份报纸无法证明黄琳存在，反而证明了她不存在——如果那个“黄某”不是她，那她是谁？那个被砍脚的美女模特又是谁？那些记忆是从哪来的？那些照片、那些电话、那些聊天记录，又是怎么回事？

黄建国站在人群后面，看着屏幕上的那篇报道，看着那张陌生的脸，脑子里一片空白。他想起刚才自己脑子里那个模糊的印象——美丽的女人，坐在轮椅上，腿上盖着毯子，眼神忧郁。那印象那么清晰，又那么模糊，像是从梦里捞出来的，现在被这篇报道一照，更像梦了，更像幻觉了，更像从来没存在过的东西。

他转过头，看着那些大人们。他们还在那儿站着，围着电脑，盯着屏幕，一动不动。那些脸在电脑屏幕的光里显得苍白，眼睛亮亮的，又空空的，像是被什么东西抽空了。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动，只有电脑风扇还在嗡嗡地响，像是在替谁问那个没人敢问的问题——

如果她不存在，那她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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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长辈的求证
折腾了几个小时，天已经彻底黑透了，窗外的路灯亮起来，昏黄的光从窗帘缝隙里透进来，在墙上落下几道模糊的影子。孩子们早就困了，最小的两个趴在沙发上睡着了，嘴角还挂着没擦干净的饼干渣，大一点的几个靠在长辈身上，眼睛半睁半闭的，嘴里嘟囔着想回家。要是平时，这个点聚会早该散了，各家各户收拾东西、互相道别、约着下次再见，然后开着车消失在夜色里。但今天没人动，没人说要走，也没人敢说走，就那样坐在客厅里，坐着，谁也不说话。那种沉默很重，压在每个人心上，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像是有什么东西悬在头顶，随时会落下来，又像是有什么东西沉在心底，怎么都捞不上来。电视机早就关了，没人有心思看；炉子上的水壶也凉了，没人去烧；连那几个平时最能唠的姑姑姨妈，这会儿也闭着嘴，只是偶尔抬头看看别人，然后又低下头，盯着自己的手，或者盯着地板上某块看不清楚的地方。

最后还是大伯拍了板。他今年五十六了，是家里这辈人里年纪最大的，说话向来有分量，遇事也稳得住。他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大家，看着外面黑漆漆的夜色，站了好一会儿，然后转过身，说，我给老刘打个电话。他顿了顿，又说，老刘是我在市公安局的老同事，干了几十年刑侦了，什么案子都见过，什么人头都查过，要是他那儿也查不到，那就……他没把话说完，但大家都懂他的意思。

大伯掏出手机，翻了好一会儿通讯录，找到一个号码，拨了出去。他把手机贴在耳边，站在窗边，背对着大家，声音不高不低，刚好能让所有人听见，又不会吵醒睡着的孩子。他说，老刘啊，是我，国栋，过年好过年好，有点事想麻烦你帮忙查查。那边老刘说了什么听不清，大伯嗯嗯了两声，然后开始说情况。他说得很简单，就说家里有个侄女叫黄琳，二十八岁，以前做模特的，还有个侄子叫黄男，十八岁，是她弟弟，想查查户籍系统里有没有这两个人，还有2008年有个“砍脚案”的受害人是不是叫黄琳，能不能帮忙核实一下。那边老刘问了些什么，大伯一五一十地答着，语气很平静，但握着手机的那只手，指节有点发白。

挂了电话，大伯转过身，看着大家，说老刘现在就去查，让咱们等一会儿，大概半小时。他说完就坐回沙发上，拿起茶几上那杯早就凉透的茶，抿了一口，又放下。其他人也没说话，就那么坐着，等着，听着墙上挂钟的秒针一下一下地走，咔嗒，咔嗒，咔嗒，像是有人在数着什么。

那半小时长得像一辈子。黄建国坐在角落里，盯着墙上的钟，看着秒针转了一圈又一圈，分针从六慢慢挪到十二，挪得比平时慢多了，慢得让人怀疑是不是钟坏了。他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一会儿想起那个模糊的印象——轮椅上的女人，忧郁的眼神，裹着绷带的残足——一会儿又想起刚才那些争论，那些对不上的记忆，那些消失的照片和电话。他不知道自己希望老刘查到什么，查到他们存在，那那些消失的东西怎么解释？查不到他们存在，那所有人的记忆又是从哪来的？他想不明白，越想越乱，最后干脆不想了，就盯着钟，等那个电话响。

电话终于响了。那声音在安静的客厅里显得特别刺耳，所有人都猛地抬起头，看向大伯。大伯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深吸一口气，按了接听。

“喂，老刘，查到了吗？”

那边老刘说了什么，大伯听着，脸上的表情一点一点地变，从期待变成困惑，从困惑变成茫然，最后变成一种说不清的、木木的、像是被什么东西抽空了的表情。他嗯了几声，说好的好的，麻烦你了，谢谢谢谢，然后挂了电话。

