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男堂姐系列】《骚扰》（堂姐黄琳主线故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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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粉丝”蹲守
进入五月的时候，天气已经有点热了。窗外的树上那些叶子长得密不透风，把阳光挡在外面，只有零星几道光从缝隙里漏下来，落在窗台上，落在地板上，落在那些已经很久没有拉开过的窗帘上。那些窗帘是灰色的，厚厚的，整天拉着，把屋里遮得暗暗的，像是一个永远处于黄昏的房间。黄琳就坐在这片昏暗里，坐在窗前，透过窗帘那条细细的缝隙，往外看着。

那几个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她已经记不太清了。也许是四月底，也许是五月初，一开始只是一两个，后来慢慢多起来，有时候三个，有时候四个，最多的时候有五六个。他们站在小区门口，站在对面的马路边，站在那棵大树下面，有时候站着，有时候蹲着，有时候来回走动，但不管怎么动，他们的目光都朝着一个方向——朝着她家这栋楼，朝着她家那扇永远拉着窗帘的窗户。

弟弟第一次发现他们的时候，是五月初的一个下午。他从学校回来，走到小区门口，就看见两个人站在那里，拿着手机，对着楼上拍。他顺着他们手机的方向看过去，看见的正是自己家那扇窗户，那扇灰色的窗帘后面，姐姐就坐在那里。他的心猛地跳了一下，快步走过去，站在那两个人面前，问，你们干什么的？

那两个人吓了一跳，其中一个年轻点的，二十出头的样子，脸一下子红了，支支吾吾地说，没，没什么，就是看看。另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三十多岁，倒是镇定，把手机收起来，说，我们是粉丝，来看看黄琳，她不是住这儿吗？

弟弟盯着他们，说，谁让你们来的？那个年纪大的笑了笑，说，没人让，自己来的。我们关心她，想看看她现在怎么样。弟弟说，她不方便见人，你们走吧。那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没动。弟弟又说了一遍，走不走？不走我报警了。

那两个人这才慢慢往后退了几步，但没有走远，只是退到马路对面，又站在那里，继续往这边看。弟弟站在那里，盯着他们看了好一会儿，直到他们被盯得不好意思，转身走了，他才转身进小区。但他知道，他们明天还会来，或者后天，或者过一会儿换个地方再回来。

他猜对了。

第二天，那两个人又来了，还多了一个。第三天，又多了一个。他们换了地方，不再站在小区门口，而是分散在周围，有的站在公交站牌后面，有的坐在对面那家小卖部门口的凳子上，有的干脆就蹲在路边，像等车的人，但车来了一辆又一辆，他们一辆也没上。他们手里都拿着手机，都对着那扇窗户，有时候拍一张，然后低头看看屏幕，有时候就那么举着，拍很久。

物业的人来赶过几次。保安拿着警棍走过去，说这里不能逗留，他们就走，走几步，等保安走了，又回来。来回几次，保安也烦了，打电话报警，警察来了，他们跑得更快，一会儿就没影了。但警察一走，他们又冒出来，像蟑螂一样，怎么也赶不干净。

黄琳每天就坐在那扇窗帘后面，透过那条细细的缝隙，看着那些人。

那条缝隙是她自己留的，大概两指宽，刚好能让一只眼睛贴上去往外看。她就那么贴着，一只眼睛看着外面的世界，另一只眼睛闭着，或者埋在窗帘里。从那条缝隙里看出去，外面的世界像是被切掉了一大块，只剩下一小条，窄窄的，长长的，像一条裂缝。那些人就在那条裂缝里晃来晃去，有时候多，有时候少，有时候站得近，有时候站得远。

她看见他们举着手机对着这边，看见手机的镜头在阳光下反着光，一闪一闪的。她看见他们拍完照之后低头看屏幕，然后抬起头又拍，像是在等什么，等一个奇迹，等窗帘拉开，等她出现在窗口，等他们拍到那张“独家照片”。她不知道他们想拍什么，想拍她坐在轮椅上的样子？想拍她那双裹着绷带的残足？想拍她那张据说还在的“脸蛋”？还是只想拍到一个“名人”，一个上了新闻的“受害者”，一个可以发到网上让人点赞的素材？

她不知道。她也不想知道。

她只知道她再也不敢拉开窗帘了。

那些厚厚的灰色窗帘，以前只在晚上拉，白天都是敞开的，让阳光照进来，让那些树叶的影子落在地板上。现在它们整天拉着，从早到晚，从这头拉到那头，把整个房间都罩在一片昏暗里。那昏暗很均匀，没有影子，没有明暗变化，像是一层看不见的雾，把一切都裹在里面。她就在这片雾里坐着，看着那条裂缝外面那窄窄的世界，看着那些人影晃来晃去。

有时候她会想，那些人在外面等什么？等一天，等两天，等一个星期，他们能等到什么？等到她把窗帘拉开？等到她出现在窗口？等到他们拍到那张“独家”？她不会的。她永远不会再拉开窗帘了。但他们不知道，他们还在等，还在拍，还在晃来晃去。

有时候她也会想，他们是怎么找到这里的？是从报纸上？从网上？从那些八卦论坛？那篇报道写了太多不该写的东西，地址虽然没写，但小区名字、楼栋号，稍微打听一下就能知道。她想起那个记者，那个问她“是不是已经不是女人了”的记者，那张笑着的脸，那双亮亮的眼睛。她的报道引来了那些手写的温暖的信，也引来了这些人。温暖是真的，这些人也是真的。她不知道该怎么去平衡这两样东西。

弟弟每天回来，都会站在窗前，透过那条缝隙往外看，数一数今天有几个。有时候他会骂几句，很难听的话，骂完就去做饭，或者去收拾屋子。她听着那些骂声，不说什么，只是继续看着那条裂缝外面那些人影晃来晃去。

有一天傍晚，那些人还没走，天已经快黑了，路灯亮起来，把他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她看着那些影子在地上晃动，突然想，他们不回家吗？他们没有家人吗？他们整天站在这里，对着别人的窗户拍，他们家里人知道吗？他们自己觉得这样正常吗？

她不知道答案。也许他们根本不觉得自己在做什么不正常的事。他们只是“粉丝”，只是“关心”，只是“想看看”。他们觉得自己有权利看，有权利拍，有权利站在别人家楼下，对着别人的窗户举着手机。他们不会想，那扇窗户后面坐着一个人，那个人不想被看，不想被拍，不想被他们这样“关心”。

她把手从膝盖上抬起来，贴在那扇灰色的窗帘上。窗帘的布面粗粗的，有点凉，贴在手心上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她就那么贴着，隔着这层布，感觉到外面那一点点光，那一点点温度，那些晃来晃去的人影。那些人不知道她就在这里，贴着窗帘，隔着这层布，和他们隔着一个世界的距离。

她想，如果有一天，她拉开窗帘，推开窗户，对着他们喊一声，你们到底想要什么？他们会怎么回答？会说我们关心你？会说我们喜欢你？还是会吓得一哄而散，跑得比兔子还快？

她不会喊的。她不会拉开窗帘，不会推开窗户，不会让他们知道她看见他们了。她就这样坐在昏暗里，隔着那条细细的缝隙，看着那些人影晃来晃去，一天又一天，一天又一天。

有时候弟弟问她，姐，你今天还好吗？她点点头，说还好。但什么是好？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还在呼吸，还在吃饭，还在睡觉，还在透过那条缝隙看着外面那些人。这算好吗？也许算吧。也许不算。她分不清了。

那天晚上，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那些人的影子还在脑子里晃，还有那些手机的反光，一闪一闪的。她闭上眼睛，那些光还在闪，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黑暗里眨眼睛。她睁开眼，看着天花板，天花板在昏暗里什么也看不清，只是一片灰蒙蒙的。

她想起以前当模特的时候，也有人在台下拍照，闪光灯一闪一闪的，那时候她觉得那是荣耀，是被人喜欢，是被人欣赏。现在也有人在楼下拍照，闪光灯也是一闪一闪的，但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了。那时候她站在台上，穿着漂亮的高跟鞋，被人仰视。现在她躲在窗帘后面，坐在轮椅上，被人俯视，被人窥视，被人当成一个可以随便拍的“东西”。

她翻了个身，把脸埋在枕头里。枕头是软的，凉的，像那扇灰色的窗帘。她埋在里面，不想出来。

第二天早上，弟弟出门的时候，她听见他在门口停了一下，然后门开了又关上。她坐起来，移到轮椅上，摇到窗前，从那道缝隙里往外看。那些人还在，今天少了两个，但还有三个，站在对面那棵大树下面，举着手机，对着这边。

她就那么看着他们，看了很久。他们不知道她在看他们。他们只知道自己在看那扇窗户，不知道那扇窗户后面有一双眼睛，也在看他们。

她突然觉得有点可笑。她看他们，他们看窗户，窗户后面是她。一个看一个，一个看一个，像一圈永远转不完的圈。她想笑，但笑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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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人肉搜索
五月中的时候，天气已经热得有点让人烦躁了。窗外的树上那些叶子被太阳晒得蔫蔫的，垂着头，没什么精神。屋里还是那样，窗帘整天拉着，灰蒙蒙的，只有那条细细的缝隙里透进来一小道光，落在地板上，像一条发亮的线。黄琳就坐在这条线旁边，有时候看着它发呆，有时候从那条缝隙里往外看，看那些还在晃来晃去的人影。那些人影比前几天少了几个，但还在，还是举着手机，还是对着这边拍。她已经习惯了，习惯到看见他们就像看见那棵树、那些路灯一样，成了窗外风景的一部分。

那天下午，弟弟回来得比平时早。他进门的时候，脸色很难看，不是那种生气或者着急的难看，是一种说不清的、发白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的难看。他把门关上，站在那里，背对着她，站了好几秒，然后才转过身来。

她看着他那张脸，问，怎么了？

他没说话，只是走过来，蹲在她面前，把手机递给她。屏幕上是一个论坛的页面，标题用大号的黑体字写着——“昔日车模今何在，残废之后的生活”。

她接过手机，开始往下看。

帖子是几天前发的，发帖人是一个陌生的ID，一串数字和字母，什么也看不出来。帖子的开头写着：“大家还记得去年那个被砍断双脚的车模黄琳吗？她现在怎么样了？本人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她的下落，现在分享给大家。”

