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朗妻子的出现，像一粒投入死水潭的石子，激起的不是涟漪，是猝不及防的、冰冷的漩涡。她直接找到了我的研究院，在前台等待。当同事告诉我“有位姓陈的女士找你”时，我完全没有头绪。直到在会客室看到那张陌生、苍白却透着一股沉静决绝的脸。
她比我想象中年轻，眉眼间有书卷气，符合“教师”的身份描述。穿着简单的米色针织衫和长裙，手里握着一个帆布包，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看到我驱动轮椅进来，她站起身，目光坦然地迎上来，没有同情，没有好奇，只有一种近乎透明的疲惫和……歉意？
“林砚先生？”她确认道，声音很轻，带着一点不易察觉的沙哑。
“我是。”我停在会客桌的对面，保持着一个礼貌而疏离的距离。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光洁的桌面上切出明暗相间的条纹。
“我是陈薇，秦朗的妻子。”她直截了当地说，没有丝毫迂回。这个名字，这个身份，像两把冰冷的钥匙，猝然插入我试图尘封的记忆之锁。
我没有接话，只是看着她，等待下文。心脏在胸腔里缓慢地、沉重地跳动，像在预警着什么。
她没有坐下，似乎站着能给她更多勇气。目光落在桌面，又抬起，看向我。“我来……是想跟你说说，我和秦朗这三年。”她顿了顿，深吸一口气，像是要积蓄力量，“也想告诉你……我的决定。”
会客室里很安静，只有中央空调出风口细微的风声。我调整了一下轮椅的角度，让自己更稳定地面对她。
“我们结婚，是因为他父亲。”陈薇开始叙述，语气平静，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那时候他父亲病得很重，以死相逼。秦朗他……没办法。他母亲也求他。我家里和他家是旧识，我父母……也觉得他条件好，人可靠，就是……”她看了我一眼，没说完，但意思明了，“就是之前那段，他们不能接受。觉得我……能让他‘走回正路’。”
她的嘴角扯出一个极淡的、自嘲的弧度。“秦朗没有骗我。结婚前，他什么都跟我说了。关于你，关于你们那五年。他说他心里有人，可能一辈子都放不下。但他会对我好，对孩子好，会负起责任。我觉得……他人是好的，那时候我也……没什么别的想法，家里催得紧，他父亲又那样。我们就……结婚了。”
她讲述得很简洁，没有渲染情绪，但那些平淡字句背后的压抑和无奈，丝丝缕缕地渗透出来。“结婚后，他对我很好。真的很好。细心，周到，赚钱养家，什么都做。对孩子也好，是个好父亲。”她顿了顿，声音低下去，“但我知道，那不是爱。是责任，是愧疚，是……补偿。他人在这个家里，心却像隔着一层玻璃。我们之间的话很少，大多数时候只是关于孩子的日常交接。他会按时回家，陪孩子玩，辅导功课，但常常说着话，眼神就飘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有一次孩子睡了，我收拾东西时，无意间看到他旧手机里……还存着一张照片，是你坐在湖边轮椅上的背影，阳光很好。”
我的呼吸微微一滞。那张照片，我都快忘了。是刚在一起不久，一个难得的晴天，他推着我在校园湖边，阿途在前面跑。他偷偷拍的，只拍到我轮椅的背影和一小片波光粼粼的湖面。他说，那是他见过最好看的构图。