他把手机放下，看着大家，沉默了好几秒，才开口。声音有点干，像是喉咙里卡着什么东西。

“老刘查过了。整个东莞市，叫黄琳的有三十七个，年龄从二十岁到五十岁不等，但没有一个是二十八岁、当过模特的。叫黄男的也有十来个，十八岁左右的也有，但没有一个和那个叫黄琳的有亲属关系。至于那个案子……”他顿了顿，咽了口唾沫，“2008年确实有个砍脚的案子，受害人姓黄，女，三十八岁，是工厂女工，不是模特，也没有叫黄男的弟弟。那个案子早就结了，凶手判了无期，受害人后来回了老家，再也没来过东莞。”

他说完了，客厅里更安静了。那种安静不是普通的安静，是一种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安静，是一种让人想捂住耳朵却又无处可逃的安静。所有人都在消化这个消息——户籍系统里没有他们，案件记录里没有他们，联系方式里没有他们，照片里没有他们。那两个人，那个美丽的模特堂姐，那个形影不离的弟弟，就像从来没存在过一样，像一阵烟，散了就散了，连一点痕迹都没留下。

可是，如果不存在，为什么所有人都记得？为什么每个人都能说出关于他们的事？为什么那些记忆那么清晰，那么真实，那么笃定？母亲记得和黄琳的合影，姨妈记得去医院探望她，姑姑记得在商场碰见她拄着双拐，舅舅记得她用脚穿人字拖，大伯记得看过她走秀——这些记忆是从哪来的？如果不存在，那他们这些年过年过节，到底在和谁打招呼？那些饭桌上多出来的碗筷，那些聊天时提到的名字，那些合影里空出来的位置，又是怎么回事？

没有人能回答。没有人敢回答。

黄建国坐在角落里，脑子里反复回想那些画面——轮椅上的女人，忧郁的眼神，裹着绷带的残足。那些画面那么真实，但又那么模糊，像是从梦里捞出来的，抓不住，也看不清。他想起一个问题，一个从开始就一直想问但没敢问的问题，一个现在像钉子一样钉在脑子里、怎么都拔不掉的问题：

如果黄琳和黄男不存在，那他们是谁？那些记忆是从哪来的？

他看着那些大人们，看着他们脸上的表情——困惑，茫然，恐惧，还有一种说不清的、像是被什么东西掏空了的空虚。他们也在想这个问题，他知道。但他们不会说出来，就像他也不会说出来。有些问题，问出来就收不回去了。有些答案，知道了就再也回不去了。

窗外的路灯还亮着，昏黄的光透进来，落在那些沉默的人身上，把他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歪歪的，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东西。墙上的钟还在走，咔嗒，咔嗒，咔嗒，一下一下的，数着这个永远不会结束的夜晚。

没有人知道该说什么。没有人知道该做什么。他们只能坐着，坐在这个安静的客厅里，被那些问题包围着，被那些没有答案的问题包围着，等着天亮，等着有人打破这沉默，等着什么东西来告诉他们——那些记忆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些人是存在的，还是从来就没存在过。

但什么也不会来。

devil

第六章：不了了之
那天晚上，大家陆续散了。不知道是谁先站起来的，也许是舅妈，说孩子明天还要去爷爷奶奶家，得早点回去睡觉。然后姑姑也站起来，说那我们也走了，天不早了。接着是舅舅，是大伯，是姨父，是所有人。没有人再提黄琳，没有人再提黄男，就像商量好了一样，把这件事埋进了沉默里，埋进那些再也不会翻开的记忆深处，埋进这个永远不会再提起的夜晚。他们收拾东西，穿外套，换鞋，互相道别，说的都是“路上慢点”“到了打个电话”“改天再聚”这些再普通不过的话，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那些话从嘴里说出来，飘在空气里，落在地上，和门外的夜色混在一起，然后被门关在外面，什么都没有留下。

回家的路上，父亲开车，母亲坐在副驾驶，黄建国坐在后座，三个人谁也没说话。车窗外是东莞的夜景，路灯一盏一盏地掠过，把那些光影投进车里，在每个人脸上划过去又划过来，明一下暗一下的。父亲握着方向盘，眼睛盯着前方，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像是在专心开车，又像是在想别的什么。母亲看着窗外，侧脸被路灯照得忽明忽暗，看不清她是在看风景还是在发呆。黄建国靠在座椅上，也看着窗外，看着那些熟悉的街道、熟悉的店铺、熟悉的路牌，一一从眼前掠过，又一一被甩在身后。平时他总会想，快到家了，还有几分钟，今天却什么也没想，脑子空空的，像被什么东西掏空了，只剩下那个名字，那个问题，那个永远不会有答案的谜。