下面是一大段文字。她读着读着，手指开始发凉。

“姓名：黄琳。年龄：二十九岁。籍贯：广东东莞。职业：前车模，现无业。住址：东莞市西城区银色汉庭小区三栋1602室。电话：138xxxx1234。家庭成员：父亲（海外华侨），母亲（外籍华人），弟弟黄男（十八岁，某大学大一学生，住同小区）。家庭状况：经济条件较好，据传获得了巨额保险赔付。”

她的眼睛停在那几行字上，看了好几秒。地址，电话，家庭成员，住址，那些原本只属于她自己的、应该被保护起来的东西，现在就这样赤裸裸地挂在这里，挂在一个任何人都能看到的论坛上，像一件被剥光了衣服摆在橱窗里的商品。

她继续往下滑。

下面是一张她的照片，是以前的，穿着高跟鞋站在展台上，笑得很好看，聚光灯打在脸上，整个人都在发光。那张照片她见过，是她刚入行那年拍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传到网上，现在又被翻出来，和这些信息贴在一起。

再往下，是跟帖。已经有好几百条了，她没数，只是往下滑，看着那些一条一条冒出来的评论。

“哇，这地址离我家不远啊，改天去看看。”
“电话记下了，有空打一个慰问一下。”
“可怜啊，以前多风光，现在成这样。”
“活该，谁让她那么高调，这下好了吧。”
“有保险赔付？那岂不是很有钱？求联系方式求交往！”
“她弟弟才十八岁？姐弟俩住一起？这关系有点微妙啊。”
“有没有人组队去围观一下？”
“楼上的别去，人家现在需要安静，别打扰。”
“安静什么，她的事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还怕人看？”
“你们别吵了，人家已经很惨了，留点口德吧。”

她看着那些字，一条一条，从眼前滑过去。有同情的，说可怜，说希望她好起来。有猎奇的，问东问西，想知道更多细节。有辱骂的，说活该，说谁让她以前那么风光。有求联系的，说要打电话，要去看她，要和她做朋友。那些字混在一起，红的黑的蓝的，一排一排的，像潮水一样涌过来，涌过来，把她淹在里面。

她的手开始抖。

她继续往下滑，滑了很久，那些跟帖好像永远也滑不完。每一条都在说着什么，每一条都有人看，有人点赞，有人回复。他们讨论她的地址，讨论她的电话，讨论她那张照片，讨论她现在变成什么样了。他们像是在讨论一个陌生人，一个和他们无关的、可以随便评头论足的东西。他们不知道她就在屏幕这边看着，不知道她的手指在抖，不知道她浑身发冷。

她把手机还给弟弟，没有说话。

弟弟看着她，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说出来。他站起来，走到阳台上，开始打电话。她听见他在跟谁说话，声音压得很低，但偶尔有几个词飘进来——“报警”，“网警”，“删帖”。她听着那些词，没有动，就那么坐在那里，看着那条发亮的光线。

过了很久，弟弟走回来，说，报警了，网警会处理。

她点点头，没说话。

他又说，帖子应该很快会删掉。

她又点点头，还是没说话。

但他们都明白，帖子可以删掉，信息删不掉。那些信息已经发出去了，被多少人看到了，被多少人记下来了，被多少人转发出去了，谁也说不清。那些信息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飘得到处都是，落在地上，就会生根，再也收不回来。

那天晚上，电话开始响了。

一开始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她没接。又响，还是没接。后来响得越来越多，隔几分钟就响一次，不同的号码，有的显示归属地，有的显示未知。她把手机调成静音，放在床头柜上，但那个屏幕一直在亮，一闪一闪的，像一只不停眨动的眼睛。

她看着那个闪烁的屏幕，不知道那些打电话的人是谁，不知道他们想说什么。也许是同情的人，想安慰她。也许是猎奇的人，想听听她的声音。也许是那些跟帖里说“打电话慰问一下”的人，也许更糟，是那些写猥亵信的人，换了一种方式来骚扰她。她不知道，也不想接，不敢接。

手机就那么一直闪着，一直闪着，闪到没电了，屏幕才终于黑下去。

第二天，弟弟去给她换了一个新号码。旧的注销了，新的只有弟弟知道。她拿着那个新手机，看着上面空空的通讯录，觉得好像安全了一点，又好像没有。那些信息还在外面飘着，那些知道她旧号码的人，随时可以把新号码再找出来。信息这种东西，删不干净，永远也删不干净。

她想起那些跟帖里的话——“这地址离我家不远啊”、“有没有人组队去围观一下”、“电话记下了，有空打一个”。那些人就在外面，就在她家附近，也许就是楼下那些晃来晃去的人影中的一个。他们拿着手机，对着她的窗户拍，拍完发到网上，然后更多的人知道她的地址，更多的人来围观，更多的人打电话，更多的人发邮件，更多的人站在楼下举着手机。

这是一个循环，一个她跳不出去的循环。

她坐在窗前，从那道缝隙里往外看。楼下还有几个人，还在晃，还在举着手机。她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看了那个帖子才来的，是不是知道了她的地址，专门跑过来“参观”的。她只知道他们不会走，会一直来，一直来，就像那些电话，那些邮件，那些跟帖，永远也删不完，永远也赶不走。

弟弟走过来，站在她身后。他说，姐，要不咱们搬家吧。

她没说话，只是看着窗外那些人影。搬家。搬到哪儿去？搬到另一个小区，另一个城市，然后呢？那些信息不会消失，那些人会再找到她，再站在楼下，再举着手机，再打电话，再发邮件。只要她还在，只要那些信息还在，她就永远躲不掉。

她摇了摇头，说，算了。

弟弟还想说什么，但她抬起手，示意他别说了。她就那么坐在那里，透过那条缝隙，看着外面那些人影晃来晃去，晃来晃去。

那个帖子的确被删了。过了两天，弟弟打开那个论坛，已经找不到了。但她知道，它只是从明处转到暗处，从那个论坛转到另一个论坛，从网上转到私下的聊天群里，从公开变成私下流传。那些信息已经成了某种公共财产，谁想要谁就可以拿，谁想传谁就可以传。她再也收不回来了。

她有时候会想，那些人到底想要什么？他们把她的一切都翻出来，地址、电话、照片、家庭，然后呢？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然后呢？他们会记得她多久？一个星期？一个月？然后他们就会去找下一个目标，下一个可以被围观的人，留下她在原地，被那些永远删不完的信息包围着。

她不知道答案。她只知道她的世界又缩小了一点。以前是那扇窗户，那条缝隙，现在连那点缝隙里的世界，也变得不安全了。那些站在楼下的人，可能就是看了那些信息才来的。那些打电话的人，可能就是照着那个号码拨的。那些写邮件的人，可能就是顺着那个地址发的。她的信息在外面飘着，像一根根线，把她和那些她永远不想见的人，拴在一起。

她坐在昏暗里，看着那条发亮的光线，一动不动。那光线慢慢移动，从地板上移到墙上，从墙上移到天花板上，然后消失了。天黑了。她还在那里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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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报案与金田一警官
五月下旬的那几天，天气已经热得让人有点喘不过气来了。窗外的树上那些叶子被太阳晒得蔫蔫的，一动不动，连风都没有。屋里还是那样，窗帘整天拉着，灰蒙蒙的，只有那条细细的缝隙里透进来一小道光，落在地板上，像一条快要干涸的溪流。黄琳就坐在这条光旁边，有时候看着它发呆，有时候从那道缝隙里往外看。那些人还在，比前几天少了几个，但还有两三个，站在对面那棵大树下面，举着手机，对着这边拍。她已经不数了，数也没用，来了走，走了来，永远也赶不干净。

电话骚扰换了新号码之后消停了两天，但很快又开始了。不知道那些人是从哪里搞来的新号码，也许是从网上，也许是从那个被删掉的帖子里，也许是从哪个认识的人那里打听来的。弟弟每天帮她过滤，陌生号码不接，接了也不说话直接挂掉，但还是会有一些漏进来，在半夜响起来，把她从梦里惊醒。那些声音在黑暗里格外刺耳，一声一声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拼命敲门。

邮件更多了。那些油腻的求爱信，那些露骨的猥亵话，那些自称“粉丝”的人的问候，每天都有，每天都不一样。弟弟一封一封删，删得手都酸了，但删完又来，删完又来，像是永远也堵不住的水龙头。

还有那些蹲在楼下的人。他们换了花样，不再只是站着拍，有时候会走进小区，假装是访客，在楼下转悠，抬头看那扇永远拉着窗帘的窗户。物业的保安拦过几次，报警过几次，警察来了他们就跑，走了又来。弟弟每天进出都要绕开他们，像打游击一样。

那天下午，弟弟说，姐，再报一次警吧。

黄琳没说话，只是看着窗外那些人影。她知道报警没用，那些人抓不到，抓到了也关不了几天，出来还会再来。但她也没有别的办法。她点了点头。

弟弟打了电话，说了情况，挂了电话之后说，他们马上来。

过了大概二十分钟，门铃响了。弟弟去开门，黄琳坐在窗前，没有回头。她听见开门的声音，听见弟弟说了句“请进”，听见脚步声走进来，不止一个人，是两个。其中一个脚步声很轻，很稳，另一个重一些，像是走在后面。

“黄琳女士是吗？”一个声音响起来，很平和，不像是那种例行公事的警察腔调，倒像是认识很久的人在打招呼。她转过头，看见两个人站在客厅里。后面那个年轻一点，穿着制服，手里拿着本子，应该是跟班的。前面那个——她看了一眼，愣了一下。

那是个年轻的男人，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没穿制服。他长得很高，站在那儿显得有点突出。最让她愣住的是那张脸——那张脸她好像在哪里见过，不是认识，是那种在电视上或者杂志上见过的脸，轮廓很深，眉眼很好看，有点像某个日本演员。但那是演员的脸，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那个男人看见她愣住，微微点了点头，说，我是金田一耕助，市局的刑警，去年那个案子就是我经手的。还记得我吗？

她想了想，好像有点印象。那时候在医院里，有几个警察来过，问过她一些问题，其中有一个就是很年轻的，话不多，问得很仔细。她当时意识模糊，记不太清脸，但那个名字有点特别，金田一耕助，她记住了。

她点了点头，说，记得。

金田一走过来，在她对面坐下。那个跟班的警察也走过来，站在旁边，拿出本子准备记。金田一朝他摆了摆手，说我来问，你先坐。那个跟班的就坐下了，本子放在膝盖上。

金田一看着黄琳，目光很平和，没有那种让人不舒服的打量，没有那种猎奇的眼神，也没有那种刻意的同情。就是看着一个人，一个需要帮助的人，等着她开口。他说，你弟弟在电话里说的情况我都听到了。你再跟我详细说说，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都有哪些事。