陈薇捕捉到了我细微的变化，她低下头，手指无意识地绞着帆布包的带子。“头两年，他父亲还在，家里事情多，乱糟糟的。他忙前忙后，我们也没什么时间……好好相处。后来，他父亲走了。我以为……或许会不一样。但他反而更沉默了。有时候半夜，我起来，看到他一个人坐在客厅黑暗里，一动不动。”她的声音开始有些颤抖，“我知道他在想什么。在想你。在想如果……如果当初没有分开，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这次他出差回来，整个人都不一样了。”陈薇抬起眼，看向我，眼眶微微发红，但努力维持着镇定，“具体我说不上来，他不是大哭大闹那种人。但就是……更静了，静得让人心慌。给孩子读绘本，一句话能重复两三遍自己还没发觉。做饭时忘了放盐，洗碗时盯着水流发呆。晚上躺下，我能感觉到他根本没睡着，身体绷得紧紧的，呼吸又轻又长。我试着问他，他只说‘没事，累了’。可我知道不是。”她摇了摇头，苦涩地笑了笑，“那堵横在我们中间、他用了三年时间好不容易维持住的平静假象，彻底碎了。我甚至觉得，他这次回来，魂好像丢了一半。”
她向前走了一小步，双手撑在会客桌光滑的边缘，身体微微前倾，目光紧紧锁住我。“林砚先生，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我不想当那个横在你们中间的人。我不想看着他每天行尸走肉一样，心里装着别人，对我只是尽义务。我也不想……让我儿子在一个没有真正爱意的家庭里长大。”
她的话像一把把冰冷而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剖开那看似平复了三年、实则从未真正愈合的伤口，将里面腐烂的、未曾清理的脓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那些我刻意不去想象的画面——秦朗的沉默，他的失眠，他在黑暗中的独坐，他对另一个女人的“责任”和“愧疚”——此刻都随着陈薇的叙述，变得无比具体而刺痛。
“所以，”陈薇站直身体，语气变得异常清晰和坚决，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我决定跟他离婚。”
她停顿了一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双原本透着疲惫的眼睛里，此刻燃烧着一种母性的、不容置疑的光芒。
“孩子，要留给秦朗。”
我怔住了。这个要求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为什么？”我几乎是下意识地问出口，声音干涩。
“因为秦朗是个好父亲。”陈薇毫不犹豫地回答，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但更多的是坚定，“孩子需要他。而且……”她的目光再次落在我身上，这次带着一种复杂的、近乎悲悯的审视，“你和他……你们以后……孩子跟着秦朗，对大家都好。”
她没有明说，但我听懂了。一个“不正常”的家庭组合里，孩子或许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也是最大的“负担”。她是在用这种方式，斩断最后一点可能让秦朗犹豫、或者让未来变得复杂的牵扯。她把孩子留给秦朗，既是出于对孩子父爱的信任，也是在用一种近乎残酷的决绝，为自己，也为秦朗，清扫出一条可以“重新选择”的、干净的道路。
这个认知像一桶冰水，从头顶浇下，让我浑身发冷。我看着眼前这个看似柔弱、却做出了如此惊人决定的女人。她爱秦朗吗？或许曾经有过期待，但三年冰冷的现实，早已磨灭了那点微弱的火花。她恨我吗？可能也没有，更多的是无奈和一种“时也命也”的认命感。她做出这个决定，不是因为高尚，更像是被现实逼到墙角后，一种清醒而痛苦的自我了断。
她不想再当那个“错误”的符号，那个阻隔真爱的“障碍”。她选择退出，带着一身伤痕和仅存的自尊，把空间（连同她认为的“拖累”）留给她法律上的丈夫，和她丈夫心里从未忘记的人。
多么……理智。多么……悲凉。
“你……”我张了张嘴，却发现喉咙哽得厉害，“你不用这样。这是你们之间的事。”
