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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devil

[正在更新] 【堂姐黄男系列】意识流小说:《鞋跟掉了》【半足截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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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昨天 12:31 | 显示全部楼层
10 鞋跟掉了
———

热。

不是外面来的热。是从里面烧出来的。从骨头里,从血里,从不知道什么地方,一点一点地烧起来,烧得整个人都在化。

我在化。

化在这片热里,化在这片白里,化成水,化成烟,化成什么都不是的东西。

———

有什么东西在我脚那里。

不是疼。是别的。是涨。是满。是有东西在那里,很多,在动,在爬,在往外拱。

它们想出来。

它们要从我脚那里出来。

———

脚。

我的脚还在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那里有什么在。在涨。在满。在往外拱。像有很多很小的东西,在那里钻,在那里咬,在那里——

它们想出来。

———

……光。

那光是刺的。是红的。是从我眼睛里往外烧的那种红。不是外面有光。是我自己在发光。是我烧得太厉害了,烧得整个世界都红了。

红。

红的像什么?

像血。

像那天晚上的血。

———

脚那里又有什么感觉。

是湿。是黏。是有东西在往外流。从那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往外流。黄的。绿的。黏黏的。稠稠的。像——

像什么?

像烂掉的水果。像放太久的肉。像——

像我在烂。

我在从那里开始烂。

———

有人在说话。很远。听不清。只听见几个字:

“……耐药……”

“……升级……”

他们在说什么?

什么耐药?

是我吗?

是我耐药吗?

———

有什么东西流进我。凉的。从手臂那里。新的一袋。新的药。它们来帮我。来打那些在我脚那里钻的东西。

但那些东西不怕。

它们还在钻。还在咬。还在往外拱。

它们在笑。

———

……黑。

黑里有什么在跑。很快。很多。密密麻麻的。它们爬过的地方,留下黏黏的印子。黄的。绿的。

它们往哪里跑?

往我脚那里。

它们要从我脚那里出来。

———

脚。

我的脚在那里。它们还在。它们好好的。五个脚趾排着,涂着裸色的甲油,很好看。

那些东西从脚趾缝里钻出来。一条一条的。黄的。绿的。黏黏的。它们从皮肤下面钻出来,钻得脚背上鼓起一道一道的包。

我想动。想把它们甩掉。但动不了。

脚不是我的了。

那些东西才是。

———

……光。

那光是亮的。是白的。是从天花板上照下来的那种白。

有人在翻我。翻我的被子。翻我的腿。翻我脚那里。

那光打在那里。

我看见——

不是脚。

是别的。是纱布。是黄的绿的渗出来的东西。是那味道。

那味道涌上来,甜的,腥的,烂的。钻进鼻子里,钻进脑子里,钻得到处都是。

那是我的味道。

是那个从里面烂出来的味道。

———

那个味道里有东西在动。

是记忆。是以前的味道。

那天下午。回家。脱鞋。那股味散开,散到屋里,散得到处都是。我自己的味道。我那时候觉得,那就是我。那就是我的味道。

现在我知道了。

那不是。

这才是。

这才是我的味道。从里面烂出来的味道。

———

有人在碰我脚那里。

疼。

不是幻肢疼。是真的疼。是有什么东西在那里撕,在那里扯,在那里把那些黏黏的东西拿走。

我想喊。

喉咙在动。有什么东西出来。不是喊。是别的。是那种从很深的地方挤出来的声音,破的,哑的,不像人。

但那是我的。

那是我的声音。

———

……黑。

黑里有什么在晃。

是小弟的脸。他在旁边。红着眼睛。他在说什么?

听不见。只看见他的嘴唇在动。一开一合的。

他在喊我。

他在说:姐。

我想应。我想说:小弟,我在这里。

但我说不出。

那些东西从我喉咙里爬出来,黄的,绿的,黏黏的,把我的话堵住了。

———

……光。

那光是蓝的。是仪器上的。在跳。一下一下的。

有什么声音在响。很快。很尖。像有人在喊。

那是在喊我吗?

它在喊什么?

它在喊:快。快。快。

———

有人在跑。很多人。围着我。他们在做什么?

不知道。

只看见他们的手。很多手。在我身上。按着。扎着。翻着。

有一个手在我额头上。凉的。是护士的手。

她在说什么?

“体温……三十九点八……”

三十九点八。

那是多少?

那是烧。是烧得整个人都要化掉的那种烧。

———

脚那里又有什么感觉。

是空。

是那些东西终于钻出来了。从我脚那里钻出来了。它们走了。留下一个空壳。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空壳。

但那空壳还在疼。

还在烧。

还在烂。

———

……黑。

黑里有什么在跑。是那些东西。黄的。绿的。黏黏的。它们跑远了。跑向别的地方。跑向——

跑向我身体里别的地方。

它们要去哪?

它们要去我——

———

……光。

那光是红的。是从我眼睛里往外烧的那种红。

有人在按我。有人往我嘴里塞什么。有人往我身上贴什么。凉的。圆的。吸着的。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在救我。

他们在从那些东西嘴里救我。

———

但那些东西太多了。

它们在我身体里跑。在我血里跑。在我骨头里跑。它们跑到哪里,哪里就疼,哪里就烧,哪里就开始烂。

它们跑到我脑子里了。

我感觉到它们了。

在我脑子里。在眼睛后面。在那个想事情的地方。它们在钻。在咬。在——

———

……黑。

黑里有什么在说话。

是我自己在说。

嘴唇在动。声音出来。破的。碎的。但是我在说:

“鞋跟掉了……”

“鞋跟掉了……”

———

鞋跟。

黑色的。金属的。细细的。它在那里。在我脚那里。在什么都没有的地方,亮着。

它掉了。

它要掉了。

它从那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掉下去,掉到一个很深很深的地方去,掉到那些黄的绿的黏黏的东西里去。

我伸手想抓住它。

但我的手在哪里?

抓不住。

它掉了。

———

“鞋跟掉了……”

我又在说。

那声音在黑里飘着,荡着,不知道往哪里去。

有人握住我的手。热的。烫的。是小弟吗?还是护士?

不知道。

只是那点热在那里。在我手心里。像一盏灯。像——

像鞋跟上那一点亮。

———

……光。

那光是白的。刺的。是有人在照我。用那种很亮很亮的灯。

我的眼睛睁着。但看不见。瞳孔散了。什么都看不见。

只看见那白。那什么都没有的白。

那白像什么?

像我脚那里。

———

有人把我翻过来。翻过去。有人在碰我脚那里。有东西在撕。在扯。在把那些黄的绿的东西拿掉。

疼。

但那个疼很远。很钝。像隔着一层很厚的东西传来的。

不是我的疼了。

是别人的。

是那个躺在那里的人的。

———

……黑。

黑里有什么在浮。

是那些脚。那些好好的脚。穿着银色细跟凉鞋的。涂着裸色甲油的。站在展台上的。泡在热水里的。搁在小弟腿上的。

它们在黑里浮着,闪着,像——

像什么?

像鞋跟上那一点亮。

———

它们看着我。

我看着它们。

它们在说:我们在这里。

它们在说:我们不在了。

———

……光。

那光是蓝的。在跳。一下一下的。

那个声音也在跳。一下一下的。很快。很尖。

它在说:快。快。快。

———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

不知道。

只是躺着。烧着。烂着。听着那个声音。

那只手还在我手里。那点热还在。

就这点热。

就这点热还连着。

———

……黑。

黑里有什么在说。

是那个声音。是我的声音。破的。碎的。

“鞋跟掉了……”

“鞋跟掉了……”

它在黑里飘。在荡。在往很远的地方去。

我不知道它要飘到哪里。

我只知道——

鞋跟掉了。

脚没了。

我还在。

———

还在烧。

还在烂。

还在疼。

还在。

———

……光。

那光是窗外的。不知道什么时候。窗帘没拉严。有一道缝。光从那里透进来,照在地上,一道亮的。

我看着那道光。

它在动。很慢。一点一点地。

时间在走。

我还在这里。

那些东西还在我身体里跑。

———

……黑。

黑里有什么在等我。

不知道是什么。

只是有东西在那里。在很远的地方。等着。

———

鞋跟掉了。

我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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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清创
———

疼。

不是疼。

是比疼更疼的东西。是没有名字的东西。是名字还没造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在那里的东西。

它在。它一直在。它从那天晚上就在,一直在这里,一直长,一直变,变成现在这样。

现在这样是什么?

不知道。

只知道它来了。又来了。

———

有人在我脚那里。

我知道。我感觉到。他们在碰那里。在撕那里。在把什么东西从那里拿走。

那里有什么?

不知道。

只感觉到有东西被撕开。黏着的。连着的。长在一起的。被撕开。

那一下。

那一下——

———

身体自己动了。

不是我动的。是身体自己动的。它从床上弹起来,像有什么东西从里面把它弹起来。后背离开床面。悬空。

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冲出来。

不是喊。不是叫。是别的。是那种从比喉咙更深的地方冲出来的声音,从骨头里,从血里,从那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冲出来。

那声音不是我的。

那是那两只脚的。

是它们在喊。

———

……光。

那光很亮。在头顶上。刺着眼睛。什么都看不见。只有那白亮白亮的光。

那光里有影子在动。黑的。晃的。在我脚那里。

它们在做什么?

它们在碰那里。

那里疼。那里最疼。那里疼得已经不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了。那里是单独的。是独立的。是一个会疼的、不属于我的东西。

但它长在我身上。

它长在那里,疼着,把我往那个疼里拉。

———

有什么东西按着我。按着我的腿。不让我动。

但我动。不是我要动。是身体自己在动。在抖。在颤。在像被电到那样一下一下地抽。

那只手还在我脚那里。还在碰。还在撕。还在——

“咔嗒。咔嗒。咔嗒。”

有声音。很近。是什么?

是我手里的东西。那个连着管子的东西。那个按钮。我在按它。我在一下一下地按它。拇指自己在动。不需要我想。

它在说:给我药。给我药。给我药。

———

“半小时内她已经追加了三次,达到单小时极限剂量了。不能再加了。”

有人在说话。很远。说的是什么?听不懂。只听见几个字。

不能再加了。

不能。

不能。

那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

接下来,都要这样疼。

———

……黑。

不是真的黑。是闭上眼睛那种黑。是我自己关上的黑。

但那个疼不在黑里。它不跟着我走。它在外面,在光里,在我脚那里,等着我。

那只手还在碰。还在撕。还在——

有什么东西碰到我里面了。

不是皮。不是肉。是更深的地方。是骨头。是那个断了的地方。有什么东西碰到那里。硬的。凉的。刮着。

那一下——

———

身体又动了。

这次不是弹。是别的。是从那个地方冲上来的一股东西,冲得我整个人都散了。手动了。那只按着按钮的手动了。它甩出去。打到什么东西。

哗啦——

有什么碎了。有什么掉了。很多声音。很多。在地上滚着。

我不知道。我看不见。我只知道那只手出去了。它挣脱了什么。它打到什么。它——

———

“……杀了我……求你……干脆杀了我……”

谁在说话?

是我吗?

那声音是从我喉咙里出来的吗?

不知道。只是那声音在那里。破的。碎的。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像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在说话。

杀了我。

杀了我。

———

有人在我旁边。很多人在动。说什么。做什么。

有什么东西流进我。手臂那里。凉的。新的药。

它说:等一下。再等一下。等一下就不疼了。

等一下。

等一下是多久?

———

……光。

那光还在头顶上。白亮的。刺的。

那只手还在我脚那里。还在碰。还在——

有什么东西浇下来。凉的。水的。冲在那里。

那一下——

那里痉挛了。不是疼。是痉挛。是那里的肉自己在动。在缩。在抖。像有什么东西在那里活着,自己活着,不归我管。

它在灯光下抖着。我看见。眼睛睁着。我看见。

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两团。红的。肿的。缝着线的。在抖着。

那里没有脚。

那里什么都没有。

———

又有什么东西浇下来。

又痉挛。

又抖。

又疼。

———

……黑。

黑里有什么在闪。

是那些脚。穿着银色细跟凉鞋的。站在展台上的。灯光打下来,亮亮的。

它们在黑里站着。好好的。五个脚趾排着。裸色的甲油闪着。

它们看着我。

它们说:我们在这里。

它们说:我们不在了。

———

又有什么东西碰到我里面了。

那个硬的。凉的。刮着的。又在那个骨头上刮着。

那一下——

———

……没有声音了。

不是真的没有。是我不出声了。喉咙在动。嘴张着。但没有声音出来。

那个声音去哪了?

不知道。

只是它不出来了。它卡在什么地方。卡在喉咙里。卡在胸口里。卡在那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我张着嘴。喘着。但听不见自己的声音。

只有那个嘀嘀嘀的机器在响。一直在响。很快。很急。

它在替我喊。

———

……光。

那光在晃。在转。有什么东西在眼前。是脸。是人的脸。口罩上面的眼睛。看着我。

她们在说什么?

