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男堂姐系列】《半足》（堂姐黄琳主线故事3）

devil

10 第一次独立站立
二月十四号那天，黄琳又去了康复中心。

她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多少次来了。从一月初第一次取模，到一月下旬第一次试穿，再到后来那无数次的试戴、调整、失败、崩溃——两周的湿疹，两周的压疮，那股洗不掉的臭味，那次冲着小周喊出来的“我为什么要受这个罪”。每一次来，她都觉得下次可能就不来了。每一次来，她都觉得这破东西永远也穿不好，永远也走不了。但每一次，她还是来了。

那天下午，天难得地出了一点太阳。透过康复中心走廊的玻璃窗，能看见外面那片灰蒙蒙的天上，有一小块地方透出淡淡的亮光，不是蓝色，是一种比灰白稍微浅一点的亮色。她坐在轮椅上，被弟弟推着经过那扇窗前，侧头看了一眼那片亮光，然后移开目光，继续低着头，看着自己膝盖上那两只手。

进了假肢矫形器室，小周已经在等着了。他还是那副样子，白大褂，灰色的毛衣，脸上没什么表情。看见他们进来，他点点头，说来了。她嗯了一声。

今天又是试戴。

左足那只硅胶套，右足那只硬质的接受腔，她现在已经能自己穿上了，不用小周帮忙。虽然穿的时候还是会有那种压迫感，还是会有那种说不清的信号从残端传上来，但至少手不抖了，至少能一口气塞进去了。她坐在躺椅边缘，低着头，看着自己把左足残端一点一点塞进那肉色的硅胶套里，看着那层硅胶一点一点裹住她的皮肤，看着那五根僵硬的假脚趾伸在前面，什么也不会动。然后是右足，那只孤零零的脚跟塞进硬质的接受腔里，小腿下半部分被那硬壳子死死箍住，动不了，转不了。

穿好了。她抬起头，看着小周。

小周指了指屋子中间那两根平行杠，说今天再试试。扶着杠子，慢慢站起来，试着走几步。

她看着那两根杠子，看了几秒。那是两根金属的杠子，一米多长，齐腰高，两头固定在地上，中间是空的。她已经在那个位置失败过无数次了。每次都是扶着杠子站起来，每次都是刚把重心移过去就开始疼，每次都是咬着牙走两步就腿软，每次都是被弟弟一把扶住才没摔在地上。那些失败她已经习惯了，习惯了疼，习惯了腿软，习惯了被扶住，习惯了坐回躺椅上喘气。

但她还是摇着轮椅过去，停在平行杠的一端。她双手撑住杠子，把自己从轮椅上撑起来，然后两只手扶着杠子，站着。

那种感觉又来了。左足残端那个最敏感的点压在假肢底部，传来一阵钝钝的疼。右足那个破皮的地方虽然已经结痂了，但压上去还是有点刺刺的。她咬着牙，站在那儿，双手死死抓着杠子，指节攥得发白。

小周站在旁边，说试着松一松手，只用一只手扶着，看看能不能站稳。

她摇头。不敢。

小周没说话，就那么等着。

她深吸了一口气，把右手从杠子上移开，垂在身侧。左手还抓着杠子，抓得紧紧的。她的身体晃了一下，左足那个点的压力变了一下，疼得更明显了。她咬着牙，稳住自己，没倒。

小周说，很好，现在把左手也松开。

她看着自己那只左手，那只死死抓着杠子的手，手指都快抽筋了。她试着松开一点，没松开。又试了一下，还是没松开。她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然后猛地松开手。

那一瞬间，她觉得自己要倒了。

身体晃了两下，左足那个点的压力又变了，疼得她眼前发黑。右足那个结痂的地方也在疼。她的两只手在空中挥舞着，想抓住什么，但什么也没抓住。她以为自己肯定会倒下去，像之前无数次那样，被弟弟一把扶住。

但她没有倒。

她站在那里。两只手垂在身侧，两只假肢踩在地上，身体微微晃着，但没有倒。就那样站着。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

她愣住了。

她不敢动，不敢呼吸，甚至不敢眨眼。她怕一动就倒，怕一呼吸就失去平衡，怕一眨眼就发现这又是幻觉，是假的，是她自己骗自己。她就那么站着，一动不动，感觉着左足那个点的疼，感觉着右足那个结痂的地方的刺，感觉着身体在微微晃动中寻找平衡的那种微妙的感觉。

那是案发后她第一次用自己的“腿”站起来。第一次用自己的身体支撑起自己的全部重量。不是被人扶着，不是靠着什么，是真正的、独立的站立。就三秒钟。但那是三秒钟。

她听见小周的声音从旁边传来。那声音还是那样平静，但她听出那平静里有一点不一样的东西，一点她从来没听过的、像是笑的东西。

“黄小姐，你站起来了。”

她转过头，看着小周。小周站在旁边，脸上还是那副平静的样子，但嘴角真的有一点向上弯的弧度，很浅，浅得几乎看不出来，但确实在那里。那是她认识他这么久以来，第一次看见他露出这种表情。

她又转过头，看着对面墙上那面镜子。

镜子里有一个人。一个女人，穿着灰色的毛衣，黑色的长裤，两只手垂在身侧，两只脚穿着那种宽大的、丑丑的运动鞋，笔直地站在那里。那个女人站得很直，肩膀是平的，背是挺的，头是正的，整个人像一棵树一样立在那里。那个女人是她吗？那个站得笔直的女人，是那个每天坐在轮椅上、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的黄琳吗？

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看了很久。

那张脸是她的脸。眉眼是她熟悉的眉眼，轮廓是她熟悉的轮廓。那件灰色毛衣是她的，那条黑色长裤是她的，那双丑丑的运动鞋也是她的。但那个站着的人，那个笔直的、挺立的、不需要任何支撑就能站着的人，是那么陌生，那么奇怪。她已经太久没见过自己站着的模样了。从七月到现在，七个月了。七个月里，她只见过自己坐着的样子，躺着的样子，歪着的样子，被扶着的样子。她没见过自己站着的样子。

但现在她看见了。镜子里的那个人，就那样站着。穿着假肢，穿着那双丑鞋，站得笔直。那样子很奇怪，那两只假肢走起路来会是什么样，她不知道。但那个人站住了，没有倒。

她突然哭了。

眼泪没有任何预兆地涌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淌，一滴一滴的，落在她的毛衣上，落在她的裤子上，落在地上。她没有出声，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看着那个流泪的自己，看着那个穿着假肢站得笔直的自己，让那些眼泪一直流，一直流。