“不，”陈薇摇摇头，眼神疲惫而清醒，“这从来就不是‘我们’之间的事。从始至终，都是‘你们’的事。我只是……恰好被卷进来了三年。”她拿起帆布包，似乎准备结束这场谈话，“我今天来，不是征求你的同意，只是觉得……应该告诉你。秦朗那边，我会去说。手续……会尽快办。”
她走到门口，手搭在门把上，又停住，没有回头，声音很轻，却清晰地传过来：“林砚先生，请你……对他好一点。他这三年，过得并不好。”
说完，她拉开门，走了出去。背影挺直，却带着一种孤注一掷的、走向未知的决绝。
会客室的门轻轻合拢，将她的身影和那些沉重的话语隔绝在外。阳光依旧在桌面上切割着明暗，空气里残留着她身上淡淡的、像是洗衣液混合着粉笔灰的味道。
我独自坐在轮椅里，面对着空荡荡的座位。脑子里一片轰鸣，又一片空白。陈薇的话语，像散落一地的锋利碎玻璃，每一片都折射出令人眩晕的、关于过去三年另一个侧面的残酷真相。
秦朗的沉默，他的失眠，他的“责任婚姻”，他手机里存了三年的一张旧照片，他父亲去世后并未缓解反而加深的郁结，他得知我生病后失控般的探望和仓皇逃离……所有这些碎片，被陈薇这枚突如其来的钥匙，强行拼凑出了一个模糊而令人心碎的轮廓。
而她的决定，更像是一记闷棍，敲在我试图用时间麻痹自己的神经上。离婚。放弃一切。只留下孩子给秦朗。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那场曾经将我世界击碎的“正常婚姻”，即将以另一种方式分崩离析。意味着秦朗……有可能再次恢复“自由”。也意味着，一个无辜的孩子，将在一个父母离散、父亲心中或许另有所属的家庭里成长。
没有想象中的释然或喜悦，只有一片更加庞大、更加混乱的茫然和沉重。那些被压抑的、关于秦朗的情感，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亡，它们只是被深埋，此刻却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剧烈地搅动起来，混合着愧疚、痛楚、难以言喻的酸涩，还有一丝……对不可测未来的、冰冷的恐惧。
我驱动轮椅，缓缓离开会客室。走廊里人来人往，同事们交谈，电话铃声，一切都如常运转。
只有我知道，某个被强行关机了三年、我以为早已报废的子系统，正在一片刺耳的警报和混乱的数据流中，尝试着……危险而不稳定的重启。而这一次，没有周姨稳定的守护进程，没有父母笨拙但全力的外部支持。
只有我自己，和前方那片被陈薇撕开裂缝后、显露出来的、充满未知与痛楚的、幽暗未卜的旷野。
写的真不错
---
研究院新承接了一个跨机构的大型合作项目，周期长，涉及面广。我的小组负责其中一块关键的数据模型构建。项目启动会的邮件发到邮箱时，我盯着发起方名单里那个熟悉又刺眼的名字——“朗析科技，技术负责人：秦朗”，呼吸骤然一停。
周姨正把晾干的衣服叠好放进衣柜，回头看了我一眼：“怎么了？脸色不太好。”
“没事。”我关掉邮件界面，用下巴移动光标点开另一个文档，“新项目，有点复杂。”
次日我试图申请退出，或者至少调整分工。但导师拍着我的肩膀（很轻地，拍在轮椅靠背上）：“小林啊，这个方向非你莫属。对方点名希望你能参与核心部分，说看过你之前的论文，很欣赏。合作嘛，总要跟最厉害的人打交道。”
最厉害的人。我咀嚼着这个词，喉咙有些发干。躲是躲不掉了。
第一次项目协调会，线上进行。我提前调试好设备，确保摄像头只对着我肩膀以上的部分，背景是书房一面干净的书架。当秦朗的脸出现在屏幕网格里时，我的心跳还是漏了一拍。他看起来比分手前更清瘦了些，下颌线绷得很紧，眼下有淡淡的阴影，但眼神锐利，完全进入了工作状态。
会议开始，公事公办的氛围。轮到双方介绍参与人员时，主持人念到我的名字：“研究院方，数据模型组负责人，林砚博士。”