她开始说。说那个穿灰色夹克的男人，说那些油腻的求爱信，说楼下蹲守的人，说人肉搜索的帖子，说换了号码还是被打爆的电话。她说得很慢，有时候会停一下，想一想，然后继续说。金田一就坐在那里听着，偶尔点点头，偶尔问一两个问题，问得很细，比如那个人长什么样，大概多高，穿什么衣服，什么时候出现得最多。她一一回答，能想起来的都说了。

他说了大概二十几分钟，终于说完了。金田一坐在那里，沉默了几秒，然后开口了。

他说，你说的这些，我都记下了。这些人做的事，有的够不上刑事，有的够上了但很难抓到现行。但我们会尽量做。我会让辖区派出所加强这边的巡逻，尤其是晚上。你和你弟弟出去的时候注意一点，尽量不要单独出门，尤其是晚上。如果那个人再出现，或者有什么新的情况，直接打我电话。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她。那张名片是白色的，上面印着他的名字和电话，还有单位的名字，很简单，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她接过来，低头看着那几个字——金田一耕助，下面是一串电话号码。她把名片攥在手心里，那张纸薄薄的，有点凉。

他站起来，说，还有别的吗？

她摇了摇头。

他说，那我们先走了。有事打电话。

她点点头。他转身往门口走，走到门口又回过头，看了她一眼。那一眼很短，不到一秒，但里面有一种东西，她说不上来是什么。不是同情，不是怜悯，是别的什么，像是确认，像是在说“我记住了”。然后他就走了，那个跟班的也跟着走了。

弟弟关上门，走回来，看着她。她手里还攥着那张名片，攥得有点紧，边角都皱了。弟弟说，这个警察好像还不错。她没说话，只是低头看着那张名片，看了好几秒。

她把名片放在茶几上，盯着那几个字又看了一会儿。金田一耕助。那个名字有点奇怪，不像中国人的名字，但他在那儿站着的时候，她又觉得没什么奇怪的，就是一个警察，一个负责的警察。他的眼神很干净，干净得让她有点意外。那些来过的警察，有的同情，有的公事公办，有的也问得很细，但他们的眼睛里总有一点别的东西，好奇也好，怜悯也好，总之不只是“办事”而已。但他的眼睛里没有。他就是来看情况的，来问问题的，来留下电话的，然后走了。

她不知道这样算不算好。她只知道她记住那张脸了，记住那个名字了，记住那句话了——有事打电话。

她把那张名片拿起来，打开床头柜的抽屉，放进去。抽屉里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信，本子，钥匙，还有别的。她把它放在最上面，然后关上抽屉。

那天晚上，电话又响了一次。她拿起来，看了一眼，是陌生号码。她没有接，放在一边，等它自己断掉。然后她躺下来，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什么都没有，还是那片白，但在黑暗里，那片白显得有点亮，像是能照出什么东西来。她看着那片白，想着今天那个警察，想着他说话时的语气，想着他看她的那个眼神。那些画面在她脑子里转了几圈，慢慢模糊了，她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她醒过来，第一件事是拉开床头柜的抽屉，看了一眼那张名片。它还在那儿，在最上面，安安静静的。她把抽屉关上，摇着轮椅到窗前，从那道缝隙里往外看。楼下那几个人还在，还在晃，还在举着手机。她看着他们，心里没有昨天那么堵了。不是因为这些人走了，是因为她知道，如果有什么事，她可以打那个电话。虽然也许打了也没用，但至少，有一个人，有一张名片，有一个号码，在那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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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噩梦的延续
进入六月的时候，天气已经热得让人难受了。窗外的树上那些叶子被太阳晒得卷起来，耷拉着，一点精神都没有。屋里还是那样，窗帘整天拉着，灰蒙蒙的，热空气从窗户缝隙里钻进来，闷得人喘不过气。黄琳坐在窗前，从那道缝隙里往外看，那些人还在，比前几天少了一些，但还有两个，站在对面那棵大树下面，偶尔举起手机拍一下，然后就低着头看屏幕。她已经不去数了，也不去想了，他们爱拍就拍吧，反正她不会拉开窗帘。

骚扰还在继续。电话换了新号码之后又被打爆过两次，弟弟又去换了两次，现在这个号码只有几个人知道，但偶尔还是会有陌生的电话打进来，不知道是从哪里漏出去的。邮件更多了，弟弟每天删，每天都有新的，那些油腻的话，那些露骨的词，那些自称“仰慕者”的人写的信，一封接一封，像是永远也堵不完的污水。楼下的那些人还在，有时候换了新面孔，有时候是老面孔，来来去去，去去来来，像是一群不肯走的苍蝇。

但最折磨人的，不是这些。

是梦。

从六月初开始，她的梦就变了。

以前她做的梦，都是那些——血泊，刀，那个男人的脸，那双眼睛，那把斩骨刀一下一下砍下来，闷闷的响声在梦里一遍一遍地回放。那些梦让她尖叫着醒来，浑身冷汗，心跳得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她怕那些梦，怕得不敢闭眼，怕得每天晚上都要熬到实在撑不住了才敢睡。

但现在，那些梦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梦。

梦里她双脚健全。

不是那种残缺的、裹着绷带的残足，是真的脚，完完整整的脚，十个脚趾头都在，脚背光滑，脚踝纤细，脚跟圆润，和她出事前一模一样。她穿着各种漂亮的高跟鞋，银色的，黑色的，红色的，细跟的，粗跟的，露趾的，包头的，每一双都那么好看，每一双都那么熟悉。她站在展台上，聚光灯打在身上，脚下是软软的地毯，脚趾微微蜷缩着，感受着那种被束缚又支撑着的感觉。她低头看着自己的脚，看着那些漂亮的鞋子，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

然后那双看不见的手就出现了。

不是人的手，就是手，看不见是谁的，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就那么出现了。那双手抚摸她的脚，从脚踝开始，慢慢地往上摸，摸过脚背，摸过脚心，最后停在脚趾上。那双手开始把玩她的脚趾，一根一根地摸，捏来捏去，像是在把玩什么心爱的物件。那双手很温柔，很小心，但那种温柔让她毛骨悚然。她想躲，想跑，想把那双手甩开，但她的身体动不了，像是被定在那里，只能任由那双手继续抚摸，继续把玩。

那双手会摸很久。摸完左脚摸右脚，摸完大脚趾摸小脚趾，每一根都要摸好几遍，捏好几遍。她能感觉到那些手指的温度，能感觉到它们在她脚趾间滑动的那种触感，滑滑的，凉凉的，让她浑身起鸡皮疙瘩。她想喊，想叫，想让人来救她，但喊不出来，叫不出来，只能那么躺着，被那双手一直摸，一直摸，一直摸。

每次从这样的梦里醒来，她都会下意识地去看自己的脚。

掀开被子，低下头，看见的是那两只裹着绷带的残足。左足那截长一些的残端，右足那个孤零零的脚跟，都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什么也没有。没有脚趾，没有脚背，没有脚心，什么都没有。那些梦里抚摸的感觉还在，脚趾上那种被捏过的触感还在，但低头一看，什么都没有。那种落差，比任何噩梦都更让人受不了。

她有时候会伸出手，去摸自己的残足。摸到的只是绷带，粗糙的，一层一层的，下面什么也感觉不出来。她摸着那团绷带，想找到梦里那种被抚摸的感觉，但找不到，什么也找不到。那些脚趾，那些被摸过的脚趾，根本就不存在。从来都不存在。

她不知道为什么梦会变成这样。也许是因为那些邮件，那些信里写的话，那些油腻的求爱，那些露骨的猥亵。也许是因为楼下那些人，他们拿着手机对着这边拍，拍的就是她这双残足。也许是因为那个网站，那二十万的邀约，那些“独特美学形态”的照片。也许是因为那个看不见的人，那个一直跟着她的灰色影子。也许是因为所有这一切混在一起，在她脑子里发酵，最后变成这双手，这双看不见的、一直在摸她脚趾的手。

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越来越害怕睡觉。

每天晚上躺下来，闭上眼睛，她就知道那双看不见的手在等着她。它们会出现的，一定会出现的。她不知道今天晚上会是什么鞋，银色的还是黑色的，细跟的还是粗跟的，但那双手一定会来，一定会把她的脚趾一根一根摸遍，捏遍，让她浑身发冷，让她想喊又喊不出来。她就那么躺在黑暗里，等着那双看不见的手，等着那个一定会来的梦，怎么也躲不掉。

有时候她会试着晚一点睡。坐在窗前，从那道缝隙里看着外面的夜色，看着对面那栋楼里零零星星的灯光，看着偶尔经过的车灯在墙上划出一道移动的光。她就那么坐着，一直坐着，坐到眼皮发沉，坐到头一点一点往下垂，实在撑不住了才去睡。但不管多晚睡，那双看不见的手都会来，像是认准了她一样，一次也不肯放过。

弟弟发现她越来越憔悴了。眼睛下面青黑一片，脸色发白，吃饭的时候会突然发呆，筷子举在半空中半天不动。他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就是睡不太好。他问做噩梦了吗，她想了想，说，不是那种噩梦，是别的梦。他没再问，只是看着她，眼睛里有一点担忧。

有一天早上，她从梦里醒来，又下意识地去看自己的脚。还是那两只残足，还是裹着绷带，什么也没有。但这一次，她没有移开目光，就那么盯着它们，盯了很久。那双看不见的手还在脑子里，还在摸着她的脚趾，那十根已经不存在的脚趾。她盯着那两只残足，看着那截长一些的残端，那个孤零零的脚跟，突然想，如果它们还在，是不是真的会有人这样摸它们？那些写信的人，那些蹲在楼下的人，那些说“不嫌弃”她的人，是不是就是想要这样？想要摸它们，把玩它们，像把玩什么心爱的物件一样？

她不知道。她也不敢去想。

她只知道，从今往后，不管白天还是晚上，那双看不见的手都会在。白天是那些信，那些人，那些目光。晚上是那双手。它们一直在，一直摸，一直摸，摸得她无处可逃。

devil

14 番僧与念珠
六月中的那天，天气闷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窗外的天是灰蒙蒙的，厚厚的云层压得很低，像是随时要下一场大雨，但又一直憋着，就那么憋着，憋得人心里发慌。屋里还是那样，窗帘整天拉着，热空气从窗户缝隙里钻进来，闷得人浑身黏糊糊的。黄琳坐在窗前，从那道缝隙里往外看，楼下那几个人还在，比前几天又少了，只剩下一个，站在对面那棵大树下面，偶尔抬起头往这边瞟一眼，然后又低下头看手机。她已经懒得去想了，爱看就看吧，反正她不会出去。

