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男堂姐系列】《半足》（堂姐黄琳主线故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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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前作沉郁细腻的笔调，聚焦黄琳从深陷抑郁到尝试接纳假肢、重新学习站立行走的三个月。主线是她与假肢技师小周的互动——从抗拒、羞耻到逐渐建立专业信任；暗线是弟弟黄男无声的陪伴与支撑。核心矛盾在于：金钱可以买到最精尖的假肢，却买不回曾经的身体、骄傲与未来。假肢究竟是“鞋”还是“脚”？这个问题将贯穿始终，无解，却必须与之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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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窗内的囚徒
十二月的第一天，黄琳醒得比平时早。

窗外还是灰蒙蒙的，天刚蒙蒙亮，曙光还没完全透出来。她躺在黑暗里，听着隔壁房间传来的轻微响动——弟弟已经起床了，正轻手轻脚地洗漱、收拾东西。今天是周一，他要去学校，这一走就要到周五晚上才能回来。

她盯着天花板，一动不动。自从出院以来，她几乎没有独自在家过夜过。弟弟请了长假，陪了她整整三个月，每天帮她洗澡、换药、缠绷带、做饭、收拾屋子，把一切能做的事都做了。可大学不能一直请假，期末考试周快到了，他必须回去。

她听见他的脚步声走近，然后是轻轻敲门的声音。

“姐，醒了吗？”

她“嗯”了一声。

门推开，黄男走进来，已经穿好了外套，背着书包，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他把袋子放在床头柜上，说早餐，包子豆浆，还热着，你等会儿吃。然后他蹲下来，平视着她，那双眼睛里有熬夜复习的红血丝，也有藏不住的担心。

“姐，冰箱里有菜，我都做好了放在保鲜盒里，你中午拿出来微波炉热一下就行。水杯放在茶几上，遥控器也在那儿，手机充好电了，有事一定给我打电话，知道吗？”

她点点头，说知道了。

他又看了看她，似乎还想说什么，但最后只是站起来，说那我走了。

“嗯。”

他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她躺在床上，侧过脸看着他，那张脸在晨光里显得苍白而安静，没有表情，只是看着。他动了动嘴唇，最后还是没说什么，轻轻带上门。

脚步声远了，然后是大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然后是一片寂静。

她继续躺着，躺了很久。窗外的天慢慢亮起来，灰白色的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漏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道细细的光带。她听见楼道里有人走过的脚步声，听见楼下有人在发动汽车，听见远处隐隐约约的广播声。那些声音那么近，又那么远，像是另一个世界传来的。

她撑着坐起来，掀开被子，看着自己那两只脚。

左足那截长一些的残端露在睡裤外面，包裹着绷带，绷带缠得不算好——昨晚是她自己缠的，弟弟在旁边看着，教她怎么用力，怎么保持松紧一致，但她缠出来总是歪歪扭扭的，有的地方太松，有的地方又勒得疼。右足那个孤零零的脚跟也被绷带裹着，样子更奇怪，像一只被截断的木棍，突兀地停在脚踝下面。她看着它们，看了几秒钟，然后挪到床边，拿起轮椅，把自己移上去。

这套动作她已经做得比较熟练了——双手撑住床沿，身体前倾，臀部移到轮椅上，然后用手把两条腿一一抬起来，放到脚踏板上。她低着头，看着自己搬动那两条腿，看着那两只包裹着绷带的残足落在脚踏板上，心里什么感觉也没有，没有悲伤，没有愤怒，只是空空的，像那些灰蒙蒙的天。

她摇着轮椅去洗漱。

卫生间经过改造，门槛拆掉了，马桶旁边有扶手，洗手台下面的柜门也拆了，方便轮椅靠近。她挤牙膏，刷牙，洗脸，每一个动作都慢吞吞的，像在完成一套固定的程序。镜子里那张脸依旧是好看的，眉眼深邃，轮廓分明，皮肤虽然比从前苍白了些，但那份美还在，甚至因为消瘦而显得更加清晰。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看了几秒，然后移开目光。

客厅里，窗帘没有拉开，光线暗暗的。她摇着轮椅到窗前，伸手拉开窗帘，灰白色的天一下子涌进来，刺得她眯了眯眼。窗外是那棵光秃秃的树，枝丫瘦削地在空中伸展着，再远处是几栋灰扑扑的楼，再远处是更灰的天。她就那么坐在窗前，看着那些灰蒙蒙的楼，灰蒙蒙的树，灰蒙蒙的天，一动不动。

茶几上放着水杯，杯里装着温水。手机在旁边，屏幕黑着。遥控器也在那儿。弟弟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只要她一伸手就能拿到。可她不想伸手，不想拿任何东西，只想这么坐着，看着窗外那片灰。

时间过得很慢。她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直到肚子开始叫，才回过神来。她看了看墙上的钟——十一点四十。已经坐了四个小时。

她摇着轮椅去厨房。

厨房的操作台被弟弟改低了，她可以轻松地够到台面。冰箱打开，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几个保鲜盒，每个盒子上贴了便签——“红烧肉，热三分钟”“炒青菜，热两分钟”“米饭，热一分钟”。弟弟的字迹歪歪扭扭的，但写得很认真。她拿出一盒红烧肉，一盒米饭，放到微波炉里，按弟弟写的数字加热。

等待的时候，她看着操作台。台面上放着几样东西——一个电热水壶，一个茶杯，一包纸巾，还有那台她一直想够却够不到的咖啡机。现在弟弟把操作台锯短了十厘米，她摇着轮椅贴近一点，伸手就能摸到咖啡机的边缘。但她没有去拿，只是看着它。

微波炉叮的一声响了。

她把饭菜端到餐桌上，坐下，拿起筷子。红烧肉烧得很好，弟弟的手艺越来越好了。她一口一口吃着，慢慢嚼着，眼睛看着窗外的灰。吃着吃着，她突然想起去年的这个时候，自己还在车展上，穿着那双银色的细跟凉鞋站在展台边，聚光灯打在身上，有人在拍照，有人在看她。那时候她饿了，有人会把盒饭递到她手里，她蹲在后台随便扒拉几口，然后继续站回去。那时候她从没想过，有一天她会一个人坐在轮椅上，面对着一盒弟弟做的红烧肉，花了整整二十分钟才吃完。

吃完，她洗碗。碗放进水槽，她扶着台面站起来一点，伸手够到水龙头，把碗冲干净，放进沥水架。这过程很慢，每一个动作都要小心平衡，但她做到了。她看着自己洗干净的碗，看了几秒，然后摇着轮椅回到窗前。

下午的时间更长。

她试着自己上厕所，自己倒水喝，自己从冰箱里拿水果。每件事都做得成，但每件事都很慢，很费力。最麻烦的是上厕所——从轮椅移到马桶上，再移回来，每一次都要花好几分钟，而且残肢要小心地避开马桶边缘，不能碰到。右足那个孤零零的脚跟尤其碍事，它太短了，移动的时候总是晃来晃去，她得用手把它扶正，才能放到脚踏板上。

傍晚的时候，她想换药。

药箱放在卧室的柜子里，她摇着轮椅过去，打开柜门，拿出药箱，放到床上，然后从轮椅上移到床边。她脱掉右足的绷带——早上缠的，现在看起来松松垮垮的，有些地方已经滑脱了。残肢露出来，那截孤零零的脚跟，皮肤比别处白一些，断端那道疤痕仍然触目惊心，像一条蜈蚣趴在皮肤上。她仔细看了看，发现脚跟底部靠近脚踏板接触的地方有一片红，压红的，不太深，但面积有指甲盖那么大。

她用手指轻轻按了按，有点疼。

她想起弟弟在家的时候，每天帮她换药都会仔细检查，用手摸每一寸皮肤，问她这里疼不疼，那里有没有感觉。有两次弟弟发现她脚底开始发红，就让她少坐一会儿，多躺躺，或者把脚踏板的高度调一下。可现在弟弟不在，她自己调不好脚踏板，也不知道该不该减少坐的时间。她只知道那片红在那儿，看着碍眼。

她拿出棉签，蘸了碘伏，轻轻涂在那片红上。碘伏是棕黄色的，涂上去把那片红盖住了，看起来不那么刺眼了。她盯着涂过的地方看了几秒，然后开始缠绷带。

缠绷带是她最不擅长的。弟弟教过她很多次，她也练过很多次，但每次缠出来要么太松，要么太紧。太松了绷带会滑脱，太紧了勒得疼，还会影响血液循环。她试着这次缠紧一点，一圈一圈绕上去，绕到脚踝，再绕下来，最后用胶布固定。缠完，她摸了摸，感觉还行，至少比早上那遍好一点。但她知道弟弟回来如果检查，肯定会说这里太松那里太紧。

算了，就这样吧。

她坐回轮椅，把药箱放回柜子，又回到窗前。

天已经黑了。窗外那棵光秃秃的树变成了一团黑影，远处的楼亮起星星点点的灯光，有的白，有的黄，有的在闪烁。她就那么看着那些灯光，看着那团树的黑影，看着玻璃上倒映出的自己的影子——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影，模模糊糊的，看不太清楚。

手机响了。

她拿起来一看，是弟弟。

“姐，吃晚饭了吗？”

“吃了。”

“吃的什么？”

“中午剩的红烧肉，热了一下。”

“就吃那个？冰箱里还有青菜，你怎么不热一下？”

“懒得弄了，够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然后弟弟说：“那明天吃青菜，别忘了。”

“嗯。”

“药换了吗？”

“换了。”

“脚怎么样？有没有压红的地方？”

她看着自己那条刚刚涂过碘伏的残足，隔着绷带什么也看不见。她说：“没有，挺好的。”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弟弟说：“姐，我周五晚上就回来。你一个人行吗？”

“行。”

“有事一定给我打电话，不管多晚。”

“知道了。”

“那……我挂了？”

“嗯。”

她握着手机，听着那头传来的忙音，然后慢慢把手机放下。窗玻璃上那个人影也在握着什么，放在耳边，然后慢慢放下。她看着那个人影，看了很久，直到那模糊的影子融进窗外的夜色里。

夜更深了。

她摇着轮椅去洗漱，然后移回床上。躺下来的时候，她又看了看自己的右足——隔着绷带什么也看不见，但她知道那片红还在那儿，也许明天会更红一点，也许不会。她想着要不要明天减少坐着的时间，多躺躺，让那只孤零零的脚跟少受点力。但她又想到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做——要热饭，要上厕所，要换药，要缠绷带，要坐在窗前看那些灰蒙蒙的天。她不可能一直躺着。

算了，到时候再说吧。

她闭上眼睛。窗外偶尔传来汽车驶过的声音，远远的，像什么东西在叹息。她躺在黑暗里，听着那些叹息声，慢慢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又是灰蒙蒙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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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康复中心的“第一次出门”
十二月十六日那天早上，黄琳醒过来就听见窗外呼呼的风声。她躺在床上听了一会儿，那风声一阵紧似一阵，刮得窗框偶尔发出轻微的颤动声。她从枕边拿起手机看了看时间——七点四十，弟弟应该已经在厨房忙着了。

果然，没一会儿就听见脚步声走过来，敲门，推门，黄男探进半个身子，说姐，今天去康复中心，约的九点半，咱们得早点出发。她嗯了一声，撑着坐起来，开始往轮椅上移。弟弟走过来帮她把腿抬起来放到脚踏板上，动作很轻，但他的手心有点潮，她感觉到了。

吃完早饭，弟弟给她换药、缠绷带。今天他缠得格外仔细，左足那截残端缠了三层，右足那个孤零零的脚跟缠了两层，每缠一圈都要用手压一压，问问松紧合不合适。她坐在床边，看着他低着头认真缠绕的样子，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绷带缠完，弟弟拿来袜子给她套上，然后从衣柜里拿出那条她出院后穿过几次的黑色长裤，帮她把两条腿塞进裤腿里。她低头看着那两条被长裤包裹起来的腿，裤管在小腿以下就空落落地垂着，什么也撑不起来，像两只泄了气的袋子。

她穿了一件灰色的高领毛衣，外面套上那件很久没穿过的黑色羽绒服。弟弟推来轮椅，她把羽绒服裹紧，坐上去，两只手交叠着放在膝盖上，看着窗外那灰蒙蒙的天。弟弟走到她身后，握住轮椅的推手，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姐，咱们走了。

单元门推开的一瞬间，冷风呼地灌进来，吹得她眯起眼睛。同时涌进来的还有光——那种冬天的、没有温度的、却刺眼得让人睁不开眼睛的光。她本能地抬起手，用手掌遮住脸，只从指缝里往外看。楼前的空地，几棵光秃秃的树，停着的几辆汽车，远处有人走过的影子，都蒙在那层刺目的白光里，看得不太清楚。