听不见。

只看见嘴在动。一开一合的。

———

又有什么东西流进我。手臂那里。凉的。

那个凉的往上走。走到肩膀。走到脖子。走到——

脑子里。

脑子在变慢。在变软。在变——

那个疼还在。还在那里。但它远了。它被那个凉推到远处去了。推到我看不见的地方。

但它还在。

我知道它还在。

它在那里等着。

———

……黑。

黑里有什么在动。很慢。很轻。

是那些脚。它们在水里。泡着。水热热的,烫得脚发红。小弟的手在水里,搓着我的脚背。一下一下的。轻轻的。

他低着头。没看我。

水波一圈一圈的。打在盆沿上,轻轻地响。

———

那画面碎了。

碎了之后,什么都没有了。

只有那个疼。从很远的地方传来。轻轻的。闷闷的。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一下一下地敲着什么。

———

……光。

那光暗了。不刺眼了。有东西在头上。是什么?不知道。只是软软的。盖着眼睛。

我闭着眼睛。但知道那光还在。在外面。在帘子外面。

那只手还在我脚那里吗?

不知道。感觉不到了。

那里什么都没有了。什么感觉都没有了。

连疼都没有了。

———

疼去哪了?

它走了吗?

它不会走的。它一直在这里。从那天晚上就在这里。它会一直在这里。

它只是躲起来了。在等我醒。

———

……黑。

黑里有什么在说。

是那个声音。那个从很深很深的地方冲出来的声音。那个不是我的声音。

它在说:杀了我。

它在说:鞋跟掉了。

它在说:脚。

脚。

脚。

———

……光。

那光又亮了。很刺。我睁开眼。

白色的天花板。白色的灯。白色的墙。

旁边有人在说话。在收拾什么。在擦什么。

护士的脸。在我旁边。她看着我。

“好了,结束了。”

结束了。

———

结束了。

那个字落下来的时候,有什么东西松了。不是疼松了。是别的。是——

是我还在这里。

我还在这里。

———

身上是湿的。从后背到前面,都是湿的。凉的。黏的。是汗。是从我身体里流出来的那些东西。

头发黏在脸上。脖子上。想动。动不了。

就躺着。看着那白。

———

……黑。

黑里有什么在亮。

是那个按钮。那个我按过的按钮。上面有什么?不知道。只是亮亮的。

后来我才知道。

那上面有我按出来的裂痕。

细细的。几道。

像脚趾缝。

———

疼还在。

它在黑里等着。

我知道。

但我还在这里。

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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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愈合
———

愈合。

这个词在病历上是一个结论,在医生口中是一个好消息,在我这里,却什么都不是。

它只是意味着我还活着。意味着那些抗生素、那些清创、那些撕心裂肺的换药,终于把我从感染性休克的悬崖边上拉了回来。意味着我的身体还在工作,还在试图修复那些被摧毁的东西。

但那些被摧毁的东西,永远不会回来了。

所以我坐在这里,或者说,躺在这里,在这张永远散发着消毒水气味的病床上,看着窗外的阳光一寸一寸地移动,从左边移到右边,从早上移到黄昏,再从黄昏移到黑夜。日复一日。没有任何区别。

阳光很明亮。是盛夏那种无所顾忌的明亮,照在窗外的树叶上,照在对面楼房的玻璃上,晃得人眼睛疼。但我喜欢看。不是因为喜欢阳光,是因为看阳光的时候,我可以不想别的事。

不想那些事。

———

但那些事不会因为我不想就不来。

它们从别的地方来。从那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来。从我脚那里来。

我的脚。那两只已经不完整的脚。它们还在,只是没有了前掌,没有了脚趾。左脚还剩下一半多一点,从Lisfranc关节那里断掉,还留着足跟和一部分足弓。右脚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脚跟,Chopart离断后的结果,圆圆的,短短的,像一句话没说完就停了。

它们每天每夜每分每秒都在疼。不是那种可以忍受的疼,不是那种可以忽略的疼,是那种钻到骨头里、钻到血里、钻到每一根神经末梢里的疼。烧灼的疼,电击的疼,扭曲的疼,撕裂的疼,挤压的疼,每一种疼都有自己的形状和颜色,每一种疼都在用尽全力告诉我:你失去了。你失去了。你永远失去了。

有时候是灼烧感。就像有人把炭火放在我残缺的脚底,慢慢地烤,慢慢地烙,烤得皮肤发焦,烙得骨头冒烟。我能感觉到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跖骨在被烧,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趾骨在被烧,烧成灰,烧成烟,烧成什么都没有的东西。但它们不存在。它们早就不存在了。是那个叫幻肢痛的东西,在我脑子里、在我神经里,替我活着那些不存在的痛苦。

有时候是电击。毫无预兆的,就像有人在远处按下一个开关,一道电流就从那个虚空的地方窜上来,从脚后跟窜到小腿,从小腿窜到大腿,从大腿窜到脊椎,再从脊椎窜到后脑勺,整个人像被雷劈中一样,瞬间蜷缩起来,抽搐起来,牙齿咬得咯咯响,汗珠一颗一颗地从额头上滚下来。等那阵电流过去,整个人就像被抽空了一样,软塌塌地瘫在床上,连呼吸都觉得累。

更多的时候,是那种扭曲感。我能清楚地感觉到那十个早已不存在的脚趾,它们正在以不可能的角度扭曲着,大脚趾被掰向脚背,小脚趾被拧向脚心,中间那些脚趾乱七八糟地绞在一起,像被人狠狠攥住、用力拧转。脚掌也在被撕扯,从左往右,从上往下,从四面八方往中间挤,要把那已经不存在的骨头挤碎、挤烂、挤成粉末。

有时候我会用手去捶自己的大腿。很用力地捶。捶到发红,捶到发紫,捶到第二天会出现新的瘀伤。因为那个真实的痛感,至少能暂时盖过那个虚妄的痛感。就像用更大的声音去压住另一个声音。虽然那个声音很快又会重新响起来,但在捶下去的那一瞬间,至少有那么一瞬间,我听不见它了。

只是一瞬间。

———

药还是照常吃。护士推着小车过来,把那些五颜六色的药片倒在手心里,看着我一颗一颗地吞下去。加巴喷丁,普瑞巴林,还有什么什么缓释片,还有什么什么控释片,名字一个比一个长,说明书上一个比一个复杂,副作用一个比一个吓人。但吃下去之后,效果呢?

有。不能说没有。

那些药会让我变得昏沉,变得迟钝,变得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水看这个世界。所有东西都变得模糊,变得遥远,变得不那么真实。包括那个疼。那个疼还在,但它被推远了,被推到我够不着的地方,像一个在远处烧着的火堆,我能看见那火光,能感觉到那热度,但不需要伸手去摸。

可是那个昏沉本身也是一种折磨。我不想昏沉。我不想模糊。我想清醒地看着这个世界,哪怕这个世界已经把我变成了这样。但清醒的时候,那个疼又太近了,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没有选择。

没有一种选择是不疼的。

———

小弟每天都来。他坐在床边那张椅子上,一坐就是一整天。有时候给我削苹果,削好了切成一小块一小块,放在床头柜上的碗里,但我吃不了几口。有时候给我倒水,水温试了又试,不烫不凉刚刚好,但我喝不了几口。有时候给我讲外面的事,什么新闻,什么八卦,什么有的没的,但我听不了几句。

我知道他想让我好起来。我知道他心疼我。我知道他每天晚上回去的时候,眼睛都是红的,第二天早上来的时候,眼睛还是红的。

但我给不了他回应。

不是不想给。是给不出。

那些话到了嘴边,就自动消失了。那些表情到了脸上,就自动僵住了。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冻住了,冻在一个很深很深的地方,外面的一切都传不进来,里面的一切都传不出去。

有时候他会试着给我按摩。按肩膀,按脖子,按手臂。他的手很大,很热,按下去的时候,那些紧绷的肌肉会暂时松开一点点。但每一次他碰到我的时候,我都会惊跳一下。不是故意的。是身体自己在跳。是那些神经已经习惯了疼痛,习惯了警惕,习惯了把所有触碰都当作潜在的威胁。

他感觉到了。他什么都没说,但他的手会停在半空中,等一会儿,再轻轻落下来。

我闭上眼睛,假装睡着。

———

康复师来过几次。穿着白大褂,拿着一些奇怪的器械,跟我讲以后的事情。以后可以装假肢,以后可以学走路,以后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

以后。

这个词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

以后是什么?以后是我要带着这两个孤零零的脚后跟活下去吗?以后是我要用那些冰冷的、金属的、假的东西来替代我失去的脚掌吗?以后是我要重新学习怎么站起来、怎么走路、怎么像一个正常人那样生活吗?

然后呢?然后别人会看见吗?看见我走路的样子,看见我那些假肢,看见我是一个没有脚掌的人?

我不想听。

我闭上眼睛。我不说话。我让那些话从我耳边飘过去,飘到窗外,飘到阳光里,飘到我不知道的地方去。

康复师走了。小弟送他出去。回来的时候,他站在床边,看了我很久。

我知道他在看我。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但我没有睁眼。

———

有时候我会想起以前的事。

不是故意的。是那些画面自己浮上来。像水底的泡泡,一个一个地往上冒,冒到水面上,啪地破开,露出里面藏着的那些东西。

想起那个下午。回家。脱鞋。那双银色细跟凉鞋从脚上滑下来,脚踩在地板上,凉的,舒服的。那股味散开,散到屋里,散得到处都是。我的味道。我自己的味道。

那时候我嫌它。嫌它太浓,嫌它太臭,嫌它让同事躲着我、让小雅挪椅子。现在我想闻都闻不到了。现在那里只剩下两个孤零零的脚后跟。

想起小弟给我洗脚。他低着头,手在水里,搓着我的脚背。水热热的,烫得脚发红。他手掌贴在我脚心,热的,烫烫的。他说,姐,以后别站那么久了,回家我给你按按。

我那时候笑了一下。我说,好,那你可得好好学。

现在不用站了。

现在站不了了。

想起小时候学芭蕾。老师说你的脚条件真好,适合立足尖。疼。脚趾磨出血,指甲盖青了又紫,紫了又青。但老师说,疼就对了,疼是美的代价。

美的代价。

这就是美的代价吗?

那双被夸成艺术品的脚,现在只剩下两个孤零零的脚后跟,和那个永远都填不满的空。

———

窗外是盛夏。蝉在叫。叫得人心烦。

以前我也烦蝉叫。觉得它们太吵,没完没了,从早叫到晚。现在听它们叫,反而觉得好。至少它们还在叫。至少它们还是原来的样子。

我原来的样子是什么?

二十八岁。职业车模。一米七八。腿长。脚好看。

现在呢?

什么都没有了。没有脚掌,没有脚趾,没有那个站在展台上、穿着银色细跟凉鞋、被所有人注目的女人。

只剩下这个躺在这里的、被疼痛包围的、什么都不想再要的躯壳。

———

那些药片又开始在脑子里发酵了。昏沉的感觉又来了。眼皮越来越重,重得像压了什么东西。

也好。

睡着了就不疼了。

不全是。

睡着了也疼。那些疼会追到梦里去,变成更奇怪的形状,更难以忍受的折磨。但至少,在梦里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在醒着。我不知道自己在这张床上。我不知道自己的脚只剩下一半了。

梦里的我还是完整的。还有那两只完整的脚,还有那十个脚趾,还能站起来,还能走路,还能穿着高跟鞋站在展台上,看着那些注视我的人。

然后醒过来。

醒过来的时候,那两只完整的脚就没了。

每一次醒过来,都是重新失去一次。

———

所以我越来越少睁开眼。

就躺着。闭着眼。听着那些声音。仪器的嘀嘀声,护士走路的脚步声,小弟翻书的沙沙声,窗外偶尔传来的蝉鸣声。

那些声音组成了我的世界。一个小小的、安静的、什么都没有的世界。

阳光透过眼皮,变成一片暗红。那片暗红里,有时候会浮出一些形状。是脚趾的形状。是脚掌的形状。是那两只已经不完整的脚的形状。

它们在暗红里晃着,晃着,晃着,然后消失。

我又睁开眼睛。

天花板还是那个天花板。白色的。有几道细细的裂纹,从灯座旁边伸出来,伸到我不知道的地方去。

我看着那些裂纹。想着它们是怎么来的。是房子老了?是地基沉了?是当初建的时候就没建好?

不重要。

什么都变得不重要了。

只有那个疼重要。只有那个疼是真的。只有那个疼在时时刻刻提醒我,我还活着。

———

有时候我会想,活着是为了什么?

为了继续疼吗?

为了继续在这张床上躺着,等着下一次换药,等着下一次清创,等着下一次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感染吗?

为了有一天,装上假肢,学着走路,然后让别人看见我这个没有脚掌的人吗?