我的摄像头指示灯亮着。我看到秦朗那边的画面，他正低头看资料，听到我的名字，握笔的手微微一顿，随即抬起头，目光投向摄像头——或者说，投向摄像头所代表的我所在的方位。隔着冰冷的数字信号，我们的视线在虚拟空间里有了一个极短暂的、无可回避的交汇。
他的眼神很深，像平静海面下涌动的暗流。没有多余的情绪，至少表面上看不出来。他只是对我点了点头，很轻，很职业化：“林博士，久仰。”
久仰。两个字，像两颗冰珠子，滚过我的耳膜。我也对他点了点头，没说话，很快移开了视线，看向共享屏幕上的项目框架图。
整个会议，我尽可能让自己变成一台纯粹的“问题处理器”。只讨论技术细节，只回应项目需求，发言简洁，逻辑清晰，绝不延伸任何一个话题。每当需要直接与秦朗对话时，我会刻意放慢语速，让声音显得更平稳、更无机质，目光也只停留在共享文档或他名字旁边的那个小头像上，绝不与屏幕里那双真实的眼睛对视。
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时不时会落在我这个小窗口上。不是持续的凝视，而是那种快速的、不经意般的扫过，像在确认什么。有几次，在我阐述某个复杂模型的关键假设时，他似乎想插话，嘴唇动了一下，但最终没有出声，只是更专注地看着屏幕，眉头微蹙。
会议进行到后半程，讨论一个接口协议的具体实现。秦朗提出了一个方案，与我预想的路径有偏差。
“林博士，”他直接点名，声音透过扬声器传来，比记忆里更低沉，带着工作场合特有的冷静，“关于你刚才提到的实时性要求，我认为采用异步回调加缓存预取的模式，可能比纯同步流处理更稳妥，尤其在你们那边的硬件异构环境下。”
他的分析切中要害，显然是做了功课。我不得不回应。
我吸了口气，驱动轮椅让麦克风更近些，目光盯着他方案文档里的某一处图表，开口：“秦工的建议有道理。但我们前期的模拟显示，在你提到的异构环境下，异步回调引入的延迟抖动会放大，可能影响下游聚合的准确性。我们更倾向于用带优先级的同步通道，配合动态资源调度。”
我的语速比平时快，试图用密集的技术术语筑起一道墙。
他那边沉默了两秒。“延迟抖动的问题，可以通过改进我们的调度算法来平滑。我可以把初步的仿真数据发给你看看。”他的语气依然是讨论工作的口吻。
“好。”我只回了一个字。
“另外，”他忽然又开口，这次语速快了一些，“关于数据清洗阶段的那个异常值处理规则，你上次邮件里提的第三条，边界条件设定是不是太严格了？可能会误杀一些有效但离散的样本。”
他提到了“上次邮件”。那是几天前，我针对技术文档提出的书面意见。他记得很清楚。
我感觉自己的背脊微微绷紧。“边界严格是为了保证后续模型训练的鲁棒性。离散样本的问题，可以在预处理阶段用别的算法捕捉补充。”我的声音依旧平稳。
“但那样会增加整体 pipeline 的复杂度和耗时。”他立刻反驳，语气里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急切，“我觉得我们需要权衡一下，或许……”
“这个问题可以稍后单独讨论，或者邮件沟通。”我打断他，声音比刚才更冷硬了几分，“现在先确定主体框架。”
屏幕那端，秦朗的影像似乎凝固了一瞬。他看着我这个小窗口，嘴唇抿成一条直线。那双眼睛里的平静终于被打破，闪过一丝清晰的锐利，但更多的是……一种更深沉的、我无法解读的复杂情绪。
主持会议的负责人适时插话，将话题引开。秦朗没有再坚持，他靠回椅背，目光垂下，手指无意识地转动着手中的笔。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变得异常沉默。
会议终于结束。我几乎是立刻切断了视频连接。书房里重新安静下来，只有电脑风扇低低的嗡鸣。我靠在轮椅里，感到一阵虚脱般的疲惫。
那之后，我启动了最高级别的“躲避协议”。