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

不是因为难过，是因为光。太久没见过这种光了。三个多月，她一直待在屋子里，窗帘有时候拉开有时候拉上，但那些透过玻璃照进来的光总是柔和的，被过滤过的，不像现在这样直直地砸在脸上，砸得眼睛生疼。她用手捂着脸，眼泪顺着指缝往下淌，滴在羽绒服的袖子上，洇出深色的印子。弟弟停下来，弯下腰问姐怎么了。她说没事，光太亮了。弟弟没说话，只是站到她前面，用身体帮她挡了挡。

轮椅继续往前走。她把手放下来一点，眯着眼往前看。小区里有人，一个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女人，还有两个背着书包跑过去的小孩。他们的目光都往这边扫过来，有的看一眼就移开，有的多看了几秒，有的边走边回头。她把脸转向另一边，看着那排光秃秃的树，看着树后面那栋灰扑扑的楼，看着楼顶上那一片惨白的天空。她什么也不看，不看那些人，不看他们的眼睛，不看他们的表情，不看他们那些好奇的、同情的、或者只是随便一瞥的目光。

轮椅推到小区门口，弟弟拦了一辆出租车。司机下来帮忙把轮椅折叠起来放进后备箱，她一个人坐在后座上，两只手还是交叠着放在膝盖上，盯着前面座椅的靠背。弟弟从另一边上车，坐在她旁边，关上车门，说师傅，去康复中心。

车开动了。窗外的景物往后掠去——店铺，行人，红绿灯，广告牌，一辆接一辆的汽车。她侧着头看着窗外，其实什么也没看进去，那些东西只是从眼前经过，没有颜色，没有形状，只是一些流动的影子。她整个人僵直地坐着，后背离开座椅，两只脚——那两只穿着袜子、裹着绷带、空荡荡地垂着的残足——随着车身的晃动轻微地摇摆着，什么也踩不到，什么也撑不住。她把手放在膝盖上，手指紧紧攥着裤子，攥得指节泛白。

弟弟在旁边说了句什么，她没听清。他又说了一遍，姐，冷吗？她摇摇头。他又问，紧张吗？她还是摇摇头。其实她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感觉。紧张？害怕？还是别的什么？她只知道自己的心脏跳得比平时快，呼吸也有点急，两只手心全是汗，攥着裤子的手指都快抽筋了。但她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盯着窗外那些流动的影子，一动不动。

车开了二十多分钟，停下来。弟弟付了钱，下车把轮椅展开，扶她下来坐上去，然后推着她往一栋灰白色的楼走去。那楼不高，六层，外墙上挂着牌子——东莞市人民医院康复中心。门口有几个人进进出出，有的拄着拐杖，有的被人搀着，有的和她一样坐着轮椅。弟弟推着她上了坡道，门自动打开，一股热气混着消毒水的味道扑面而来。

她的第一反应是想吐。

那种味道太冲了，消毒水、药水、还有别的什么说不清的味道混在一起，直往鼻子里钻。她捂住嘴，深吸了一口气，忍着没吐出来。弟弟停了一下，等她缓过来，然后继续往里走。

走廊很长，两边是白色的墙，白色的门，白色的天花板，白色的灯光照得一切都惨白惨白的。有人从旁边经过，脚步声在医院那种特殊的安静里显得格外清晰。还有轮椅滚动的声音，拐杖敲击地面的声音，远处有人说话的声音，偶尔传来一声咳嗽。她低着头，看着自己膝盖上那两只交叠着的手，看着轮椅的两个轮子在地上滚过，看着地板上一道一道的防滑纹路。

然后她听见了一种声音——金属碰撞的声音，当当的，很有规律，一下一下的，像是什么人在敲什么东西。她抬起头，顺着声音看过去，走廊一侧有一扇门开着，里面是一个很大的房间，摆满了各种器械。有人站在两根平行的金属杠子中间，双手扶着杠子，一点一点往前挪。那人的两条腿从膝盖以下空荡荡的，裤管扎起来，下面连着两根金属杆子，杆子下面是一双鞋。那两根杆子随着那人往前挪动发出轻轻的咯吱声，鞋底擦过地板发出沙沙的响动。

她愣住了，就那么盯着那个人，盯着那两根金属杆子，盯着那双被杆子撑着的鞋。那个人走得很慢，很吃力，每挪一步都要停一下，脸上的表情绷得很紧。旁边站着一个穿白大褂的人，在旁边说着什么，声音听不清。然后那个人停下来，抬起头，正好朝门口这边看过来。

那是一张中年男人的脸，黝黑，消瘦，眼睛里有疲惫，也有别的什么。他看到她的目光，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继续扶着杠子往前挪。

她移开目光，低下头，又看着自己膝盖上那两只手。手指还是攥得紧紧的，攥得骨节都突出来了。

弟弟推着她继续往前走。走廊两边那些门里，有的开着，有的半掩着，透过门缝能看见里面的情形——有人在躺着，有人在坐着，有人被扶着站在那些金属杠子中间，有人坐在轮椅上被推过来推过去。每个房间里都有那种消毒水的味道，都有那些金属器械的反光，都有那些穿着白大褂的人走来走去。

她看见一个和她差不多大的女孩，也坐着轮椅，腿上盖着一条毯子，毯子下面空空的，什么也看不出来。那女孩的脸圆圆的，眼睛很大，正低头看着手机，屏幕的光照在她脸上，一闪一闪的。她看见一个中年女人，拄着双拐，一条裤管空荡荡的，打着结，另一条腿撑着地，一点一点往前跳。她看见一个老人，被人搀着，两只脚上穿着那种特殊的鞋，鞋底很厚，走起来很慢，每一步都要花很长时间。

她看见很多这样的人。很多和她一样的人。

她从来没想过世界上有这么多“破碎的人”。她以前走在街上，看见的总是那些好好的人，那些能走能跑能跳的人，那些腿脚健全、步履轻松的人。她从来没注意过那些拄拐杖的，那些坐轮椅的，那些走路一瘸一拐的。不是故意不看，是真的没看见，那些人好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一个和她无关的世界里。可现在她就在这个世界里。她也是他们中的一个了。

她想起以前参加车展的时候，站在展台上，聚光灯打在身上，下面黑压压的全是人头，那些人的目光从各个方向投过来，落在她身上，落在她脸上，落在她那双穿着高跟鞋的脚上。那时候她觉得自己是发光的，是被人羡慕的，是站在高处被人仰望的。现在她坐在轮椅里，被人从后面推着，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的眼睛，那些目光从她身上扫过，她不知道那些目光里是什么，她也不敢去看。

弟弟推着她进了一间诊室。里面有一张检查床，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墙上挂着几张人体骨骼的图。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女人站起来，说你好，是小周老师让我先来接待的，他等会儿就过来。她点点头，没说话。那女人让她从轮椅移到检查床上，她试了试，不行，轮椅和床的高度不一样，她移不过去。弟弟在旁边想帮忙，那女人说我来，然后伸手托住她的胳膊，帮她撑起来，移到床边。她坐在床边，低着头，看着自己那两只穿着袜子、什么也撑不住的残足。

小周推门进来的时候，她正盯着那两只残足发呆。他走到她面前，蹲下来，平视着她，说黄小姐，又见面了。她抬起头，看着他。他还是那副样子，三十出头，瘦高，眼神干净，脸上没什么表情，但也不让人觉得冷。她说嗯。他站起来，对那个年轻女人说我来吧，然后就蹲在她面前，开始解她右脚的袜子。

袜子脱掉，绷带露出来。他抬起头，问可以拆开看看吗？她点点头。他小心地拆开绷带，那截孤零零的脚跟露出来，皮肤白得有点发青，断端那道疤痕像一条粗大的蜈蚣趴在皮肤上，脚跟上那片压红的痕迹还在，颜色淡了些，但还是看得出来。他用手指轻轻按了按那片红，问她这儿疼吗？她说有点。他又按了按别处，问这儿呢？她说没感觉。他点点头，把绷带重新缠好，又检查了左脚。整个过程很轻，很快，很平静，就像在检查一件普通的东西。

检查完，他站起来，说你的残肢条件不错，左足比较长，可以装足套型的假肢，右足太短，得用带接受腔的那种。两种不一样，穿着的感觉也不一样，适应的过程也不一样。她听着，点点头。他又说今天先做评估，过几天再来取模。她还是点头。

他看着她，问还有什么想问的吗？她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什么也没说出来。最后她只是摇摇头。

从小周的诊室出来，弟弟推着她往回走。走廊还是那么长，还是那么白，还是那么多人进进出出。那个拄双拐的中年女人还在走廊那头一点一点地跳着走，那个圆脸的女孩还坐在轮椅上低头看手机，那个老人还在被人搀着慢慢往前走。她看着他们，他们也看她，目光相遇的一瞬间，她看见那女孩的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同情，不是好奇，是别的什么，像是认识，像是知道，像是在说我知道你也是这样的。

她低下头，不再看任何人。

出了大门，冷风又扑过来，阳光又刺进眼睛里。她抬起手遮住脸，眼泪又流下来，还是因为光。弟弟停下来，站在她前面，用身体帮她挡着。过了一会儿，她把手放下来，眯着眼看着前面那灰蒙蒙的天，那灰扑扑的楼，那来来往往的行人。那些人走过的时候还是会看她，她还是转过头不让他们看见自己的脸。

出租车来了。弟弟扶她上车，收轮椅，坐进来，关上车门。车开动了，窗外的景物又开始往后掠去。她靠着座椅，两只手交叠着放在膝盖上，盯着前面那张座椅的靠背。那些画面还在脑子里转——那个扶着平行杠一步一步往前挪的中年男人，那个圆脸的低头看手机的女孩，那个拄着双拐一跳一跳的中年女人，那个被人搀着慢慢走路的老人，还有小周那张平静的、没有表情的脸，还有他蹲在她面前用那种不带任何感情的语气说你的残肢条件不错。

她闭上眼睛，那些画面还在，怎么也赶不走。

弟弟在旁边轻轻叫了一声姐。她没睁眼，只是嗯了一声。他问还好吗？她说还好。他没再说话。

车继续往前开，窗外的光线在她闭着的眼皮上投下忽明忽暗的影子。那些影子不停地变化着，一会儿亮，一会儿暗，一会儿什么也没有。她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也许什么也没想，只是一直闭着眼，一直听着车轮碾过路面发出的那种持续的沙沙声，一直感觉着车身偶尔的颠簸，一直感觉着旁边弟弟的呼吸声，一直感觉着自己那两只空荡荡的残足随着车身的晃动轻微地摇摆着。

很久以后，车停了。她睁开眼，看见窗外那熟悉的楼，那熟悉的树，那熟悉的灰蒙蒙的天。弟弟扶她下车，坐上轮椅，推着她往单元门走去。门口没有人，那棵光秃秃的树还是那么立着，树枝在风里轻轻晃动。她抬起手遮住脸，不是因为光，是因为别的什么。弟弟推着她进了单元门，门在身后关上，把那片灰蒙蒙的天和那些刺眼的光都挡在外面。

电梯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她盯着电梯门上那不锈钢的倒影，看见自己和弟弟的影子模模糊糊地印在上面，两团灰蒙蒙的轮廓，分不清哪个是哪个。弟弟没说话，她也没说话。电梯到了，门打开，他推着她出来，开门，进屋，关门。屋里还是那股熟悉的气息，安静，温暖，窗帘半拉着，光线柔和地照进来。

她坐在轮椅上，看着窗外那棵树，那些光秃秃的枝丫在灰白的天幕上画出瘦削的线条。弟弟去厨房倒水，她一个人坐在那儿，一动不动。脑子里那些画面还在转，那些人，那些目光，那些腿，那些拐杖，那些轮椅，那些空荡荡的裤管。她不想再想了，可那些画面自己会转，怎么也停不下来。

弟弟把水杯放在茶几上，说姐，喝点水。她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是温的，顺着喉咙流下去，什么感觉也没有。她把杯子放回去，继续看着窗外那棵树。

弟弟在旁边站着，站了一会儿，然后轻轻走开了。她听见他进厨房的声音，听见水龙头流水的声音，听见锅碗碰撞的声音。那些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模模糊糊的，像是隔着一层什么东西。她就那么坐在窗前，看着那棵树，看着那些瘦削的枝丫，看着那片灰蒙蒙的天，一动不动。