我不知道。

没有人告诉我答案。

医生只告诉我,伤口在愈合。护士只告诉我,药要按时吃。小弟只告诉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但愈合是什么意思?好起来是什么意思?

是他们能帮我找回那两只脚掌吗?

是他们能让那个疼消失吗?

是他们能让我变回原来那个人吗?

不能。

他们什么都不能。

他们只能让我活着。让我在这具残缺的躯壳里活着。让那个疼一直疼着,一直疼到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的将来。

———

所以我沉默。

我只能沉默。

不是坚强。是绝望。是认命。是那种太累了、累得连喊都喊不出来的麻木。

换药的时候,我咬住嘴唇。咬得很紧。紧到嘴里有血的味道。铁的。咸的。但那血的味道能让我分心,让我不去想那个正在被棉签擦拭的地方,那个正在被药水刺激的地方。

我抓着床栏。手指绷得发白。把所有的声音都锁在喉咙里,锁在那个很深很深的地方,不让它们出来。

它们出不来,就只能在里面转。转成别的形状。转成那种震动的、无声的、只有我自己能听见的震荡。

护士有时候会看我一眼。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

我知道她想说什么。她想说,疼就喊出来,没关系的。

但她不懂。

喊出来有什么用?喊出来就不疼了吗?喊出来那两只脚掌就能回来吗?

不能。

所以不喊。

就忍着。

就咬着嘴唇忍着,抓着床栏忍着,把所有的声音都锁在喉咙里忍着。

忍着。

一直忍着。

———

窗外又黑了。

又一天过去了。

小弟站起来,走到床边,看了看我。我没睁眼。但我知道他在看。

他站了一会儿,然后弯下腰,把我的手从被子边上拿起来,轻轻地放在手心里。他的手很热。那点热从我的手背传进来,传到手腕,传到手臂,传到——

不知道传到哪。

太远了。传不到了。

但他还是握着。握了一会儿。然后放回去,把被子盖好。

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灯关了。门轻轻关上。

屋里只剩下仪器那些嘀嘀嘀的声音。还有那个疼。那个一直都在的疼。

我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纹。它们在黑暗里看不见,但我知道它们在那里。

就像我的脚掌。我看不见它们,但我知道它们曾经在那里。

———

疼。

又开始疼了。

又是那种扭曲的疼。十个脚趾又绞在一起了。脚掌又被撕扯了。那个不存在的脚又开始用各种方式提醒我它的不存在了。

我闭上眼睛。等着那阵疼过去。

总会过去的。

虽然还会再来。但总会过去的。

———

就这样吧。

就这样躺着。

就这样疼着。

就这样等着明天。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新的疼。新的换药。新的沉默。

窗外有什么东西在响。是风吹过树叶的声音。

夏天还在。

我还在。

———

就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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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那个声音
———

我看见他走进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什么东西。硅胶的,肉色的,形状像半个脚掌,但又比脚掌更厚、更硬、更不像任何属于人的东西。他的脸上带着那种我这些天已经看熟了的笑容,那种鼓励的、温和的、仿佛在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笑容。他把那个东西举起来给我看,说这是根据我的右足残端做的临时接受腔,是连接半足假肢的第一步,是让我重新站起来的关键。

半足假肢。这个词他在之前解释过。因为我的右脚后跟还在,Chopart关节离断术后保留了跟骨,所以不需要那种从小腿开始套的长假肢,只需要一个硅胶套,套在残留的脚后跟上,再连接一个碳纤的假脚掌。听起来很简单。听起来很先进。听起来像是现代医学的奇迹,可以让一个失去前脚掌的人重新走路。

我听着他说话,那些词一个一个地飘进耳朵里,接受腔,半足假肢,康复,走路。它们飘进来,又飘出去,没有在任何地方停留。我只是看着那个东西,那个即将要套在我右脚残端上的东西。它很光滑,在清晨的阳光下泛着一种柔软的光泽,像一个无害的、医疗的、被无数人用过的东西。它应该无害。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帮助我重新站起来的工具。我告诉自己,这没什么,这只是一个过程,这是必须的。

但当它触碰到我的时候。

当那冰冷的、具有一定韧性的硅胶表面,第一次接触到右脚残端末端那块敏感的皮肤的时候——

那一瞬间,所有的理智、所有的准备、所有的告诉自己“这没什么”,全都碎了。

不是碎了。是被什么东西从里面猛地撞开,撞得四分五裂,撞得什么都不剩。

那股寒意不是从皮肤表面传来的,而是从骨头里、从骨髓里、从那早已不存在的脚掌深处涌上来的。它涌上来的时候,带着一种异样的触感,不是单纯的冷,而是那种金属的、锋利的、正在劈下来的冷。是刀刃的冷。是斩骨刀的冷。是那天晚上、那个时刻、那个我拼命想要忘记却永远忘不掉的冷。它碰到的地方,正好是当年刀锋劈进去的位置,正好是Chopart关节那个地方,就是那里,就是那个让我永远记住的位置。

我的瞳孔缩紧了。我看见了。

不是看见眼前这个治疗师,这个硅胶套,这个病房。我看见的是那天晚上,那个黑影,那只手臂,那把高高举起的刀。我看见它落下来,落下来,落下来,劈进我的脚背,劈进我的骨头,劈进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那个瞬间。我看见自己那只穿着黑色细带凉鞋的右脚,在灯光下那么白,那么无辜,然后刀落下去,血喷出来,一切都完了。

我听见了。

我听见那第一刀落下时,骨骼碎裂的闷响。不是咔嚓那种清脆的声音,是闷的,钝的,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塌了,碎了,永远地碎了。那个声音穿过这么多天、这么多自以为已经熬过去的时刻,又一次清晰地在我耳边响起,响得我整个脑袋都在嗡嗡作响。我甚至能分辨出那是哪个关节在响——医生说过的,Chopart关节,距跟舟关节和跟骰关节,刀就是从那里劈进去的。我能感觉到它们在碎,在那一声闷响里,永远地碎成粉末。

我尖叫了。

那不是我能控制的尖叫,不是那种疼了喊出来舒服一点的尖叫,是那种从灵魂深处被硬生生撕扯出来的、完全非人的、撕裂般的尖啸。它从我喉咙里冲出来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被它带走了,被它带回到那个夜晚,那个血泊,那个什么都没有了的地方。不是什么都没有——脚后跟还在,跟骨还在,但那些有什么用?前脚掌没了,脚趾没了,那些穿着银色细跟凉鞋被人注视过的部分,全都没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动的。只记得身体猛地弹起来,力量大得连自己都吓了一跳。我把那个治疗师推开,推得很远,远到我再也看不见他手里那个可怕的东西。我往后缩,缩到床头的角落,缩到墙根,缩到一个我认为安全的地方。

但那个地方不安全。没有地方是安全的。因为那个东西还在我腿上,还在我刚才被触碰过的地方。那种冰冷的感觉还在,那种金属的、锋利的、正在劈下来的感觉还在,烙在我右脚的残端上,烙在那个再也不会完整的地方。

我低头看自己的右腿。那条从脚踝往下只剩一半的腿。脚后跟还在,那块跟骨还在,我能看见它的形状,能摸到它的轮廓。但从那里往前,什么都没有了。没有脚掌,没有脚趾,只有一截圆钝的、缝着线的、被纱布包着的残端。就是刚才被那个硅胶套碰到的地方,就是当年刀劈进去的地方,就是那个永远都不会再完整的地方。

我的双手却疯狂地拍打着它,拍打着那已经不存在的脚掌,拍打着那早已碎成粉末的骨头。我听见自己在喊,在哭,在说一些自己都听不懂的话。

“刀!是那把刀!骨头碎了!我听见了!我听见我骨头碎的声音!”

那些话是从哪里来的?我不知道。它们自己往外涌,涌出来的时候带着那天晚上的血腥味,带着那天晚上的恐惧,带着那天晚上所有被压抑在昏迷之下的、我以为永远不会再记起的感知。我甚至能感觉到血从那个劈开的地方喷出来,温热的,黏稠的,顺着脚踝流下去,流到我再也摸不到的地方。

有人进来了。很多人。她们试图按住我,试图让我冷静下来。但她们的手碰到我的时候,我感觉到的不是安抚,是更多的入侵,更多的触碰,更多的让我想起那只从身后箍住我的手臂、那只捂在我嘴上的手。我的肌肉绷得更紧了,紧得像石头,像铁,像什么都打不破的硬壳。尤其是那条右腿,那条只剩一半的右腿,它绷得最紧,因为它知道那些手在靠近它曾经完整的地方,在靠近那个伤口,那个永远都不会愈合的伤口。

心电监护仪在尖叫。那个声音很尖,很急,像在喊救命。但那是我在喊救命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个声音和那天晚上的警笛声混在一起,和救护车的鸣叫声混在一起,和所有那些我以为已经过去的声音混在一起,在我脑子里搅成一团,搅得什么都分不清了。

后来有一个人走近了。她没有伸手碰我,只是站在我能看见的地方,用一种很慢很慢的语气说话。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但她的声音很稳,稳得像一块石头,像一根柱子,像什么可以抓住的东西。她让其他人都后退,都退到我看不见的地方。

然后有什么东西流进我手臂里。凉的。是药。我知道。这些天我熟悉了那种凉的入侵,它意味着平静马上要来了,意味着那些尖叫的神经马上要被按住了。

但药不是立刻起效的。在那漫长的、像过了一整个世纪那么长的十分钟里,我仍然蜷缩在那个角落,抱着自己的腿,不对,抱着那两条只剩一半的腿。我仍然在抖,抖得牙齿咯咯响,抖得床都在跟着晃。

我的目光不知道在看哪里。也许是窗外,也许是墙,也许是那些站在远处不敢靠近的人。但我看见的不是他们。我看见的是那天晚上的玄关,是那盏亮着的感应灯,是那双穿着黑色细带凉鞋的脚。

我的脚。

它们还在。在那个画面里,它们还在。完整的,好好的,穿着那双凉鞋,涂着黑色甲油,并排放在玄关的地板上。然后那只右脚抬起来,鞋跟敲下去,哒。再抬起来,再敲下去,哒。哒。哒。

那个声音。

那个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的、一下一下敲在地板上的声音。

那天晚上,它是我最后听见的东西。是那个被乙醚捂住口鼻之前,我最后听见的属于自己的声音。是我的身体在用自己的方式求救,是那只右脚在替我说话,在替我说我还在这里、我还在挣扎、我还没有放弃。

但那个声音落在凶手耳朵里,变成了别的。变成了兴奋剂。变成了让他更加亢奋的东西。他不知道那是我最后的求救,他只知道那声音让他兴奋,让他更用力地捂住那块毛巾,让我更快地失去意识。

我不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开始重复那个声音。也许是药物开始起效了,也许是那些尖叫的神经终于累了。我只是蜷在那里,嘴唇动着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那几个音节:

“哒。哒。哒。”

那个声音。那个我永远忘不掉的声音。那个在我昏迷之前听见的、最后一个属于自己的声音。它现在回来了,回来得更清晰,更顽固,更无法摆脱。它不再是我最后听见的东西,而变成了我永远在听见的东西。在我每一次想要忘记的时候,在我每一次以为已经过去的时候,它就会响起来,哒,哒,哒,一下一下地敲在我的神经上,敲在我那已经不存在的脚趾上,敲在那个从Chopart关节劈开的地方,敲在我永远都不会愈合的伤口上。

———

后来她们告诉我,那是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那些被封印在神经记忆最深处的恐怖感知,会在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被触发,然后涌出来,把我再次拖回到那个夜晚。

那个硅胶套的触感,就是那个触发器。

它太像那把刀的冷了。它接触到我右脚残端末端的时候,那种压力和温度,和那天晚上刀锋劈下来之前、先碰到皮肤的那一瞬间一模一样。而且它碰到的位置,正好是当年刀劈进去的位置——就是Chopart关节那个地方,就是让我的右脚永远只剩一半的那个地方。我的神经记住了那个瞬间,比我的脑子记得更清楚。我的脑子可以告诉自己,没事了,已经过去了,你现在在医院,你很安全。但我的神经不听。它只记得那个冷,那个硬,那个正在逼近的毁灭,那个从那里劈开一切的瞬间。

它记住了。它永远不会忘记。

所以当那个硅胶套碰到我的时候,我的身体比我更先知道那是什么。它以为是那把刀又来了。它以为那个夜晚又要重演了。它只能用尖叫、用挣扎、用疯狂的拍打来保护我,来把我从那个即将到来的毁灭中拉出来。

但它拉不出来。因为那个毁灭已经发生了。已经发生过了。已经永远地改变了我的身体、我的神经、我的灵魂。

我只是现在才开始真正地、清醒地、无处可逃地面对它。

———

那天下午,心理医师来了。她坐在床边,没有急着说话,只是安静地陪着我。窗外的阳光已经变得很烈,照在地板上,照出一块亮亮的、烫烫的光斑。我看着那块光斑,看着它一点一点地移动,从这边移到那边。