回到家，洗漱，躺下，关灯。黄建国睁着眼躺在黑暗里，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什么都看不见，只有一片黑，但他还是盯着，像是能从那片黑里看出点什么来。他想起那些大人们争论时的脸，想起那些对不上的记忆，想起消失的照片和电话，想起那篇报纸上陌生的中年女人，想起老刘那句“查过了，没有”。那些画面在脑子里转来转去，转得他睡不着，转得他烦躁，转得他想喊出来又喊不出声。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也许是凌晨两三点，也许是更晚，只记得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阳光从窗帘缝隙里透进来，落在地板上，落在他脸上，一切都那么正常，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之后的几天，他试图在网上搜索。他坐在电脑前，打开浏览器，输入“黄琳 模特 砍脚案”，点搜索。出来的结果全是乱七八糟的，有某个小说的名字，有某个论坛的帖子，有某个电视剧的剧情介绍，就是没有他想要的东西。他又换关键词，“东莞 砍脚 2008”“黄琳 车模”“黄男 弟弟”，换了好几个，搜了一遍又一遍，翻了一页又一页，把能想到的关键词都试过了，把搜索结果的每一页都翻到底了，什么都没有。那个名字像被水洗过一样，干干净净的，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像是从来没有人用过这个名字，像是从来没有人叫过这个名字。

他又去翻家里的相册，把那几本红皮的、黑皮的、厚厚薄薄的相册又翻了一遍，一页一页地看，一张一张地认，没有。他又去翻电脑里的电子相册，把那些按年份分类的文件夹又点开了一遍，从2000年到2008年，从春节到中秋，从聚餐到旅游，一张一张地看，还是没有。他又去翻手机里的备份，翻网盘里的存档，翻所有能想到的地方，都没有。

有时候他会想，也许黄琳真的存在过，只是被什么东西抹去了。就像那些科幻电影里演的，一个人被从时间里删掉了，所有的照片、所有的记录、所有人的记忆，全都没了，只剩下一个空洞，一个本该有人却什么也没有的空洞。也许她还在某个地方，和黄男一起生活着，只是他们再也找不到她了，就像两条平行线，永远不可能再相交。也许那些记忆是真的，只是证据消失了，像沙子被风吹走，像脚印被海浪冲平，像什么都没留下。

但更多的时候，他想起那个问题：如果她真的存在，为什么没有一张照片？为什么没有一个电话？为什么没有任何能证明的东西？那些合影，那些聊天记录，那些所有人都确信发生过的事，怎么就凭空消失了？是消失了，还是从来就没存在过？那些记忆，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自己也分不清了。他越想越乱，越想越糊涂，最后干脆不想了，把那些问题锁进脑子最深的地方，不再去想，不再去碰，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日子又回到原来的轨道上。父亲照常上班，母亲照常做家务，他照常上学，照常写作业，照常和同学打游戏。那些事渐渐被埋在日常生活下面，埋得很深，深到平时根本想不起来。只是偶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他一个人躺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那些画面会突然冒出来——轮椅上的女人，忧郁的眼神，裹着绷带的残足——然后他就再也睡不着了，睁着眼等到天亮。

他发现自己开始养成一个习惯，一个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习惯。每逢家族聚会，无论是春节还是中秋，无论是大年初二还是正月十五，只要一大家子人聚在一起，他就会下意识地数人数。坐在角落里，默默地看着那些人，一个一个地数过去，数完一遍，再数一遍。有时候数着数着，会多出一个——明明应该是十三个人，他数出了十四个，然后再数一遍，又变成十三个。有时候数着数着，又会少一个——十二个，应该是十三个才对，少了一个，谁呢？他想不出来，再数一遍，又变成十三个了。那个数字飘忽不定，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跟他开玩笑，一会儿多，一会儿少，一会儿又刚刚好，怎么都数不准。

他不敢说出来。怕被当疯子，也怕得到答案。怕那个答案真的来了，他会不知道怎么面对。怕那个答案告诉他，那些人是真的存在过，只是他们看不见了。或者更怕的是，那个答案告诉他，那些记忆全是假的，全是他们自己编出来的，根本没有什么黄琳，没有什么黄男，什么都没有。

他不知道哪个更可怕。也许都一样可怕。

他只知道，从那以后，每次聚会结束，回家的路上，他都会坐在后座，看着窗外掠过的路灯，默默地数着那些光影，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直数到看不清为止。父亲开车，母亲坐副驾驶，三个人谁也没说话，和那天晚上一样。

只是偶尔，他会从后视镜里瞥见父亲的眼睛，或者从侧脸看见母亲的表情，那里面有一种东西，一种他说不清、但能感觉到的东西。像是在想什么，又像是在躲什么。他不敢问，也不敢深想。就那么坐着，看着窗外，数着路灯，一路开回家。

回到家，洗漱，躺下，关灯。他睁着眼躺在黑暗里，盯着天花板，想着那个永远不会有答案的问题。

也许那个答案，比没有答案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