她知道从今往后，她得经常去那个地方了，去那个充满消毒水味道的地方，去那个满是“破碎的人”的地方。她不想去，但她必须去。因为她也成了他们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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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与假肢技师小周的后续互动
十二月十六日上午十点多，黄琳被弟弟推着从那间诊室出来，穿过走廊，往更深处走去。走廊两侧的门上贴着各种牌子，物理治疗室，作业治疗室，康复评估室，她来不及细看，只是感觉越往里走，空气里的那股消毒水味越浓，还混着别的什么气味，一种说不清的、有点像塑料又有点像药膏的古怪气息。弟弟推着她在走廊尽头的一扇门前停下来，门上贴着一块小小的牌子——假肢矫形器室。

门是虚掩着的，弟弟敲了敲，里面传来一个声音，进来。

推开门，一股更浓的塑料和硅胶的味道扑面而来，比她刚才在走廊里闻到的那种浓得多，直往鼻子里钻，她下意识地屏了屏呼吸，然后才慢慢呼出来。这是一间很大的屋子，比她想象的大得多，至少有三四十平米，四面墙上都挂着东西，有的她认得出来是假肢，一条一条的，从大腿到小腿，有的是她不认得的，各种形状的塑料壳子，各种颜色的关节零件，还有一排排的脚板——那些脚板有肉色的，有棕色的，有黑色的，有的做得像真脚一样，连脚趾的纹路都有，有的就是一块光秃秃的弧形板子，什么也没有。

靠墙的一排架子上摆满了白色的东西，她仔细看了看，是一只一只的脚的模样，但又不是真的脚，是用石膏做的，有的完整，有的只有一半，有的只剩下脚后跟那一截，断口处毛糙糙的，露出里面石膏的质地。那些石膏脚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架子上，在惨白的灯光下泛着冷冷的光，看起来有些瘆人，像是什么诡异的收藏品。她盯着那些石膏脚看了几秒，移开目光。

屋子中间有一张可以升降的躺椅，躺椅旁边是一个小推车，上面放着各种工具——尺子，笔，剪刀，还有几卷她叫不出名字的东西。靠窗的位置是一张工作台，台面上摊着一些材料和图纸，一盏台灯亮着，照出那些图纸上密密麻麻的线条和数字。

小周正站在工作台旁边，手里拿着一只石膏脚在看。听见门响，他转过身来，放下手里的东西，朝他们走过来。他还是那副样子，三十出头，瘦瘦的，穿着一件白大褂，里面是灰色的毛衣，脸上没什么表情，但也不让人觉得冷。他走过来，说黄小姐，来了。她点点头。他又看了看她弟弟，说这位是？黄男说我是她弟弟。小周点点头，说辛苦你了，先坐吧。

他指了指墙边的几把椅子，黄男把轮椅推到那边停好，然后自己坐下来。小周走到那张躺椅旁边，调整了一下高度，然后对黄琳说黄小姐，你移到这边来吧，我们做个详细的测量。

黄琳看着那张躺椅，又看了看自己坐的轮椅，两张之间有半米多的距离，中间空空的，什么也没有。她不知道怎么移过去。小周看见了她的犹豫，走过来，说没事，我帮你。他把躺椅降到和轮椅差不多的高度，然后伸手托住她的胳膊，说一、二、三，用力。她撑起身体，他轻轻一带，就把她移到了躺椅上。她坐下来，两只脚悬空着，什么也踩不到。

小周走到她面前，蹲下来，说你先把袜子脱了吧，我们从头开始检查。她低下头，看着自己那两只穿着袜子的脚——其实已经不能叫脚了，那只是两团被袜子包裹着的东西，空落落地垂在那儿，什么也撑不起来。她伸手去脱右脚的袜子，但够着有点费力，身体往前倾了一下，差点失去平衡。小周伸手扶住她的肩膀，说我来吧。

他的手很轻，先脱掉右脚的袜子，绷带露出来。他又抬头看了她一眼，可以拆开吗？她点点头。他小心地拆开绷带，一圈一圈绕下来，那截孤零零的脚跟一点一点暴露在空气里。最后绷带全部拆掉，那只残足完全露出来，在屋里的灯光下，皮肤白得有些发青，断端那道疤痕还是那么触目惊心，像一条粗大的蜈蚣趴在皮肤上，疤痕周围的植皮颜色比旁边的皮肤深一些，表面光滑得有点不正常，像一层薄膜贴在肉上。脚跟底部那片压红的痕迹还在，颜色比前几天淡了些，但还是看得出来，指甲盖大小的一片，皮肤微微发亮。

她没有移开目光。她看着小周的手伸向那只残足，看着他的手指按在那片压红的地方，轻轻的，几乎没有用力。他问这儿疼吗？她仔细感受了一下，说有一点。他又按了按旁边，问这儿呢？她说不疼。他又按了几处，脚踝，脚跟侧面，断端边缘，一边按一边问，她一一回答，有的地方有感觉，有的地方没有，有的地方是一种说不清的、又麻又木的感觉。

他一边按一边说，你右足是Chopart离断，保留了跟骨和部分距骨，残端很短，所以承重区域主要就在脚跟这一块。这个位置皮肤比较厚，适合承重，但因为你坐得久，血液循环不好，还是容易压红。平时多注意变换姿势，不要一直坐着，实在不行可以把脚踏板调高一点，让残端少受力。

她听着，点点头。他的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跟她说今天天气有点冷，或者你吃过早饭了吗，那种平常的语调。这种平静让她觉得奇怪，但奇怪的同时，又觉得稍微放松了一点——他不是在看她，他是在看一件需要处理的东西，就像修理工看一台坏掉的机器，不带任何多余的情绪。

拆完右脚的绷带，他又拆左脚。左足的残端比右足长得多，从脚踝往下延伸出大概有原来脚的三分之一那么长，断端也是植皮，颜色暗粉，疤痕组织沿着植皮的边缘蜿蜒着，像一道一道凸起的沟壑。他用手指按那些沟壑，问她有没有感觉，她说有，刺刺的，痒痒的。他说这是神经再生的正常现象，说明感觉在恢复，好事。

检查完，他开始测量。他从推车上拿了一把软尺，先量左足残端的长度，从脚踝骨突出的那个位置一直量到最末端，记下一个数字，又量周径，最粗的地方，最细的地方，断端那一圈，每一个数据都报出来，旁边那个年轻女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进来了——拿本子一个一个记下来。然后他量右足，那只孤零零的脚跟，从脚踝量到断端，从脚跟量到脚心，每一个角度都量到，那女人在旁边一样一样记着。

测量的时候他的手还是那么轻，那么稳，每一次触碰都精准，不带任何多余的力度。她盯着那双手，看了很久。那双手不大，手指修长，指甲剪得很短很干净，皮肤有点粗糙，指节处有细小的裂纹，像是经常洗手或者经常接触化学品留下的痕迹。那双手在她那两只丑陋的残足上移动着，一会儿拿起软尺，一会儿换成卡尺，一会儿用手指按压着某个部位让她说感觉。那双手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没有任何迟疑，没有任何犹豫，也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就是很准确地、很稳定地，做该做的事。

她突然想起那天晚上的另一双手。那双手也曾经握过她的脚，用颤抖的、带着病态迷恋的方式抚摸过，然后举起那把斩骨刀。那双手也曾经很稳，稳得能把刀砍进同一个位置好几次，稳得能精准地劈开骨头。那双手……

她闭上眼睛，又睁开。那些画面还在脑子里，但被她压下去了。她重新看着眼前这双手，看着它们在自己的残足上工作着，那么稳定，那么平静，那么不带任何情绪。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盯着这双手看这么久，也许只是因为它们和那双手太不一样了，也许只是因为它们让她觉得安全，也许什么也不因为，只是她不知道该看哪里，所以就看着它们。

测量结束，小周站起来，从旁边的工作台上拿过一个文件夹，翻开，把刚才记录的那些数据看了一遍，然后抬起头看着她。他说黄小姐，你的残肢条件不错，尤其是左足，长度够，承重区域也比较好，将来可以装一种足套型的假肢，像穿一只特殊的袜子一样套上去，比较轻便，也相对舒服一些。右足因为太短，只能装带接受腔的，要用一个硬质的套子把整个脚后跟和小腿下半部分包住，然后再连接脚板。这两种假肢不一样，穿戴的感觉不一样，走路的步态也不一样，适应的过程也不一样。

她听着，点点头。

他继续说，但假肢不是鞋子。鞋子是你穿上去就能走，不舒服可以换一双，穿旧了可以扔掉。假肢不一样，它需要你的身体去适应它，它也会反过来改变你的身体。刚开始戴会疼，会痒，会起疹子，会压破皮，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得一遍一遍地来调整，一遍一遍地让身体习惯它。这个过程会很痛苦，也很漫长。你要有心理准备。

她低着头，看着自己那两只残足，左足那截长一些的残端，右足那个孤零零的脚跟，它们就那么赤裸裸地暴露在空气里，暴露在她自己的视线里，暴露在那个叫小周的陌生男人面前。她看着那些丑陋的疤痕，那些植皮后颜色不匀的皮肤，那些畸形的、不完整的、什么也做不了的东西。她听见他说“会很痛苦，也很漫长”，她知道他说的是真的，因为她已经体会过什么叫痛苦，什么叫漫长。这三个多月，每一天都是痛苦，每一天都是漫长。她不知道以后还会有什么样的痛苦等着她，还有多长的路要走，但她知道她没有别的选择。

她轻轻点了点头。

点完头，她还是没有抬起头，还是低着头看着那两只残足。屋里安静了一会儿，只有墙上那台空调发出的嗡嗡声，还有窗外远远传来的汽车声。小周也没说话，她感觉到他在看着自己，但那种看和别人的看不一样，不是好奇，不是同情，不是打量，就是很平静地看着，像是在等她自己消化完这些信息。

过了一会儿，小周说今天先这样吧，我给你重新把绷带缠上。他又蹲下来，拿起那卷绷带，一圈一圈重新缠绕起来。还是那么轻，那么稳，从左足开始，一圈一圈往上绕，绕到脚踝，再绕下来，每一圈都用力均匀，松紧合适。缠完左足，他拿起另一卷新绷带，缠右足，那只孤零零的脚跟被他小心地包裹起来，绷带把那些裸露的皮肤全部盖住，最后用胶布固定好。

缠完绷带，他又拿起袜子，给她套上。套的时候他说回家以后每天还是要注意检查皮肤，尤其是右足脚跟那块压红的地方，不要再加重。如果压红的面积变大或者颜色变深，就要减少坐着的时间，多躺着休息。如果破了，要马上处理，不要拖。

她嗯了一声。

他站起来，说下次来取模，大概一周以后，具体时间我让前台通知你。她点点头。

弟弟走过来，扶她从躺椅上移到轮椅上。她坐稳了，两只手交叠着放在膝盖上，低着头，看着自己那两只被重新缠好绷带、套好袜子的残足，它们又变成两团被包裹着的东西，安静地搭在脚踏板上，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撑不住。

小周送到门口，说慢走。弟弟说谢谢周老师。她没说话，只是轻轻点了点头，眼睛还是看着自己那两只脚。

门在身后关上，轮椅又开始在走廊里滚动。那股消毒水和塑料硅胶混在一起的气味慢慢淡下去，换回走廊里那种单纯的消毒水味。她还是低着头，看着自己膝盖上那两只手，看着那两个轮子在地上滚过，看着地板上一道一道的防滑纹路。那些画面还在脑子里转——那些墙上的假肢，那些架子上的石膏脚，小周那双稳定的手，还有他说的话，这个过程会很痛苦，也很漫长。你要有心理准备。

她不知道她有没有心理准备。她只知道她没有别的选择。

devil

4 平安夜的电话
十二月二十四日那天下午，天早早就黑了。黄琳坐在窗前，看着窗外那些楼房里一盏一盏亮起来的灯光。有些是白色的，有些是黄色的，有些透过窗帘映出朦朦胧胧的光晕。远处的街道上隐约传来汽车喇叭声，还有小孩在楼下跑来跑去的笑闹声，模模糊糊的，听不太真切。她知道今天是平安夜，弟弟出门前说过要去买点东西，让她一个人在家等一会儿。

下午五点多的时候，弟弟出门了。她听见大门关上的声音，然后屋里就安静下来，只剩下窗外那些远远近近的声音，和她自己的呼吸声。她就那么坐在窗前，看着外面的天色一点一点暗下去，看着那些灯光一点一点多起来，看着远处那条主干道上的车流慢慢变得密集，红色的尾灯连成一条长长的、流动的光带。