弟弟推门进来，站在她身后，说，姐，今天出去走走吧。闷了这么多天了，透透气。

她没说话，还是看着窗外那条缝隙。

他又说，就去公园转转，不远，我推着你，一会儿就回来。那些人要拍就让他们拍，咱们不理他们就是了。

她沉默了很久。她不想出去，不想看见那些人，不想被他们拍，不想被他们跟在后面。但她也不想一直闷在这昏暗的屋里，闷得快发霉了。她想起那些信，那些手写的温暖的信，那些画着小太阳小花朵的画，那些叠成串的千纸鹤。那些人也是真的。不能因为有一些恶心的人，就把整个世界都关在外面。

她点了点头。

弟弟给她穿上外套，盖好薄毯，推着她出了门。电梯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她低着头，看着自己膝盖上那两只手，听着电梯下降时那种轻微的嗡嗡声。一楼到了，门打开，弟弟推着她往外走。

单元门推开的一瞬间，那股闷热的空气一下子涌过来，裹住她全身，黏糊糊的，让她有点喘不过气。她抬起手遮了遮脸，慢慢适应了外面的光线，才把手放下来。她往对面那棵大树看了一眼，那个人还在，正举着手机对着这边。她移开目光，不去看他。

弟弟推着她往小区门口走。路上有几个熟人，看见她就移开目光，假装没看见，匆匆走过去。她也不看他们，只是盯着地上自己的影子，那个坐在轮椅上的影子在阳光下拖得长长的，一晃一晃的。

出了小区，往公园的方向走。那条路她走过几次了，两边是树，树荫遮住阳光，凉快一些。她坐在轮椅上，看着那些树影从自己身上滑过，一块一块的，忽明忽暗。弟弟推得很慢，像是怕颠着她。

走到半路的时候，一个僧人突然拦住了他们。

那个人是从路边的一棵树后面走出来的，像是早就等在那里一样。他穿着一身暗红色的僧裙，外面披着一件破损的黄色织锦坎肩，颜色已经褪得斑驳，露出里面粗糙的衬里。他的半边肩膀露在外面，皮肤黝黑发亮，像是常年被高原的太阳晒出来的那种黑。脖子上挂着一串硕大的佛珠，头发剃得干干净净，头顶有一块圆形的疤痕——那是受戒时烧的香疤，一片叠着一片，像是某种古老的印记。他就那样站在路边，和周围那些穿着T恤短裤的行人完全不一样，像是从另一个时代、另一个世界走出来的。

弟弟停下脚步，挡在轮椅前面，警惕地看着那个僧人。那个僧人没有看弟弟，只是盯着黄琳，盯着她的脸，盯了好几秒。那双眼睛很奇怪，黝黑的皮肤衬得那双眼睛格外清澈，清澈得像两汪雪山融水，和那身破旧的僧袍、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完全不一样。那目光里没有好奇，没有打量，只有一种她说不清的东西，像是在确认什么，又像是在等待什么。

然后他从怀里掏出一串念珠，递给她。

那串念珠不长，大概二三十粒的样子，用一根红色的绳子穿着。那些珠子不是普通的木头或者石头，是骨质的，一粒一粒，颜色发黄发褐，表面被磨得光滑油润，像是被人摸了很多年。珠子的大小不太均匀，有的长一点，有的短一点，形状也奇怪——不是圆的，是那种不规则的、一节一节的形状，像是人的手指骨，又像是脚趾骨，串在一起，每一粒都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一种诡异的、油润的光。

那个僧人开口了。他的声音很轻，带着一种奇怪的口音，像是藏地的人说汉语的那种腔调，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物归原主。”

他把那串念珠放在她膝盖上，然后转身就走。

弟弟喊了一声，哎，你等等！那个僧人没有回头，穿过人群，走得很快，一会儿就消失在路边的树丛里，无影无踪。

黄琳低头看着膝盖上那串念珠，那些骨质的珠子在阳光下泛着那种奇怪的光，发黄发褐的，油润的，但又透着一种说不清的凉意。她伸出手，拿起那串念珠，那些珠子在她手心里滚了滚，凉凉的，滑滑的，像是活的。她凑近了看，那些珠子的形状越来越清晰——有的像是一节骨头，两头粗中间细，骨节处的纹路清晰可见；有的像是一个小疙瘩，圆圆的，带着一点弧度，像是趾头的末端；有的上面还有细小的裂纹，像是骨骼风化后留下的痕迹。她一粒一粒看过去，看着看着，手开始抖。

那些是人的骨头。是趾骨。是跖骨。一节一节的，串在一起。

她的脑子里嗡的一下，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了。那些趾骨——是谁的趾骨？她想起了去年那个晚上，想起了那双被砍断的脚，想起了那些永远消失了的脚趾头。她看着自己那两只裹着绷带的残足，那截长一些的左足残端，那个孤零零的右足脚跟，那里曾经有过十根脚趾，十根完整的、涂着指甲油的、被人夸赞过的脚趾。现在那些脚趾在哪里？被那个男人带走了，被吃掉了，被冷藏过，然后呢？然后去了哪里？

她想起那根红色的绳子，那种红，像是被血浸过的红。

她浑身开始发抖，抖得控制不住，那串念珠从她手里滑落，掉在她膝盖上，又滚到地上，落在轮椅的轮子旁边。她声音都变了，尖得刺耳，扔掉！快扔掉！

弟弟愣了一下，低头看那串念珠，脸色也变了。他弯腰捡起来，那串珠子在他手心里晃了晃，发出轻轻的碰撞声。他没有问这是什么，没有问那个僧人是谁，只是快步走到路边的垃圾桶旁边，把那串念珠扔了进去。那串珠子落在垃圾桶里，发出一声轻轻的闷响，然后就安静了。

弟弟走回来，蹲在她面前，看着她。她的脸白得像纸，浑身还在抖，两只手死死攥着轮椅扶手，攥得指节发白。他握住她的一只手，那只手凉得吓人，还在抖。他说，姐，扔掉了，扔掉了。

她看着他，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打转。她说，那是骨头，是人的骨头。是我的……是我的脚趾吗？

弟弟没说话，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只是握着她的手，一直握着。

过了很久，她慢慢平静下来。她说，回家。

弟弟推着她往回走。一路上她一句话也没说，只是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膝盖，看着自己那两只裹着绷带的残足。进了门，她把外套脱掉，把薄毯拿开，直接进了卫生间。她打开水龙头，开始洗手。水哗哗地流着，她挤了很多洗手液，搓了很久，从手心搓到手背，从手指搓到手腕，搓得皮肤都发红了，还是觉得有什么东西没洗干净。那股气息还在，那股说不清的、凉凉的、滑滑的气息，像是粘在她手上一样，怎么也洗不掉。

她洗了很久，久到弟弟在外面敲门，姐，你还好吗？她关了水龙头，应了一声，没事。她看着镜子里自己那张苍白的脸，看着那双还在微微发抖的手，心里乱成一团。

那串念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那个僧人——那个像是从古装戏里走出来的藏地喇嘛——要给她？为什么他说“物归原主”？那些趾骨，那些跖骨，是谁的？

她让弟弟帮她拨了金田一的电话。电话接通后，她把今天的事说了一遍，说那个僧人，那串念珠，那些骨质的珠子，还有那句“物归原主”。金田一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了。

“黄小姐，你说的那种念珠，我听说过。藏传密宗有一种法器叫人骨念珠，藏语叫‘嘎巴啦’，是用修行圆寂的高僧的骨头做的。但也有一种说法，是用死者的骨头做的，超度亡灵用的。这种事情，在藏地不算特别稀奇。”

她听着，手心又开始冒汗。

金田一继续说，但你这个案子，我亲自经手的。当初你的残肢被作为物证，由法医科封存保管，一直到我眼皮底下，不可能出问题。近期案子已经宣判结案，那些物证按照规定被移送到殡仪馆，统一焚化掩埋处理掉了。那是人体残肢，属于医疗废弃物，按规定不能归还家属，更不可能被人私自拿走。所以——那个僧人给你的念珠，如果真是人骨做的，也绝对不可能是你的脚骨。这一点我可以肯定。

她问，那有没有可能，是别人的？

金田一沉默了一下，说，有这种可能。密宗法器流落在外的不少，有些确实是古物。但那个僧人为什么要给你？为什么说“物归原主”？这个我解释不了。

挂了电话，她坐在窗前，看着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天。金田一的话她听明白了——那些骨头不是她的，不可能是她的。但那串念珠呢？那个僧人为什么要给她？那双清澈的眼睛，那句“物归原主”，那些骨质的珠子，在阳光下泛着的那种油润的光，还有那根红得像血一样的绳子，这一切混在一起，搅成一团，怎么也理不清楚。

她想起那串念珠已经被扔进了垃圾桶，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不知道有没有被人捡走，不知道会流落到哪里。她想让弟弟去看看，又不敢。她不想再看见那串东西，不想再摸到那些凉凉的、滑滑的珠子。她想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就当那个僧人没有出现过，就当那串念珠从来没有存在过。

但从那天晚上开始，奇怪的事发生了。

她躺在床上，闭上眼睛，等那双看不见的手。那双摸她脚趾的手，每天晚上都会来的手，让她毛骨悚然又挣脱不了的手。她等着它们来，等着那种被抚摸的感觉，等着从梦里惊醒过来。

但它们没有来。

一夜，两夜，三夜。那双看不见的手再也没有出现过。她做的梦变成了别的，有时候是一片空白，有时候是一些乱七八糟的画面，但再也没有那种抚摸，再也没有那种让她浑身发冷的触感。幻肢痛也减轻了，以前那种灼烧的、抽搐的感觉，像是有什么东西被镇住了一样，慢慢变淡了，变轻了，变得可以忍受了。

她不知道这和那串念珠有没有关系。那个奇怪的僧人，那双清澈的眼睛，那句“物归原主”，那些骨质的珠子，还有金田一说的那些话——不可能是你的，但确实是嘎巴啦，确实有人骨。这些事混在一起，成了一个死结，一个解不开的谜。念珠已经丢了，僧人已经走了，无从查证，死无对证。也许永远都不会有答案。