所有需要直接与秦朗沟通的事项，一律采用邮件。措辞严谨，公事公办，绝不流露任何个人色彩。他有时会回复得很详细，试图展开讨论，我只挑最关键的技术点回复。
必要的线上会议，我尽量只旁听，不开摄像头，不发言。如果必须发言，我会提前写好要点，让组里的同事代为陈述。我能感觉到，在那些我沉默的会议里，秦朗那边的气氛总是格外凝滞。他有时会下意识地看向原本应该显示我画面的那个黑掉的方格，然后很快移开视线。
有一次，因为一个紧急的技术故障，需要立刻召开临时电话会议。我无法推脱。进入语音频道时，里面已经有好几个人在说话。我听到秦朗的声音，他正在向另一个人解释什么，语速很快。
当我出声，简单说明我这边的情况时，频道里出现了极其短暂的、大约半秒钟的寂静。然后，秦朗的声音才重新响起，接过了我的话头，语气没有任何异常，但似乎比刚才更低沉了些。
项目需要实地联调测试。对方团队要求派人来我们研究院的实验室现场协作。名单里，秦朗的名字赫然在列。
我提前一天向导师告假，理由是身体不适，需要休息。联调那天，我把自己关在家里，处理一些并不紧急的文书工作。直到傍晚，确认那边早已结束，我才慢慢松了口气。
躲。像一只受惊的蜗牛，拼命将柔软的躯体缩回看似坚硬、实则不堪一击的壳里。用工作，用距离，用冷硬的技术外壳。
我知道这很幼稚。我知道项目还要继续，不可能永远避而不见。
但我没有办法。
每一次听到他的声音，哪怕只是通过失真的电波；每一次在邮件里看到那个熟悉的名字；每一次想到可能会在实验室、在走廊、在任何猝不及防的转角与他迎面相遇……那种混合着旧日创痛、难以言喻的酸涩，以及面对过去三年好不容易建立起的、脆弱平衡可能被打破而产生的恐慌，就会像冰冷的潮水般淹没我。
我好不容易，用了三年时间，将自己破碎的世界勉强粘合起来，学会在没有他的系统里维持运行。这套系统脆弱、笨拙，但它至少是稳定的。
而秦朗，他就像一段携带未知变量和极高风险的核心代码。他的再次出现，对我这套刚刚稳定下来的系统而言，不啻于一场可能引发全面崩溃的冲击。
我承担不起再次崩溃的代价。
所以，我只能躲。用尽一切办法，延长这段缓冲区。
项目还在继续。邮件还在往来。他的名字依旧每天出现在工作日程和通讯列表里，像一个沉默的、无法关闭的警报器。
至少，在表面上，在所有人眼里，林砚博士依旧专业、冷静、高效地推进着项目。
只有我自己知道，每一次收到他的邮件，每一次看到会议日程上有他的名字，我的“系统”内部，都在经历怎样一场无声的、兵荒马乱的防御战。
而这场战争，我看不到尽头。
---
---
消息是凌晨三点传来的。不是电话，不是信息，是一条自动推送的本地突发新闻快讯，标题冰冷而刺眼：“城西高新园区发生实验室意外事故，初步判断为试剂泄漏引发爆燃，已造成人员伤亡……”
我正靠在书房的轮椅里，对着屏幕上一段跑了一半的仿真程序出神。这行字撞入眼帘的瞬间，心脏像被无形的手攥紧，骤然停跳，随即疯狂擂动，撞得耳膜嗡嗡作响。指尖（如果还有）瞬间冰凉麻木，我几乎是凭借本能，用下巴猛地拖动光标点开详情，脖颈的颤抖让这个简单的动作变得异常艰难。
更多新闻弹出来，带着模糊的现场图片和闪烁的警灯。涉事单位名单里，“朗析科技”四个字像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我的视网膜上。
不……不会的。
我用牙齿和左臂残端勉强固定住手机，拨打秦朗的电话。听筒里传来漫长而单调的忙音，无人接听。一遍，两遍，三遍……忙音像冰冷的潮水，一点点淹没我的呼吸。
恐慌扼住了喉咙。我强迫自己冷静，用下巴笨拙而慌乱地滑动手机屏幕，翻找可能认识朗析科技其他人或参与同一项目的同事。好几次差点把手机摔落。终于找到一个之前合作过、与朗析有往来的研究员电话，不管现在是几点，直接拨了过去。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对方声音带着浓重睡意和不悦：“喂？哪位？”