她就这么坐了一个多小时。

手机响的时候，她正盯着窗外那条光带走神。铃声把她吓了一跳，她低下头，看着茶几上那个亮起来的屏幕。上面显示的是一个名字，她看了好几秒才认出来——是以前车展认识的一个姐妹，叫林薇，和她一起走过好几场秀，还一起吃过几次饭，算是那圈子里关系还不错的一个。她盯着那个名字，看着屏幕一闪一闪的，铃声一遍一遍地响，一直到它自己断掉。

安静了几秒，又响了。

还是那个名字。

她伸出手，拿起手机，按了接听，放到耳边。她没有说话，只是听着那边。

“喂？琳琳？”林薇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带着一点嘈杂的背景音，“能听见吗？喂？”

“能听见。”她说。声音有点哑，清了清嗓子，又说了一遍，“能听见。”

“哎呀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打错了呢！”林薇的声音一下子扬起来，带着笑，“琳琳你还好吗？好久没见你了，姐妹们都想你了！今天平安夜，我们几个在钱柜唱歌呢，特别热闹，就缺你了！你什么时候出来聚聚啊？”

电话那头很吵，有人在笑，有女人扯着嗓子唱歌，跑调跑得厉害，还有人在喊“林薇你过来喝酒”，还有玻璃杯碰撞的声音，还有音乐声，还有别的什么声音混在一起，乱糟糟的。但就在那片嘈杂里，她清清楚楚地听见了一种声音——高跟鞋跑来跑去的声音，嗒嗒嗒，嗒嗒嗒，急促而清脆，像很多年前她自己穿着高跟鞋在后台跑来跑去时发出的那种声音。

她没有说话。

“琳琳？”林薇的声音又传过来，“你在听吗？”

“在听。”她说。

“那你说嘛，什么时候出来？大家都特想你！前两天李莉还说，琳琳要是在就好了，咱们就能凑一桌麻将了！还有啊，你知不知道，王姐那个单子拿下来了，特别大的一个品牌，明年三月份的车展，她正找人呢，我就想起你来了，你要不要……”

“再说吧。”她打断了她。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然后林薇的声音低下来一点，不像刚才那么扬着了，“琳琳，你是不是……还不太方便？”

她没有说话。

“没事没事，不方便就再等等，什么时候方便了告诉我们一声就行。”林薇的语气变得小心翼翼起来，“那个……我们都惦记着你呢，真的。你要是有什么事，就给我们打电话，别一个人扛着。”

“嗯。”她说。

“那你好好休息，我挂了？”

“嗯。”

“平安夜快乐啊琳琳。”

她张了张嘴，想说你也快乐，但没说出来。那边已经挂了。

她把手机从耳边拿下来，看着屏幕上的通话记录，看了几秒，然后把手机放回茶几上。放下去的时候手有点抖，手机在茶几上滑了一下，差点掉下去。她没去管，只是把手收回来，重新放在膝盖上，看着窗外那些灯火通明的楼，看着远处那条流动的光带。

那些声音还在脑子里转。有人在笑。有人在唱歌。有高跟鞋嗒嗒嗒跑来跑去的声音。那些声音那么近，近得好像就在耳边，近得好像她一回头就能看见那些穿着漂亮裙子、踩着高跟鞋、化着精致妆容的女人们，看见她们笑，看见她们闹，看见她们在灯光下跑来跑去。

她没有回头。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那两只搭在脚踏板上的脚。它们被绷带缠得严严实实的，左足那截长一些的残端微微歪向一边，右足那个孤零零的脚跟就那么待着，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抓不住。她盯着它们看了很久，很久，久到窗外的那些灯光开始在她眼睛里模糊起来，变成一团一团的光晕，看不清楚。

她不知道自己看了多久。也许五分钟，也许十分钟，也许更长。她只知道当她终于移开目光的时候，眼睛有点酸，酸得发疼。她眨了眨眼，抬起头，又看着窗外那些灯光。

门口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

她没有回头，还是看着窗外。她听见门开了，听见弟弟换鞋的声音，听见塑料袋窸窸窣窣的声音，听见脚步声走近，然后在她身后停下来。她还是没有回头。

“姐。”弟弟的声音从后面传来。

“嗯。”

“你看我买了什么。”

她回过头。弟弟站在她面前，手里拎着一个白色的纸盒，上面印着红色的字和一个圣诞老人的图案。他把纸盒放在茶几上，打开盖子，里面是一个蛋糕，不大，圆圆的，上面铺着一层奶油，奶油上摆着几颗草莓，还有一块巧克力做的小牌子，上面用白色的糖霜写着Merry Christmas。

“今天平安夜嘛，”弟弟说，“我就想着买一个回来，咱俩一起吃。”

她看着那个蛋糕，看着那些红红的草莓，看着那块巧克力牌子上的字，没说话。

弟弟去厨房拿了两个盘子，两把叉子，放在茶几上。他把蛋糕切成两块，一块大的，一块小的，把大的那块放到她面前的盘子里，小的那块留给自己。然后他坐下来，拿起叉子，看着她。

“姐，吃吧。”

她拿起叉子，叉了一小块蛋糕，放进嘴里。奶油很甜，蛋糕很软，草莓有点酸。她嚼着，咽下去，又叉了一小块，又放进嘴里。弟弟也在吃，两个人就这么默默地吃着，谁也不说话。

屋里很安静，只有叉子碰到盘子时发出的轻轻的叮叮声。窗外那些远远近近的声音还在，汽车喇叭声，小孩的笑闹声，偶尔传来的一两声鞭炮，还有不知道哪里飘来的音乐声，隐隐约约的，听不清是什么曲子。那些声音混在一起，变成一种嗡嗡的、模糊的背景音，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

她吃着蛋糕，脑子里却还在转那些声音。有人在笑。有人在唱歌。有高跟鞋嗒嗒嗒跑来跑去。那些声音和现在这安静的屋子，和窗外那些模糊的背景音，和她嘴里这甜甜的奶油，混在一起，搅成一团，让她有点想吐。

她放下叉子。

弟弟抬起头看她。她也看他，张开嘴想说点什么，比如说蛋糕挺好吃的，比如说谢谢你，比如说今天是平安夜你也快乐。但她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喉咙里像堵了什么东西，一个字也挤不出来。

弟弟也没说话，就那么看着她。他看着她的眼睛，看着她眼睛里那点反光，看着她嘴角那点没擦干净的奶油。然后他低下头，继续吃自己盘子里的蛋糕，吃得很慢，一小口一小口的。

她又拿起叉子，继续吃。

两个人就这么默默地吃完了一整个蛋糕。盘子里空了，只剩下一点奶油渍。弟弟把盘子收起来，拿到厨房去洗。她坐在窗前，听着厨房里水龙头流水的声音，听着盘子放进碗架的声音，听着弟弟走回来的脚步声。

弟弟走回来，在她旁边的沙发上坐下。两个人就那么坐着，看着窗外那些灯火通明的楼，看着远处那条流动的光带。谁也没说话，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过了很久，也许是十分钟，也许是二十分钟，弟弟轻轻开口了。他说姐，明年就好了。

她没说话。

他又说，明年咱们也能过平安夜，和今年不一样。

她还是没说话，只是看着窗外那些灯光。那些灯光密密麻麻的，一扇窗一扇窗亮着，有的白，有的黄，有的透过窗帘映出朦朦胧胧的光晕。每一盏灯后面都是一个家，都是有人在过平安夜，有人笑，有人闹，有人唱歌，有人喝酒，有人穿着高跟鞋嗒嗒嗒跑来跑去。那些都是她以前的生活，以前的世界。现在那些灯光还在，那个世界还在，只是她再也回不去了。

她不知道自己在那里坐了多久。她只知道后来弟弟去睡了，轻轻说了句姐你也早点睡。她嗯了一声，没有动。她继续坐在窗前，看着窗外那些灯光一盏一盏灭掉，看着那些亮着的窗户一点一点变少，看着远处那条光带慢慢变得稀疏，看着夜越来越深，越来越静。

最后，整栋楼都黑了，只剩下远处还有几盏灯亮着，孤零零的，像几个不肯睡觉的人。她低头看了看自己那两只脚，那两只被绷带缠得严严实实的残足，它们安静地搭在脚踏板上，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抓不住。她又抬起头，看着窗外那片黑沉沉的夜空，没有星星，没有月亮，什么也没有。

她不知道自己心里是什么感觉。难过？好像也不是。愤怒？好像也不是。绝望？也许有一点，但不是全部。那是一种说不清的、混混沌沌的感觉，像是有什么东西压在胸口，沉甸甸的，又像是胸口空空的，什么也没有。她就那么坐着，一直到眼皮发沉，一直到脑袋一点一点往下垂，一直到在轮椅上迷迷糊糊睡过去。

醒来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窗外那些楼又亮起零零星星的灯光，有人在准备早饭，有人开始新的一天。她坐在窗前，身上盖着一条毯子，不知道是弟弟什么时候给她盖上的。她把毯子往上拉了拉，裹紧自己，继续看着窗外那些蒙蒙亮的、灰白色的天。

昨天晚上的那些声音还在脑子里转，但已经不那么清晰了，像隔了一层雾，模模糊糊的，听不真切。她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也许是圣诞节，也许还是平安夜，她记不清了。她只知道窗外的天又亮了，又一天开始了，她还坐在这里，哪里也去不了。

devil

5 取模的痛苦
一月七号那天上午，黄琳又被弟弟推着去了康复中心。天还是灰蒙蒙的，冷风一阵一阵地吹，她把羽绒服的帽子扣在头上，低着头，用手遮着脸，不让任何人看见自己的眼睛。一路上她还是那样僵直地坐着，盯着前面座椅的靠背，一句话也不说。弟弟也没说话，只是偶尔看她一眼，然后继续看着窗外。

进了康复中心，穿过那条长长的走廊，又来到那扇贴着“假肢矫形器室”牌子的门前。弟弟推开门，那股熟悉的塑料和硅胶的气味又扑面而来，比上次更浓了一些，也许是心理作用，也许是屋子里的暖气开得更足了。小周正站在那张工作台旁边，手里拿着一把尺子，看见他们进来，放下手里的东西，走过来。

“黄小姐，今天我们来取模。”他的语气还是那样平静，没有任何起伏，“你先躺到那张床上去，把袜子脱了，把绷带拆开。”

弟弟把她扶到那张躺椅上，帮她脱掉外套，然后退到墙边的椅子上坐下。她一个人坐在躺椅边缘，低着头看着自己那两只穿着袜子、缠着绷带的脚。她伸出手，开始解右脚的绷带。手指有点抖，解了好几下才解开那个结。绷带一圈一圈绕下来，那截孤零零的脚跟露出来，皮肤白得发青，疤痕像一条粗大的蜈蚣趴在上面。她又开始解左脚的绷带，动作更慢，手指抖得更厉害。绷带全部拆掉以后，两只残足完全裸露在空气里，在屋里惨白的灯光下，那些植皮的疤痕，那些不匀的肤色，那些畸形的轮廓，全都清清楚楚地呈现在眼前。

她看着它们，看了几秒，然后移开目光，看着天花板。

小周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个塑料盆，里面盛着温水，还有几块毛巾。他把盆放在躺椅旁边，蹲下来，说先清洗一下，这样石膏粘得牢一些。他用毛巾蘸了温水，轻轻擦拭她的残足，左足，右足，每一寸皮肤都擦到。水是温的，毛巾是软的，擦在皮肤上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但她还是全身绷紧着，两只手攥成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里。

清洗完，小周站起来，走到工作台那边去准备东西。她侧过头，看见他正在往一个碗里倒白色的粉末，然后加水，搅拌，搅成一种稠稠的糊状。旁边还放着几卷白色的绷带，一卷一卷的，看起来和普通的医用绷带没什么两样，但仔细看能看出来，那绷带的质地更粗糙一些，表面有一层细小的颗粒。

小周端着那个碗，拿着那几卷绷带走过来。他把东西放在旁边的小推车上，然后对她说是先做左足，还是先做右足？她随便说了一个，左足。他点点头，拿起一卷绷带，浸进那个碗里，让那些白色的糊状物浸透绷带，然后拿出来，稍微挤了挤，开始往她的左足残端上缠绕。

绷带是湿的，凉的，裹在皮肤上那种湿冷的感觉让她全身一激灵。她咬着牙，看着那白色的绷带一圈一圈缠上来，从脚踝开始，一直缠到残端的最末端，每一圈都压着上一圈的一半，缠得紧紧的，绷得她皮肤发紧。小周的手很稳，很轻，但那种紧绷感还是越来越强，越来越明显，像有什么东西在慢慢勒紧她的残肢。