她后来开口了。她说,今天早上的反应是正常的,是创伤记忆被触发后的正常反应。她说那不是软弱,不是抗拒治疗,不是任何我应该感到羞耻的东西。她说那是我的身体在用它的方式告诉我,那个夜晚有多可怕,那些疼痛有多真实,那些记忆有多深。

她说,我们可能需要暂停假肢适配的尝试,先处理那些创伤。她说有一种治疗叫创伤聚焦的认知行为治疗,可以帮助我重新面对那些记忆,重新安放它们,让它们不再像今天这样突然涌出来淹没我。

我听进去了。每一个字都听进去了。不是因为我想听,而是因为我的脑子现在是清醒的。是那种可怕的、无处可逃的清醒。药物退去了,恐慌过去了,那些尖叫的神经暂时安静下来了。剩下的这个我,坐在床上,看着窗外,听着那些关于创伤和治疗的话,知道自己必须面对这一切。

必须面对那个声音。

那个哒哒哒的声音。

———

晚上,护士来查房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在躲。不是躲她这个人,是躲她的手。她只是想要给我换药,想要看看右脚的残端愈合得怎么样,但我全身的肌肉都绷紧了,绷得像随时准备逃跑一样。那条右腿绷得最紧,因为我知道她要靠近哪里,要碰哪里,要重新揭开那个地方。

她感觉到了。她放慢了动作,先跟我说话,告诉我她要做什么,问我可不可以。我点了点头。但我知道,那不是真的可以。那只是理智在告诉自己可以,而身体仍然在绷着,仍然在等着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触发。

她轻轻地揭开纱布,动作很慢,很轻。我能感觉到她的手指碰到我的皮肤,碰到那个残端的边缘,碰到那个从Chopart关节往后的部分。那里还有感觉,还有触觉,还能分辨出冷热软硬。但再往前,什么都没有了。只有空气。只有纱布。只有那个永远的空。

她换完药,重新包扎好。走了。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

然后那个声音又来了。

哒。哒。哒。

那只右脚还在敲。在黑暗里,在我脑子里,那只已经只剩后跟的右脚,它还在用那个已经不存在的鞋跟,一下一下地敲着地板。永远不停。

我把手伸到被子下面,摸了摸自己的右脚残端。那块还在的跟骨,那条缝合的疤痕,那个从Chopart关节往前的空。我想告诉那只还在敲着的脚,别敲了,你只剩一半了。你不完整了,你知道吗?你再也完整不了了。

但那只脚不听。它还在敲。哒。哒。哒。

———

我不知道我要用多久才能让那个声音停下来。也许永远停不下来。也许它会一直在我脑子里敲着,敲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但今天的事让我明白了一件事:那个声音不是我唯一要面对的。还有那个冷,那个硬,那个从Chopart关节劈开的感觉。它们都还在。都还在我神经深处潜伏着,等着下一个触发器。

心理医师说,创伤记忆不是可以删除的。它们会一直存在。但我们可以学习和它们相处,可以在它们涌出来的时候,不被完全淹没。她说那是治疗的目标。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那个力量。

但我知道,我还在这里。我还活着。我还在这张床上,看着窗外的月光,听着那个永远敲不完的哒哒哒。

活着。

这就意味着,我必须找到办法。

———

窗外的月光淡了。天快亮了。

那个声音还在吗?还在。但它轻了一点。也许是累了,也许是知道我又熬过了一夜。

我闭上眼睛。

在黑暗里,那双脚又出现了。穿着银色细跟凉鞋的,站在展台上的,被所有人注视过的。它们在那里,好好的,完整的,亮亮的。右脚完整的,左脚也完整的,十个脚趾都好好的,指甲上涂着我喜欢的那种裸色。

我看着它们。

它们也看着我。

然后那刀落下来。劈进右脚的那个瞬间,从那道Chopart关节劈进去。画面碎了。那个声音又响起来。

哒。哒。哒。

我睁开眼睛。

天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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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记忆的门
———

治疗室的门很轻,推开的时候几乎没有声音。但每一次我走进去,都觉得自己正在推开另一扇门,一扇通往那个夜晚的门。那扇门在我心里,一直锁着,锁得很紧,紧到我以为可以永远不再打开。但现在,每周三次,我都要走进这间安静的房间,坐在那张浅灰色的沙发上,然后在心理医师温和而坚定的目光中,试着把那扇门撬开一条缝。

只是一条缝。她这么说。我们不需要一下子打开它,只需要一点一点地,慢慢地,在你感觉安全的时候,打开一点点。

但即便是那一点点,也足以让里面的东西涌出来。

涌出来的不是记忆。不是那种像看电影一样的、有开头有结尾的画面。涌出来的是别的东西。是那天晚上的气味,乙醚的刺鼻和血腥的甜腥混在一起,猛地灌进鼻腔,灌得我喘不过气来。是那种金属的冷,从脚背上传来的、在骨头劈开之前先碰到皮肤的那一瞬间的冷。是那个声音,那个我永远忘不掉的声音,刀锋劈进骨头时发出的闷响,不是咔嚓那种清脆的断裂,而是钝的、沉的、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塌了的声音。

这些不是我想起来的。它们是自动涌出来的。我甚至不需要去想那天晚上的事,只需要坐在这里,坐在这间安静的治疗室里,那些东西就会自己找上门来。

然后我的身体就开始反应。心率突然就飙上去了,快得像要从胸腔里跳出来。呼吸变得很浅,很急,怎么吸都觉得不够。全身的肌肉都硬了,硬得像石头,像铁,像什么都不能让它们放松。冷汗从后背涌出来,一瞬间就把衣服浸透了,凉凉的,黏黏的,贴在皮肤上。

我会蜷起来。会抱住自己的头。会把自己缩成尽可能小的一团,好像这样就能躲开那些涌出来的东西。

有时候我会干呕。不是因为恶心,是因为那个味道又回来了。乙醚的味道,血腥的味道,混在一起,灌满了我的鼻腔,灌满了我的喉咙,灌满了我的肺。我的身体想要把它们吐出来,但吐出来的只有空气,只有那种撕心裂肺的、什么都吐不出来的空。

———

“我做不到……停下……求求你让它停下……”

这些话我不知道说过多少遍了。每次说到最后,声音都会变成嘶哑的,变成破碎的,变成连我自己都听不清的呜咽。但医师不会停下。不是她残忍,是她的工作就是要我面对。她说,只有面对,才能让那些记忆不再控制我。

可是面对是什么?面对就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推回那个夜晚,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经历那些事。刀劈下来,骨头碎了,血流得到处都是。我躺在那里,动不了,喊不出,只能感觉那些东西一点一点地从我身体里流走。我的脚掌。我的脚趾。那些被夸成艺术品的、穿着银色细跟凉鞋的、站在展台上被人注视过无数次的前半只脚。全都没有了。

每一次治疗结束,我都像被抽空了一样。不是累的那种空,是整个人都被掏空了,只剩下一个壳,一个还在呼吸的壳。弟弟在外面等我,他的眼睛红红的,想要扶我,想要跟我说什么。我只是闭上眼,把头扭开。我不想听。什么都不要听。

他说这是为了以后能更好。

以后。

我不知道他说的以后是什么。对我来说,没有以后。只有现在。这个永远过不完的现在。这个被痛苦和恐惧填满的现在。这个连呼吸都觉得累的现在。

———

医师教过我一些方法。她说当那些记忆涌出来的时候,当我感觉自己要被淹没的时候,可以试着接地。就是让自己回到当下,回到这间治疗室,回到现在这个时刻。比如感受椅子的触感,比如说出周围看到的五样东西,比如摸摸自己的手臂,感觉它的温度。

接地。

这个词听起来很科学,很有用。但真的做起来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当下已经不是安全的了。因为每当我想集中精神去感受椅子、去找那五样东西的时候,幻肢痛就会来。

它比我更知道什么时候该出现。它比真正的疼痛更狡猾,更残忍。它会在那些记忆涌出来的时候,趁机变得更猛烈。那个已经不存在的左脚前掌,会突然烧起来,烧得像有炭火在烙,位置就在Lisfranc关节那个地方,就是那个被刀劈开的地方。那些已经不存在的右脚脚趾,会突然扭曲起来,扭成不可能的角度,沿着Chopart关节那条线,扭得我整个人都蜷起来。它和记忆中的疼痛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过去的,哪个是现在的。过去的疼是记忆,现在的疼是真的。但它们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了双倍的疼,成了比任何单一的疼都更难忍受的疼。

所以当下也变成了痛苦。没有安全的地方。没有可以躲的地方。无论我逃到哪里,那些疼都会跟着我。

———

我开始怀疑这个治疗。我开始怀疑一切。

他们说,重温那些噩梦,是为了让它们不再控制我。但每一次重温,都让我觉得它们控制得更深了。每一次治疗结束,我都比之前更疲惫,更沉默,更不想说话。那些记忆没有被驯服,它们只是被吵醒了,变得更活跃,更猖狂。

幻肢痛也一样。它找到了新的兴风作浪的机会。以前它只是自己疼,现在它会配合那些记忆一起疼。我在治疗室里回忆那个刀劈下来的瞬间,它就让我在那个瞬间里真正地疼起来,疼得我分不清那是记忆还是现实。我听见自己的骨头碎掉的声音,它就让那个声音在我脑子里循环播放,一遍又一遍,永远不停。

医师说这是正常的。说创伤治疗本来就是痛苦的。说只有经历过这个痛苦,才能走出来。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越来越怕走进那扇门。越来越怕看见那张浅灰色的沙发。越来越怕听见她温和地说,今天我们来谈谈那天晚上的事。

我只想逃。

但逃到哪里去?

———

弟弟还是每天都来。他坐在床边,给我削苹果,给我倒水,给我讲外面的事。我听着,又不听。那些话从我耳边飘过去,飘到窗外,飘到我不知道的地方去。他有时候会停下来,看着我,欲言又止。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他想说坚持下去,想说一切都会好起来,想说姐姐你是最坚强的。

但我不想听。

坚强。这个词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坚强是什么?是能承受更多的痛苦吗?如果是这样,我早就够坚强了。我已经承受了那么多,多得连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撑过来的。但我承受了,不代表我还能继续承受。不代表我还愿意继续承受。

他不懂。

没有人懂。

———

夜里又睡不着。

不是完全睡不着,是那种浅的、惊的、随时会醒来的睡。隔壁病房有人在咳嗽,走廊里有护士走路的脚步声,窗外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每一个声音都会让我睁开眼睛,都会让我在那一瞬间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然后那些记忆就会来。不是完整的画面,是碎片。是那个玄关的灯。是那只从身后箍过来的手臂。是那条捂在嘴上的毛巾。是那股钻进脑子里的味。是那个哒哒哒的声音。

哒。哒。哒。

那只右脚还在敲。在黑暗里,在我脑子里,那只已经不存在前掌的右脚,那只只剩下后跟的右脚,它还在用那个已经不存在的鞋跟,一下一下地敲着地板。永远不停。

我伸手去摸自己的右腿。那个残端。那个经过Chopart关节离断后只剩下后跟的残端。我能摸到跟骨,那块还在的骨头。我能摸到缝合线的痕迹,从那里往前,什么都没有了。我摸到的那个地方,就是那只还在敲着的脚的最后一点残留。

别敲了。我对着黑暗里那只脚说。你只剩一半了。你不知道吗?你只剩一半了。

但它不听。

它永远都不会听。

———

窗外的月光很淡。从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道细细的亮线。

我看着那道亮线,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我明白了一件事:我正在被困在一个没有时间的地方。不是没有时间,是时间在这里失去了意义。每天都是一样的。一样的疼,一样的怕,一样的治疗,一样的逃避。没有昨天,没有明天,只有今天。只有这个永远过不完的今天。

他们说治疗需要时间。说康复需要时间。

但我的时间已经停了。从那天晚上就停了。停在那把刀落下来的瞬间。停在那两声闷响里。停在我醒来发现自己的脚只剩下一半的那一刻。

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停在那里。

———

早上护士来查房的时候,我又躲了。不是故意的,是身体自己在躲。她的手伸过来想要给残端换药,我的肌肉就绷紧了,绷得像随时准备逃跑一样。她感觉到了,放慢了动作,先跟我说话,告诉我她要做什么,问我可不可以。我点头,但我知道那不是真的可以。那是理智在告诉自己可以,而身体在说不行。

身体记得。身体什么都记得。记得那条从Chopart关节劈进去的刀,记得那块从Lisfranc关节断开的骨头。记得所有那些我拼命想要忘记的东西。

它不会让我忘记。

———

下午又要去治疗室。

我坐在床上,看着窗外。阳光很好,照在对面楼房的玻璃上,亮得晃眼。有人在楼下的小花园里散步,穿着病号服,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他们有脚。他们有完整的脚,可以用自己的脚走路。