那不是疼哭的。不是委屈哭的。不是崩溃哭的。那是别的什么。是太多东西混在一起，复杂得她自己都分不清。有不敢相信——不敢相信自己真的站起来了。有委屈——受了那么多罪，疼了那么多次，痒了那么久，臭了那么多天，终于有了这么一点点结果。有害怕——怕这只是运气，下次还会倒。有茫然——然后呢？站起来了，然后呢？还有那么长的路要走，还有那么多步要迈，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下去。还有一点点的，那么一点点几乎不敢承认的东西——也许是高兴，也许是希望，也许是别的什么。

她就那么站着，哭着，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弟弟站在旁边，没有动。小周站在旁边，也没有动。他们就这么看着她，看着她站在那里，看着她哭，谁也没说话。

过了很久，也许是几秒钟，也许是半分钟，她的身体又开始晃。站太久了，力气用完了，平衡撑不住了。她下意识地伸手想去扶那根平行杠，但手刚伸出去，身体就往前倾了一下，差点摔倒。弟弟一步跨过来，扶住她，把她轻轻扶回轮椅上。

她坐在轮椅上，还在哭。眼泪还在流，止都止不住。她用袖子擦了一下，擦完又流出来，再擦，再流。最后她不擦了，就那么坐着，低着头，看着自己膝盖上那两只手，让那些眼泪一直流。

弟弟蹲在她面前，握着她的一只手。他的手还是那样，暖的，稳的。他没说话，就那么握着。

小周走过来，站在她旁边。她没抬头，但能感觉到他在看她。过了一会儿，她听见他的声音，还是那样平静，但那种平静里，好像又多了一点别的什么。

“今天就到这里。”他说，“下次来，可以试着走两步了。”

她抬起头，看着他。他的脸上又恢复了那副没有表情的样子，但眼睛里有一点光，很淡，但她看见了。她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想说谢谢，想说我会的，想说什么都行。但什么也没说出来。最后她只是点点头。

弟弟推着她往外走。穿过那条长长的走廊，经过那些开着门的房间，经过那些躺着坐着站着走着的人，经过那些金属器械的反光和消毒水的味道。她还是低着头，看着自己膝盖上那两只手，看着轮椅的两个轮子在地上滚过，看着地板上一道一道的防滑纹路。但这一次，她没有像往常那样一直低着头。在经过那扇窗前的时候，她抬起头，往外看了一眼。

窗外的天还是灰蒙蒙的，但刚才那一片亮光还在，比之前更亮了一点，透出一点淡淡的、几乎看不出来的黄。太阳要下山了，她不知道那是夕阳还是什么。但她看着那点亮光，看了几秒，然后低下头，继续看着自己的手。

出了大门，冷风扑过来，阳光刺进眼睛里。她抬起手遮住脸，但这一次，不是因为怕被人看见。只是因为光。

devil

11 情人节的礼物
二月十四号那天下午，黄琳从康复中心回来，坐在窗前，脑子里还在转着上午那三秒钟的站立。那三秒钟像被刻在脑子里一样，一遍一遍地回放——双手松开杠子，身体晃了两下，然后站住了。就三秒钟。但那三秒钟，让她一整个下午都在发呆，看着窗外那棵光秃秃的树，看着那些瘦削的枝丫在灰白的天幕上一动不动，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门锁响了。

她没有回头，还是看着窗外。听见弟弟换鞋的声音，听见塑料袋窸窸窣窣的声音，听见脚步声走近，然后在她身后停下来。

“姐。”弟弟的声音从后面传来。

“嗯。”

“你看我买了什么。”

她回过头。弟弟站在她面前，手里拎着一个鞋盒，白色的，上面印着一个她没见过的牌子。他把鞋盒放在她腿上，说打开看看。

她低头看着那个鞋盒，看了几秒，然后掀开盒盖。里面是一双鞋，黑色的，宽宽的，圆圆的头，厚厚的底，那种一看就是为了舒服而做的鞋，和好看一点关系也没有。她伸手把鞋拿出来，那鞋很轻，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做的，摸上去软软的，鞋底有一层厚厚的弹性材料，按下去会慢慢弹回来。她把鞋翻过来，看鞋底，那些防滑的纹路深深的，一排一排的，像是能抓住任何地面。

她看着那双鞋，看了很久。

弟弟在旁边说，这是专门给假肢穿的鞋，我问了小周，他说假肢走路需要那种底厚一点的、软一点的、能减震的鞋，不能穿那种薄底的。我就去买了这双，你看合不合适。

她没说话，还是盯着那双鞋。

弟弟又说，姐，以后你走路了，得穿鞋。

她听着这句话，心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以后你走路了。以后。她真的能走路吗？上午那三秒钟算是走路吗？那只是站着，只是没有倒。离走路还远着呢，还要练多久，还要疼多少次，还要摔多少回，她不知道。但弟弟已经买了鞋，专门给假肢穿的鞋，等着她走路的那一天。

她把那双鞋放回盒子里，合上盖子，放在旁边的茶几上。然后她抬起头，看着弟弟，轻声说了一句话。

“小弟，帮我把鞋柜里那些高跟鞋收起来吧。”

弟弟愣了一下，看着她。

她也看着他，没再说话。

过了一会儿，弟弟点了点头，说好。他走到玄关那个鞋柜前面，拉开柜门。

鞋柜不大，三层，但里面整整齐齐地摆着三十七双高跟鞋。那是她十几年来攒下的，每一双都是一个记忆。最下面一层是那些最早的，鞋跟不高，款式简单，是她刚入行那年买的，有的已经旧了，皮面有点磨损，但她一直没舍得扔。中间一层是那些她最喜欢的，各种颜色的细跟凉鞋，有银色的，有黑色的，有裸色的，有红色的，每一双都擦得干干净净，在鞋柜的灯光下闪着冷艳的光泽。最上面一层是那些最贵的，限量款，定制款，她只在最重要的场合穿过几次，有的甚至一次也没穿过，就那么摆在盒子里，盒子外面贴着照片，写着日期和场合。