缠完一层，他又浸了一卷，继续缠。第二层，第三层，每一层都比上一层更紧，更压迫。她感觉自己的残肢被那些湿冷的绷带一层一层包裹起来，越来越厚，越来越重，越来越紧，像是被什么东西一点一点吞噬掉。那种压迫感从皮肤表面一直往里渗透，压到肌肉，压到骨头，压到她说不清的什么地方。

她盯着天花板，大口喘着气。

“坚持一下，”小周的声音从旁边传来，“石膏凝固需要时间，大概十几分钟。这期间你不能动，一动就变形了，就得重来。”

她点点头，咬着牙，继续盯着天花板。

时间过得很慢。那种紧绷感越来越强，越来越难以忍受，像是有人用一根绳子死死勒住她的残肢，越勒越紧，越勒越疼。不只是疼，还有一种说不清的压迫感，闷闷的，胀胀的，像是有什么东西要从里面爆出来，又被那些绷带死死压住，压得透不过气。她能感觉到石膏在慢慢变硬，那些湿冷的绷带开始发热，那是石膏凝固时释放的热量，一点一点从皮肤表面往里面渗透，一开始是温的，然后变成热的，最后变成烫的，烫得她想尖叫。

但她叫不出来。她只是死死咬着牙，攥着拳头，盯着天花板上那惨白的灯光。灯光刺得她眼睛发酸，发疼，有眼泪从眼角渗出来，顺着脸颊流下去，流到耳朵里，流到躺椅的床单上。她不知道那是疼出来的眼泪，还是被灯光刺出来的眼泪，还是别的什么。她只知道那些眼泪一直流，一直流，怎么也止不住。

脑子里开始转一些画面。那些画面不是她想看的，是自己跳出来的。她看见那天晚上自己躺在血泊里，看见那双黑色的高跟鞋还挂在脚后跟上，看见那个男人站在她面前低头看着她。她看见那把斩骨刀举起来，落下去，砍进她的脚里，那种闷响在耳边一遍一遍地响。她看见自己的脚被砍下来，被装进那个LV的袋子里，被带走。那些画面一帧一帧地闪过，快得她来不及闭眼，来不及躲开。

她的身体开始发抖。

不是冷的那种抖，是从里面往外的那种抖，控制不住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身体里剧烈地颤动，带动四肢，带动全身，带动每一块肌肉都在抖。躺椅在她身下轻微地晃动，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小周的手按在她的腿上，说放松，别动，马上就凝固了。但她控制不住，她越是想让自己不动，抖得越厉害，越是想让自己放松，绷得越紧。

那些画面还在转。血，刀，脚，鞋，袋子，那个男人的脸。那些画面和腿上那种紧绷的、压迫的、发烫的感觉混在一起，搅成一团，让她分不清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她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是在康复中心，还是在那天晚上的客厅里。她不知道自己腿上缠的是石膏绷带，还是别的什么。她不知道那个站在旁边的人是叫小周，还是叫别的什么名字。

“黄小姐。”一个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她没反应。

“黄小姐。”那个声音又响起来，近了一点。

她猛地回过神，看见小周正站在她面前，低头看着她。他的脸离她很近，眼睛里的光很平静，没有任何多余的情绪。他说石膏已经凝固了，现在要把它切开取下来。你忍一下，可能会有点震动感，但不会疼。

她点点头，说不出话来。

小周拿起一把小锯子，开始切那个石膏壳。锯子发出尖锐的滋滋声，震动从石膏壳传到她的残肢上，那种震动感很奇怪，麻麻的，酥酥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皮肤表面爬。她盯着天花板，攥着拳头，咬着牙，等着那滋滋声结束。

终于，石膏壳被切开了。小周轻轻把它掰开，她的残肢从那白色的壳子里露出来，皮肤被闷得发红，上面印着一道一道的纹路，是石膏绷带留下的痕迹。那些痕迹密密麻麻的，像一张网，把她的残肢整个罩在里面。她看着那些红印子，看了几秒，然后移开目光，看着小周手里的那个石膏壳。

那是一个空壳子。白色的，硬的，凉的，里面空空的，什么也没有。但那空壳子的形状，就是她左足残端的形状——那截长一些的残肢，那断端的轮廓，那疤痕的位置，那脚踝的弧度，全都被那空壳子一模一样地复制下来，印在那白色的石膏里面。她看着那个空壳子，看着那熟悉的形状，看了很久很久。

小周把那个石膏壳放在旁边，又开始处理右足。同样的过程，湿冷的绷带，紧绷的压迫，发烫的热量，漫长的等待，滋滋的锯声。但这一次她好像麻木了一些，没有那么抖了，那些画面也没有再跳出来。她只是盯着天花板，盯着那惨白的灯光，等着它结束。

右足的石膏壳也取下来了。更小，更短，只是一个孤零零的脚跟的形状，像一只被截断的残肢的化石。小周把两个石膏壳并排放在旁边的小推车上，然后拿起一个本子，开始记录什么。她侧过头，看着那两个白色的空壳子，就那么并排放在那里，在灯光下泛着冷冷的光。

她看了很久，然后开口问了一句话。声音很轻，有点哑，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

“这东西，以后就是我要穿的东西了？”

小周停下笔，抬起头看着她。他的眼睛还是那样平静，没有什么表情，但他看了她几秒，没有立刻回答。然后他把笔放下，走到她面前，蹲下来，平视着她。

“这是你的接受腔，”他说，语气依旧平静，没有任何起伏，“它会根据你的残肢形状定制，让假肢更贴合。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双专门为你做的鞋，只不过这双鞋要穿一辈子。”

她听着他的话，看着他的眼睛，没有点头，没有摇头，没有回应。她只是又把目光移开，移向旁边那两只白色的空壳子，看着它们在灯光下泛着冷冷的光。她盯着那些空壳子，盯着那上面印着的她残肢的形状，盯着那里面空空的、什么也没有的空间。那空壳子那么像她的脚，却又那么不像。那是她的形状，那是她残肢的形状，那是她以后要穿一辈子的东西的形状。但那里面什么也没有，空的，凉的，死的，像一口小小的棺材。

她的眼眶开始发酸，发红，有东西在里面打转。她拼命忍住，不让它流出来。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想哭，是因为疼，还是因为累，还是因为别的什么。也许是因为那个空壳子太像她的脚了，又太不像了。也许是因为她知道从今往后，她的脚就是这种空壳子的形状了。也许是因为她知道，这空壳子她要穿一辈子，一辈子那么长，长到她不敢去想。

她没有哭出来。只是盯着那两个空壳子，盯了很久很久，久到小周把东西收好，久到弟弟走过来站在她旁边，久到小周说可以了，今天就到这里，下次来试假肢。

弟弟把她扶起来，移到轮椅上。她坐稳了，两只手交叠着放在膝盖上，低着头，看着自己那两只被闷得发红的残足，上面还印着那些密密麻麻的纹路。小周走过来，拿着两卷新绷带，蹲下来，开始重新给她缠绷带。一圈一圈，左足，右足，缠得紧紧的，把那些红印子全部盖住。缠完，他站起来，说回家注意休息，下次见。

她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很短，不到一秒，她就把目光移开了。但她看见了那张脸，还是那样平静，没有表情，眼睛里的光还是那样稳定。她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做到一直这么平静的。她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像他那样平静。

弟弟推着她往外走。穿过那条长长的走廊，经过那些开着门的房间，经过那些躺着坐着站着走着的人，经过那些金属器械的反光和消毒水的味道。她低着头，看着自己膝盖上那两只手，看着轮椅的两个轮子在地上滚过，看着地板上一道一道的防滑纹路。她脑子里还在转那两个白色的空壳子，并排放在那里的样子，在灯光下泛着冷冷的光的样子，还有小周说的那句话——一双专门为你做的鞋，只不过这双鞋要穿一辈子。

一辈子。

她不知道自己这辈子还有多长。她只知道从今往后，她的脚就是那两个空壳子的形状了。

devil

6 第一次试穿
一月二十号那天，黄琳又被弟弟推着去了康复中心。路上她坐在出租车后座，看着窗外那些灰蒙蒙的景物往后退，脑子里什么也没想，只是一片空白。弟弟在旁边说了句什么，她没听清，也没问。车在康复中心门口停下来，她下车，坐上轮椅，被推进那扇自动门，穿过那条长长的走廊，又来到那扇贴着“假肢矫形器室”牌子的门前。

推开门，那股熟悉的塑料和硅胶的气味涌过来。屋子里还是那样，墙上挂着各种假肢，架子上摆着那些石膏模型，工作台上摊着材料和图纸。但这一次，她看见工作台旁边立着两根东西，那两根东西她认得，是假肢，是她的假肢。

小周站在工作台旁边，看见他们进来，点点头，说来了。然后他走过去，把那两根东西拿起来，走过来放在她面前。她坐在轮椅上，低头看着它们，看了很久。

左足的那只看起来像一只袜子，但不是普通的袜子，是一种肉色的、厚厚的、硅胶质地的套子，套子的形状是一只脚的样子，有脚背，有脚心，有五根脚趾的形状，但那些脚趾只是形状，不会动，是死的，硬硬的，里面是空的，只有一个洞，那洞的形状和她左足残端的形状一样。右足的那只不一样，是一个硬质的套子，也是肉色的，但比左足那个厚得多，也硬得多，从下面看是一个完整的脚的样子，有脚板，有脚趾，但从上面看，是一个深深的凹槽，凹槽的形状要包住她整个脚后跟和小腿下半部分，一直延伸到脚踝上面十几厘米的地方。

她就那么盯着它们，盯了很久。小周也没催她，就站在旁边等着。弟弟也站着，没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她抬起头，看着小周。小周说先试左足的吧，那个好穿一些。他蹲下来，拿起那只肉色的硅胶套，把那个洞撑开，对她说把脚放进来。她低下头，看着自己那截左足残端，包裹在绷带里，什么也看不见。她伸手去解绷带，手指又抖起来，解了好几下才解开。绷带一圈一圈绕下来，左足残端露出来，那截长一些的残肢，皮肤上还有上次石膏留下的淡淡的印子，那些疤痕还是那样触目惊心。

她把残端抬起来，对准那个洞，一点一点往里塞。

刚碰到洞口的时候，只是有点凉，硅胶那种特有的凉凉的、滑滑的感觉。但往里塞进去一点点，那种感觉就变了。硅胶内壁紧紧贴着她的皮肤，从残端的最末端开始，一点一点往上包裹，每推进一厘米，那种压迫感就强一分。那种压迫不是均匀的，有的地方紧，有的地方松，紧的地方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勒住，松的地方又让她觉得空空的，不踏实。最奇怪的是残端最末端那个位置，就是那圈疤痕所在的地方，那里的神经末梢特别敏感，硅胶一碰到那里，就传来一种说不清的信号，不是疼，不是痒，是一种让她全身发麻的、电流一样的感觉，从残端一直蹿到腰，蹿到后背，蹿到后脑勺。

她的脸一下子白了。

她咬着嘴唇，继续往里塞。那种压迫感越来越强，那种奇怪的信号越来越密，她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她不知道自己塞了多久，也许只有几秒钟，也许有半分钟，她只觉得那短短的一段距离变得无比漫长。终于，残端全部塞进去了，整个左足被那肉色的硅胶套完全包裹起来，从脚踝往下，一直到那五根假脚趾的位置，都被那层厚厚的、紧紧的、凉凉的东西裹住。

她喘着气，低头看着那只被硅胶套包裹起来的脚。它看起来像一只真的脚了，有脚背，有脚心，有五根脚趾，形状和真的脚差不多。但那种感觉完全不是真的脚。那层硅胶贴着她的皮肤，紧紧地贴，像是长在上面了，但又完全不是她的一部分。她能感觉到它的存在，每一寸压迫，每一丝紧勒，每一个微小的不平整，都能感觉到。但它不是她的。它只是套在她残端上的一个壳子，一个紧紧的、凉凉的、让她浑身发麻的壳子。

小周说，好，现在试右足。她看着右足那只假肢，那个硬质的套子，小腿那么高，要包住她整个脚后跟和小腿下半部分。她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感觉。

小周蹲下来，先把她右足的绷带拆掉，那截孤零零的脚跟露出来。然后他把那只假肢拿过来，把套子的口撑开，对她说是先把脚后跟放进去，然后慢慢往下坐，让小腿进到套子里。她照做了。脚跟先碰到套子底部，那种硬硬的、冰冷的触感让她浑身一紧。然后她一点一点往下坐，套子的内壁一点一点包住她的脚跟，包住她的脚踝，包住她的小腿下半部分。那种感觉和左足完全不一样，不是紧勒，是硬邦邦的压迫，是整个下半部分被一个硬壳子死死箍住的感觉。那硬壳子不给她任何活动的余地，把她的脚跟、脚踝、小腿全都固定在一个位置，动不了，转不了，什么也做不了。