但那双看不见的手，再也没有来过。

devil

15 死者的来信
六月的下半月，天气越来越热，热得让人什么也不想做，只想待在屋里，待在昏暗里，待在窗帘后面，从那道细细的缝隙里看着外面那些晃来晃去的人影。那些人还在，有时候多几个，有时候少几个，但总有几个，像是永远也赶不走的苍蝇。黄琳已经习惯了，习惯到看见他们就像看见那棵树、那些路灯一样，成了窗外风景的一部分。她不再害怕，不再愤怒，只是看着，看着他们举着手机，对着这边拍，然后低头看屏幕，然后继续拍。日复一日，日复一日。

那些信还在来。弟弟每天帮她收，每天帮她删。那些油腻的求爱信，那些露骨的猥亵话，那些自称“仰慕者”的人写的信，他已经删得手都酸了，但还在来，源源不断地来，像是从某个永远也堵不住的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污水。他把那些信一封封删掉，不敢让姐姐看见，怕她看了又难受。那些信的内容他扫一眼就够了——什么“你虽然残废了但我不嫌弃”，什么“以前你太高贵现在终于配得上我了”，什么“我可以照顾你只要你愿意跟我”。每一个字都透着那种让人恶心的味道，像是什么东西馊了、臭了，还要硬往你鼻子里塞。

但有一封信，他没有删。

那天下午，他从邮箱里取回一叠信，坐在客厅里一封封拆开看。大部分是那种一眼就能认出来的——字迹潦草，语句不通，满纸都是那些让人作呕的词。他看一封扔一封，看一封删一封，扔得垃圾桶都快满了。然后他拆到一封，停住了。

那封信的信封很干净，白色的，地址写得工工整整，一笔一划，用力很重，像是要把字刻进纸里。他抽出信纸，也是那种普通的白纸，折得整整齐齐的。展开，开始读。读着读着，他的眉头皱了起来，不是因为那些话有多恶心——恶心的话他见得多了——而是因为那些话里透出来的那种东西，那种让人脊背发凉的感觉。

他没有删，拿着那封信走进黄琳的房间，递给她。他说，姐，这封信有点奇怪，你看看。

黄琳接过信，开始读。

“黄琳同学，你好。你可能不记得我了，但我们真的是初中同学。那时候你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扎着高高的马尾，穿白色的连衣裙，笑起来特别好看。我坐在最后一排角落里，每天都偷偷看你，看你在阳光里写字，看你站起来回答问题，看你和别的女生说笑。我从来没敢跟你说话，因为我知道自己配不上你——你是富家小姐，家里有钱，长得又漂亮，我只能坐在角落里，穿那些洗得发白的旧衣服，用别人用剩下的破文具。”

她读着，脑子里开始搜索。初中同学？坐在最后一排角落里的？她想了很久，想不起来。那时候班里五十多个人，她怎么可能记住每一个？

她继续往下读。

“后来你考上了高中，又上了大学，最后当了模特。我在电视上看到你，穿着漂亮的高跟鞋站在展台上，那么多人为你欢呼，那么多男人盯着你看。我知道我更配不上你了，你就像天上的月亮，我连抬头看都觉得刺眼。但我还是偷偷喜欢你，偷偷收藏你的照片，偷偷在心里跟你说话。我想，这辈子可能都没机会了，我只能在角落里，一直看着你。”

她的手指微微收紧。收藏照片？什么照片？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你出了事，脚没了，变成残废了。我刚开始看到新闻的时候，也替你难过，但后来我想通了——这对你来说是坏事，对我来说却是唯一的机会。你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模特了，你和我一样了，甚至比我还差一点。你没了脚，走路都不行，只能坐轮椅。我呢，我虽然穷，但至少身体健全。我终于有资格追求你了，终于可以照顾你了。”

她的胃里开始翻腾。

“你知道吗，我一点都不嫌弃你。真的，一点都不。你没有了脚，没关系，我可以背你，可以抱你，可以推你。你那些脚——我知道你以前最骄傲的就是那双脚，现在没了，肯定很难过。但我不在乎，你的脸还在，你的身材还在，你还是那个我暗恋了十几年的女孩。只要你愿意跟我在一起，我会一辈子对你好，一辈子照顾你，让你什么都不用操心。”

她盯着那些字，那些工工整整的、一笔一划写出来的字，那些“不嫌弃”、那些“照顾你”、那些“一辈子对你好”。这些词她见过很多次了，在那些油腻的信里，在那些露骨的邮件里。但不知道为什么，从这封信里读出来，觉得格外恶心。可能是因为那些字太工整了，工整得像小学生的练字本，工整得让人发毛。

“请你一定要考虑我。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十几年了。每天我都想你，每天我都盼着有一天能离你近一点。现在老天终于给了我机会，我不能错过。如果你愿意，给我回一封信，地址就写在信封上。我会一直等，一直等，等到你的回信。”

落款是一个名字——李某某。

她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李某某。李某某。她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念，念了无数遍，终于，模模糊糊的，有一个影子从记忆深处浮上来。

初中。最后一排角落。一个个子不高、总是低着头、很少说话的男生。穿的衣服确实很旧，洗得发白，边角磨得毛糙。从来不和别的同学玩，下课也坐在座位上，不知道在干什么。她从来没注意过他，从来没和他说过话。但她记得那个名字，因为有一次点名，老师叫到他，他站起来，声音很轻，轻得几乎听不见。那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看见一个瘦小的、低着头的、眼睛却不知道在往哪儿瞟的身影，然后就转回去了。

那是李某某。

可问题是——那个人，初二暑假的时候就失踪了。

她想起那件事，是后来听说的。学校装修，旧校舍要拆掉重建，工人在里面拆东西，运材料，乱糟糟的。有一天，有人发现他不见了，家里找不到，学校找不到，到处都找不到。报警了，警察查了很久，问了很多话，最后不了了之。有人说他可能跑到别的地方去了，有人说他可能被拐卖了，有人说他可能出了意外。但没有人知道真相。他就那么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十几年前就失踪了的人，怎么可能写信？

她的手开始抖。那封信从她手里滑落，掉在地上。弟弟弯腰捡起来，看着她。他说，姐，你认识这个人？

她说，他是我初中同学。初二的时候就失踪了。十几年了。

弟弟愣住了。

她让弟弟报了警。还是那个电话，还是那个人——金田一耕助。电话那头，金田一听完她的话，沉默了几秒，说，我马上过来。

他来得很快，不到一个小时就按响了门铃。还是那件深色的夹克，还是那张轮廓很深的脸，还是那双很干净的眼睛。他坐下来，把那封信仔细看了一遍，问了一些问题——这个人叫什么，什么时候失踪的，当时有没有什么线索。她把自己记得的都说了，能想起来的都说了。他点点头，说，我去查。

过了几天，他又来了。

这一次，他的脸色比上次凝重。他坐在她对面，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了。

“黄小姐，那封信的笔迹，我送去鉴定了。结果出来了——确实是那个李某某的笔迹。我们调了他当年的作业本，那是学校里还存着的唯一的东西，上面的字和信上的字，比对下来，高度吻合，可以确认是同一个人的笔迹。”

她听着，手指攥紧了轮椅扶手。她想起那些工工整整的字，那些一笔一划写出来的句子，那些“不嫌弃”、那些“照顾你”、那些“等了你十几年”。那些字是那个人写的，是那个坐在角落里、低着头、眼睛不知道往哪儿瞟的男生写的。她只觉得一阵恶寒从脊背爬上来，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可是，”金田一顿了顿，说，“这个人确实失踪了。我调了当年的案卷，查了所有的记录。初二暑假，学校旧校舍改建，工人在里面施工。他失踪那天，有人看见他进了旧校舍，之后就再也没出来。警方搜了很久，没找到人。当时的结论是失踪，到现在也没结案。法律上，他只是一个失踪人口，不能确认死亡。”

她问，那他到底去哪儿了？

金田一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有个推测，但只是推测。

她说，你说。

“我查了当年学校改建的记录。那栋旧校舍后来被拆掉，在原地盖了新楼。拆旧楼的时候，地基要重新打，很多地方要灌水泥。李某某失踪那天，正好是旧校舍开始拆的第一天。有人看见他进去，之后就没人再见过他。我推测，他可能——可能跑进旧校舍，躲在一个地方，结果那个地方被灌了水泥，把他埋在里面了。”

她的胃里翻了一下，那种恶心的感觉又涌上来。被活埋在水泥里？十几年前？那他现在——那些信——

金田一继续说，我还查到一件事。李某某失踪之前，有人看见他偷偷摸摸在女生宿舍外面转悠。那时候警方问过这件事，但没找到什么证据。后来我翻他的遗物——就是家里还留着的那点东西——发现他收藏了一些东西，用布包着，藏在他床底下的一个盒子里。是一些女生的鞋子，旧的，破的，有的只剩一只。他的家里人不知道那些鞋是从哪儿来的，就一直放着，也没扔。

她听着，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在转。那些鞋子。那些被他偷来的、藏在床底下的鞋子。他盯着那些鞋的时候，是什么眼神？他在想什么？她想起那封信里写的“你那些脚——我知道你以前最骄傲的就是那双脚”，那种语气，那种像是很了解她、很熟悉她的感觉，让她浑身发冷。

金田一说，根据这些，我推测他有恋足癖。他可能趁学校改建的时候，跑进旧校舍，想偷女生们丢弃的鞋子——那些换下来不要的、准备扔掉的东西。结果他跑进去的地方，正好被工人灌了水泥，他就……

他没有说完。但那个画面已经在她脑子里了——一个瘦小的身影，蹲在某个角落里，手里攥着一只破旧的鞋子，然后水泥从上面浇下来，浇下来，把他和那只鞋一起，永远封在黑暗里。

屋里安静了很久。谁也没说话。

最后，黄琳开口了。她问，那些信呢？笔迹是真的，但他已经——那这些信是谁写的？

金田一看着她，那双干净的眼睛里有一点说不清的东西。他说，黄小姐，我不知道。笔迹鉴定是真的，那个人也确实失踪了，但那封信是怎么来的，谁写的，为什么会在现在寄给你，这些我解释不了。也许是当年他写了放在哪里的，现在被人翻出来了。也许是别的人，模仿他的笔迹。也许——他顿了顿——也许有别的可能。但那些都只是猜测。真相，可能永远埋在那堆水泥下面了。

她听着，没有说话。

他站起来，说，我会继续留意。如果有什么新发现，再通知你。如果你再收到类似的信，马上联系我。

她点点头。

他走后，她让弟弟把那封信拿来。她拿着那封信，又看了一遍那些字。那些工工整整的、一笔一划写出来的字。那些“你不记得我但我在角落里看了你三年”的字。那些“你变成残废了我终于有资格了”的字。那些“我可以照顾你一辈子”的字。