弟弟站在鞋柜前，看着那些鞋，没有动。过了几秒，他回过头，看着她。

她摇着轮椅过去，停在鞋柜前面。

她的目光从那些鞋上一一扫过。最下面那层，那双白色的粗跟鞋，是她第一次参加车展时穿的，那时候她还不太会穿高跟鞋，站一天脚疼得要命，但那是她事业的开始。中间那层，那双红色的漆皮细跟，是她第一次拿到品牌赞助时品牌送的，她穿着它走过那场最重要的秀，结束后有人给她递名片，说想请她吃饭。最上面那层，那双镶着水钻的银色高跟鞋，是她为自己买的，花了一个月的工资，一次也没穿过，只是摆在盒子里，偶尔拿出来看看，想象自己穿着它走上某个重要场合的样子。

然后她的目光停在一双鞋上。

那双鞋在中间那层，银色的，细跟，鞋面是极细的带子交叉着构成的那种，和那些其他的银色凉鞋放在一起，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但那是她后来买的同款——和遇袭那天晚上穿的那双一模一样。

那天晚上的那双鞋，她再也没有见过。后来警方还给她的时候，只剩下两只血淋淋的鞋跟，被装在物证袋里，她没敢看，让弟弟处理掉了。但她一直记得那双鞋的样子，记得那天晚上回家时穿着它，记得脱下它放在玄关角落，记得那是她最后一次用自己的脚穿着它。后来她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也许是疯了吧，又去买了同样的一双，一模一样的，崭新的，从来没有上过脚。就放在鞋柜里，和其他的鞋一起，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

她伸出手，轻轻摸了摸那双鞋。

那鞋面是光滑的，凉凉的，指尖划过那些细窄的带子，能感觉到那种精致的质感。那鞋跟很高，很细，她用手指捏了捏，硬硬的，很结实。那双鞋那么漂亮，那么完美，像一件艺术品。但那不是鞋了，那是别的东西，是她过去的一个符号，是她再也回不去的那段日子的一个证据。

她的手停在那双鞋上，没有动。

弟弟站在旁边，看着她，也没有动。

过了很久，也许是几秒钟，也许是半分钟，她开口了。声音很轻，有点哑。

“算了。别收了。”

弟弟看着她，没说话。

她把手收回来，放在自己膝盖上，还是盯着那双鞋。她说就放在这儿吧。就当……就当是博物馆的展览品。我过去的东西，我舍不得扔。

她说完，还是盯着那双鞋，没有抬头。她不知道自己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什么表情，也不知道弟弟听了会怎么想。她只知道她舍不得。那些鞋是她十几年的全部，是她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姑娘变成一个被人称赞的模特的所有证据。她穿不了它们了，永远也穿不了了。但她就是舍不得把它们收起来，塞进箱子里，放到地下室去。那太像彻底的告别了，太像承认一切都结束了。她还没准备好。

弟弟点点头，没说话。他轻轻把鞋柜门关上。

那扇门合上的时候，发出轻轻的“咔哒”一声。那些高跟鞋还留在里面，三十七双，整整齐齐的，每一双都在它们自己的位置上，在黑暗中静静地待着。柜门把它们挡住了，看不见了，但她们还在那儿，像被封存起来的旧日时光。

弟弟走回客厅，在沙发上坐下来。她摇着轮椅回到窗前，继续看着窗外那棵光秃秃的树。茶几上放着那个鞋盒，里面那双丑丑的、宽大的运动鞋，安静地躺在里面。

她看着窗外，脑子里还在转那些鞋。那些高跟鞋在鞋柜里，那双运动鞋在盒子里。一个是过去，一个是以后。过去那么长，那么亮，那么多双鞋，那么多记忆。以后呢？以后就只有这一双丑丑的运动鞋了吗？也许不止，以后还可以买别的鞋，但都是这种宽宽的、厚厚的、专门给假肢穿的鞋。那种细细的、高高的、漂亮的鞋，再也穿不了了。

她不知道自己在窗前坐了多久。也许十分钟，也许半小时。弟弟一直坐在沙发上，也没说话。屋里很安静，只有空调的嗡嗡声，和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声。

后来她回过头，看着茶几上那个鞋盒。她说小弟，把那双鞋拿出来，我试试。

弟弟走过来，把鞋从盒子里拿出来，蹲在她面前。她先把左足那只假肢抬起来，他帮她把鞋套上去。那鞋很宽，假肢很容易就塞进去了，鞋带系紧，把那只假肢固定住。然后是右足，也是很容易就塞进去，系紧鞋带。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那两只穿着运动鞋的脚。那鞋真丑，又宽又大，圆圆的头，厚厚的底，和她以前那些精致的高跟鞋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东西。但那鞋穿着很稳，踩在地上能感觉到那种厚底的弹性，软软的，很舒服。

她看着那双丑鞋，看了几秒。然后她抬起头，看着弟弟。

弟弟也看着她，眼睛里有一点光，不知道是高兴还是别的什么。他说姐，合适吗？

她点点头，说合适。

他没再说话，只是笑了笑。那笑很浅，但那是真心的笑。

她又低下头，看着自己那两只穿着丑鞋的脚。她想，以后就要穿着这种东西走路了。再也不能穿那些漂亮的鞋了，再也不能。但她又想，能走路就行，能站起来就行，能不用一直坐在轮椅上就行。丑就丑吧，反正能走路就行。

她不知道自己是真的这么想，还是在骗自己。但她知道，那双丑鞋就在她脚上，穿着很稳，很舒服。鞋柜里那些高跟鞋还在，三十七双，一件也不会少。那是她的过去，她舍不得扔。而这双丑鞋，是她的以后，她得穿着它，一步一步，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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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假肢技师小周的日常
二月下旬开始，去康复中心的次数变成了每周三次。周一、周三、周五，雷打不动。有时候是弟弟陪着，有时候弟弟学校有事，她就自己打车去——现在已经能自己上下出租车了，虽然慢一点，费劲一点，但能做到。每次推着轮椅进那扇自动门，穿过那条长长的走廊，闻到那股熟悉的消毒水和硅胶混在一起的气味，她都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像是来上班一样，像是这里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

小周也成了她生活中最固定的外人。

除了弟弟，她几乎不见任何人。那些昔日的姐妹不再打电话了，也许是因为她一直不接，也许是因为她们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亲戚们也只是偶尔发个微信，她回个“谢谢”“还好”，就再也没有下文。只有小周，每周三次，每次两个多小时，雷打不动地出现在她面前。