两只假肢都穿上了。她坐在躺椅边缘，低着头看着它们。左足那只肉色的硅胶套，右足那只肉色的硬壳子，下面都是脚板的形状，五根假脚趾并排着，不会动，不会蜷缩，就那么僵僵地伸着。它们看起来像是脚，但又不像，太假了，太死了，那种肉色太均匀了，那种形状太标准了，一看就知道是假的，是塑料的，是硅胶的，是人造出来的东西。

小周站起来，说站起来试试。他指了指屋子中间那两根平行的金属杠子，说扶着那个，慢慢站起来，把重心移过去。

她看着那两根杠子，看着自己那两只穿着假肢的脚，没有动。

小周又说了一遍，站起来试试。

她咬着嘴唇，用手撑着躺椅的边缘，一点一点站起来。刚离开躺椅的那一瞬间，左足那只假肢一接触到地面，那种感觉就来了——残端与接受腔内壁接触的那个点，就是残端最末端那个最敏感的位置，狠狠压向地面，压向那只假肢的底部，那压力从那个点传上来，不是均匀的，不是分散的，就是死死地集中在那一个点上，像一根针扎在那里，又像一块石头压在那里。那种疼痛不是尖锐的，是钝钝的，闷闷的，但疼得她眼前发黑。

她咬着牙，试着把重心再往左足那边移一点点。那一点点的重量移过去，那个点的压力就更大，那种钝钝的疼就变成尖锐的疼，像有什么东西从里面往外刺，刺穿皮肤，刺穿疤痕，刺穿那层硅胶，一直刺到骨头上。

她的腿一软，整个人往旁边倒下去。

弟弟一把抱住她，把她扶住，没让她摔在地上。她靠在弟弟身上，大口喘着气，浑身发抖，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全是汗，头发被汗浸湿了，贴在额头上，贴在脸颊上。她看着自己那两只穿着假肢的脚，看着它们站在地上，站在那两根假肢的底部，那五根假脚趾并排着，什么也做不了。

那一瞬间，她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这不是我的脚。这永远不可能是我的脚。

这东西不是来帮我的。这东西是来惩罚我的。它在提醒我失去了什么，每一天，每一步，都在提醒我。穿上它，我就能走路了？穿上它，我就能站起来了？穿上它，我就变成正常人了？不，穿上它，我只是更清楚地知道我不正常了。穿上它，我就更清楚地记得我失去的那些东西——那些能弯曲的脚趾，那些能感受地面温度的脚心，那些能支撑我站一整天的脚踝，那些真正属于我的脚。

她靠在弟弟身上，喘着气，看着那两只假肢。那两只假肢也看着她，那五根假脚趾就那么僵僵地伸着，不会动，不会蜷缩，什么也不会。

小周走过来，蹲下来，看了看她的脚，又抬起头看着她。他的眼睛还是那样平静，没有什么表情。他说第一次都是这样的，慢慢适应就好了。今天先到这里，你把假肢脱下来，我们看看皮肤有没有压红。

她没说话，只是点点头。

弟弟把她扶回躺椅上。她坐在那里，低着头，看着自己那两只穿着假肢的脚。过了好一会儿，她才伸出手，开始脱右足那只硬壳子。硬壳子很难脱，卡得很紧，她拔了好几下才拔出来。那只孤零零的脚跟露出来，皮肤被压得发红，红得发紫，那一圈一圈的痕迹清清楚楚地印在皮肤上。然后是左足那只硅胶套，也是费了好大劲才脱下来，残端的皮肤上也是红红的，尤其是最末端那圈疤痕的位置，红得厉害，像是要破皮了。

小周仔细看了看那些红印子，用手指轻轻按了按，问她疼不疼。她说疼。他又按了按别处，问这里呢？她说有点。他点点头，说皮肤还需要适应，今天先这样，下次来再试，可能要做一些调整。

她听着，点点头，没说话。弟弟走过来，拿起绷带，开始重新给她缠。他蹲在那里，一圈一圈缠得很慢，很仔细，把那些红印子全部盖住。她低着头看着他的手，看着他那双年轻的手在她那两只丑陋的残足上移动着，什么话也没说。

缠完绷带，套上袜子，穿上鞋——那双宽大的、丑丑的运动鞋。弟弟帮她穿的时候，她看着那双鞋，又想起鞋柜里那三十七双高跟鞋，想起那双银色的细跟凉鞋，想起那天晚上穿着它回家，再也没有脱下来。

小周送他们到门口，说下次来之前先打电话，约个时间。弟弟说好，谢谢周老师。她没说话，只是坐在轮椅上，低着头，看着自己那两只穿着运动鞋的脚。

轮椅被推出那扇门，穿过走廊，经过那些开着门的房间，经过那些躺着坐着站着走着的人，经过那些金属器械的反光和消毒水的味道。她还是低着头，看着自己膝盖上那两只手，看着轮椅的两个轮子在地上滚过，看着地板上一道一道的防滑纹路。

她脑子里还在转那句话——这不是我的脚，这永远不可能是我的脚。

她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不知道要适应多久才能不疼。不知道要练多久才能走路。不知道穿着那两只假肢走起路来是什么样子，会不会被人看出来，会不会被人盯着看，会不会有人指着她说你看那个人走路好奇怪。她什么都不知道。

她只知道那两只假肢就放在那间屋子里，等着她下次来再穿上，再疼，再出汗，再发抖。

devil

7 身体的排斥
接下来的两周，黄琳每隔两三天就要去一次康复中心。每次都是弟弟陪着，每次都是那间充满塑料和硅胶气味的屋子，每次都是小周那张平静的脸，每次都是那两只假肢，左足那只肉色的硅胶套，右足那只硬质的接受腔。每次穿上它们，每次站起来，每次扶着那两根平行杠一点一点挪动，每次都是钻心的疼，每次都是一身冷汗，每次都是咬着牙硬撑。

但最折磨人的，不是试戴时的那几十分钟，而是试戴之后。

第一次试戴完回家，晚上她脱下绷带，发现左足残端的皮肤上起了很多小红点，密密麻麻的，像一片细小的疹子。那些红点不碰的时候只是隐隐发痒，一碰就痒得钻心，痒得她忍不住想去抓。她用手轻轻挠了一下，痒暂时止住了，但换来的是疼，皮肤被抓破的那种刺疼。她看着那一片被抓破的皮肤，看着那些细小的血珠渗出来，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感觉。

第二天，那片疹子更严重了，红肿的面积扩大，痒得更厉害。她坐在轮椅上，忍不住把残足抬起来看，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红点，看着那些被抓破的痕迹，看着那层被汗水闷得发白的皮肤。弟弟给她换药的时候，看见那些疹子，愣了一下，问她怎么弄的。她说是湿疹，穿那个硅胶套闷出来的。弟弟没说话，只是更小心地给她涂药膏，涂完又用电吹风吹干，再缠上绷带。吹风的时候，那温热的风吹在皮肤上，痒得她全身发紧，想伸手去抓，被弟弟按住了。他说姐，不能抓，抓破了更麻烦。她咬着牙，忍着那股钻心的痒，指甲掐进掌心里。

第三次试戴完，右足也开始出问题。右足的接受腔是硬质的，边缘卡在小腿下半部分那个位置，每次走路，那个边缘就会反复摩擦皮肤，压出深深的红印子。一开始只是红，后来变成紫，再后来，那个位置开始破皮，露出里面嫩红的肉，渗出淡黄色的组织液。走路的时候，每踩一步，那个破皮的位置就被压一下，像踩在刀尖上一样疼。她试着把重心多往左足移，但左足也有自己的问题，那些湿疹还在，痒还在，疼也在。两只脚，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

最折磨人的，是那股味道。

硅胶套不透气，残肢闷在里面一两个小时，全是汗。汗闷在硅胶和皮肤之间的缝隙里，出不来，就在里面发酵，滋生细菌，变成一种说不清的气味。每次脱下假肢，那股味道就扑面而来，酸酸的，腥腥的，还有药膏和消毒水的味道混在里面，复杂得让人作呕。

她想起自己以前就是汗脚。那时候穿着高跟鞋站一天，晚上回家脱下鞋，那股酸臭的味道连自己都皱眉。但那是正常的，是活人的脚该有的味道，洗洗就好了，洗完了，脚还是干净的，还是香的。可现在不一样。现在这股味道是从残肢和硅胶套的缝隙里闷出来的，是从那些疤痕和植皮的褶皱里渗出来的，是闷了一整天的汗、皮屑、药膏、消毒水混在一起发酵出来的。那股味道洗不掉，无论她洗多少次，用多少沐浴露，那股味道就像长在皮肤里一样，怎么洗都还有一点残留。

她开始厌恶自己。

不是厌恶自己的遭遇，不是厌恶自己的命运，是厌恶这具身体，这具残缺的、丑陋的、散发着异味的身体。她厌恶每一次脱下假肢时扑面而来的那股味道，厌恶看着镜子里那两只被闷得发白、长满疹子、破皮流水的残足，厌恶弟弟每天蹲在那里给她换药、涂药膏、缠绷带时那股沉默的忍耐。她知道弟弟不会说什么，她知道弟弟不会嫌弃她，但她自己嫌弃自己，嫌弃得想吐。

那是在第二周的最后一次试戴之后。

那天她在平行杠里走了十几步，比之前多走了几步。每一步都疼，每一步都想停下来，但她咬着牙走完了。走完以后，小周让她坐下，把假肢脱下来检查皮肤。左足那片湿疹更严重了，红得发紫，有些地方已经被她抓破，结着薄薄的血痂。右足那个破皮的位置不仅没好转，还扩大了一点，周围一圈都是被压迫的紫红色。小周看着她那些伤，眉头微微皱了皱，但没说什么，只是从旁边的柜子里拿出新的药膏，给她涂上。

涂药的时候，那股味道又飘出来了。那股酸酸的、腥腥的、混着药膏和消毒水的味道，从她那两只残足上散发出来，在屋子里弥漫开。她自己闻得到，她不知道小周闻不闻得到，她不敢看他的脸，只是低着头，盯着自己那两只丑陋的残足。

小周涂完药，站起来，说这两天先别试了，让皮肤缓一缓，过几天再看看。

她低着头，没说话。弟弟在旁边说好的，谢谢周老师。

然后小周转过身，去工作台那边拿什么东西。就在他转身的那一瞬间，她突然开口了。声音很大，大得连她自己都吓了一跳。

“这是什么破东西！”

小周停下来，回过头看着她。

她坐在那里，浑身发抖，脸上的表情扭曲着，眼眶发红，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指着地上那两只假肢，那两只肉色的、安静的、什么也不知道的假肢，声音尖得刺耳。

“又疼又痒！还发臭！我为什么要受这个罪！我为什么非要穿这个破东西！”

她喊出来之后，整个人都在抖，两只手死死攥着躺椅的边缘，指甲掐进那层人造革里。眼泪终于流下来，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她腿上，滴在躺椅上，一滴一滴的。

小周看着她，没有说话。他就那么站着，脸上还是那副平静的表情，眼睛里的光还是那样稳定，没有惊讶，没有生气，没有同情，什么也没有。

屋里安静了几秒钟。只有空调的嗡嗡声，和她的喘气声。

然后小周走过来，在她面前蹲下，平视着她。他的声音很轻，很稳，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因为你想站起来。因为你想走路。”

她愣住了，看着他。

“如果你不想，我们可以停下来。”

他的眼睛就那样看着她，没有催促，没有安慰，只是看着她，等着她。

她就那么看着他，看着他那张平静的脸，看着他那双稳定的眼睛，看着他说完那句话之后微微抿着的嘴唇。她的眼泪还在流，但那股冲上头的火气慢慢熄下去了，像被什么东西浇灭了一样。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什么也说不出来。

最后，她低下头，看着自己那两只被涂满药膏的残足，看着那些红肿的疹子，那些破皮的地方，那些丑陋的疤痕。她听见自己的声音，轻轻的，哑哑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

“对不起。”

小周没说话。只是站起来，走到工作台那边，继续做自己的事。

弟弟走过来，蹲在她旁边，握住她的一只手。那只手凉凉的，在他手心里微微发抖。他没说话，就那么握着。

她坐在那里，低着头，眼泪还在流，但已经没有声音了。她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也许一分钟，也许五分钟。她只知道当她抬起头的时候，小周已经不在了，屋子里只剩下她和弟弟，还有地上那两只安静地躺着的假肢。

