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男堂姐系列】《骚扰》（堂姐黄琳主线故事4）

devil

20 7月15日：一年
2009年7月15日，一个沉闷的、被热浪包裹的夏日，与一年前的那个噩梦之日并无不同。

天还是那样灰蒙蒙的，厚厚的云层压得很低，像是随时要下一场大雨，但又一直憋着，就那么憋着，憋得人心里发慌。窗外的树上那些叶子被太阳晒得卷起来，耷拉着，一点精神都没有。蝉在树上叫，叫得声嘶力竭的，一阵一阵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拼命地喊，喊得人心烦。屋里还是那样，窗帘整天拉着，灰蒙蒙的，热空气从窗户缝隙里钻进来，闷得人浑身黏糊糊的。黄琳坐在窗前，从那道细细的缝隙里往外看，那些人还在，那两个蹲守的人，站在对面那棵大树下面，偶尔举起手机拍一下，然后就低着头看屏幕。她已经懒得去看他们了，只是偶尔瞟一眼，确认他们还在，然后就移开目光，看着远处那片灰蒙蒙的天。

午后的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透出来一点，斜斜地照进来，在她身上勾勒出一圈柔和的光晕。她坐在轮椅上，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色T恤，头发散着，搭在肩上。她的容颜经过一年的休养，已经彻底恢复了往日的惊艳——眉眼依旧精致，皮肤依旧白皙，鼻梁依旧高挺，嘴唇依旧有那种好看的弧度。甚至因为经历的这一切，沉淀出一种破碎又坚韧的独特气质，让人看一眼就忘不掉。但这份夺目的美丽，却被身下那架冰冷的轮椅衬得格外脆弱易碎。她不再是那个依靠双足行走、绽放于T台的职业模特，只是一个离不开轮椅的残障者。阳光照在她身上，照出她那张好看的脸，也照出她那双裹着绷带的、搭在脚踏板上的残足，一动不动的，什么也做不了。

她轻声唤来弟弟。

“小弟。”

弟弟从厨房里走出来，站在她身后。她没有回头，只是看着窗外，说，帮我把那……那双鞋，从证物袋里取出来吧。

弟弟愣了一下。他当然知道她说的是哪双鞋。那双手去年警方归还之后，一直被封存在储物间的一个箱子里，从来没有打开过。他点点头，转身走进储物间。

过了好一会儿，他捧着一个透明的证物袋走出来。那袋子被小心翼翼地捧着，像是捧着什么易碎的东西。他走到茶几前，把袋子轻轻放在铺着软布的桌面上。

黄琳摇着轮椅过去，低头看着那个袋子。

袋子里，正是那双——或者说，是那双黑色细带高跟凉鞋残存的后半段。

时光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两只鞋跟静静地躺在透明袋子里，保持着案发时的惨烈状态。右脚的鞋跟上，沾染着已经变为深褐色的、无法洗去的血迹，那些血迹像是不详的锈迹，深深渗进皮革的纹理里，怎么也洗不掉，擦不掉，永远留在那里。左脚的鞋内侧，皮革被利刃劈开，留下一道深刻而狰狞的刀痕，那刀痕直接斩断了鞋底，从这头贯穿到那头，露出里面白色的填充物。金属鞋跟依旧闪着冷硬的光，在午后的阳光下反射出刺眼的亮点。断裂的细带无力地垂落着，有的只剩半截，有的连着一点皮子，就那么挂着，像是什么东西被撕碎之后残留的碎片。

它们曾是时尚与性感的符号，曾是她站在展台上被人瞩目的道具，曾是她双脚最亲密的伴侣。如今，它们是暴行与痛苦的铁证，是两个世界之间一道血腥的界碑。一个世界是过去，是她穿着高跟鞋走来走去、被人拍照、被人赞美、什么也不用想的日子。另一个世界是现在，是她坐在轮椅上、从那道缝隙里往外看、应付那些永远也赶不走的苍蝇的日子。这道界碑就立在这里，立在她面前，清清楚楚，血淋淋的。

她的目光久久地凝视着这双残鞋。看了很久很久。然后她缓缓移开目光，移向自己那双裹着绷带的残肢。

她开口了。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把绷带拆了吧。”