她开始观察他。

不是故意的，是时间久了，自然而然就会注意到一些细节。比如他的手。那双手她看了无数遍了，每次检查残肢，每次调整接受腔，每次帮她穿上假肢再脱下来，都是那双手在操作。那双手很稳，稳得几乎看不出任何抖动，不管是拿着尺子测量的时候，还是用小锯子打磨接受腔边缘的时候，还是用那种细砂纸一点点抛光塑料表面的时候。那双手像是有自己的记忆一样，知道该用多大的力，该停在哪个位置，该做什么样的动作。她有时候会盯着那双手看，看它们在工作台上移动，看它们拿起这个放下那个，看它们在那些冰冷的材料和工具之间穿梭，一看就是很久。

还有他的表情。大部分时候他脸上什么也没有，不是故意板着脸，就是那种很自然的、没有多余表情的样子。但在某些瞬间，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比如调整接受腔的时候，如果某个地方怎么调都不对，他会微微皱一下眉，眉头中间出现一道浅浅的纹路，就那么几秒钟，然后又舒展开。比如思考的时候，他会用右手的食指轻轻敲桌面，一下一下的，很有节奏，敲几下，停下来，再敲几下，像是在数着什么。比如看到她的残肢有什么新的变化——湿疹好转了，压疮愈合了，某个部位的皮肤颜色变正常了——他的嘴角会有一点点往上弯的弧度，很浅，几乎看不出来，但确实在那里。

她不知道他多大年纪。三十出头，也许三十一二，也许三十四五，看不准。不知道他结没结婚，有没有孩子，住在哪里，喜欢吃什么，下班以后做什么。她从来没问过，他也从来没说过。他们之间的对话永远围绕着她的残肢，她的假肢，她的训练。他问，这里疼吗，那里痒吗，走路的时候什么感觉，站久了会不会不舒服。她答，疼，痒，什么感觉，会不舒服。就这些，没有别的。

有时候她会想，他每天面对的都是像她这样的人吧，各种各样残缺的身体，各种各样的故事。他会不会记得每个人的脸？会不会记得每个人的残肢是什么样子？会不会偶尔想起他们，想起那些他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也许不会，也许他只是做他的工作，一个接一个，做完就忘了。毕竟对他而言，这只是一份工作，她是他的病人，仅此而已。

但对她而言，他是她生活中仅有的几个存在之一。

那天是二月最后一天。训练结束，她坐在躺椅上，小周蹲在她面前检查右足的皮肤。湿疹已经好了，破皮的地方也结痂脱落了，新长出来的皮肤有点嫩，粉粉的，和周围的肤色不太一样。他用手指轻轻按了按，问她疼不疼。她说不疼。他又看了看左足，那里也没什么问题，一切都在好转。

检查完，他没有像往常那样立刻站起来去拿绷带，而是抬起头看着她，说了一句话。

“黄小姐，你比我想象的能忍。很多人到这个阶段已经放弃了。”

她愣了一下，看着他。他的脸上还是那副平静的表情，眼睛里的光也还是那样稳定，但那句话里好像有点别的东西，她说不清是什么。

她问了一句：“那你觉得我能走到哪一步？”

他看着她，没立刻回答。过了几秒，他说：“能走路。能生活自理。能做一些日常的事。”

她等着他继续说。他又说：“但不能跑，不能跳，不能穿高跟鞋。你要接受这个。”

她听着，点了点头。她早就知道这些，小周说过很多次，康复师也说过，她自己也在网上查过。截肢的人，装了假肢，能走路就不错了，能生活自理就是胜利。跑和跳，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是那些还有脚的人的事。高跟鞋，更是想都不要想。这些她都知道，早就知道。

但她还是点了点头，说我知道。

然后她沉默了一会儿。小周也没说话，就那么蹲着，等着。

她看着自己那两只穿着假肢的脚，看着那些肉色的硅胶和硬质的塑料，看着那五根僵硬的假脚趾伸在前面，什么也不会动。她看了很久，然后开口问了一句话。那句话在她心里憋了很久，从第一次试穿假肢那天就开始憋着，一直到现在。

“小周，你说这东西——假肢——到底算是鞋，还是算我的脚？”

她问完，抬起头看着他。

小周也看着她。他的眼睛里有一点光在动，但脸上还是那副平静的表情。他没有立刻回答，只是沉默着，像是在想什么。过了好几秒，他才开口。

“对你来说，它是你的脚。”

他顿了顿，又说：“对别人来说，它是鞋。”

他又顿了顿，然后说：“但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定义它。”

他说完，还是那样看着她，眼睛里的光还是那样稳定，没有催促，没有解释，只是等着她自己消化这句话。

她听着他的话，看着他的眼睛，没再说话。

对你来说，它是你的脚。对别人来说，它是鞋。你自己怎么定义它。

她不知道该怎么定义它。有时候她觉得它是鞋，是一双脱不下来的鞋，一双要穿一辈子的鞋，又疼又痒又臭的鞋。有时候她觉得它是脚，是她仅剩的脚，是让她能站起来的脚，是支撑她身体的脚。有时候她觉得它什么都不是，只是一堆塑料和硅胶，一堆冰冷的、没有生命的东西，和她没有任何关系。

她不知道该怎么定义它。也许她永远也定义不了。

她低下头，又看着自己那两只假肢。它们就那样待在她身上，穿着那双丑丑的运动鞋，安静地踩在地上。它们让她站起来了，让她能走路了，让她不用一直坐在轮椅上了。但它们也让她疼，让她痒，让她臭，让她每天都要面对自己残缺的事实。它们是她的，又不是她的。它们帮了她，又折磨了她。

她不知道该怎么定义它们。她只知道，它们会一直跟着她，从今往后，每一天，每一步，都在。

小周站起来，去拿绷带。他蹲下来，开始给她缠绷带，一圈一圈，左足，右足，还是那样轻，那样稳。她低着头看着他的手，看着那些白色的绷带一圈一圈裹住她的残肢，把那些皮肤盖住，把那些疤痕藏起来。他的手还是那样，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只是在做该做的事。

缠完绷带，他站起来，说今天就到这里，下次来可以试着走更长一点的距离。她点点头，说好。

弟弟走过来，扶她坐到轮椅上。她坐稳了，两只手交叠着放在膝盖上，低着头，看着自己那两只穿着运动鞋的脚。小周送到门口，说慢走。她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想说点什么，但什么也没说出来。最后她只是点了点头。