她看着看着，那种恶心的感觉越来越浓，越来越浓，浓得她想吐。不是因为那些话有多脏——那些话她见得多了。是因为写这些话的人，那个坐在角落里、低着头、眼睛不知道往哪儿瞟的人，那个偷女生鞋子、藏在床底下一只一只把玩的人，那个可能被活埋在水泥里、和那些鞋子一起永远封在黑暗里的人——他写的那些话，现在就在她手里，在他“失踪”了十几年之后。

那些话是从哪儿来的？是谁寄出来的？是他在被水泥封住之前写的，藏在哪里，后来被人发现了？还是——还是别的什么可能？

她不敢想。她越想，那种恶心的感觉就越重。她想起那封信里写的“你那些脚——我知道你以前最骄傲的就是那双脚”，那语气，那措辞，好像他真的很了解她的脚一样。好像他真的看过、摸过、把玩过一样。她想起那些被他偷走的鞋子，那些他藏在床底下、一只一只拿出来看、拿出来闻、拿出来摸的鞋子。那些鞋子的主人是谁？有没有她的？有没有她穿过然后扔掉的？

她的胃猛地抽了一下。她弯下腰，干呕了几下，什么也没吐出来。只是干呕，一下一下的，呕得眼泪都出来了。

弟弟冲过来，扶着她，姐，怎么了？

她摆摆手，说不出话。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直起身，把那封信递给弟弟。她的声音很轻，很哑，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烧了。”

弟弟接过那封信，看着她。她的脸白得像纸，眼眶里还有泪，但脸上没有表情。

他点点头，拿着信去厨房。打开煤气灶，火苗蹿起来。他把信凑过去，纸边卷曲，变黑，燃起来。那些工工整整的字，那些一笔一划写出来的句子，那些“我等你等了十几年”、那些“你不嫌弃我”、那些“我可以照顾你一辈子”，在火焰里扭曲、消失，变成一缕青烟，从窗户飘出去。

她看着那缕烟，看着它散在空气里，什么也看不见了。

但她知道，那些字还在。在她脑子里。那个名字还在。那个坐在角落里、低着头、眼睛不知道往哪儿瞟的人还在。那双攥着破旧鞋子的手还在。那些被水泥封住的黑暗还在。

她坐在窗前，看着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天。那些蹲守的人还在，还在举着手机对着这边拍。她看着他们，突然觉得，他们和那个李某某，也许没什么区别。都是躲在暗处，偷偷地看着她，偷偷地想着她，偷偷地把她当成他们脑子里的什么东西。

她不想再想了。

她闭上眼睛，靠进轮椅里。那股恶心的感觉还在，在喉咙里，在胃里，怎么也咽不下去。她知道它会一直在，很久很久。也许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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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金田一的日常
六月下旬，天气已经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窗外的树上那些叶子被太阳晒得耷拉着，一动不动，连风都没有。屋里还是那样，窗帘整天拉着，灰蒙蒙的，热空气从窗户缝隙里钻进来，闷得人浑身黏糊糊的。黄琳坐在窗前，从那道缝隙里往外看，那些人还在，比前几天少了几个，但还有两三个，站在对面那棵大树下面，举着手机对着这边拍。她已经不数了，也不去想了，他们爱拍就拍吧，反正她不会拉开窗帘。

骚扰还在继续。电话换了几个号码之后终于消停了一点，但邮件还在来，那些油腻的信还在来。弟弟每天删，每天都有新的，像是永远也堵不完的污水。她已经学会不去看那些东西了，学会让弟弟处理，学会把自己关在这昏暗的屋里，和那些蹲守的人、那些恶心的字、那些永远也赶不走的苍蝇隔开一个世界。

但有些东西，是隔不开的。

比如金田一。

从那次报案之后，他来的次数就多了起来。有时候是来送材料——那些骚扰案的进展报告，那些跟踪者的监控截图，那些她看不太懂的法律文书。有时候是来问情况——有没有再看到那个灰色影子，有没有新的骚扰电话，有没有什么异常。有时候只是路过，说刚好在附近办案，顺便来看看有没有事。他每次来都待不长，十几分钟，最多半小时，问完该问的，说完该说的，就走。

但他每次来，她都觉得屋里亮了一点。

不是因为他长得好看——虽然他确实长得好看，那张脸轮廓很深，有点像她以前在电视上见过的那个日本演员，但这不是重点。是因为他看她的眼神。那种眼神很干净，不是那种猎奇的眼神，不是那种“让我看看这个残废长什么样”的眼神；也不是那种同情的眼神，不是那种“你好可怜啊我要对你好一点”的眼神；更不是那种躲闪的眼神，不是那种“我不敢看你怕你难受”的眼神。就是看一个人，一个正常的、需要帮助的人。他看着她的脸，看着她的眼睛，说话的时候看着她，听她说话的时候也看着她，就那么看着，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

她不知道自己有多久没被人这样看过了。

那些蹲守的人，看的是她的窗户，她的轮椅，她的残足，不是她。那些写信的人，看的是她那张还“在”的脸，她那具还可以“不嫌弃”的身体，不是她。那些记者，看的是她的故事，她的惨状，她的新闻价值，不是她。那些来过的警察，看的是一个案件，一个受害者，一个需要做笔录的人，也不是她。只有金田一，看她的时候，看的好像就是她这个人。那个叫黄琳的、二十九岁的、曾经是模特现在是残障者的女人。

她开始期待他来。

不是那种心跳加速的期待，不是那种盼着见到喜欢的人的期待。是另一种期待——是那种闷在屋里太久，闷得快发霉了，突然有一个人敲门进来，带着外面的空气，带着外面的声音，带着外面那个还在运转的世界的消息。他会讲讲办案的趣事，说昨天抓了个小偷，偷东西的时候被人家堵在屋里，从二楼跳下去摔断了腿；说前天有个老太太报案，说她的猫丢了，结果猫自己跑回来了，老太太又打电话来撤案。他会讲讲外面的见闻，说哪条路在修路，堵车堵得厉害；说最近天气太热，有老人中暑晕倒在路边；说公园里那个卖冰淇淋的摊子换人了，新来的那个小伙子做的冰淇淋不如以前那个好吃。

她就听着，有时候点点头，有时候问两句，有时候就只是听。那些话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普通人说的话，普通人的生活。但那些话让她觉得，世界还在运转，还在那个窗帘外面，在那道缝隙的外面，在那个她看不见但又确实存在的地方，一点一点地往前走着。不只是她屋里这一片灰蒙蒙的天，不只是那些蹲守的人，那些恶心的信，那些永远也赶不走的苍蝇。还有别的东西，还有别的人，还有别的活法。

有时候他说完了，要走，她会有一点点失落。就那么一点点，很淡，淡得她自己都察觉不到。然后她就坐在窗前，从那道缝隙里看着楼下，看着他走出单元门，走到阳光下，走到那些人中间，走远了，看不见了。她就把目光收回来，继续看着那棵大树，那些蹲守的人，那些晃来晃去的人影。

那天他又来了。还是那件深色的夹克，还是那张轮廓很深的脸，还是那双干净的眼睛。他坐下来，从包里拿出一个文件夹，说跟踪的那个人最近没出现，可能是怕了，也可能是换地方了，总之暂时没发现异常。她点点头。他又说，那封死者的来信，他还在查，但没什么进展，那些笔迹是真的，但信的来源查不到，寄信的地址是假的，邮戳也模糊，查不出来。她又点点头。

说完这些，他没像往常那样站起来走，而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说，昨天抓了个偷手机的，你猜怎么着？

她看着他，等他往下说。

他说，那小子偷了手机就跑，结果跑进一条死胡同，被我们堵住了。他急了，把手机往地上一扔，说不是他偷的，是捡的。我说你捡的跑什么？他说怕被误会。我说那你为什么往死胡同跑？他说他不知道那是死胡同。我问他，你来这儿多少年了？他说三年。我说你来三年不知道那是死胡同？他不说话了。后来带回局里一审，全交代了，偷了七八部手机，全卖了。

她听着，嘴角动了动。不是笑，但有点想笑。

他又说，还有一件事，昨天有个大爷来报案，说他家的鸡丢了。我说大爷，丢鸡这事儿您得找片警，我们刑警不管这个。大爷急了，说那鸡不是普通的鸡，是他养了八年的老母鸡，天天给他下蛋，比儿子还亲。我说那您儿子知道吗？大爷说儿子早就知道了，就是因为他儿子把鸡炖了，他才来报案的。原来是儿子把老母鸡杀了炖汤了。

她这回真的笑了，很淡，嘴角弯了一点点，但确实是笑。她说，那后来呢？

他说，后来？后来大爷回去骂儿子去了，说这案子我们破不了，得他自己破。

她笑了一下，没再说话。他也笑了笑，站起来说，走了。

她点点头。

他走到门口，又回过头，说，有事打电话。

她说，嗯。

门关上了。她坐在窗前，从那道缝隙里看着楼下。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走到阳光下，走到那些人中间。她看见他在楼下站了一下，抬起头，往她这扇窗户看了一眼。她知道他看不见她，窗帘拉着，只有一条细细的缝隙，但他还是看了一眼，然后转身走了。

她把手从膝盖上抬起来，放在窗台上，贴着那扇灰色的窗帘。窗帘的布面粗粗的，有点凉。她就那么贴着，看着那个人影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路的尽头。

身后有动静。她没回头，知道是弟弟。

弟弟走过来，站在她身后，也看着窗外。过了好一会儿，他突然开口了。

“姐，你觉得金警官怎么样？”

她愣了一下。金警官？金田一？她想了想，说，挺好的啊，挺负责的。

弟弟没再说话。

她等了一会儿，没等到下文。她回过头，看了他一眼。他站在那儿，看着窗外，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睛里有别的东西，一闪而过。她没看清那是什么，也许是她看错了。他又站了几秒，然后转身走开了，回自己房间去了。

她转回头，继续看着窗外。楼下那些人还在，还在举着手机对着这边拍。她看着他们，想着刚才弟弟那句话。挺好的啊，挺负责的。她确实是这么想的。但她不知道为什么弟弟要问这个，也不知道他眼睛里那个一闪而过的东西是什么。