弟弟蹲下来，开始拆她脚上的绷带。先拆右脚的，一圈一圈，白色的绷带从那只孤零零的脚跟上一层层剥离开，露出下面的皮肤。那皮肤白得发青，断端处那道疤痕像一条粗大的蜈蚣趴在皮肤上，疤痕周围是植皮留下的痕迹，颜色比旁边的皮肤深一些，表面光滑得有点不正常，像一层薄膜贴在肉上。脚跟底部还有之前压红过的痕迹，虽然已经消退了，但还是能看出来那一小块皮肤的颜色和别处不太一样。整个脚跟孤零零地杵在那里，从脚踝往下，什么都没有了，就那么突然地终止，像一条路走到了悬崖边上。

然后拆左脚的。左足的残端比右足长得多，从脚踝往下延伸出大概有原来脚的三分之一那么长，断端也是植皮，颜色暗粉，疤痕组织沿着植皮的边缘蜿蜒着，像一道一道凸起的沟壑。那截残端微微歪向一边，不是直的，有一种奇怪的扭曲感，那是长期没有承重、肌肉失去平衡后慢慢形成的畸形。脚底的纹路到了断端就戛然而止，什么都没有了，只有那截光秃秃的、带着疤痕的残肢，孤零零地伸着。

两只残足完全裸露在空气里，在午后的阳光下，那些疤痕，那些植皮的痕迹，那些畸形的轮廓，全都清清楚楚地呈现在眼前。它们丑陋，它们残缺，它们和她曾经那双被人称赞的、像艺术品一样的脚，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东西。

她看着它们，看了几秒，然后说，帮我穿上。

弟弟深吸了一口气，压下心中翻涌的酸楚，依言蹲下身。他极其轻柔地、小心翼翼地从证物袋里取出那只带着刀痕的左鞋后段，捧在手里看了两秒，然后慢慢套在姐姐相对较长的左残肢上。

那鞋跟套上去的时候，画面有一种说不出的诡异和不协调。那截长一些的残端，皮肤上全是疤痕和植皮的痕迹，颜色深浅不一，断端处那些凸起的疤痕沟壑，和那精致冷硬的金属鞋跟、那断裂的细带并在一起，一个曾经是那么好看，一个是现在这么丑陋，一个代表着过去，一个代表着现在。鞋跟太大了，残端太短了，套上去晃晃悠悠的，根本固定不住，只是那么悬着，那么挂着，像是什么东西在嘲笑她。弟弟细心地将断裂的踝带在脚踝上方系好，系得很轻，但那带子只是装饰，什么也固定不了，那鞋跟还是晃晃悠悠的，随时要掉下来。

然后他又取出那只沾着褐血的右鞋后段，更加艰难地、小心翼翼地，勉强套在那个短小的、仅剩的右脚跟上。那鞋跟对于那只孤零零的脚跟来说太大了，太松了，套上去只是一个空洞的壳子，那截脚跟在里面晃来晃去，根本碰不到鞋底，只是被那几根断裂的带子勉强挂着。那只脚跟本来就微微内翻着，现在被硬塞进鞋跟里，歪得更厉害了，从侧面看过去，像是什么东西装错了位置，畸形得让人不忍多看。

两只残破的、带着暴行印记的高跟鞋后段，就这么突兀地“穿”在她残缺的肢体末端。它们无法提供任何支撑，她无法穿着它们走路，甚至无法站立。它们只是在那儿，作为一个符号，作为一个记忆，作为一个再也回不去的证明。

她低头看着，看着那一幕。她想起一年前的那个晚上，自己躺在血泊里，低头看见的也是这样两只鞋跟——那时候它们还连着她的脚，但脚已经没了，只剩下血肉模糊的残肢和这孤零零的鞋跟。那时候的画面是血红的，是恐怖的，是让她尖叫着昏过去的。现在这个画面没有血，没有恐怖，只有一种说不出的荒诞和悲哀。还是那双鞋跟，还是那截残肢，但一年过去了，她还是坐在这里，还是穿着它们，还是什么都做不了。

她说，把我的那条黑裙子拿来，就是……那天那条。

弟弟默默点头，从衣柜深处取出那件同样作为证物归还、曾被鲜血浸透、如今洗净却仍能看出些许微妙色差的黑色吊带连衣裙。那裙子的布料软软的，垂垂的，在阳光下泛着一点暗哑的光。他帮她换上，把那裙子从头上套下去，拉好拉链，整理好裙摆。