弟弟推着她往外走。穿过那条长长的走廊，经过那些开着门的房间，经过那些躺着坐着站着走着的人，经过那些金属器械的反光和消毒水的味道。她还是低着头，看着自己膝盖上那两只手，看着轮椅的两个轮子在地上滚过，看着地板上一道一道的防滑纹路。但她脑子里还在转那句话——对你来说，它是你的脚。对别人来说，它是鞋。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定义它。

她不知道答案。但她知道，从今往后，她会一直想这个问题。每一次穿上假肢，每一次站起来，每一次走路，她都会想。也许想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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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意外的感染
二月下旬的那几天，黄琳发现右足又开始不对劲了。

那天训练结束，小周帮她脱下假肢检查皮肤。左足还是老样子，有点红，有点痒，但都在可控范围内。右足就不一样了——那只孤零零的脚跟，从接受腔里拔出来的时候，皮肤上红了一大片，不是那种均匀的红，是一块一块的，像地图一样，红的边缘还有细细的疹子，密密麻麻的，看得人头皮发麻。最严重的是脚跟底部那块之前就压红过的地方，现在不只是红，而是破了，皮没了，露出里面嫩红的肉，渗着淡黄色的液体，黏黏的，沾在皮肤上，也沾在接受腔的内壁上。

小周皱了皱眉，那眉头皱得比以往都深。他拿棉签轻轻碰了碰那块破皮的地方，问疼不疼。她说疼。他又看了看周围那些疹子，问痒不痒。她说痒。他点点头，没再说话，只是拿过药膏，给她涂上，一层一层，涂得很仔细。

涂完，他站起来，看着她，说这两天先别练了。等皮肤好了再说。

她愣了一下，看着他。他说假肢训练最怕的就是皮肤出问题。破了的地方如果不养好，继续穿，会越破越大，感染会越来越严重。到时候更麻烦。所以得停一停。

她听着，点了点头。没说话。但心里有什么东西往下沉了一下。

停一停。等皮肤好了再说。她知道这是对的，知道皮肤没好之前不能硬来。但那种感觉，就像是好不容易爬上了一段陡坡，刚站稳，又被一把推下来。她花了那么多时间，受了那么多罪，疼了那么多次，痒了那么久，终于能站起来了，终于能扶着平行杠走几步了。现在又要停。又要回到轮椅上，等着，等着那些溃烂的地方慢慢长好，等着那些痒的疹子慢慢消退。等多久？三天？五天？一个星期？还是更久？她不知道。

那天回家的路上，她一句话也没说。坐在出租车后座，靠着座椅，闭着眼睛，但脑子里一直在转。那些画面，那些好不容易学会的动作，那些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感觉，会不会因为停这几天就全忘了？等皮肤好了，再穿上假肢，会不会又回到最初那种状态，又要重新适应，重新疼，重新痒，重新发抖？

她不知道。她什么都不知道。

接下来的几天，她真的又回到了轮椅上。

每天起床，从床上移到轮椅上。每天上厕所，从轮椅移到马桶上。每天吃饭，坐着轮椅到餐桌前。每天坐着，看着窗外那棵光秃秃的树，看着那些瘦削的枝丫在灰白的天幕上画出一道一道的线条。那些天她试过站起来，只是扶着墙，用自己的残足站一下，但右足那个破皮的地方一承重就疼，钻心的疼，根本站不住。她只能坐着。

换药成了每天最重要的事。

弟弟放学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帮她换药。他把药箱拿到她面前，蹲下来，先把她右脚的绷带拆开，一圈一圈，拆得很慢，很小心，生怕弄疼她。绷带拆完，那只孤零零的脚跟露出来，那块破皮的地方还是那样，嫩红的肉露在外面，边缘有一圈白白的，是泡软了的死皮。周围那些疹子还在，红红的，密密麻麻的，看得人心里发毛。

弟弟拿棉签蘸了碘伏，轻轻涂在那块破皮的地方。碘伏是棕黄色的，涂上去把那些嫩红的肉盖住了，看起来不那么触目惊心。涂完碘伏，他又涂药膏，那种白色的、稠稠的药膏，涂上去厚厚一层，把整个破皮的地方都盖住。涂完药膏，他再拿纱布盖上去，然后用绷带重新缠起来。一圈一圈，缠得松松的，不能太紧，紧了会压着伤口；也不能太松，松了纱布会掉。他就那么蹲着，低着头，一点一点地缠，缠得很认真，很仔细，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

她低头看着他，看着他那颗低着的头，看着他那两只年轻的手在自己那只丑陋的残足上移动着，心里有什么东西堵着，说不出来。

那是第五天的晚上。弟弟又蹲在她面前换药。还是同样的步骤，拆绷带，涂碘伏，涂药膏，盖纱布，缠绷带。他的动作还是那么轻，那么慢，那么小心。换完药，他把东西收回药箱，站起来，准备去厨房做饭。

她看着他的背影，突然开口了。

“小弟。”

他停下来，回过头，看着她。

她张了张嘴，那句话在喉咙里堵了很久，终于说出来。声音很轻，有点哑。

“你恨我吗？”

弟弟愣了一下，看着她。

她继续说，如果不是我，你现在不用这么累。你不用每天跑来跑去，不用照顾我，不用做这么多事。你可以像别的十八岁的人一样，去玩，去交朋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你不用天天围着我转。

她说着，眼眶有点发酸。但她忍着，没让眼泪流出来。

弟弟站在那里，看着她。过了好几秒，他才开口。声音也有点哑，有点抖。

“姐，你说什么呢。”

他走回来，又蹲在她面前，抬起头看着她。他的眼眶红了，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打转，但他也忍着，没让它们流出来。

“你是我姐。永远是我姐。不管你变成什么样。”

他说完，就那么看着她，眼睛红红的，嘴唇抿着，像是还有什么话想说，但说不出来。

她看着他，看着他那张年轻的、还有点稚气的脸，看着他那双红红的眼睛，看着他那抿着的嘴唇。她没再说话。只是抬起手，轻轻放在他头上，揉了揉他的头发。

那是小时候她经常做的动作。那时候他才几岁，她十几岁，他是她的跟屁虫，走哪跟哪。有时候他摔倒了，哭了，她就蹲下来，把手放在他头上，轻轻揉一揉，说没事了，不哭了。他就真的不哭了，抬起头看着她，眼睛里还含着泪，但已经不哭了。