弟弟帮她重新缠好绷带，套上袜子，穿上那双宽大的运动鞋。然后扶她坐上轮椅，推着她往外走。穿过那条长长的走廊，经过那些开着门的房间，经过那些躺着坐着站着走着的人，经过那些金属器械的反光和消毒水的味道。她还是低着头，看着自己膝盖上那两只手，看着轮椅的两个轮子在地上滚过，看着地板上一道一道的防滑纹路。

她脑子里还在转那句话——因为你想站起来。因为你想走路。

她想站起来吗？她想走路吗？

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不想一辈子坐在轮椅上。她只知道她不想一直这样，什么都做不了，哪里也去不了。她只知道她不想让弟弟一辈子这样照顾她，推着她，陪着她。

可她又真的想穿那两只破东西吗？想继续忍受那些疼，那些痒，那些臭味，那些一次一次的折磨吗？

她不知道。她什么都不知道。

她只知道自己刚才喊出来了，喊完了，然后说了对不起。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对不起，是对小周说的，还是对弟弟说的，还是对那两只假肢说的，还是对自己说的。她只知道那句话说出来之后，心里好像没有那么堵了，虽然还是难受，还是委屈，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但至少，没有那么堵了。

车开动的时候，她靠着座椅，闭着眼睛。脑子里那些画面还在转——那些红肿的疹子，那些破皮的伤口，那些洗不掉的臭味，还有小周那双稳定的眼睛，还有他那句平静的话。那些画面转着转着，慢慢模糊了，变成一片灰蒙蒙的什么，什么也看不清。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家的。只记得弟弟把她推进门，帮她脱掉外套，扶她躺到床上，给她盖好被子。然后他在床边站了一会儿，看着她。她闭着眼睛，没睁开。她听见他轻轻叹了口气，然后脚步声走远，门轻轻带上。

她睁开眼，看着天花板。窗外透进来一点光，灰白色的，照在天花板上，形成一个模糊的光斑。她就那么盯着那个光斑，盯了很久很久。直到那光斑慢慢暗下去，直到窗外的天彻底黑了，直到她在那片黑暗里迷迷糊糊睡过去。

梦里没有假肢，没有疼，没有痒，没有臭味。梦里她穿着那双银色的细跟凉鞋，站在车展的展台上，聚光灯打在身上，脚下是软软的地毯，脚趾可以自由地蜷缩，可以感受到那种微妙的压力。她低头看自己的脚，那双脚完好无损，脚趾涂着裸色的指甲油，漂亮得发光。

然后她醒了。

醒来时，窗外还是黑的。她躺在黑暗里，摸了摸自己的残足，那两只包裹着绷带的东西，什么感觉也没有。她盯着黑暗里的天花板，盯了很久，然后闭上眼睛，继续睡。

devil

8 春节的鞭炮声
一月二十五号那天，是除夕。

早上醒来的时候，黄琳就听见窗外远远地传来零星的鞭炮声，噼噼（违规用词，请立即整改，禁止带有成人内容）的，断断续续，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试探着什么。她躺在床上听了一会儿，那些声音时近时远，时有时无，搅在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天光里，让人分不清是白天还是晚上。

弟弟已经起来了。她听见厨房里传来切菜的声音，一下一下的，很规律，还有水龙头流水的声音，还有锅碗碰撞时发出的轻轻的叮当声。那些声音和远处的鞭炮声混在一起，听起来有点奇怪，像是在同一个空间里同时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世界。

她撑着坐起来，移到轮椅上，摇着轮椅出了卧室。经过厨房门口的时候，她往里看了一眼。弟弟正站在案板前切菜，围裙系在腰上，袖子撸到手肘，案板上堆着各种东西，鱼，肉，青菜，还有几样她叫不出名字的。他切得很认真，低着头，刀起刀落，每一刀都切得稳稳的。灶台上已经炖着什么东西，咕嘟咕嘟冒着热气，香味飘出来，是她以前爱吃的红烧肉的味道。

弟弟抬起头，看见她，说姐，醒了？先去洗漱，饭一会儿就好。她点点头，摇着轮椅去了卫生间。

洗漱完出来，她坐在客厅的窗前，看着窗外。天还是灰蒙蒙的，但比前些日子亮一些。楼下的空地上有几个小孩在放鞭炮，那种最小的鞭炮，摔在地上就响的那种，噼啪噼啪的，每响一声，那几个小孩就笑着跳着躲开，然后又跑回来继续扔。她看着他们，看着那些跑来跑去的小小的身影，看着他们脸上那种单纯的、没心没肺的笑，看了很久。

手机在茶几上响了。

她低头一看，屏幕上是舅妈的电话。她盯着那个名字，看着屏幕一闪一闪的，铃声一遍一遍地响，一直到它自己断掉。过了几秒，又响了，这次是表姐。她还是没接。又断掉。然后是另一个亲戚，又一个，再一个。她把手机翻过来，屏幕朝下扣在茶几上，那些铃声就变成闷闷的、被压住的声音，嗡嗡嗡的，像什么东西在挣扎。

她知道他们为什么打电话。拜年，问候，说新年快乐。但她也知道，如果她接了，他们会问，琳琳啊，你还好吗？你身体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回来看看？她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些问题。她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解释自己现在的样子，怎么解释自己为什么坐着轮椅，怎么解释自己的脚没了，怎么解释那些他们从别人嘴里听来的、不知道被传成什么样子的故事。

她不想解释。她也不想撒谎。所以她只能不接。

弟弟端着一盘菜从厨房出来，看见她盯着那个扣着的手机，没说话，只是把菜放在餐桌上，又回厨房去了。

一整天，她就那么坐在窗前，看着窗外那些跑来跑去的孩子，看着那些偶尔经过的大人，看着天从灰蒙蒙慢慢变成暗沉沉，看着那些零零星星的鞭炮声变得越来越密，越来越响。弟弟在厨房里进进出出，一盘一盘的菜端上桌，最后摆了满满一桌子。红烧肉，糖醋鱼，白切鸡，炒青菜，还有几个她叫不出名字的菜，冒着热气，散发着香味。

天黑了。

窗外的鞭炮声开始密集起来，噼里啪啦的，一阵接一阵，有时候近得像是就在楼下，震得窗户都轻轻发抖，有时候远一些，闷闷的，像是隔了好几栋楼。那些声音此起彼伏，没有停歇的时候，偶尔还有几声特别响的，咚——啪——，是那种能飞上天的烟花，在夜空中炸开，五颜六色的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在客厅的墙上、地上、天花板上投下忽明忽暗的影子。

电视开着，春晚正在播，主持人在台上说着什么，底下的人在鼓掌，在笑。但那些声音全被窗外的鞭炮声盖住了，断断续续的，根本听不清在说什么。她看着屏幕上那些穿红戴绿的人，看着他们笑，看着他们鼓掌，看着那些她听不见的声音在他们的脸上留下各种表情，觉得那一切都离她很远，像是在另一个世界发生的事。

弟弟把最后一道汤端上来，解开围裙，在她对面坐下。他看了看她，说姐，吃吧。她拿起筷子，夹了一小块红烧肉，放进嘴里。肉炖得很烂，很入味，甜咸适口，是她以前最爱吃的味道。她嚼着，咽下去，又夹了一筷子青菜。弟弟也在吃，两个人就这么默默地吃着，谁也不说话。

窗外那些鞭炮声还在继续，一阵一阵的，没有停的意思。电视里的春晚也还在播，那些听不清的声音和那些看得到的笑脸在屏幕上交替着。屋里很暖和，饭菜很香，弟弟就在对面，一切都很好。但她就是觉得有什么东西堵在胸口，沉甸甸的，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她放下筷子。

弟弟抬起头看她。她没说话，只是看着窗外那些时不时炸开的烟花，那些五颜六色的光在夜空中绽放，然后慢慢消散，留下一团灰白的烟雾，很快就被风吹散，什么也看不见了。

她想起去年的春节。

去年的这个时候，她穿着新买的高跟鞋去亲戚家拜年。那双鞋是红色的，细跟，漆皮，亮得能照出人影，是她为了过年专门买的。她穿着一件新大衣，化着精致的妆，踩着那双红高跟鞋走进亲戚家的时候，所有人都在看她。舅妈拉着她的手说琳琳越来越漂亮了，表姐盯着她的鞋说这鞋真好看，在哪里买的，姑父举着酒杯说琳琳现在是大明星了，以后可别忘了我们这些穷亲戚。她笑着接受所有的赞美，说哪里哪里，就是混口饭吃，说什么大明星。那时候她觉得自己是发光的，是被喜欢的，是被羡慕的。那时候她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还有他。那个男人。那天他也去了，以她男朋友的身份。他站在她旁边，得体地笑着，给长辈敬酒，陪表弟表妹聊天，所有人都夸他有礼貌，稳重，是个好对象。她看着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对的，这个人是对的，这段关系是对的，以后的日子也会是对的。

她想起那些画面，那些笑声，那些赞美，那些红色的高跟鞋。那些画面像是隔着一层很厚很厚的玻璃，模模糊糊的，看得见，摸不着。那些都是去年的事了。去年。一年前。那时候她还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那个男人的电脑里藏着什么，不知道那些照片，不知道那些偷拍，不知道那把斩骨刀，不知道那个晚上会发生什么。她只是穿着那双红高跟鞋，笑着，接受所有的赞美，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现在她坐在这里，坐在轮椅上，看着窗外那些烟花，听着那些鞭炮声，对面是弟弟，弟弟十八岁，本该和同学朋友一起出去玩，去唱歌，去喝酒，去过年轻人的除夕夜，却在这里陪着她，做了一桌子菜，默默地吃着。

手机又响了。

还是扣着的，看不见是谁。但那些闷闷的嗡嗡声一声接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外面拼命敲门。她知道那些都是亲戚朋友打来的拜年电话，她知道他们都是好意，她知道他们是真的惦记她。但她就是不想接。她不知道怎么接。她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说话，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那些善意的、却会让她更难受的问题。

她把手机拿起来，关机。屏幕黑了，那些嗡嗡声也停了。

弟弟看着她，没说话。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窗外的鞭炮声越来越密集，到了快零点的时候，简直像暴风骤雨一样，噼里啪啦响成一片，震得整个屋子都在微微颤动。电视里开始倒计时，十、九、八、七，那些数字在屏幕上跳着，主持人扯着嗓子喊，底下的人群跟着喊，但那些声音全被鞭炮盖住了，只能看见他们的嘴一张一合，看见他们脸上的激动和兴奋。

零点到了。

窗外的鞭炮声达到了高潮，那些噼里啪啦的声音几乎连成一片，变成一种持续不断的轰鸣，还有无数的烟花同时升空，在夜空中炸开，把整个窗户都照得亮堂堂的，红的、绿的、黄的、紫的，各种颜色交替着，在玻璃上投下斑驳的光影。那些光影落在她身上，落在她脸上，落在她腿上，落在她那两只搭在脚踏板上的残足上，一闪一闪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跳舞。

弟弟站起来，走到厨房，拿了两只酒杯和一瓶酒出来。他倒了两杯，一杯放在她面前，一杯自己端着。他看着她，说姐，新年快乐。

她看着那杯酒，看着里面透明的液体微微晃动着，映着窗外那些烟花的光。她伸手端起酒杯，抬起头看着弟弟，想挤出一个笑容，想说点什么，想说新年快乐，想说谢谢你，想说你辛苦了。她嘴角往上扯了扯，但那笑容刚挂上去，就僵住了。不是笑不出来，是笑到一半的时候，眼眶突然发酸，那种酸从眼睛一直蔓延到鼻子，蔓延到喉咙，整个脸都僵在那里，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她低下头，不让弟弟看见。

但弟弟看见了。他一直看着她。他看见她低下头，看见她的肩膀微微抖了一下，看见她握着酒杯的手指紧了紧。他什么都没说，只是轻轻碰了碰她的酒杯，发出一声清脆的叮，然后把杯子送到嘴边，一饮而尽。

她也喝了。那酒有点辣，顺着喉咙流下去，烧烧的，一直烧到胃里。她放下酒杯，还是低着头，盯着自己膝盖上那两只手，盯着自己那两只搭在脚踏板上的脚，那两只被绷带缠得严严实实的残足，一动不动。

窗外的鞭炮声慢慢稀疏下来，从刚才那种持续不断的轰鸣，变成零零星星的噼啪，再过一会儿，连那些零星的也没了，只剩下偶尔一两声，像是有人在远处意犹未尽地补放几个。烟花也少了，夜空中只剩下几缕残烟，慢慢飘散，融进那片黑沉沉的天空里。

弟弟收拾了碗筷，去厨房洗碗。她听见水龙头流水的声音，听见碗盘碰撞的声音，听见他在厨房里走来走去的脚步声。那些声音在安静的屋子里显得很清晰，比刚才那些鞭炮声清晰得多。