“我是林砚。”我的声音嘶哑得厉害，“抱歉这么晚打扰。请问……你知道城西园区朗析科技的事故吗？里面的人……怎么样了？”
对方显然被我的语气惊醒了些，顿了顿，语气变得谨慎而含糊：“哦……听说了，好像挺严重的。具体不太清楚，消防和救护车都去了……”
“有没有伤亡名单？秦朗……秦朗在不在里面？”我打断他，追问的声音不受控制地拔高，带着自己都未曾察觉的颤抖和绝望。
“秦工？这……我真不知道。现场很乱，消息封锁了。林工，你也别太着急，说不定……”对方试图安慰，但语气里的不确定更让我心头发凉。
挂断电话，世界一片死寂。只有心脏在空荡的胸腔里沉重而狂乱地撞击。眼前发黑，耳中嗡鸣。那些我用来筑起高墙的“躲避协议”，那些自以为坚固的“防火墙”，在突如其来的、可能关乎他生死的噩耗面前，瞬间土崩瓦解，碎成齑粉。
不。不能在这里等。
这个念头像一道闪电，劈开混乱的脑海。我要去。现在就去。
几乎是同时，另一个冰冷的声音在心底响起：你怎么去？你这个样子，深更半夜，怎么去几十公里外的事故现场？
是啊。我怎么去。没有手可以自己叫车，没有腿可以奔跑，甚至连在混乱的现场保护自己、找到他都做不到。
绝望像冰冷的藤蔓缠绕上来。我看着自己空荡的袖管，看着这辆困住我的轮椅，第一次如此痛恨这具残缺的身体赋予我的无力和依赖。
但那个“要去”的念头，像野火一样疯狂燃烧。我驱动轮椅冲进卧室，用下巴胡乱地从衣柜里勾出外套。然后，用牙齿咬住手机，艰难地打开打车软件。输入目的地变得异常艰难，下巴因过度用力而酸痛，视线因慌乱而模糊。
周姨睡在隔壁，被我这边的动静惊醒了。她披着衣服匆匆进来，看到我惨白的脸色和狼藉的样子，吓了一跳：“林砚？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秦朗……出事了。”我语无伦次，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实验室爆炸……我要去找他……现在……”
周姨脸色一变，立刻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她没有多问，更没有阻止，而是迅速冷静下来。“别慌，林砚，别慌。”她按住我因颤抖而不断试图驱动轮椅的身体，声音稳而有力，“我陪你去。先穿好衣服，外面冷。我马上叫车。”
她的话像一根定海神针。她帮我套上外套，检查了轮椅的电量和固定带，然后拿出自己的手机，开始联系可靠的、能容纳轮椅的网约车。
等待车的每一秒都像在油锅里煎熬。我死死盯着手机屏幕，希望有新的消息，又害怕看到任何确认的噩耗。网络上开始有零星更新，提到“伤者已送往附近医院”，但没有具体名单。
车终于来了。周姨和闻讯赶来帮忙的保安一起，费力地将我和轮椅弄上车。司机显然也被这阵仗和目的地惊到，但在周姨简短说明后，还是踩下了油门。
凌晨的城市道路空旷，路灯的光影飞速向后掠去。我坐在后座，身体因颠簸而微微摇晃。车窗外的黑暗无边无际。恐惧感并未因行动而减少，反而在前往未知的途中愈发膨胀。爆炸现场是什么样子？他伤得重不重？会不会……那个我不敢想的字眼，像冰冷的毒蛇，一次次试图钻进脑海，又被我强行驱散。
不。他不能有事。
混乱的思绪中，秦朗在医院里仓皇离去的背影，项目会上他沉默蹙眉的样子，还有更久远以前他笑着说我“是限量版绝景”的样子……所有关于他的记忆碎片，不受控制地翻涌、碰撞，带来一阵阵尖锐的心悸。
周姨一直紧握着我的残臂，她的手心温暖而干燥。
车子终于抵达园区附近。离现场还有一段距离就被警戒线拦住了，警灯闪烁，人影憧憧，空气里弥漫着焦糊和化学品的刺鼻气味。我们的车无法再前进。
“我下去打听！”周姨立刻说。
“不！我跟你一起！”我几乎是吼出来的。我不能在这里等。哪怕一寸一寸挪，我也要离他近一点。