也许是她想多了。也许什么都不是。

她就那么坐着，看着窗外那条窄窄的缝隙里漏进来的光，看着那些还在晃来晃去的人影，看着远处那片灰蒙蒙的天。金田一走了，那些蹲守的人还在，那些信还在，那些事还在。但她心里好像没那么堵了。不是因为事情解决了，是因为刚才那十几分钟，有一个人坐在她对面，说着那些普通的事，用那种干净的眼神看着她，让她觉得，世界还在运转，还在那个窗帘外面，一点一点地往前走着。

她把手从窗台上收回来，放在膝盖上，继续坐着。屋里还是那样昏暗，还是那样闷热，还是那样灰蒙蒙的。但她觉得，那种灰蒙蒙的感觉，好像淡了一点点。就那么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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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弟弟的异样
进入七月的时候，天气已经热得让人什么也不想做，只想待在屋里，待在昏暗里，待在那扇永远拉着的窗帘后面。窗外的树上那些叶子被太阳晒得卷起来，耷拉着，一点精神都没有。蝉在树上叫，叫得声嘶力竭的，一阵一阵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拼命地喊，喊得人心烦。黄琳坐在窗前，从那道细细的缝隙里往外看，那些人还在，比前几天又少了，只剩下两个，站在对面那棵大树下面，偶尔举起手机拍一下，然后就低着头看屏幕。她已经懒得去看他们了，只是偶尔瞟一眼，确认他们还在，然后就移开目光，看着远处那片灰蒙蒙的天。

弟弟最近变得沉默了。

她一开始没太注意，以为他只是累了。每天要上学，要回来做饭，要收拾屋子，要帮她换药缠绷带，要处理那些永远也删不完的邮件，要应对那些蹲在楼下的人，还要陪她坐着，陪她说话，陪她度过那些漫长的、灰蒙蒙的日子。他太累了，累得不想说话，也正常。

但慢慢地，她觉得有什么不对。

他吃饭的时候会突然发呆，筷子举在半空中半天不动，眼睛看着某个地方，但什么也没看进去。她叫他一声，他回过神来，哦一声，继续吃，但吃几口又发呆。她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就是有点累。

他有时候会看着她，在她不知道的时候。她有几次转过头，正好对上他的目光，他就飞快地移开，假装在看别的地方。那目光里有什么东西，她说不清，但让她觉得不太对劲。

有一次，她从那道缝隙里往外看，看那些蹲守的人。他就站在她身后，也看着窗外。她没回头，但能感觉到他在看她。不是看窗外，是看她。那目光落在她后背上，落了好久。她没动，也没回头，就那么让他看着。过了很久，他走开了。她还是没回头。

她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许只是担心她，怕她难受，怕她撑不住。也许是因为那些骚扰，那些蹲守的人，那些恶心的信，让他也累了，烦了，受不了了。也许只是他自己有什么事，学校的，朋友的，她不知道的。她没问，他也没说。

那天下午，他帮她换药。

这是每天的例行公事。她坐在床边，他蹲在她面前，把她的脚抬起来，放在自己膝盖上。先拆右脚的绷带，一圈一圈拆下来，那截孤零零的脚跟露出来，皮肤白得有点发青，疤痕还是那样，像一条粗大的蜈蚣趴在皮肤上。他用棉签蘸了碘伏，轻轻涂在那道疤痕上，涂得很仔细，每一寸都涂到。然后涂药膏，白色的，稠稠的，涂上去厚厚一层。涂完药膏，拿纱布盖上，然后开始缠绷带。

他就那么低着头，一圈一圈地缠着。从脚踝开始，绕一圈，再绕一圈，每一圈都用力均匀，松紧合适。他的手很稳，和以前一样，但今天他一句话也没说。平时换药的时候，他会问疼不疼，紧不紧，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今天他什么都没问，只是低着头，一直缠。

她低头看着他那颗低着的头，看着他那双还在稳稳缠绷带的手。他的头发有点长了，垂下来，遮住半边脸。她看不见他的表情，只能看见他的侧脸，那张年轻的、还有点稚气的脸，在午后的光线里显得有点苍白。

绷带缠完了。右足被白色的绷带裹得严严实实的，像一只茧。他没有抬头，也没有放下她的脚，就那么捧着，一动不动。

屋里很安静。只有窗外的蝉鸣，一声一声的，很响，很密。

然后他开口了。声音很轻，低着头说的，像是在自言自语。

“姐，如果……如果以后有别人照顾你，你会不会不需要我了？”

她愣住了。

她看着他，看着他那颗还低着的头，看着他那只还捧着她脚的手。她过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别人？什么别人？谁？她脑子里飞快地转着，但转不出一个答案。

她开口了，声音也有点轻，但比他的稳一些。

“你说什么呢？”

他没抬头，还是低着头，还是捧着她的脚。他说，就是问问。

她看着他那颗低着的头，看着他垂下来的头发，看着他微微弯着的背。她突然想起很多事，想起他从医院陪她到现在，想起他每天做饭收拾屋子换药缠绷带，想起他挡在她面前把那个记者推出去，想起他蹲在她面前握着她的手说没事，想起他在她崩溃的夜晚坐在门口一夜没睡，想起他帮她烧掉那些恶心的信，想起他陪她去公园，想起他给她买冰淇淋，想起他推着她走过那些树影斑驳的路。

她想起他说过的那句话——你是我姐，永远是我姐，不管你变成什么样。

她说，你永远是我弟。

那三个字说出来，很轻，但很重。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说，但她就这么说了。

他没抬头。只是嗯了一声。

那一声嗯很轻，轻得几乎听不见。但他嗯了，她就知道他听见了。

他还捧着那只脚，没有放下来。过了好几秒，他才轻轻放下，然后拿起左脚的绷带，开始拆。还是那样，低着头，一圈一圈地拆，拆完涂药，涂完缠绷带，一句话也没再说。

她就那么看着他，看着他做完所有的事。他站起来，把药箱收好，说，姐，我去做饭了。她点点头，没说话。

他走出去。她听见他的脚步声，轻轻的，走到厨房去了。过了一会儿，她听见水龙头流水的声音，哗哗的，然后是切菜的声音，一下一下的，很有规律。

她坐在床边，看着自己那两只刚缠好绷带的脚。白色的绷带裹得紧紧的，什么也看不见。她看着它们，看了很久。脑子里还在转那句话——如果以后有别人照顾你，你会不会不需要我了？她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问。是因为金田一吗？是因为最近金田一来得多了，他看见她笑了，看见她和那个警察说话时眼睛里有一点光，所以他想多了？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她不知道。但她知道他今天问那句话的时候，声音里有东西。不是随便问问的那种，是真的怕，真的担心，真的在想如果有一天她不需要他了，他该怎么办。

她想起他刚才低着头的样子，一直低着头，不敢看她。她想起他问完之后那一声轻轻的嗯，像是接受了什么，又像是把什么东西咽回去了。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只知道她说的那句话是真的——你永远是我弟。不管发生什么，不管谁来谁走，他永远是她弟。这一点不会变。

但她不知道他听进去没有。也不知道他心里那个疙瘩，会不会因为这句话就解开了。也许会，也许不会。她不知道。

她摇着轮椅到窗前，从那道缝隙里往外看。楼下那两个人还在，还在举着手机对着这边拍。她看着他们，心里没什么感觉。她只是在想，如果有一天，这些人都不在了，那些信也不来了，那个灰色影子也消失了，金田一也不来了，只剩下她和弟弟，两个人，在这屋里，在这昏暗里，她会怎么样？他会怎么样？

她不知道。她只知道他现在在厨房里，正在给她做饭。一会儿饭好了，他会端出来，两个人一起吃，就像过去每一天一样。明天他还会帮她换药，还会帮她缠绷带，还会问她疼不疼，紧不紧，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后天也是，大后天也是。只要她还需要他，他就会在。

她看着窗外那条窄窄的缝隙，看着那些晃来晃去的人影，看着远处那片灰蒙蒙的天。蝉还在叫，叫得声嘶力竭的，一阵一阵的。她听着那叫声，觉得那声音好像也没那么烦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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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金田一的调令
七月上旬的那天，天气还是那样热，热得让人什么也不想做，只想待在屋里，待在昏暗里，待在那扇永远拉着的窗帘后面。窗外的蝉叫得声嘶力竭的，一阵一阵的，像是什么东西在拼命地喊，喊得人心烦。黄琳坐在窗前，从那道细细的缝隙里往外看，那些人还在，还是那两个，站在对面那棵大树下面，偶尔举起手机拍一下，然后就低着头看屏幕。她已经懒得去看他们了，只是偶尔瞟一眼，确认他们还在，然后就移开目光，看着远处那片灰蒙蒙的天。

门铃响了。

她听见弟弟去开门的声音，听见门打开的声音，然后是一个熟悉的声音——金田一。她的心里动了一下，很轻，几乎察觉不到。她转过头，看着客厅的方向。

他走进来，还是那件深色的夹克，还是那张轮廓很深的脸，还是那双干净的眼睛。但他今天好像有点不一样，她也说不清是哪里不一样，也许是他走路的姿势，也许是他脸上的表情，总之有什么东西和平时不太一样。

他走过来，在她对面坐下。她看着他，等他说话。

他沉默了几秒，然后开口了。声音还是那样，很平，很稳，但那些字一个一个落下来，落在她耳朵里，落在她心里。

“黄小姐，我是来告别的。调令下来了，要去外市任职，下周就走。”

她愣了一下。告别？外市？下周就走？

她看着他，没有说话。

他继续说，骚扰案已经移交同事跟进了，新负责的人叫张健，电话和联系方式我留给黄男了。以后有什么事，直接联系他就行。他办案也很负责，你们放心。

她听着那些话，一个一个听进去。张健。新负责人。以后有事联系他。这些话她听懂了，但好像又没完全懂。她只是看着他，看着他那张脸，看着他那双眼睛。

他说完了，坐在那里，也没有走。

屋里很安静。只有窗外的蝉鸣，一声一声的，很响，很密。

她开口了，声音很轻，说，谢谢。

他点了点头，说，应该的。

又沉默了几秒。他坐在那里，没有站起来。她坐在那里，也没有动。两个人就这么坐着，谁也没说话。窗外的蝉还在叫，一阵一阵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催，又像是什么也没催。

他好像想说什么。她看出来了。他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有什么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他的眼睛里有别的东西，和平时不太一样，是那种想说又不知道该不该说、说了又怕说错的眼神。她看着那眼神，等着他开口。

但他最后什么也没说。

他站起来，说，保重。

她点点头，说，保重。

他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他停了一下，回过头，又看了她一眼。那一眼很短，不到一秒，但里面有东西，她说不清是什么。然后他推开门，走了出去。