她摇着轮椅回到卧室，移到床上，躺下来。

闭上眼睛，那些画面又出来了。不是今年的，是去年的。去年的那个晚上，她穿着那双红高跟鞋，站在亲戚家的客厅里，所有人都在看她，都在夸她，都在笑。那个男人站在她旁边，手轻轻搭在她腰上，脸上带着那种得体的、温柔的笑。她低头看自己的脚，那双红高跟鞋那么亮，那么好看，脚踝那么纤细，脚趾涂着红色的指甲油，和鞋子配在一起，美得不像真的。

那些画面转着转着，变成了另一个画面。还是她低头看自己的脚，但那双脚已经不是红色的高跟鞋了，是那双银色的细跟凉鞋，就是那天晚上她穿着回家的那双。她站在展台上，聚光灯打在身上，脚底下是软软的地毯，那些银色的细带交叉着缠在脚背上，露出白皙的皮肤。她低头看着那双脚，看着那完美的弧度，看着那纤细的脚踝，看着那涂着裸色指甲油的脚趾，看着它们在灯光下微微蜷缩着，像是在享受那种被注视的感觉。

她笑了。

然后她醒了。

睁开眼，屋里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窗外偶尔传来一声鞭炮，很远，很轻，像是什么东西在很远的地方叹了口气。她躺在黑暗里，听着那一声一声遥远的鞭炮，听着自己呼吸的声音，听着心跳的声音。

她伸出手，摸了摸自己的脚。

摸到的不是脚，是绷带，一层一层缠着的绷带，下面是她那两只残足。左足那截长一些的残端，右足那个孤零零的脚跟，都被绷带裹得紧紧的，摸上去什么也感觉不出来，只有那种软软的、却又硬硬的、奇怪的手感。那些都不是脚了，只是一些残留的东西，一些被包裹起来的、什么也做不了的东西。

她的手停在残足上，停了几秒，然后慢慢收回来。

眼泪流出来了。没有声音，只是从眼角渗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淌，流到耳朵里，流到枕头上，凉凉的，痒痒的。她没有擦，就那么躺着，让那些眼泪一直流，一直流。窗外偶尔还有鞭炮声，很远，很轻，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

她没有出声。

这一次，她没有出声。

devil

9 幻肢痛的新形态
二月上旬的那几天，黄琳发现自己的幻肢痛开始变了。

不是那种灼烧的感觉，不是那种抽搐的感觉，不是那种一开始最折磨她的、像有火烧在已经不存在的脚上的那种疼。那些感觉还在，但已经不像最初那么频繁，那么剧烈了。现在出现的，是一种更奇怪的东西。

那天她在康复中心试戴假肢。左足那只硅胶套已经穿了十几分钟，那种压迫感和异物感还在，但她已经慢慢习惯了一些，至少不会再全身发抖。小周让她在平行杠里试着走几步，她就扶着那两根冰凉的金属杠子，一点一点往前挪。

走着走着，她突然愣了一下。

她感觉到自己的脚趾在动。

不是那只被硅胶套裹着的残端，是脚趾——那五个已经不存在的脚趾，在蜷缩。那种感觉太清晰了，就像它们还在一样，一点一点地蜷起来，往脚心那边收，然后又慢慢伸展，再蜷缩，再伸展。她能感觉到那五个不存在的脚趾每一次蜷缩时那种微微的用力感，能感觉到它们伸展时那种绷紧的感觉，甚至能感觉到它们和硅胶套内壁接触的那种触感——软软的，滑滑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轻轻摩擦着它们。

她停在那里，一动不动。

小周在旁边问她怎么了。她没回答，只是低着头，看着自己那只被硅胶套裹着的脚。那只脚看起来还是那样，肉色的硅胶，五根假脚趾僵硬地伸着，什么也没动。但她明明感觉到它们在动，在自己的脑子里动，在自己的感觉里动，那么真实，那么清晰，清晰得让人毛骨悚然。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抬起头，看着小周，说我的脚趾在动。

小周看着她，脸上还是那副平静的表情。他点了点头，说这是幻肢感，随着神经恢复，会越来越明显。你感觉到它们在动，这是好事，说明大脑在重新建立对身体的感知地图。

她听着他说，没说话。好事。他说这是好事。但她不觉得这是好事。她觉得可怕。她觉得自己的脑子疯了，明明脚已经没了，还在那里让它动，让它蜷缩，让它伸展，让它去感受那些根本不存在的触感。她的脑子还活着，可她的脚死了。这中间的错位，让她觉得自己像个出了故障的机器，信号还在发，但接收信号的那一头早就不存在了。

那天回家的路上，她一直没说话。坐在出租车后座，靠着座椅，闭着眼睛，但脑子里那些感觉还在转。她能感觉到自己的脚趾蜷缩着，伸展开，又蜷缩起来，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反复练习着某个动作。她知道那些感觉是假的，是脑子自己编出来的，但她控制不了，那些感觉就是在那儿，就是那么真实。

回到家以后，她坐在窗前，把假肢脱下来，盯着自己那两只赤裸的残足看了很久。左足那截长一些的残端，右足那个孤零零的脚跟，它们就那么安静地待着，什么也不会动。可她还是能感觉到那些不存在的脚趾，在自己的脑子里动来动去，一刻也不停。

那天晚上，她做了个奇怪的梦。梦里她站在浴室里，光着脚，踩在凉凉的地砖上。那种感觉太真实了，脚底能清楚地感觉到地砖的硬度，凉度，光滑度，甚至能感觉到脚心那里有一小块地砖是破的，边缘有点毛糙，硌得有点疼。她低头看自己的脚，那双脚完好无损，脚趾涂着裸色的指甲油，十个脚趾整整齐齐地排着，脚背上的血管清晰可见，脚踝纤细，脚跟圆润，一切都和以前一模一样。

她站在那里，盯着那双脚看了很久。然后她抬起来右脚，用脚趾去夹地上那个什么东西——好像是浴巾的一角，她想把它捡起来。脚趾夹过去的那一瞬间，那种用力的感觉，那种脚趾弯曲时肌肉绷紧的感觉，那种夹住东西时反馈回来的触感，全都那么真实，那么清晰，和真的一模一样。

然后她醒了。

睁开眼，屋里黑漆漆的。她躺在黑暗里，喘着气，心跳得很快。她伸出手，摸了摸自己的脚。摸到的还是绷带，还是那两只残足，什么也没有。刚才那些感觉全没了，脚趾没了，脚心没了，地砖没了，浴巾没了，只剩下黑暗和那两只丑陋的、什么也不会动的残足。

她就那样躺着，盯着天花板，心跳慢慢平复下来，但那种失落感还在。那种从梦里被拽回来的感觉，那种从拥有到失去的落差，比任何疼痛都更让人受不了。梦里她是完整的，能走，能站，能用脚趾夹东西，能感受地砖的凉。醒过来，她什么也没有，只有那两只残足，和脑子里那些还在动的幻觉。

第二天，那种感觉更严重了。

她坐在窗前，看着窗外那棵光秃秃的树，突然觉得脚心痒痒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挠。她下意识地低头去看，看见的是自己那两只穿着袜子的残足，什么也没有。但那种痒的感觉还在，一直在，从脚心那个位置传上来，那么真实，那么让人想伸手去挠。她忍不住把袜子脱了，把绷带拆了，盯着自己那只左足残端，盯着那个本来应该有脚心的位置，看了半天。那个位置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层植皮的皮肤，颜色比旁边浅一些，光滑得有点不正常，疤痕组织沿着边缘蜿蜒着。可她还是觉得痒，痒得钻心，痒得想用手去抓。

她伸手去抓，抓到的是残端的皮肤，手指在那里挠着，挠得皮肤发红。但那种痒的感觉不是从那里来的，是从更远的地方，是从那个已经不存在的脚心传来的。她挠的地方不对，永远也不对。那种痒永远也挠不到，永远也止不住。

她停下来，看着自己那只残端，看着那些被挠红的皮肤，突然想哭。但哭不出来，只是坐在那里，盯着那只残足，盯着那个永远也挠不到的位置，一动不动。

后来她跟小周说起这些。小周还是那副平静的样子，说这是正常现象，幻肢感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大脑在努力适应，在重新学习怎么控制这具已经变化了的身体。那些感觉是大脑在练习，在试探，在试图建立新的连接。是好事情。

好事情。她还是不觉得这是好事情。她只觉得可怕。她觉得自己的身体被分成了两半，一半是真实的，这具残缺的、丑陋的、什么也做不了的身体；另一半是虚幻的，是脑子里还在活跃的那些感觉，那些还能动、还能感受的脚趾、脚心、脚掌。这两半在打架，在冲突，在她的每一天里撕裂着她。

最诡异的是，有时候她会忘记。

不是忘记自己的脚没了，是那种一瞬间的、下意识的忘记。比如有一次，她坐在窗前，脚有点冷，她想把袜子拉上去一点，盖住脚踝。她下意识地想去用脚趾帮忙——以前她经常这样，用一只脚的脚趾压住袜子，另一只脚伸进去，或者用脚趾把袜子勾过来。那一瞬间，她真的动了一下自己的脚趾，就是那种习惯性的、不用想就会做的动作。然后她才反应过来，低头看，看见的是那只什么也动不了的残足，裹在绷带里，安静地搭在脚踏板上。

那一瞬间的落差，比任何疼痛都更让人受不了。那一瞬间，她觉得自己像个傻子，明明什么都没有，还在那里试图用它。那一瞬间，她恨自己，恨自己的脑子为什么还记着那些事，为什么还要用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脚趾去做那些事。

还有一次，弟弟推她去公园。太阳很好，晒在身上暖洋洋的。她坐在轮椅上，看着前面那些来来往往的人，那些穿着各种鞋子走来走去的人。看着看着，她突然想去感受一下地面的温度——那种被太阳晒过的地面，是温的，还是烫的，还是凉的？她下意识地想把脚从脚踏板上抬起来，放下去，用脚掌去试试。那一瞬间，她真的抬了一下，然后才发现，抬不起来，脚掌早就没了。

她低头看着自己那两只穿着宽大运动鞋的残足，看着它们安静地搭在那里，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感受不到。阳光照在鞋面上，照出那些细小的褶皱和磨损。她能看见光，但感觉不到温度。那两只鞋下面，是她已经不存在了的脚掌。

那天晚上回家，她又做了梦。梦里她走在一条很热的路上，柏油路面被太阳晒得发烫，脚踩上去有点烫脚，需要走得快一点，找阴凉的地方落脚。那种感觉那么真实，那么熟悉，就像以前的无数个夏天。她走啊走，走了一整条街，最后在一个树荫下停下来，把脚抬起来看了看，脚底板有点红，是被烫的，但那种红是健康的红，是活人的脚该有的颜色。

醒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在哭。不是那种大声的哭，是那种无声的，眼泪自己流出来的哭。她躺在黑暗里，感觉着那些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感觉着枕头上湿了一小块，凉凉的。她没有动，就那么躺着，让那些眼泪一直流。

她想起小周说的话。大脑在重新建立对身体的感知地图。是好事。

但她只知道，每一次她感觉到那些不存在的脚趾在动，每一次她下意识地想用它们去做事，每一次她从梦里醒来发现自己又完整了一次，她就更清楚地知道，那些脚永远不在了。那些感觉越真实，失去的事实就越清晰。那些幻觉越频繁，现实就越残酷。

她不知道这种日子还要过多久。不知道那些幻肢感会一直这样下去，还是有一天会慢慢消失。不知道如果它们消失了，她会觉得好受一点，还是会更难受。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知道每一天，她的脑子都在提醒她，你曾经有过一双脚，它们能动，能感受，能帮你做很多事。然后她的身体告诉她，那些都是假的，你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两只丑陋的残足，和这些永远也挠不到的痒。

她躺在黑暗里，伸出手，又摸了摸自己的残足。左足那截长一些的残端，右足那个孤零零的脚跟，都被绷带裹着，摸上去什么也感觉不出来。但她的手放在那里，就那么放着，感受着那种软软的却又什么也不是的触感。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摸它们，也许只是想确认它们还在，也许只是想感受一下那真实存在的、却什么也感觉不到的东西。

窗外有风吹过，树枝晃动着，在玻璃上投下晃动的影子。她看着那些影子，看了很久，直到眼睛发酸，直到眼皮发沉，直到迷迷糊糊又睡过去。

梦里没有脚趾，没有脚心，没有脚掌。梦里什么都没有，只是一片灰蒙蒙的什么，和她每天醒来时看见的窗外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