现在她坐在轮椅上，他蹲在她面前。她把手放在他头上，轻轻揉着。他的头发还是那样，软软的，有点扎手。她揉了一下，两下，三下。他没动，就那么蹲着，让她揉。

过了好一会儿，她把手收回来，放在自己膝盖上。

弟弟站起来，说姐，我去做饭了。她点点头。他转身往厨房走，走到门口，又回过头看了她一眼。她冲他摆了摆手，意思是去吧，我没事。他点点头，进了厨房。

她坐在窗前，看着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天。天已经快黑了，远处那些楼的灯光一盏一盏亮起来，星星点点的。她看着那些灯光，想着刚才那几句话。你恨我吗？你是我姐。永远是我姐。不管你变成什么样。

她不知道自己问那句话的时候在想什么。也许是真的想知道答案。也许只是想说点什么，因为憋得太久了。也许是想看看他的反应，看看他会不会有一点点犹豫，有一点点勉强。但他没有。他一点犹豫也没有，就那么直接说出来，眼眶红红的，声音抖抖的，但说得那么肯定，那么坚决。

她想起这几个月来他做的一切。从她出事那天开始，他就一直陪着她。医院里那些天，他睡在病房的折叠床上，一睡就是一个月。出院以后，他把家里所有能改的地方都改了，门槛拆了，扶手装了，厨房台面锯短了。他每天给她做饭，给她换药，给她缠绷带，陪她去康复中心，在她崩溃的时候抱住她，在她哭的时候握着她的手。他才十八岁，刚上大一，本该是出去玩、交朋友、过年轻人生活的年纪，却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花在她身上。

她不恨自己吗？有时候恨的。恨自己为什么要打开那台电脑，恨自己为什么要删那些照片，恨自己为什么要赶他走。但她也知道，即使不打开那台电脑，即使不删那些照片，即使不赶他走，那个男人还是那个男人，那些事还是会发生。只是早晚的问题。

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现在她只能接受这个现实，接受这具残缺的身体，接受这只还在溃烂的残足，接受这一切。

她低头看着自己那两只脚。右足那只孤零零的脚跟被绷带缠得严严实实的，什么也看不见。但她知道那下面是什么，知道那块破皮的地方还在，那些疹子还在。它们还要过几天才能好。也许一个星期，也许更久。等它们好了，她又能穿上假肢，又能站起来，又能扶着平行杠走路。然后也许又会出别的问题，又会疼，又会痒，又会破皮，又会感染。然后又要停。然后又要等。就这样，反反复复，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

但至少，弟弟还在。不管她变成什么样，他都在。

她看着窗外那些灯光，看了很久。直到天完全黑了，直到弟弟端着一盘菜从厨房出来，说姐，吃饭了。她才摇着轮椅过去，坐到餐桌前。

那天晚上她吃了很多。比平时多。弟弟看着她的碗，眼睛里有一点光，不知道是高兴还是别的什么。他没问，她也没说。两个人就那么吃着，偶尔抬起头看对方一眼，然后又低下头继续吃。

吃完饭，弟弟去洗碗。她坐在窗前，看着外面那片黑沉沉的夜空。没有月亮，没有星星，什么也没有。但她还是看着，看了很久。

devil

14 深夜的独白
二月最后一个夜晚，天早就黑了。

黄琳坐在窗前，屋里没开灯，只有窗外透进来的那些零零星星的灯光，在黑暗中勾勒出家具模糊的轮廓。她就那么坐着，一动不动，看着窗外那片夜色。远处的楼里，一扇一扇的窗户亮着，有的白，有的黄，有的透过窗帘映出朦朦胧胧的光晕。更远的地方，那条主干道上的车流还在流动，红色的尾灯连成一条细细的光带，在夜色中缓缓移动。

她已经这样坐了很久了。从下午坐到天黑，从天黑坐到现在。弟弟在房间里复习功课，门关着，偶尔能听见翻书的声音，轻轻的，像是什么东西在远处响。她已经感染好转了，那块破皮的地方结了痂，周围的疹子也消下去了，再过两天就能继续训练。但这几天她还是得坐着，等着，什么也做不了。

脑子里那些东西又开始转了。

不是她想转的，是它们自己跳出来的，一个接一个，像放电影一样，停都停不下来。

她看见车展的聚光灯，惨白的，刺眼的，打在展台上，打在她身上。她穿着那双银色的细跟凉鞋，站在那辆锃亮的汽车旁边，脚下是软软的地毯，脚趾微微蜷缩着，感受着那种熟悉的、被束缚又支撑着的感觉。有人在拍照，闪光灯一闪一闪的，有人在看她，目光从各个方向投过来。那时候她觉得自己是发光的，是被需要的，是站在高处被人仰望的。

画面一转。她看见那个男人的眼睛。

那是在她家里，七月十三号的傍晚，她指着门让他走。他的眼睛就那么看着她，不是看她的脸，是看她的脚。那眼神她当时不懂，现在懂了。那里面没有爱，没有留恋，只有一种她叫不出名字的东西，贪婪的，病态的，像是在看一件属于自己的东西，一件即将失去的东西。那眼神让她脊背发凉，但她当时只是愤怒，没有多想。如果那时候她多想了，如果那时候她做了什么，会不会不一样？

她听见斩骨刀砍下的声音。

那声音她其实没有真正听到过，那时候她已经昏迷了。但她知道那个声音，无数次在梦里听到过，闷闷的，沉沉的，像是什么东西劈开另一件东西时发出的那种闷响。一刀，两刀，三刀，四刀，一直砍，一直砍，直到把她的脚砍下来。那声音在梦里一遍一遍地响，有时候响一整夜，响到她从梦里尖叫着醒过来。

她看见血泊。

那是在医院的记忆，不是当夜的记忆。但那个画面太清楚了，她低头看见自己的脚没了，只剩下两团模糊的血肉，黑色的高跟鞋跟还挂在脚后跟上，像某种残忍的讽刺。那画面她在梦里见过无数次，每次都是尖叫着醒来，浑身冷汗，心跳得快要从嗓子眼蹦出来。

她看见医院的白光。

那是手术室里的灯，惨白的，刺眼的，和无影灯一起照在她身上。她躺在手术台上，什么也不知道，只是偶尔有模糊的画面闪过，那些穿绿衣服的人在她身边走来走去，说着她听不懂的话，做着她不理解的事。那白光太亮了，亮得她睁不开眼，亮得她只想闭上眼睛，一直闭着，再也不要睁开。