我把目光收回来,落在自己的腿上。

两条腿。从脚踝往下,只剩下一半。右脚还留着后跟,左脚也还留着后跟,但再往前,什么都没有了。曾经穿着银色细跟凉鞋站在那里、被所有人注视过的那两只脚,现在只剩下后面那一半。

不对。不是什么都没有。还有两截残端,两团被纱布包着的、缝着线的、每天都在疼的东西。它们还在。还在告诉我,我还活着。还在用各种各样的疼提醒我,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脚掌,永远不会回来。

弟弟推门进来。他的眼睛还是红的。他看着我,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我站起来。坐上轮椅。让他推我去治疗室。

那扇门又开了。我走进去。

又一场战斗。又一场注定赢不了的战斗。

但还是要进去。

因为除了进去,没有别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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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冰与火
———

我是被疼醒的。

不是那种慢慢从睡眠深处浮上来的疼,不是那种可以让人在半梦半醒中翻个身、换个姿势、试着躲开的疼。是那种从最深处猛然炸开的疼,像有什么东西在我身体里炸了,炸得我整个人从床上弹起来,炸得我瞬间就清醒了,清醒得像从来没有睡过一样。

那种疼的来源,清晰得可怕——来自我的双脚。来自那双早就不存在了的脚。

我能感觉到那十个脚趾。每一个都能感觉到。大脚趾,二脚趾,三脚趾,四脚趾,小脚趾。左脚的五个,右脚的五个。它们在疯狂地向脚心方向抠挠,在痉挛,在抽搐,在用尽全力抠进那根本不存在的足底肌肉里。那种感觉太逼真了,逼真到我甚至能分辨出每个脚趾弯曲的角度,能感觉到指甲盖下面那根小小的骨头在用力,能感觉到脚掌被它们抠得凹陷下去,能感觉到那根本不存在的肌肉在被根本不存在的指甲掐着、拧着、撕着。

我喊出来了。我不知道自己喊了什么,只听见一个声音从喉咙里冲出来,沙哑的,变调的,不像是我自己的声音。我的双手同时伸向双腿的末端,想要按住那里,想要揉捏那里,想要让那些疯狂的脚趾停下来。

然后我的手碰到了那里。

左手碰到的是左脚的残端。Lisfranc离断,医生是这么叫的。那个关节的名字我记住了,因为护士每次换药都会说,左足Lisfranc,右足Chopart。左脚的残端还保留了一段足弓,摸上去还有一点弧度的感觉,被厚厚的纱布包着,像一个被切掉了一半的东西。右手碰到的是右脚的残端。Chopart离断,只剩下一个脚跟,孤零零的,短短的一截,就那么突兀地待在原本应该是整只脚的地方。

我的手停在那里。指尖触到的,是纱布,是绷带,是那两截什么都不再完整的东西。

但那十个脚趾还在疼。还在抠。还在痉挛。

———

护士来了。她跑进来的脚步声,她按开灯的光亮,她凑过来看我的脸、看监护仪的眼神。我知道她来了,但我顾不上她。我只顾着那十个脚趾,那十个正在把我撕碎的脚趾。

她在翻什么东西。病历?记录?我不知道。我只听见她在说,过去四小时已经用过加巴喷丁了,最大安全剂量,不能再用了。

加巴喷丁。那个药我知道。每天吃,每天打,白色的药片,透明的液体。他们说那是治神经痛的,是专门对付幻肢痛的。但此刻它在哪里?它在我身体里吗?它为什么什么都没做?

护士拿出那张表。幻肢痛视觉模拟评分表。一条线,从0到10,0是不疼,10是最疼,疼到没办法想象的那种疼。她把笔递给我。

我的手在抖。抖得握不住笔。我用了另一只手去握住那只手,才勉强把笔按在纸上。我的眼睛看着那个数字10,看着那条线上最右边那个点。

我画下去。狠狠地画下去。画得笔尖几乎要把纸戳破。

10。

就是10。

不是8,不是9,是10。是最疼。是疼到不能再疼的那种疼。

———

我躺回去。护士走了。灯关了。屋里又黑了。

但疼没有走。

而且它开始变了。

左脚的残端开始烧。不是那种被热水烫到之后的烧,是那种被按在烧红的铁板上的烧,是从皮肤往里烧,烧到肉里,烧到骨头里,烧到那个已经不存在的足弓里。我能感觉到那块皮肤在发红,在起泡,在焦黑,但我知道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纱布,只有那截短短的残端,只有那个正在愈合的伤口。

右脚的残端却是另一种疼。是冰的疼。是那种把脚伸进冰水里太久之后,骨头开始发痛的那种冰。不,不是冰水,是冰河,是那种零下几十度的、能把人冻僵的冰。有锥子在凿我的脚跟,一下一下地凿,凿进跟骨里,凿进骨髓里,凿进那个孤零零的、什么都没有了的脚跟里。

左脚的残端在烧。右脚的残端在冻。

冰与火。

在同一具身体上。

在同一个夜晚。

———

我的双手在空中挥舞。我不知道我要抓什么。也许是想要抓住那根本不存在的脚,把它从那块烧红的铁板上拿开。也许是想要抓住那根本不存在的脚跟,把它从那冰冷的河水里捞出来。但我的手抓到的只有空气。只有空。只有那个永远都够不着的地方。

我想喊。但我已经喊过了。嗓子哑了。只剩下那种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断断续续的呜咽,像什么小动物在叫,像什么快要死的东西在最后挣扎。

———

第二天,康复医师来了。他说要做镜像疗法。

镜像疗法。护士解释过。就是把好的那只脚——不对,我没有好的脚了——就是把残端放在一个特制的镜箱前,通过镜子的反射,让我看到一只“完整”的脚。他们说这样可以骗过大脑,可以缓解幻肢痛。

我被推到那个镜箱前。护士把我的两条腿并排放在镜箱的两侧。左腿,右腿,两条只剩下一半的腿。左脚的残端长一点,还能看到一点足弓的形状。右脚的残端短得多,就那么一小截,像个被切掉大半的东西。

镜子放在中间。反射的是我左腿那一侧。

我看向镜子。

我看到了一只脚。

完整的脚。有脚掌,有脚趾,有我熟悉的那个弧度。它在那里,在镜子里,好好的,完整的,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那一瞬间,我愣住了。

那是我的脚吗?

那应该是我的脚。镜子反射的是我的左腿残端,但它看起来是完整的。它应该是我的左脚,那个曾经穿着银色细跟凉鞋站在展台上的左脚,那个被无数人注视过的左脚,那个——

然后我的右脚残端疼了。

不是那种普通的疼。是一种撕裂的疼。是一种被抓住、被用力扭断的疼。是我右脚的幻肢在疼,在尖叫,在告诉我它根本不完整,它早就被扭断了,被切掉了,被毁掉了。

镜子里那只完整的脚,和我感知中那只正在被扭断的脚,在我脑子里撞在一起。它们撞得我整个脑袋都在嗡嗡响。它们撞得我分不清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它们撞得我——

“不对!不是这样的!”

我听见自己在喊。在哭。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涌出来的,流得满脸都是。我的身体往后缩,缩得离那个镜箱越远越好。

“我的右脚掌!像被人死死抓住,用力扭断了!疼!镜子里是假的!它在骗我!”

医师立刻让人把镜箱拿走了。治疗停止了。他们围着我,说什么,做什么,我听不见。我只听见那个还在疼的右脚,那个还在被扭断的右脚,那个永远都不会完整的右脚。

———

夜里又来了。

还是那种疼。左脚的烧,右脚的冰。冰与火,同时在我身体最末端的地方烧着、冻着。

护士说,药已经用到最大剂量了。不能再加了。

最大剂量。这四个字落下来的时候,我知道,我必须在没有药的情况下熬过去。必须自己熬。

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什么都没有,只有空调出风口那一格一格的黑色条纹,在黑暗中隐隐约约地浮着。我盯着那些条纹看,想要用它们来分散注意力,想要让自己不去想那些正在烧正在冻正在被扭断的脚。

但那些脚不听。它们不让我分散注意力。它们就在那里,在它们已经不在了的地方,用尽全力地疼着。

心电监护仪在旁边嘀嘀嘀地响。我知道那上面显示着什么。心率130多,血压也高。我的身体正在打仗。正在和那些不存在的敌人打仗。正在被那些不存在的疼痛撕裂。

而我真实的、物理上的双脚,是静止的。

它们安静地躺在那里,被纱布包着,被被子盖着,什么都不做。什么都没有。只是两个残端,两截永远都不会再完整的东西。

———

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是怎么过去的。

只记得我一直在看天花板。一直在数那些格格。一直在等天亮。

天亮了就好了。天亮了就不疼了。我这样告诉自己。一遍一遍地。像念经一样。像祈祷一样。

但我知道这不是真的。天亮也不会好。天亮只是另一种光,另一种让我看清自己有多残缺的光。

窗外终于有一点亮了。灰白色的,薄薄的,从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

那个疼还在吗?在。还在。但它轻了一点。也许是累了,也许是知道我又熬过了一夜。

我终于闭上眼睛。

———

昏过去之前,我感觉到自己的手。它们垂在床边,指尖不知道什么时候抠进了床单里。床单皱成一团,边缘有被我抠出来的痕迹,一道一道的,深深浅浅的,像是什么东西在挣扎时留下的印记。

那是我的手在为那不存在的脚留下的印记。是为那个正在烧的左脚留下的,是为那个正在冻的右脚留下的,是为那十个正在痉挛抠挠的脚趾留下的。

它们不在了。

但它们在疼。

它们在用它们的疼,在我的床单上,在我的神经里,在我的每一个夜晚里,留下它们永远不会消失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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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阴燃
———

那道堤坝垮了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能拦住它们了。

八月十二日凌晨那场爆发,像是一个信号,一个宣告,告诉那些一直潜伏在我神经深处的疼痛:可以了,出来吧,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止你们了。于是它们出来了,全都出来了,以各种我能想象和无法想象的形态,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席卷着我。药物构筑的那道脆弱防线,那些加巴喷丁、普瑞巴林、曲马多,在它们面前像纸糊的一样,一冲就垮,一碰就碎。它们来了,它们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灼烧感成为了基底。不是皮肤表面那种被烫到的灼烧,不是那种可以用冷水冲掉、可以用药膏缓解的灼烧。是从骨头深处透出来的灼烧,是从那不存在的跖骨、趾骨深处阴燃出来的火焰。我的脚骨早就不在了,被切掉了,被扔掉了,被烧成灰了,但那些灰还在,还在我身体的最末端,持续散发着绝望的高温。那种热不是向外散的,是向内烧的,烧进骨髓里,烧进神经里,烧进每一个还能感觉到痛的细胞里。它从来没有停过。从来没有。二十四小时,一千四百四十分钟,八万六千四百秒,每一秒都在烧,都在阴燃,都在用那种永远不会熄灭的火,一点一点地把我从里面烤干。

在这阴燃的基底之上,电击会毫无征兆地突然窜过。不是那种可以预感的疼,不是那种身体会先绷紧、做好准备迎接的疼。是毫无征兆的。上一秒还在烧着,下一秒一道电流就从那不存在的脚掌正中劈下来,从跖骨的位置窜到脚趾,从脚趾窜回脚心,再从脚心窜上脚踝,窜进小腿。那一下会让我整个人猛地从床上弹起来,身体弓成一只虾,喉咙里挤出半声被扼住般的抽气——只有半声,因为太快了,太突然了,来不及喊完就过去了。但那半声之后,身体还在抖,还在颤,还在等下一道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电击。

更可怕的是那种持续的、缓慢的撕裂感。那种感觉伴随的,是一种极其清晰、极其逼真的“错觉”——我的脚踝正在被巨大的力量强行扭断。不是一下子扭断,是慢慢的,一点一点地,像有人用一双手握着我那不存在的脚掌,用另一双手握住我还在的脚跟,然后向相反的方向,慢慢地、持续地、毫不留情地拧着。我能感觉到那些不存在的韧带在被拉长、在被撕裂,那些不存在的关节软骨在被挤压、在被碾碎,那些不存在的骨头在被扭到不可能的角度、然后在某一个临界点咔嚓一声断掉。那种感觉太真实了,真实到我常常会失控地伸出手去,想要按住那只根本不存在的脚,想要把它扳正,想要让它停下来。

但我能按住什么呢?我的手能碰到什么?