当她换上那条裙子，端坐在轮椅上，那双“穿”着残破高跟鞋的残肢无力地垂落在脚踏板上时，一种极其复杂的气场弥漫开来。那是昔日的荣光、极致的痛苦、残酷的现状和一种决绝的告别感，所有这些东西交织在一起，混在一起，形成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画面。黑色的裙摆垂到小腿，下面露出来的，是那两只穿着残破鞋跟的残足——左足那截长一些的残端上套着带刀痕的鞋跟，歪歪扭扭地垂着；右足那只孤零零的脚跟套着带血迹的鞋跟，畸形地内翻着，两只脚并在一起，说不出的诡异和不协调。阳光从窗外斜照进来，落在她身上，落在裙子上，落在那两只残破的鞋跟上，像是舞台上的追光，把这一刻永远定格。

她说，拍照。帮我拍下来。

弟弟拿起相机，手指微微颤抖。透过取景框，他看到姐姐努力挺直脊背，抬起下巴，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不是悲伤也不是快乐，只是一种巨大的、深沉的平静。她美丽的容颜、优雅的脖颈、黑色的裙摆，与身下的轮椅、以及那双“穿”在残肢上的、带着血迹和刀痕的残破高跟鞋，形成了惊心动魄的对比。一个是美的，一个是残的，一个是完整的，一个是破碎的，所有这些都同时存在，同时被框在取景框里。

快门声响起，咔哒一声，很轻，但在安静的屋里显得格外清晰。定格了这一刻。这是与她车模职业的、一场最彻底也最残酷的诀别。不是被人拍，是自己拍。不是站在展台上，是坐在轮椅里。不是穿着完整的高跟鞋，是穿着残破的鞋跟。不是被人看，是自己看自己。

仪式完成后，她示意弟弟帮她脱下鞋子。他蹲下来，轻轻解开那些断裂的带子，把那两只鞋跟从残肢上取下来。那鞋跟离开残肢的时候，她低头看着，看着它们被拿开，看着自己那两只残足又露出来，还是那样，什么也没变。还是那些疤痕，那些植皮，那些畸形的轮廓，孤零零地伸着。

接着，她指挥弟弟，将这两只鞋跟以一种精心设计的、呈现它们残缺和创伤原貌的姿态，安置在一个透明的玻璃模具中。那只带血迹的放在左边，那只带刀痕的放在右边，并排着，像是博物馆里的展品。然后她静静地看着弟弟将清澈的环氧树脂缓缓注入模具。树脂是透明的，黏稠的，慢慢流下去，逐渐淹没那褐色的血渍、那狰狞的刀痕、那冰冷的金属跟。那些东西一点一点被覆盖，一点一点变得模糊，最后完全被淹没在透明的液体里。树脂慢慢凝固，变硬，变成一个永恒的、冰冷的透明立方体。

当树脂彻底固化，立方体变得坚硬如琥珀时，她在底座上，亲手刻下了一行字。

《2008年7月15日的重力》

那几个字刻得很浅，但很清楚。2008年7月15日，是那个日子。重力，是她想出来的词。那一天的重量，那一年的重量，那一双脚的重量，都压在这两个字里。

作品完成，放在桌上，像一个来自异度空间的冰冷展品。阳光照在透明的树脂上，照出里面那两只残破的鞋跟，褐色的血渍，狰狞的刀痕，冷硬的金属，一切都清清楚楚，又被封存在里面，永远出不来。室内一片寂静，只有空调的低鸣，和窗外偶尔传来的蝉鸣。

她看着那件作品，看了很久。那是她做的。她用那双鞋，用那天的记忆，用这一年的重量，做了这个东西。它立在那里，不会再变了。而她会变，会继续往前走，会继续坐在这窗前，从那道缝隙里往外看。但那天的重力，被留在这里了，封在树脂里，永远不变。

忽然，她抬起头，目光似乎穿透了时空，落在某个虚无的点上。她轻轻地、仿佛自言自语般地呢喃道：

“其实那天……车展结束回来，路上我看到一双很舒服的平底鞋，本来想买的。”