她看见康复中心的平行杠。

那两根金属的杠子，一米多长，齐腰高，她扶着它们走了一步，两步，三步，无数步。每一步都疼，每一步都想停下来，但她咬着牙走了。那杠子是她现在最熟悉的东西，比家里的任何家具都熟悉。她知道它们的冰凉，知道它们的高度，知道扶着它们的时候手心会出汗，会打滑，需要用更大的力气攥紧。

她看见小周的脸。

那张脸总是那么平静，没有多余的表情。但那双眼睛是稳定的，不躲闪，不回避，就那么看着她，看着她的残肢，看着她的假肢，看着她摔倒，看着她站起来。他说过的话一句一句在耳边响——你的残肢条件不错；这个过程会很痛苦，也很漫长；因为你想站起来，因为你想走路；对你来说，它是你的脚，对别人来说，它是鞋，但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定义它。

她看见弟弟的红眼眶。

那是几天前，他蹲在她面前换药，她说你恨我吗，他的眼眶就红了。他说你是我姐，永远是我姐，不管你变成什么样。他说那话的时候声音抖抖的，眼眶红红的，但眼睛里的光是坚定的，没有一丝犹豫。她把手放在他头上，揉了揉他的头发，像小时候那样。那一刻她什么都没想，只是那么做了，像本能一样。

这些画面转着转着，最后都停下来，只剩下一个问题——

如果当初没打开那台电脑，如果当初没删那些照片，如果当初没赶他走，一切会不会不一样？

她想了很久。

那个问题她想过很多次，每一次都没有答案。但这一次，她好像想清楚了。

不会的。

那个男人从一开始就是怪物。那些照片，那些偷拍，那些她不知道的东西，早就在那里了，在她认识他之前就在那里了。她只是没发现。她以为他是正常的，以为他们是正常的，以为那段关系是正常的。但那一切都是假的。他一直在骗她，一直在隐藏，一直在等待。即使她不打开那台电脑，即使她不删那些照片，即使她不赶他走，总有一天，他也会露出本来面目。也许不是那一天，也许是另一天，但总会来的。

不是她的错。不是因为她做了什么，才导致这一切。是那个人本来就是那样的。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那两只残足。

屋里很暗，但窗外的灯光足够让她看清它们。左足那截长一些的残端，包裹在绷带里，从睡裤下面伸出来，安静地搭在脚踏板上。右足那个孤零零的脚跟，也是缠着绷带，孤零零地待在那里，什么也做不了。它们丑陋，这她知道。它们残缺，这她也知道。它们让她受了那么多罪，疼了那么久，痒了那么久，臭了那么久，这些她都知道。

但它们是她的。

它们是她剩下的全部。她还有它们。左足那截残端还在，虽然短了，但还在。右足那个脚跟还在，虽然只剩一个孤零零的跟，但还在。它们还在，她还能用它们站起来，还能穿上假肢，还能扶着平行杠走路。它们还在，她就没有完全失去。

她伸出手，轻轻摸了摸右足那个脚跟。

隔着绷带，摸不太出形状，但能感觉到那个硬硬的轮廓，能感觉到那块皮肤的温度。她用手指轻轻按了按，那块刚刚愈合的地方还是有点敏感，按下去有一点刺刺的疼，但可以忍受。她就那么按着，感受着那种刺刺的疼，感受着那实实在在的存在。

她对自己说了一句话。

声音很轻，轻得几乎听不见，但在那寂静的夜里，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你还能走路。”

顿了顿，她又说。

“你必须走路。”

又顿了顿，她说了最后一句。

“不为别人，就为你自己。”

说完，她把手收回来，重新放在膝盖上。她还是看着窗外那片夜色，看着那些远远近近的灯光，看着那条流动的光带。那些灯光还在，那条光带还在，夜还是那个夜，什么都没有变。但她觉得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说不清是什么，也许是胸口那块堵了很久的东西，松动了一点点。也许只是她累了，想太多了。也许什么都没有。

她就那么坐着，一直坐着，坐到眼睛发酸，坐到眼皮发沉，坐到窗外的灯光一盏一盏灭掉，坐到那条光带变得稀疏，坐到夜越来越深，越来越静。

后来她听见身后有动静。弟弟的房门开了，他走过来，站在她身后。他没说话，只是把一条毯子轻轻披在她肩上。她也没说话，只是抬起手，碰了碰他的手背。

他站了一会儿，然后轻轻走开，回自己房间去了。

她裹着那条毯子，继续看着窗外。

不知道过了多久，她终于摇着轮椅回卧室，移到床上，躺下来。闭上眼睛的时候，那些画面还在脑子里，但没有那么多了，没有那么密了。只有一个画面，是她自己，穿着假肢，站在平行杠中间，双手垂在身侧，身体直立，没有倒下。就三秒钟。但那三秒钟，一直留在那儿，一直亮着，像一盏小小的灯。

她睡着了。

devil

15 康复中心的日常
三月刚开始那几天，黄琳的感染终于彻底好了。

那块破皮的地方结了痂，痂掉了，露出下面新长的皮肤，嫩嫩的，粉粉的，和周围的肤色不太一样。周围的疹子也消了，皮肤虽然还有些发红，但已经不痒了。小周检查完，点点头，说可以继续练了。

她又开始每周三次去康复中心。

这一次重新穿上假肢，感觉和之前不太一样。还是疼，左足那个最敏感的点压上去还是疼，右足那个新长出来的嫩肉被接受腔箍着还是有点刺刺的感觉。但那种疼好像没有那么难以忍受了，不是因为它变轻了，而是因为她习惯了。她知道会疼，知道疼多久，知道疼到什么程度就会过去。她咬着牙，忍着，等着那些疼慢慢变成钝钝的、可以忍受的那种感觉。

第一天，她扶着平行杠走了三步。就三步，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每一步都要用尽全身力气，每一步走完都要停下来喘气。但那三步，她走完了。

第二天，她走了五步。

第三天，七步。

一周以后，她能从那头走到这头了，虽然走得很慢，歪歪扭扭的，每一步都要停顿一下才能迈出下一步。但她能走完了。从平行杠的这头到那头，大概五六米的距离，她能走完了。走完的时候，她扶着杠子喘气，浑身的汗，腿在抖，手在抖，整个人都在抖。但她在走完了。

小周站在旁边，看着她说，不错。就两个字。但这两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比别人的一堆夸奖都重。