门关上了。

她坐在那里，看着那扇关上的门，看了很久。屋里又安静下来，只有蝉鸣，一阵一阵的。弟弟站在旁边，也没有说话。她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站在那儿的，也不知道他看见了多少。她只是坐在那里，看着那扇门。

过了好一会儿，她摇着轮椅到窗前，从那道缝隙里往外看。

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还是那件深色的夹克，还是那个走路的姿势。他走到楼下，停了一下，抬起头，往她这扇窗户看了一眼。她知道他看不见她，窗帘拉着，只有一条细细的缝隙，但他还是看了一眼。然后他转过身，往前走，走到那些人中间，走到那棵大树下面，走到那两个蹲守的人旁边，然后越走越远，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路的尽头。

她就那么看着，看着那个人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看不见了。她把目光收回来，看着那棵大树，看着那两个还在举着手机的人，看着远处那片灰蒙蒙的天。那些东西都还在，和刚才一样，什么也没变。但他不在了。那个每隔几天就会来坐一坐的人，那个用干净的眼神看着她的人，那个会讲抓小偷、丢母鸡这些普通事的人，不在了。

她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感觉。

有点失落？也许是。就像习惯了什么东西，突然没有了的那种空落落的感觉。不是很难受，就是空落落的，像是心里少了一小块，但那一小块是什么，她说不清。

也许不只是失落。也许还有别的什么，太淡了，淡得她自己都察觉不到。她只知道她坐在那里，看着窗外那条窄窄的缝隙，看了很久，很久。

她想起他刚才坐在这里，想说又没说的那个样子。她想起他眼睛里那一点别的东西。她想起他最后那一眼，回过头来看她的那一眼。她想，他到底想说什么呢？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也许他知道，但觉得不该说。也许说了也没什么意义，反正他要走了，下周就走，以后不会再来了。

她没有问他要联系方式。他也没有留。就那么走了。

也许这样最好。她想。本来也没什么的。就是一个警察，一个负责的警察，因为办案认识，来得多了一点，讲了一些普通的事，让她觉得世界还在运转，让她在灰蒙蒙的天里看见一点点别的颜色。就这些。本来也没什么。

可是为什么她坐在这里，看着窗外，看了这么久？

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还在看，还在看那条路的尽头，那个他已经消失的地方。明知道他已经走远了，不可能再出现，但她还是看着。好像看着看着，他就会再走出来一样。

弟弟走过来，站在她身后。他没有说话，就那么站着。她能感觉到他在看她，不是看窗外，是看她。那目光落在她后背上，落了好久。她没回头，也没动。

过了很久，他转身走开了。她听见他的脚步声，轻轻的，走回自己房间去了。门关上的声音，很轻，但她听见了。

她继续坐在窗前，继续看着窗外。

太阳慢慢西斜，光线从那条缝隙里照进来，落在地板上，变成一条越来越长的光带。那些蹲守的人还站在那棵大树下面，偶尔举起手机拍一下。远处的天还是灰蒙蒙的，但有一点地方透出淡淡的黄，是夕阳的颜色。

她就那么坐着，看着那条光带慢慢移动，慢慢变长，慢慢变暗，最后消失了。天黑了。路灯亮起来，把那些蹲守的人照成一个个模糊的影子。他们还在，还在那儿。

她还在看。看着那些模糊的影子，看着远处那片黑沉沉的天，看着那条路的尽头，那个已经什么也看不见的地方。

她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回床上去的。只记得后来弟弟出来，说姐，该睡了。她点点头，摇着轮椅回房间，移到床上，躺下来。闭上眼睛的时候，脑子里又出现他最后那一眼，回过头来看她的那一眼。那眼神在她脑子里转了几圈，慢慢模糊了，她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她坐在窗前，从那条缝隙里往外看。那两个人还在，还在举着手机。远处的天还是灰蒙蒙的。那条路的尽头什么也没有。

她看着那些，心里空落落的感觉还在。但她知道，它会慢慢淡下去的。就像那些信，那些骚扰，那些蹲守的人，一开始那么难受，后来也慢慢习惯了。这个也会习惯的。他走了，日子还得继续过。她还得坐在这里，还得从那道缝隙里往外看，还得等着弟弟做饭、换药、缠绷带，还得应付那些永远也赶不走的苍蝇。

只是偶尔，也许是很久以后，她还会想起有一个人，曾经坐在她对面，用干净的眼神看着她，讲那些普通的事，让她觉得世界还在运转。然后她就会想，他现在在哪儿呢？在做什么呢？还会不会想起她？

也许不会。也许早忘了。

她把手放在窗台上，贴着那扇灰色的窗帘。窗帘的布面粗粗的，有点凉。她就那么贴着，看着窗外，看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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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黄男的坦白
七月上旬的那个夜晚，天气还是闷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窗外的蝉叫了一天，到了晚上终于消停了一些，只剩下偶尔几声，有气无力的，像是也累坏了。屋里没有开灯，只有窗外透进来的那一点路灯的光，把客厅照得半明半暗的，家具的影子模模糊糊地堆在角落里。黄琳坐在窗前，从那道缝隙里往外看，那两个人还在，站在对面那棵大树下面，路灯把他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一晃一晃的。她看了他们一会儿，然后移开目光，看着远处那片黑沉沉的天。

弟弟从厨房里出来，手里拿着一瓶酒。她看了一眼，没说话。他平时不喝酒的，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走到她旁边，在地板上坐下来，背靠着墙，把那瓶酒放在身边。他拧开盖子，仰头喝了一口，呛得咳嗽了几声。她还是没说话，就那么看着他。

他就那么坐着，一口一口地喝，不说话。她也不说话，就那么看着他。窗外的路灯照进来一点光，落在他脸上，照出他那张年轻的、还带着点稚气的脸。他今年才十九岁，本该是在学校里和同学一起玩闹的年纪，却每天守在她身边，做饭、换药、缠绷带、处理那些恶心的信、应对那些蹲守的人。她看着他，心里有点酸，但什么也没说。

酒喝了大半瓶，他的脸开始发红，眼神也有点涣散了。他靠在墙上，头微微仰着，看着天花板，看了很久。然后他开口了，声音有点飘，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姐，我从小就喜欢跟着你。”

她没说话，只是看着他。

他继续说，小时候你出去玩儿，我就跟在后面跑，你嫌我烦，让我走开，我不走，还是跟着。你上中学了，放学回来，我就站在门口等你，看你从那边走过来，穿着校服，背着书包，我就高兴。你上大学了，不常回家了，我就天天盼着你回来，盼着你给我带好吃的，盼着你摸摸我的头，说小弟又长高了。

他说着，声音有点抖。她听着，心里有什么东西在动。

后来你当模特了，更忙了，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面。我就在电视上看你，看你穿着漂亮的高跟鞋站在展台上，看那么多人给你鼓掌，给你拍照。我就想，这是我姐，我最好的姐。我骄傲得不行。

他低下头，看着手里那瓶酒，摇了摇，又喝了一口。

出事那天晚上，我接到电话，跑过去，看见你躺在血泊里，脚没了，血流得到处都是。我当时整个人都懵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只知道不能让你死，不能让你死。在医院里那些天，我什么都不想，就想让你活过来，让你好起来。后来你醒了，我看见你睁眼的那一瞬间，我哭了，但没让你看见。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越来越抖。

出院以后，我什么都不想，就想照顾你，一直照顾你。你吃饭，我看着；你睡觉，我守着；你疼，我陪着；你哭，我抱着。我不想让别人来，不想让任何人插手，就想自己一个人，把你照顾好。我知道这不对，知道你是姐，我是弟，但我就想这样，一辈子这样。

她听着那些话，一个字一个字落进耳朵里，落在心里。她没有说话，只是看着他。

他突然抬起头，看着她。路灯的光照在他脸上，照出他那双红红的眼睛，里面有泪光在闪，但没流下来。

“姐，我知道我们是堂姐弟，早就出了五服了，不是亲的。”

她愣了一下。这句话她没想到他会说出来。

他又低下头，声音更低了，说，我知道我不该想这些，不该说这些。但我就是忍不住。你是我最重要的人，比任何人都重要。那个金警官来的时候，你笑了，你和他说话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点光。我看着那点光，心里就不舒服，特别不舒服。但我不能说，我只能憋着，憋得难受。

他说着，声音越来越飘，酒劲上来了，头一点一点地往下垂。

姐，我就是想让你知道，不管谁来，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在。我永远在。

他说完最后那句话，头彻底垂下去，趴在她膝盖上，睡着了。

她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膝盖上他的头沉沉的，压着她，能感觉到他呼吸的起伏，一下一下的，很均匀。他睡着了，睡得很沉，像是终于把心里那些话都说出来了，终于可以睡了。

她低头看着他。他那张年轻的脸上还有没干的泪痕，眉头即使在睡着的时候也没有完全舒展开，还有一道浅浅的纹路在那里。他的头发有点长了，垂下来，遮住半边脸。她就那么看着，看了很久。

她抬起手，轻轻放在他头上。

他的头发软软的，有点扎手。她轻轻地揉着，一下一下的，像小时候那样。那时候他才几岁，摔倒了，哭了，她就蹲下来，把手放在他头上，轻轻揉一揉，说没事了，不哭了。他就真的不哭了，抬起头看着她，眼睛里还含着泪，但已经不哭了。

现在他趴在她膝盖上，睡着了，她把手放在他头上，轻轻揉着。他还是那个小孩，那个跟在她后面跑、站在门口等她回来的小孩。不管他长到多大，不管他变成什么样，他永远是那个小孩。

她知道自己该说什么。她知道他那些话是什么意思。但她不知道该怎么说，也不知道能不能说。她只知道，她永远是他姐。他也永远是她的弟弟。别的，她不敢想，也不能想。

窗外的路灯还是那样亮着，把那两个人影照得模模糊糊的。远处的天还是黑沉沉的，什么也看不见。屋里很安静，只有他均匀的呼吸声，一下一下的，很轻。

她就那么坐着，一只手放在他头上，轻轻地揉着，一下一下的。另一只手放在自己膝盖上，什么也没做。她就那么坐着，坐了很久很久，久到窗外的路灯灭了几盏，久到远处天边透出一点点灰蒙蒙的亮，久到她自己也困了，眼皮发沉，头一点一点往下垂。

但她没有动。她怕一动，他就醒了。

她就那么坐着，让他趴在她膝盖上睡着，她的手在他头上，轻轻地揉着，一下一下的。

天慢慢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