我只能碰到那两截残端。左脚的残端,Lisfranc离断后留下的那一段足弓,摸上去还有一点弧度,但再往前什么都没有了。右脚的残端,Chopart离断后留下的那个孤零零的脚跟,短得可怜,就那么一小截,像个被切掉大半的东西。我的手按在那里,想要“扳正”那里,但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纱布,只有疤痕,只有那个永远都不会再完整的地方。

我的手按住的只有空。

———

我不能睡了。

不是不想睡,是不能睡。每一次困意袭来,每一次眼皮开始发沉,那些疼痛就会猛地扑上来,把我从那点可怜的昏沉中撕出来。它们不让我睡。它们不让我有任何一刻的喘息。它们要我在每一秒都清醒地感受它们,感受它们的存在,感受它们的威力,感受它们对我的绝对统治。

有时候药物会带来短暂的昏沉。不是睡,是昏沉。是那种意识被压下去、但身体还在醒着的昏沉。那种昏沉更可怕。因为在那种状态下,我还能感觉到疼,还能感觉到烧,还能感觉到电击和撕裂,但我动不了,喊不出,只能被困在那一团混沌里,被那些疼痛反复撕扯。护士说我会在昏睡中抽搐,会在昏睡中呻吟,会在昏睡中发出那种令人心悸的、不像人类的声音。她们说的是真的,因为我有时候能隐约听见自己在发出那些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像另一个人在替我受苦。

夜晚的病房里,会突然响起我的惨叫。短促的,凄厉的,像被什么东西突然掐住喉咙的。然后那惨叫会变成一种极力压抑的、从齿缝间漏出来的呜咽,像受伤的野兽躲在角落里发出的那种声音。护士站的呼叫灯会为我亮起,会有人跑进来,会有人问我怎么了、需要什么、要不要加点药。但我能说什么呢?我能告诉他们什么?告诉我正在被烧、被电、被撕裂?告诉他们那些疼痛根本不听我的话、根本不会因为药物就停下来?告诉他们我已经被折磨得快要疯了?

我什么都说不出来。我只是看着她们,用那种连自己都觉得可怕的眼神。她们会给我打针,会给我加药,会让那些液体流进我的血管。然后我会陷入更深的昏沉,会在昏沉中继续抽搐,继续呻吟,继续被那些疼痛撕扯。

———

我的嗓子毁了。

这十几天日以继夜的嘶喊和哭嚎,把它彻底毁了。一开始还能喊出来,还能叫出来,还能用声音把那些疼痛顶回去一些。后来声音就变了,变得沙哑,变得破碎,像砂纸在摩擦。再后来,每一次试图发声,喉咙里就会传来那种粗糙的痛感,像有人在用刀片刮我的声带。最后,我几乎失声了。

现在我只能发出一种嘶嘶的声音。漏气的,微弱的,像什么快要熄火的东西最后那点挣扎。那点声音什么都表达不了,什么都宣泄不了。所有的痛苦都被闷在体内,闷在喉咙下面,闷在胸腔里,闷在那个无处可逃的地方。它们出不来,就只能在那里转,在那里发酵,在那里变得更浓、更稠、更无法忍受。

失声的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张着嘴,想要喊,想要叫,想要把那道正在撕裂我脚踝的力量顶回去。但我只发出了那种嘶嘶的声音。那种声音轻得连自己都听不清。那一刻,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我里面彻底断了。不是疼,是别的。是那种最后一点希望、最后一点挣扎、最后一点可以证明我还活着的东西,断了。

———

我开始拒绝交流。

不是故意的。是那种太累了之后的自然反应。医生来查房,护士来换药,康复师来说什么以后的事情,我都报以沉默。不是那种有敌意的沉默,是那种空的沉默,是那种什么都给不出来的沉默。他们说什么,那些话就飘过去,从这扇耳朵进去,从那扇耳朵出去,不在任何地方停留。

有时候他们会问问题。感觉怎么样?疼得厉害吗?要不要试试新的药?我看着他们,用那种空洞的眼神。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喉咙里只有那种嘶嘶的声音。于是我放弃了。我闭上眼睛。我把他们关在外面。

弟弟还是每天都来。他坐在床边,握着我的手。他的手还是热的,还是那种从小就没变过的热。我能感觉到那点热,从手心里传进来,传到手腕,传到手臂,传到——不知道传到哪。太远了。传不到了。但我能感觉到它在那里,在我手心里,像一盏小小的灯。

有时候他会试着跟我说话。说外面的事,说家里的事,说他今天吃了什么、看到了什么。我听,又不听。那些话从我耳边飘过去,飘到窗外,飘到我够不着的地方。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在听,我只知道他说完了就会安静地坐着,继续握着我的手。

有时候他会试着碰我。给我擦脸,给我理头发,给我把被子盖好。但每一次他碰到我的时候,我的身体就会自己动起来。会往后缩,会绷紧,会用那种惊恐的、厌烦的眼神看着他。不是我想这样,是身体自己在反应,是那些被折磨到极点的神经在反应。它们对任何靠近都充满敌意,都充满恐惧,都把它们当成潜在的、新的痛苦来源。

他的手会停在半空中。会等一会儿。然后会轻轻放回去,不再碰我。

———

偶尔,非常偶尔,当剧痛的浪潮暂时退去一丝缝隙的时候,我会清醒那么一小会儿。

不是那种被疼痛撕扯着的清醒,是那种真正的、安静的、能看见周围一切的清醒。那时候我会愣愣地看着自己的双腿。看着那两条空荡荡的裤管,看着被子下面那个平坦下去的轮廓。我会想起那里曾经有什么。会想起那两只脚,那双穿着银色细跟凉鞋站在展台上的脚,那对被无数人注视过的、被称为艺术品的脚。

然后我会看向窗外。窗外是夏天,是阳光,是树叶在风里晃动。那些东西离我很远,远得像另一个世界的事。我看着它们,眼睛里会涌上来一种极致的迷茫——我怎么会在这里?我怎么会变成这样?我怎么会被困在这具身体里,被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疼痛日夜折磨?

那种迷茫没有答案。它只会变成眼泪,从眼眶里涌出来,大颗大颗的,顺着脸颊往下滑,滑到枕头上,晕开一小片湿。

那眼泪是凉的。

然后下一秒,那些疼痛就会回来。烧的,电的,撕裂的。它们从不缺席,从不迟到。它们会再次把我淹没,会再次把我拖进那场永无止境的内部酷刑里。我的眼神会重新变得狂乱,身体会重新绷紧,喉咙里会重新挤出那种嘶嘶的声音。

清醒只是那一瞬间。只是一道缝隙。只是一点光,照进来,又灭了。

———

弟弟还是守着我。

我看得出来他在瘦。眼睛下面的青黑越来越深,脸上的肉越来越少。他每天在这里,从早到晚,从晚到早,就那么坐着,握着我的手,看着我被那些疼痛撕扯。我知道他什么都做不了。我知道他看着我这样,心里比谁都疼。

但他还是在这里。

有时候我因剧痛而剧烈颤抖的时候,他会握紧我的手。他的手很热,那点热会在我手心里停留那么一小会儿。有时候我无声落泪的时候,他会拿温热的毛巾,小心翼翼地给我擦脸。他的动作很轻,轻得像怕碰坏什么易碎的东西。

我想跟他说点什么。想告诉他不用这样,想告诉他回去休息吧,想告诉他你还有自己的生活。但我张了张嘴,只有那种嘶嘶的声音。那点声音什么都说不出来。

我只能看着他。用那种连自己都觉得空洞的眼神。

他看懂了吗?我不知道。

———

出院的日子一天天近了。

这个我待了快一个月的病房,这个被消毒水气味填满的地方,这个我在这里被撕碎、被烧毁、被折磨到几乎疯掉的地方,很快就不再是我的牢笼了。他们会把我送出去,送回家,送到一个看起来更正常的地方。

但那有什么区别呢?

在这里,至少还有护士,还有医生,还有那些虽然没用但至少还在尝试的药物。在这里,至少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惨叫,可以让我哭喊,可以让那些嘶嘶的声音在这四面墙里回荡。在这里,至少还有人知道我在这里,知道我正在经历什么。

回家之后呢?

回家之后,就只有那四面墙。只有弟弟。只有那些永远都不会停的疼。只有那个更私密、更安静、更无处可逃的牢笼。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那根维系着我和正常世界最后的弦,已经绷到了极致。我能听见它发出的那种刺耳的声音,像什么东西快要断了之前的哀鸣。

也许它已经断了。也许我早就疯了。也许那个躺在这里、被那些不存在的疼痛日夜撕扯的人,已经不是我。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那些脚还在疼。左脚在烧,右脚在被撕裂,十个不存在的脚趾还在痉挛抠挠。它们不会停。它们永远不会停。

窗外的天黑了。又亮了。

我还在这里。

还在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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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落地
———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床尾那一小块地板上,亮的,烫的,像一块刚熨过的白布。今天是八月二十八日,我记得这个日子。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只是因为护士昨晚来换最后一次药的时候说,明天你就可以出院了,恭喜你。恭喜。这个词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是笑着的,是真诚的,是那种终于把病人治好了之后如释重负的笑。但那个词落在我耳朵里,却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往下坠,坠到我身体里那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去。

恭喜什么呢?恭喜我活下来了?恭喜我终于熬过了这四十多天?恭喜我的伤口终于愈合了,可以回家当一个永远站不起来的残废了?

我不知道。我只是看着那块阳光,看着它一点一点地往床边移动,然后落在我的腿上。不是腿上,是裤管上。是那两条空荡荡的裤管上。

我的腿还在。从膝盖往上,它们还在。但从膝盖往下,从脚踝往下,从那个永远都不会再完整的地方往下,它们已经不在了。不对,不在了这个词不准确。它们还在,只是变成了一截一截的东西。护士最后一次换药的时候,我看见了。那是这四十多天以来,我第一次真正地、清醒地、认真地看它们。

左脚的残端。Lisfranc离断,医生是这么叫的。那个名字我早就记住了,每天查房都会听到,每天换药都会看到,但真正看进去,是今天。它还留着一点足弓的形状,还留着脚后跟那个饱满的弧线,但从那个叫做Lisfranc关节的地方往前,什么都没有了。皮肤紧紧地绷在那里,绷成一个圆钝的、缝合线还在的、狰狞的末端。那些疤痕是暗红色的,一条一条的,像蜈蚣爬过的痕迹。我盯着它们看了很久,久到护士叫了我好几声才回过神来。

右脚的残端。Chopart离断。这个比左脚更短。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脚跟,一个圆圆的、小小的、像个句号一样的东西。它立在那里,在那条腿的最末端,突兀地、荒谬地存在着。医生说这个手术保留了跟骨,保留了脚后跟的皮肤,以后装假肢会方便一些。方便一些。这个词让我愣了很久。方便什么?方便我在那个假的东西上面走路?方便我假装自己还是一个完整的人?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一刻,我伸出手,轻轻地碰了碰那两个残端。左脚的,右脚的。指尖传来的触感是陌生的,是那种不属于自己的、但又确确实实长在自己身上的陌生。皮肤是光滑的,疤痕是粗糙的,骨头是硬的,就在那一层薄薄的皮肤下面,硬硬地硌着我的手指。这就是我以后要带着活下去的东西。这两截不会再有脚趾、不会再有前掌、不会再有那种被称作艺术品的东西。它们会一直在这里,在我的腿的最末端,在我每一次低头看见的时候,提醒我失去了什么。

———

弟弟来了。他早就办好了所有手续,东西也收拾好了。他站在床边,看着我,眼睛里有很多东西,但他说出来的只有一句:“姐,我们……回家了。”

回家。

这个词在这四十多天里,我曾经想过很多次。在那些疼得睡不着的夜里,在那些被幻痛折磨到快要疯掉的瞬间,我会想家,想那张熟悉的床,想窗外的景色,想那个我曾经每天进进出出的门。那时候我觉得,只要回家了,一切就会好起来。只要离开这间充满消毒水气味的病房,离开这些每天都要给我打针换药的护士,离开那些看着我时眼里带着同情和怜悯的目光,我就能回到原来的样子。

但现在我知道了。回不去了。

原来的我已经死了。死在那个晚上,死在那把刀落下来的瞬间,死在醒来发现自己只剩一半脚的那一刻。现在这个我,是另一个我,是一个需要被抱上轮椅、需要被系好安全带、需要永远坐在这个金属东西上面的我。

我看着那辆轮椅。它就停在床边,在阳光下,那些金属部件闪着冷光。它不是我的,它不属于我,但它马上就要成为我的一部分了。以后我要靠它移动,靠它出门,靠它在这个世界上占据一个位置。它比我的脚更可靠,因为我的脚已经不会动了,永远不会动了。

弟弟走过来,弯下腰,要抱我。我看见他的手,看见他小心翼翼的样子,看见他眼睛里那种近乎卑微的试探。他怕我。怕我抗拒,怕我挣扎,怕我不知道会做出什么反应。其实我也怕。我怕被他抱起来的那一刻,怕身体离开床面的那一刻,怕坐进那个轮椅里的那一刻。