她的声音很轻，没有怨恨，没有激动，只有一种事过境迁后的、巨大的怅然和一丝几乎听不出的遗憾。就那么一句话，轻飘飘的，像是随便说的什么。

弟弟猛地一怔，眼眶瞬间红了。

那个微不足道的、未能实现的念头，那双路上看到的、本来想买的平底鞋，像一把最柔软的匕首，精准地刺中了心脏最柔软的地方。她做模特那么多年，天天穿着高跟鞋站着，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脚疼得要命，脚趾磨出茧子，脚踝勒出印子，脚心酸得不行。她一直想买一双舒服的平底鞋，穿着回家，穿着走路，穿着做那些不用站在展台上的事。那天她看见了，看见了，但没买。如果那天她买了呢？如果那天她穿着平底鞋回家呢？

她突然想到另一件事。如果那天她真的买了那双平底鞋，穿着它回家，那个男人还会不会砍她的脚？那双细带高跟凉鞋让她的足背完全裸露，从脚趾到脚踝，每一寸皮肤都露在外面，在灯光下泛着光泽。那个变态盯着看的就是那个，要砍的也是那个。如果她穿着平底鞋，包着脚，他会不会从脚踝下刀？从她裸露的小腿下刀？那她连这孤零零的脚跟都保不住，连这截残端都保不住，连坐轮椅时还能搭在踏板上的这一点点都没有了。她可能就真的成了“无脚之人”，什么都没有了。

那个落空的“平底鞋”愿望，既是她职业生涯里最寻常的意难平——那些年穿高跟鞋受的罪，想换双舒服的却总是没换成；也是冥冥中给她开的一扇窗——因为穿着高跟鞋，裸露的足背吸引了那男人的注意力，刀才砍在足中段，她的脚跟还在。如果那天她买了平底鞋，如果那天她穿着包脚的鞋，也许她现在连这点残存的都没有了。

她不知道这是幸运还是不幸。她只知道那双平底鞋，她永远也穿不上了。陪伴她的后半生，只有假肢、拐杖和轮椅。那些东西会一直陪着她，从现在到以后，从今往后每一天。

她坐在那里，看着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天。阳光照在她脸上，照出她那张平静的、什么表情也没有的脸。那件作品立在她旁边的桌上，透明的，冰冷的，封存着那一天的重量。她看着窗外，什么也没再说。

弟弟站在那里，看着她，眼泪终于流下来。他没有出声，只是让那些眼泪静静地流着。

那一刻，所有的痛苦、所有的失去、所有无法挽回的改变，都凝聚在了那句轻飘飘的话里，重重地砸在房间的地板上，无声碎裂。

devil

附录1：东方都市报·深度报道
斩骨刀下的车模噩梦
昔日T台宠儿，今成轮椅囚徒——独家探访“折翼天使”黄琳的一年

本报记者 陈小豫 发自东莞

她曾经是聚光灯下的宠儿，是无数人眼中的完美女神。一米七八的身高，精致如画的容颜，还有那一双被称为“艺术品”的修长美足，让她在车模圈内熠熠生辉，成为各大车展争相邀请的宠儿。

如今，她坐在轮椅上，双腿无力地垂着，脚上缠着厚厚的白色绷带。那双曾经踩着十厘米高跟鞋、在展台上款款而行的玉足，已经永远地离她而去了。

她叫黄琳，去年七月那场震惊全市的惨案中，她被前男友用斩骨刀残忍砍断双足，左足仅剩Lisfranc关节离断后的残端，右足更是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微微内翻的脚跟。这个曾经光芒万丈的女人，如今只能蜷缩在昏暗的房间里，透过窗帘的缝隙，看着外面那些能走路的人从楼下经过。

“我只是想活着”

走进黄琳位于西城区银色汉庭小区的家中，记者感受到的是一种压抑的、近乎窒息的安静。厚重的灰色窗帘终日紧闭，把夏日的阳光严严实实地挡在外面。屋里很暗，只有一盏小台灯发出微弱的光，照出那些简单的家具，和那个坐在窗前轮椅上的身影。