周姨拗不过我，和司机一起再次将我弄下车。凌晨的寒风凛冽。我驱动轮椅，不顾一切地朝着警戒线方向“走”去。地面不平，轮椅颠簸得厉害，我死死咬着牙控制方向。
警戒线外已聚集了一些家属和媒体，哭声、询问声、警察维持秩序的声音混成一团。周姨挤进人群打听。我停在人群外围，仰着头，焦急地在一片混乱中搜寻任何信息。
我的轮椅和样子引起了注意。一个现场指挥人员走过来，面色严肃：“这里很危险，家属请退到安全区域等待消息。”
“我找秦朗！朗析科技的秦朗！他在不在里面？伤得重不重？送去哪个医院了？”我语速飞快地追问，声音因紧张和寒冷而发抖。
那人打量了我一眼，拿起对讲机低声询问了几句，然后看向我，语气缓和了些：“伤者都已经送往市三医院和中心医院了。具体名单和情况，我们这里没有。你们可以去医院急诊问问。”
医院！
周姨已打听到方向，我们立刻掉头，奔向最近的市三医院。
急诊大厅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弥漫着消毒水和血腥气。到处都是焦急等待的家属、匆忙穿梭的医护人员和担架车滚轮碾过地面的声音。
周姨让我等在相对人少的角落，她挤去分诊台询问。我坐在轮椅里，感觉自己渺小而无助。目光扫过每一个被推进来的伤者，心一次次提起又落下。不是他。不是他。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恐惧已爬满四肢百骸。
不知过了多久，周姨回来了，脸色凝重。“问到了，”她的声音有些发干，“朗析科技送来了三个人，两个轻伤，一个重伤……在抢救室。重伤的那个……登记的名字是……”
她停顿了一下，看着我，后面的话没能说出口。
但她的眼神已说明一切。
世界在那一刻彻底失去了声音和颜色。只有“抢救室”和“重伤”这两个词，像两把烧红的铁钳，狠狠烙在意识里。
“在……哪儿？”我的声音轻得像一缕游丝。
周姨指向走廊深处。
我驱动轮椅，朝着那个方向冲去。轮子在地面摩擦出尖锐声响，周围的人纷纷侧目避让。我眼里只有走廊尽头那扇紧闭的、厚重的自动门，门上亮着“抢救中”的刺目红灯。
冲到门前，我猛地刹住轮椅。门上方和旁边的墙上，红色的警示灯和“抢救区域，非请勿入”的字样冰冷地宣告着禁区。透过门上的小窗，只能看到里面模糊晃动的医护身影和仪器闪烁的光。
我被彻底拦在门外。这扇自动关闭、无法撼动的门，成了我和他之间，比过去三年任何距离都更遥远、更绝望的屏障。我徒劳地盯着那扇门，盯着那盏红灯，身体里所有的力气仿佛都被抽干了。
我从轮椅上滑下来，瘫坐在冰冷的地砖上，背靠着墙壁。残存的肢体无力地垂落。周姨蹲在我身边，紧紧握着我的左臂残肢，一遍遍地低声说：“会没事的，林砚，会没事的……”
但她的声音听起来那么遥远。
我盯着抢救室门上那盏红灯，眼睛一眨不眨。脑海中走马灯般闪过无数画面……最后定格在他最后离开我公寓时，那个没有回头的背影。
如果……如果那就是最后一面……
不。不能想。
原来，我所有的“躲避”，所有的“坚强”，所有的“重新开始”，都建立在一个脆弱不堪的前提上——他还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活着，呼吸着。
而现在，这个前提，正在那扇紧闭的自动门后，摇摇欲坠。
我把自己蜷缩起来，用尽残存的力气，将额头抵在膝盖上。滚烫的液体终于冲破所有堤防，汹涌而出，无声地浸湿了衣襟。
原来，有些奔赴，无关乎能否奔跑，无关乎是否有手可以拥抱。
只关乎那颗心，是否还在为他跳动。
而我，此刻，正用这颗疯狂跳动、濒临碎裂的心，隔着生死未卜的距离和一道无法开启的门，完成一场迟到太久、也狼狈不堪的——
奔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