但他还是抱了。

他的手探到我背后,另一只手穿过我的膝弯。就在他用力、试图把我从床上抱起来的瞬间,我的身体自己绷紧了。不是我让它绷的,是它自己绷的。所有的肌肉都硬了,硬得像石头,硬得像什么一碰就会碎的东西。我的呼吸变得很急,很浅,怎么吸都觉得不够。我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辆轮椅,盯着那个即将成为我归宿的东西,眼睛里涌上来一种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的光芒。

不是抗拒。不是挣扎。是别的。是一种更深沉的、几乎凝固了的绝望。是一种终于要面对那个早就知道、但一直假装不知道的事实的恐惧。

弟弟把我抱起来了。他的力气很大,但他的动作很轻,轻得像怕碰坏什么易碎的东西。我能感觉到他尽量不碰到我的残端,尽量用最平稳的方式把我从床上移到那个轮椅上。短短几步路的距离,他却走了很久很久。我能感觉到他的心跳,很快,很快,像有什么东西在他胸腔里拼命地跳。我也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轻得让他心惊,也僵得让他心碎。

然后,我的臀部接触到那个轮椅的坐垫了。

那一下,很轻,很稳,是那种被安放下去的感觉。但就在那一瞬间,就在我的身体重量完全交付给那个轮椅的瞬间,有什么东西在我里面塌了。

不是疼。是别的。是那种终于落地了的绝望。是那种再也无法欺骗自己的清醒。

我的目光一直虚浮着,不知道在看哪里。但那一下之后,它骤然聚焦了,死死地盯住了自己的裤管。那两条空荡荡的裤管,它们软塌塌地垂落在轮椅的脚踏板上,勾勒出下面那个空无一物的、令人心悸的轮廓。左腿的裤管里,是那个还留着一点足弓形状的残端。右腿的裤管里,是那个孤零零的、像个句号一样的脚跟。它们在那里,在那两条裤管里,用那种永远都不会再完整的方式存在着。

我的喉咙里发出一声声音。很轻,很哑,很破,像什么东西被扼住之后挤出来的那一点气。那声音里有什么?惊骇?屈辱?无法置信?还是那种终于尘埃落定了的、冰冷的绝望?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没有哭,也没有喊。我只是看着那两条裤管,看着那下面空空荡荡的东西,看着那个永远不会再被填满的地方。

然后我眼里最后一点光,灭了。

———

不是那种一下子灭掉的。是那种慢慢暗下去的,像一盏灯,油尽的时候,一点一点地暗,暗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我瘫软在那个轮椅里,深深地陷下去,头无力地偏向一侧,像一具被抽走了所有提线的木偶。那些提线是什么?是希望,是挣扎,是那些在夜里一次次告诉自己要坚强、要挺过去、会好起来的念头。它们现在都没了。被抽走了。被剪断了。被那个落进轮椅里的瞬间,全部斩断了。

弟弟蹲下来。我能感觉到他在我旁边,能感觉到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能感觉到他的手伸过来,轻轻地、小心翼翼地握住我那只无力垂落的脚——不对,不是脚,是残端。他把我那两截东西,轻轻地放到轮椅的脚踏板上。左脚的,右脚的。他的动作很轻,轻得像在放什么珍贵的东西。然后他给我系好了安全带。那个咔哒的声音,很轻,但在那一刻,在我耳朵里,却响得像一声宣判。

轮椅的金属部件发出轻微的咔哒声。我被固定在里面了。我正式成为这辆轮椅的囚徒了。

回家的路。他们说,我们回家了。但我知道,这不是回家,是转移。从一个充满痛苦回忆的病房,转移到一个需要重新学习如何以残废身份生存的、更为漫长而无形的牢笼。四十三天的住院治疗结束了,但我的刑期,远未看到尽头。

———

窗外的阳光还是那么亮。亮得有些刺眼。我看着它,看着那些光落在地上的形状,看着窗外的天,看着那些在风里晃动的树叶。那些东西离我很远,远得像另一个世界的事。那个世界里,有一个女人,穿着银色细跟凉鞋,站在展台上,被无数人注视。那个世界,已经不存在了。

这个轮椅,是我新世界的中心。以后我的每一天,都要从这里开始,从这里结束。我要学会用它移动,用它上厕所,用它吃饭,用它过完这一生。

而我那两只脚,那两只曾经引以为傲的、被叫做艺术品的脚,它们会一直在这里,在这两条空荡荡的裤管里,在那两个永远不会再完整的地方,陪着我。用它们的残缺,用它们的疤痕,用它们每时每刻都在疼着的方式,提醒我发生过的一切。

弟弟推着轮椅,往门口走。门开了。走廊的光照进来。

我闭上眼睛。

不是因为光刺眼,是因为我不想看见那些站在走廊里、用同情和怜悯的目光看着我的护士。

不想看见那些我再也回不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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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椅的滚轮碾过玄关的地板时,那声音和从前不一样了。不是声音本身不一样,是听声音的人不一样了。从前我站在这里,站着,用那两只脚站着,脱下高跟鞋,让脚掌贴上微凉的地砖,感受那一整天的疲惫从脚底慢慢散开。现在我是坐着的,被推着的,那两只脚——不对,那两截半足——被搁在轮椅的脚踏板上,一动不动,随着轮子的滚动轻微地颤着。

门在身后关上了。咔哒一声。那声音和那天晚上一模一样。我的身体不受控制地绷紧了一瞬,手指死死地抠住了轮椅的扶手。弟弟没有注意到,他只是轻轻地推着我,小心翼翼得像在推一件易碎的东西。他的每一步都很慢,很稳,生怕任何一个微小的颠簸会让我难受。我感受着他这份谨慎,心里涌上来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像是酸,像是苦,像是某种被压在最底下的东西终于冒了一点点的泡。

空气里有很浓的漂白水味。太浓了,浓得刺鼻,浓得像一层有形的膜,贴在所有东西的表面,贴在我的鼻腔里,贴在我的肺里。专业消杀公司处理过的公寓就是这样。他们要消除一切痕迹,一切证据,一切不应该再存在的东西。但在这股强势的、侵略性的化学气味之下,我闻到了别的。一丝若有若无的、甜腻中带着铁锈感的气息。它从沙发纤维的深处钻出来,从地板缝隙里钻出来,从那些任何清洁手段都无法彻底触及的地方钻出来。它缠绕着我,钻着我的鼻腔,钻着我的脑子。

我知道那是什么。

那是那天晚上的味道。是血的味道。是我的血的味道。

胃里一阵收紧。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想把那味道压下去。但漂白水的气味涌进来,带着那丝甜腥味一起涌进来,混在一起,分不开。

———

客厅变了。那套米色的布艺沙发还在老位置,但上面铺着新的防污罩,浅色的,没有一点褶皱,陌生得不像这个家里的东西。地毯也是新的,边缘还能看到整齐的裁剪痕迹,和地板贴合得一丝不苟。它们太新了,新得有些不自然,新得像在努力遮盖什么。

但我还是知道那个位置。那个沙发靠近茶几的那一块。我的目光不受控制地扫过去,然后停在那里。瞳孔收缩了一下,呼吸停了一拍。就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又回到了那个晚上,躺在那片血泊里,看着自己的腿,看着那个什么都没有了的地方。

弟弟立刻感觉到了。他没有说话,只是手上稍稍用力,自然地调整了轮椅的方向。他的声音响起来,故意放得很轻松,甚至带着一点提议的欢快:“早上太阳刚好能晒到阳台这边,很暖和的,要不要先在这边坐一会儿?”

他推着我走向阳台。阳光大片地洒进来,暖黄色的,照在地板上,照在轮椅的金属部件上,照在我那两截搁在踏板上的残端上。他说的对,阳光很暖。但我感觉不到。我只觉得那光线有些刺眼,刺得眼睛发酸,刺得想流泪。

阳台外面是城市的天际线,高楼一栋一栋地立着,阳光照在玻璃幕墙上,晃出刺眼的光。我以前很喜欢站在这里看出去,端着咖啡,穿着舒服的家居服,用那两只脚站着,让阳光晒着脚背。那时候的脚,是完整的,是有脚趾的,是可以蜷起来又张开的。现在它们搁在这里,被裤管盖着,被阳光照着,却什么感觉都没有。不是完全没有感觉,是只有疼的那种感觉。是那种从骨头深处阴燃出来的、永远都不会停的疼。

———

厨房的流理台上,摆着一排药盒。七个,不同颜色的,每个格子里分装着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药片和胶囊。晨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照进来,在这些药片上投下明暗相间的条纹状阴影。它们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像一道刻度,一道无声的、永远都在那里的刻度,标记着我新的人生节奏。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睡前吃什么。加巴喷丁,普瑞巴林,还有那些名字长得记不住的东西。它们是我的新三餐,是我活下去必须遵守的规则。

弟弟站在流理台前,拿着医嘱单,低头核对着服药时间表。他手里的圆珠笔,一下一下地按着,发出咔嗒、咔嗒、咔嗒的声音。那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突兀,一下一下地敲在我的神经上。

他突然停下来了。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发现他正看着我。我没有在看阳台,我在看冰箱。看冰箱侧面那个彩色的磁铁,那个去年车展的纪念品,那个迷你跑车模型。它还在那里,小小的,亮亮的,像一个从过去偷跑过来的东西。但它紧紧地吸附着的,是一叠厚厚的医院缴费单。那些单子边缘有些卷曲,被磁铁压着,像一叠永远还不清的债。

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就这样叠在一起。过去和现在,光鲜和破败,完整和残缺。它们用这种方式告诉我,我再也不是从前那个人了。

———

我自己操控着轮椅去了卫生间。轮子碾过地板的声音,平稳,单调,像某种永不停歇的节奏。我停在洗手池前,抬起头,看着镜子。

镜子里有一个女人。她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她。她的脸色是一种久未见阳光的苍白,不是那种透明的白,是那种灰扑扑的白,像什么东西褪了色。她的脸颊比我记忆中瘦了太多,颧骨突兀地支着,眼睛下面有很深的青黑。她的眼神里有一种东西,一种很难形容的东西,像是疲惫,像是空洞,像是所有光都被抽走了之后剩下的那个壳。

我看着那双眼睛,看了很久。它们曾经是什么样子的?在展台上,在聚光灯下,在那些注视我的人面前,它们是什么样的?我想不起来了。真的想不起来了。

我的视线往下移。往下,再往下,越过消瘦的身体,越过空荡荡的裤管,最后落在镜面反射出的、我侧后方的那个地方。浴缸的边缘。那里,曾经被警方用特殊试剂喷洒过,显现过大片喷溅状的血迹。现在那些血迹没有了,但瓷砖的颜色比周围要浅一点点,像是被过度擦洗后留下的永久性痕迹。它们在那里,默默地诉说着发生过什么。

我盯着那个地方,盯了很久。我知道那是我的血。知道我在那里躺过,在那里流过血,在那里失去我的脚。现在那些痕迹还在,洗不掉,擦不掉,永远都在。

弟弟跟进来的时候,我还在看那里。他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拿起漱口杯,帮我接好温水,挤好牙膏。他的动作很熟练,熟练得让人心酸。做完这些,他就退到门口,站在那里等着,尽量不让我感到被过度注视的压力。我知道他是好意,但那种小心翼翼,那种如履薄冰,反而更清楚地提醒我,我现在是一个需要被这样对待的人了。

———

经过书房门口的时候,他下意识地加快了脚步。我知道为什么。那间屋子里有太多不该看的东西,有太多会让我崩溃的东西。但我的手还是伸了出去,准确地按下了轮椅的手刹。轮椅骤然停住。

我的目光投向书房内部。那里,原来摆放着那张厚重的实木电脑桌。现在它不在了,只剩下地上一个颜色更深、轮廓清晰的矩形空白,像一块烙在地毯上的伤疤。几根被遗弃的数据线和电源线,纠缠在一起,蜷缩在墙角的阴影里,像失去了生命的黑色藤蔓。

电脑桌去哪了?我不知道。也许是弟弟让人搬走了,也许是警察还扣着什么,也许只是不想让我看见。但那个空白的痕迹还在,那个烙在地上的轮廓还在,像一块永远去不掉的烙印,告诉我这里曾经有过什么,曾经发生过什么。

我看着那个空白的矩形,看了很久。脑子里浮上来很多画面,很多声音,很多已经不该再想的东西。弟弟站在身后,没有说话。他只是等着,等我按下手刹,等我让轮椅重新动起来。

———

我回来了。这里是家,是我生活了那么多年的地方。每一样东西都还在原来的位置上,沙发,茶几,电视,冰箱,那些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物品。但一切又都彻底不同了。那套沙发上铺着陌生的罩子,那块地上铺着崭新的地毯,那个冰箱上贴着不该贴在一起的东西。还有那些看不见的,那些藏在空气里的,那些漂白水气味下面压着的甜腥味,那些从角落缝隙里钻出来的东西。