她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色T恤，长发散落肩头。当她转过头来时，记者还是被她的容颜惊了一下——即使经历了这样的磨难，那份天生的美丽依然没有被完全剥夺。眉眼依旧精致，皮肤依旧白皙，只是那双眼睛里，盛满了说不出的疲惫和一种深深的、化不开的悲哀。

她示意记者坐下，声音很轻，很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

“你想问什么，问吧。”

记者注意到，她说话的时候，两只手一直放在膝盖上，攥着轮椅的扶手，攥得指节发白。而她的目光，时不时会往下移，移向那两只搭在脚踏板上的脚——那两只裹着厚厚绷带、什么也看不出来的脚。

据主治医生透露，黄琳的伤势极其惨重。凶手使用的斩骨刀沉重而锋利，每一刀都精准地劈砍在足背中段，创口密集，间隔不足两厘米。左足在跖骨中远段水平被斩断，经过清创手术后最终行Lisfranc关节离断，切除全部跖骨，仅保留大部分跗骨；右足的伤势更为严重，中足骨骼粉碎，软组织血运彻底丧失，只能进行更近端的Chopart关节离断，最终仅保留跟骨和部分距骨，形成一个孤零零向前伸着的、畸形而丑陋的脚跟。

“我从医二十年，没见过这么残忍的伤害。”医生说，“凶手不仅是要杀人，更是要毁掉她最骄傲的东西。”

“那些字，怎么也撕不掉”

采访过程中，黄琳很少主动说话。但当记者问及她现在的心理状态时，她沉默了很久很久，久到记者以为她不会再开口了。然后她低下头，看着自己那两只脚，眼眶慢慢红了。

“有时候我坐在窗前，看着外面的人走来走去，看着他们穿着各种各样的鞋，能走，能跑，能跳，我就想，那些脚，以前我也有过的。”她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后来我就不看了，只从窗帘缝里看。那样看得少一点，心里就没那么难受。”

记者注意到，她身后的茶几上，有一个垃圾桶。里面堆着一些撕碎的报纸。弟弟黄男告诉记者，那是之前某家报纸做的报道，姐姐看了一遍，就撕了。

“那些字在我脑子里，怎么也撕不掉。”黄琳轻轻地说。

她指的是那些猎奇的、煽情的、把她当作“惨剧主角”来描写的文字。她不喜欢别人叫她“折翼天使”，不喜欢别人描写她“蜷缩在轮椅上”的样子，不喜欢别人用“畸形”“丑陋”这样的词来形容她的残肢。但她没有办法阻止，那些字还是会被写出来，被印出来，被无数人看到。

“我还能站起来吗？”

康复中心的假肢技师小周告诉记者，黄琳目前已经能够穿戴假肢进行短距离行走，但那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假肢与残肢接触的地方，湿疹、压疮、感染，反反复复。硅胶套不透气，残肢出汗后滋生细菌，会散发出洗不掉的味道。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每一刻都要忍受那种又疼又痒的感觉。

“但她在坚持。”小周说，“我从没见过这么能忍的人。”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记者问了一个问题：“你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她想了很久。久到窗外的光线又暗了一分。然后她轻轻地说：“我想站起来走路。不用人扶，不用拄拐，就那么自己站起来，走到窗前，拉开窗帘，看看外面。就那样。”

她说着，眼眶又红了。但她没有让眼泪掉下来，只是把它咽了回去，咽得很用力。

记者手记

从万人瞩目的T台，到终身与轮椅为伴；从拥有一双“艺术品”般的玉足，到只剩下两截孤零零的残肢。黄琳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美丽如何被摧毁、命运如何残酷的故事。她的悲剧，不仅仅是身体的残缺，更是一个女人最引以为傲的部分被彻底剥夺后的心灵创伤。

采访结束，走出那栋楼的时候，记者回头看了一眼那扇永远拉着窗帘的窗户。她就坐在那后面，透过一条细细的缝隙，看着外面这个已经不属于她的世界。

我们不知道她还要在那扇窗户后面坐多久。也许一年，也许两年，也许一辈子。我们只知道，那个曾经站在聚光灯下、被无数人追捧的女人，现在只是一个坐在轮椅上、渴望能自己走到窗前的普通人了。

而她那双曾经被称为“艺术品”的脚，只剩下两截触目惊心的残肢，被永远地封存在绷带里，再也不会被人看见了。

（文中黄琳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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