我的脚还在这里。不对,我的脚已经不在了。但那两截残端还在这里,被搁在轮椅的踏板上,被裤管盖着,被这个家的空气包围着。它们还会疼,还会烧,还会被那些不存在的脚趾折磨。它们会一直在这里,在这个曾经安全、曾经放松、曾经可以卸下所有疲惫的地方,继续疼下去。

弟弟推着我穿过走廊,往卧室的方向去。轮椅滚过地板的声音,平稳,单调,像某种永不停歇的节奏。那声音填满了整个房间,填满了那些沉默的空气。

我没有回头。但我知道,那个沙发上的位置还在那里。那个烙在地毯上的痕迹还在那里。那丝若有若无的甜腥味还在空气里飘着。它们不会消失。它们会一直在这里,等着我,看着我,提醒我发生过什么。

我回来了。

但那个过去的我,那个完整的、能站着、能穿着高跟鞋走出去的我,永远留在了2008年7月15日之夜之前的时间彼岸。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在说,你在,但你不在。你回来了,但你永远回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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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昨天 12:35 | 显示全部楼层
19 审判
———

我是被疼醒的。不是那种慢慢浮上来的疼,是那种从最深处猛然炸开的疼,像有什么东西在我身体里炸了,炸得我整个人从床上弹起来,炸得我瞬间就清醒了,清醒得像从来没有睡过一样。左脚的残端在烧,从那个Lisfranc关节的地方往外烧,烧得我整个不存在的脚掌都在冒烟。右脚的残端在被撕裂,被拧断,被那个已经不存在的脚踝处传来的力量一点一点地扭着。药没用。那些加巴喷丁、普瑞巴林,它们在我的血管里流着,但它们什么都没做。那些疼痛根本不听它们的,根本不听任何东西的。它们就是疼,就是一直疼,就是要在每一个凌晨把我从睡梦里撕出来,告诉我你还在,你还在疼,你永远都逃不掉。

凌晨三点十七分。床头柜上的电子钟亮着那几个数字。我知道时间,因为我每次醒来看见的都是差不多的数字。两点多,三点多,四点多。没有一夜能睡到天亮,没有一夜能不被它们撕醒。它们比我更清楚时间,比我更清楚什么时候该来,什么时候该让我疼得再也躺不住。

今天我躺不住了。不只是疼,还有别的。还有一种我不知道怎么形容的东西,一种从身体里往外涌的冲动,一种让我必须起来、必须去做点什么的冲动。我用手撑着床,用腰腹的力量把自己挪到床边,再挪到地上。残端碰到地板的时候,那种摩擦的感觉很怪,很闷,很不舒服。它们在那里,那两个东西,在我的腿的最末端,拖在地板上,随着我的爬行发出那种沉闷的、令人不适的声响。我不管。我只是爬,向着那个方向爬。我知道我要去哪。我知道我要去那个地方。

玄关。鞋柜。

———

白色的鞋柜,高高的,立在那里,像一个沉默的巨人。在凌晨的微光里,它显得比白天更大,更静,更有压迫感。我爬过去,手指碰到它冰凉的金属把手时,整个人突然抖了起来。不是冷的抖,是别的。是那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但又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的抖。是那种既怕打开、又必须打开的抖。

柜门的内侧,贴着一张小小的白色标签。边缘有些卷曲了,但上面的字还很清楚。黑色的,打印的,是警方取证时留下的编号和日期。2008.07.16。那个日子。那个永远都不会过去的日子。

我看着那个标签,看了很久。然后我深吸一口气,猛地拉开了柜门。

它们在那里。

三十七双高跟鞋,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像等待检阅的士兵,又像博物馆里那些永远都不会被触碰的展品。它们太整齐了,整齐得不像是被人穿过的鞋,整齐得像是一种仪式,一种审判。最前排,是那双Jimmy Choo的银色亮片细跟凉鞋。鞋跟上还沾着金色的闪粉,是华南国际车展台地毯上沾的,在窗外透进来的微光下,闪着一点一点微弱的光。它们还记得。它们还记得那个站在展台上的我,那个穿着它们、被无数人注视的我。中间层,是那双Valentino的裸色铆钉高跟鞋。左脚的鞋腔内侧,还贴着一块肉色的防磨垫。我贴的。因为那双鞋磨脚,磨左脚的小脚趾。现在那个小脚趾已经不在了,但那个防磨垫还在。它在那里,在那个永远不会再被穿上的鞋里,等着一个永远不会再来的脚。

柜子最深处,有一个半透明的防尘袋。我知道那里面是什么。是一双全新的黑色细带高跟凉鞋,和那天晚上我穿的那双同款,只是尺码不一样。我买的。买了还没来得及穿。它还在那里,在那个防尘袋里,安静地等着,等着我去穿上它,等着我去变成那个还能穿它的人。

我看着它们。它们也看着我。

三十七双鞋,三十七双见证过我过去的鞋。它们看着我,看着这个趴在地上、没有脚掌、只剩两截半足残端的人。它们不说话,但它们什么都说了。它们在说,你看,你曾经是我们。你曾经穿着我们站在最高的展台上,穿着我们被所有人注视,穿着我们走过那么多地方。现在你呢?你还能穿我们吗?你还能站起来吗?你还配站在我们面前吗?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什么东西在我胸口炸开了。不是疼,是别的。是一种尖锐的、几乎要冲破胸膛的绝望和愤怒。它从我身体里涌出来,涌得我浑身发抖,涌得我什么都想不了,只能做一件事。

我开始撕扯自己右残端上的绷带。

纱布一层一层地被解开,被粗暴地扯下。我的动作很快,很狠,像在和什么东西拼命。最后那层纱布紧贴着创面,撕下来的时候带起一阵刺痛,但我不管。我把它扯下来,扔到一边。右腿的残端裸露在空气里了,那个孤零零的脚跟,那个Chopart离断后留下的圆钝的东西。凌晨的空气很冷,碰到皮肤的那一刻,那剧烈的幻痛竟然奇迹般地消退了一瞬。就像被什么东西干扰了,被这突如其来的刺激盖过去了。

就那一秒。就那一秒的清醒。

我猛地抓起防尘袋里那只全新的黑色凉鞋。它在我手里,凉的,滑的,那些细细的带子垂下来,缠在我的手指上。我咬紧牙关,把自己右腿那个只剩脚跟的残端,狠狠地,几乎是带着一种自虐般的力道,砸进了那个精致狭小的鞋腔里。

然后,我感觉到了一种比任何疼痛都更难忍受的东西。

空。

那个本该被足弓填满的地方,是空的。那个本该被脚掌撑起的形状,是空的。那个本该有五个脚趾在鞋尖里微微蜷缩的空间,是空的。我的残端在那里,在那只鞋里,像一团不该存在的东西,被那些精致的皮革和内衬包裹着,勒着,硌着。细长的鞋带失去了束缚的目标,无力地垂下来,散落在残肢的两侧,像什么枯萎了的东西。它们本来应该缠在脚踝上,缠在脚背上,把那只脚固定在那只鞋里。但它们现在没有东西可以缠了。它们只是垂着,散着,像我这个人一样,散得什么都不剩。

我看着那只脚。不对,那只鞋里已经没有脚了。只有一截孤零零的脚跟,一团被塞进精美容器里的残肢。那画面太荒谬了,太可笑了,太让人想哭了。我盯着它,盯了很久。然后有一声声音从喉咙里涌出来。不是哭,不是喊,是一种压抑太久的、混合着巨大痛苦和彻底绝望的呜咽。它从我身体的最深处挤出来,在凌晨安静的房间里回荡,像什么快要死的东西最后发出的声音。

———

我不接受。

我不能接受。

这不对。这不应该。我的脚应该在那里,在那只鞋里,用那个完美的弧度撑起那只鞋,让那些细细的带子缠在脚踝上,缠出那种好看的样子。我的脚不应该只剩一截,不应该被塞进去之后还有那么多空的地方,不应该让那些鞋带垂着,散着,像什么枯萎的东西。

我用那只穿着鞋的残端,开始敲地面。

哒。

那一声很脆,很响,在安静的凌晨里像一声枪响。鞋跟敲在瓷砖上,那种声音我太熟悉了。我穿着高跟鞋走了那么多年,听了那么多年这种声音。它是我在展台上走过来的声音,是我从门口走到客厅的声音,是我在任何地方都带着的声音。但现在这个声音不一样了。它不是我走路的声音,是我坐在地上、用一只塞着残肢的鞋敲出来的声音。它不是来自我的脚步,是来自我的疯狂。

哒。哒。哒。

一下,一下,又一下。我用尽全力地敲着,像是要把什么东西敲碎,要把什么东西敲回来。那声音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着,撞在墙上,撞在天花板上,撞在我脑子里。它那么响,那么脆,那么像我从前走路的声音。但它不是。它永远都不会是了。

隔壁的墙上传来了沉闷的敲击声。邻居被吵醒了,在用他们的方式抗议。但那声音传到我耳朵里,只是让我更疯。他们抗议什么?他们知道我在经历什么吗?他们知道我这只鞋里塞的是什么吗?他们知道那个哒哒哒的声音对我意味着什么吗?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伸出手,猛地将整个鞋柜里的所有鞋子,连同我脚上那只黑色凉鞋,全部扫落在地。

三十七双高跟鞋噼里啪啦地砸下来,砸在地板上,砸在我身上,砸得到处都是。那声音太大了,太乱了,太像什么东西炸开了。它们落下来的时候,我看见它们,那些曾经属于我的、曾经被我穿着走过那么多地方的鞋,现在全都散落在地上,东一只西一只,像一场灾难过后的废墟。

然后我开始用它们敲。

我用那只还穿着鞋的残端敲,用那些散在地上的鞋跟敲,用所有能发出声音的东西敲。我抓起一只鞋,用它的跟敲地板。我放下,再抓另一只,再敲。我没有任何节奏,没有任何规律,只是疯狂地、拼命地敲着,让那些哒哒哒的声音汇成一片,汇成一种震耳欲聋的、能把一切都盖过去的噪音。

哒哒哒哒哒——

那声音太大了,太密了,太疯了。它充斥了整个房间,充斥了我的耳朵,充斥了我的脑子。它像一首曲子,一首献给逝去双脚、献给破碎人生的、极度荒诞又无比悲怆的曲子。它什么都不是,但它又是所有。它是我的愤怒,我的绝望,我的疯狂,我所有说不出来、喊不出来、哭不出来的东西,全都变成了这些哒哒哒的声音,从这个凌晨的房间里爆发出去。

我不知道我敲了多久。也许几分钟,也许一个小时。时间在那时候消失了,只剩下那个声音,那个越来越密、越来越疯、越来越像要把我自己也敲碎的声音。

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

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天亮了,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我身上,照在散落一地的鞋上。我躺在它们中间,像它们中的一个,像一只被扔掉的、永远不会再穿的鞋。

我的左手死死地攥着那只黑色细带凉鞋。攥得太紧了,以至于它的金属鞋跟已经嵌进了我的掌心,勒出一道深深的伤痕,正在缓缓地渗出血丝。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攥住它的,不记得是敲到一半还是敲完之后。它就在我手里,那么紧,那么用力,像是我最后的、唯一能抓住的东西。

我的右腿残端裸露着,没有绷带,没有包扎。创面因为之前的剧烈摩擦和撞击,又渗出了浑浊的组织液,在地砖上晕开一小片湿漉漉的、不规则的水渍。它在那里,那个孤零零的脚跟,那个被塞进鞋里又抽出来的残端,像一道永远都不会愈合的伤口,流着那些永远都不会停的东西。

弟弟站在门口。他的脸是白的,眼睛是红的,整个人像是被什么击中了一样愣在那里。我不知道他看了多久,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进来的。我只知道他站在那里,看着我,看着这一地的鞋,看着那个嵌进掌心的鞋跟,看着那片渗出的组织液。

他慢慢地走过来。蹲下来。轻轻地把我手里的那只鞋拿走。那鞋跟从我掌心抽出来的时候,带着一阵刺痛,但我没有动。我只是躺着,看着天花板,看着那些照进来的阳光。

他把鞋放到一边。然后他把我抱起来,轻轻地,小心翼翼地,像抱什么易碎的东西。他的手臂在我背后,在我膝弯下,把我从那些散落的鞋中间抱出来,抱回床上。

阳光照在我脸上。很暖。但我觉得冷。从里到外的冷。

———

床头柜上的电子钟亮着。五点四十三分。

我闭上眼睛。那些哒哒哒的声音还在脑子里响着,响得停不下来。它们不会停。它们会一直响,一直敲,一直提醒我发生过什么。

三十七双鞋还在那里,散在地上,东一只西一只。它们是我的审判官,是我的见证者,是我永远都无法再穿上的过去。

我躺在那里,等着下一个疼把我撕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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