她开始注意到康复中心里的其他人。

不是故意注意的，是来来往往的，总会看见。那个中年男人她第一天来的时候就见过，拄着双拐，一条裤管空荡荡的。他现在还是拄着双拐，但走得比以前稳多了，有时候还能松开一只拐，扶着墙走几步。他看见她，偶尔会点点头，她也会点点头，然后各自继续走自己的路。

那个圆脸的女孩也还在。她还是坐着轮椅，腿上盖着那条毯子，毯子下面空空的。但她现在偶尔会放下手机，看着那些在平行杠里走路的人，看着他们一步一步往前挪。有一次黄琳从平行杠里出来，坐回轮椅上喘气，抬起头正好对上那个女孩的目光。那女孩看着她，没有笑，但眼睛里有光。她也看着那女孩，没有笑，但也没有移开目光。就那么互相看了几秒，然后那女孩低下头，继续看手机。她也不知道那几秒算什么，但她记住了那张脸。

还有一个老人，头发全白了，坐在轮椅上，两只脚都穿着那种特殊的假肢。他旁边总有一个中年女人陪着，应该是他女儿。那老人走路很慢，比她还慢，每一步都要花很长时间，但他一直在走，从这头走到那头，再走回来，再走过去。有一天她练完，坐在旁边休息，那老人走过来，在她旁边停下来。她抬起头，看见他正看着自己。他脸上全是皱纹，眼睛有点浑浊，但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点光。

“姑娘，”他说，声音很慢，很哑，“练多久了？”

她愣了一下，没想到他会跟自己说话。过了几秒，她才说两个多月。

他点点头，说两个多月就能走成这样，不错。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没说。他又说，我练了半年了，还走不好。她看着他，看着他那两条穿着假肢的腿，看着他那张满是皱纹的脸，想说点什么，但什么也说不出来。最后她只是点了点头。

那老人也没再说什么，被他女儿扶着，慢慢走开了。

她坐在那里，看着他的背影，看了很久。

从那以后，她发现康复中心里认识她的人好像变多了。不是真的认识，是那种“见过几次面”的认识。有人会朝她点点头，有人会对她笑一笑，有人会在她练完的时候看她一眼，那一眼里有别的东西，不是好奇，不是同情，是别的什么，像是知道，像是在说我知道你也是这样的。她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只能僵硬地点点头，或者扯一下嘴角，算是笑过。

但她发现，那种“缩在壳里”的感觉，好像松动了一点点。

不是变好了，不是不害怕了，不是愿意和人说话了。她还是不愿意和人说话，还是不敢看陌生人的眼睛，还是每次出门都要用手遮着脸。但在这康复中心里，在这个全是“破碎的人”的地方，好像没有那么害怕了。这些人不会用那种好奇的眼神看她，不会盯着她的轮椅她的假肢她的残足看半天，不会在她背后指指点点。他们也是这样的，他们也坐着轮椅，也拄着拐杖，也穿着假肢。他们看她的时候，眼睛里没有那些东西，只有一种她说不清的东西，像是知道，像是认识，像是在说我也是这样的。

有一次她练完，坐在轮椅上喘气，那个圆脸的女孩摇着轮椅过来，停在她旁边。她心里紧了一下，但没动。那女孩也没说话，就那么和她并排坐着。坐了几分钟，那女孩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递给她。她看着那颗糖，看了几秒，然后伸手接过来。那女孩冲她笑了笑，摇着轮椅走了。

她低头看着那颗糖，是一颗水果糖，包装纸是透明的，能看见里面橙色的糖。她把糖攥在手心里，攥了很久，攥到糖都快化了，才剥开包装纸放进嘴里。很甜，橙子味的。

那天回家的路上，她一直想着那颗糖。她不知道那个女孩为什么要给她糖，不知道那算是什么意思。但她记得那女孩笑的时候，眼睛弯弯的，很亮。

还有一次，她在平行杠里走着，那个拄双拐的中年男人正好从旁边经过。他停下来，看着她一步一步往前走，看着她走完那五六米，看着她扶着杠子喘气。她抬起头的时候，他冲她竖了竖大拇指。她愣了一下，然后也冲他点了点头。他没再说什么，拄着双拐走了。她看着他的背影，看着他那条空荡荡的裤管在走路的时候一晃一晃的，看了很久。

她开始期待来康复中心了。

不是那种高兴的期待，是那种反正要来的，来了就来了的感觉。但至少不是以前那种害怕的、抗拒的、每次来之前都要做半天心理建设的感觉。这里的人她认识几个了，虽然只是点头之交，虽然从来没说过几句话，但知道他们是谁，知道他们也在这里练着，和她一样。这种感觉很奇怪，像是有了某种联系，虽然很弱，但确实存在。

她还是不怎么说话。小周问她，她答。别人跟她点头，她点头。别人给她糖，她接过来，说一声谢谢。就这些。但至少，她不再是一直低着头、一直躲着、一直用头发遮着脸的样子了。她偶尔会抬起头，看看周围，看看那些也在练着的人，看看他们走路的样子，看看他们脸上的表情。那些人有的比她还惨，有的比她练得还久，有的比她还慢。但他们都还在，都还在练着，都还在一步一步往前走。

她想起小周说过的话。能走路，能生活自理，能做一些日常的事。这就是她的目标了。不是回到从前，不是变成正常人，就是能走路，能自理，能做一点事。这些人也是这样的吧，他们也在朝着自己的目标走，虽然慢，虽然难，但一直在走。

那天她练完，坐在轮椅上休息，看着窗外。窗外那棵光秃秃的树，好像冒出了一点点绿芽。很小，不仔细看都看不见。但她看见了，那一小点绿，在灰白的树枝上，像一个小小的点。她盯着那一点绿，看了很久。

弟弟走过来，说姐，走了。她点点头，让他推着自己往外走。经过那扇窗前的时候，她又看了一眼那棵树。那一点绿还在那儿，在灰白的背景上，很淡，很小，但确实在那儿。

出了大门，冷风又扑过来，阳光又刺进眼睛里。她抬起手遮住脸，但这一次，她没有一直低着头。她透过指缝往外看了一眼，看了那片灰蒙蒙的天，看了那些来来往往的人，看了那些从身边经过的汽车。那些东西还是那样，和以前一样，但她看着它们的时候，心里好像没有那么堵了。说不上是什么感觉，就是没那么堵了。

弟弟拦了车，扶她上去，收好轮椅，坐进来。车开动了，窗外的景物又开始往后掠去。她靠着座椅，看着窗外，看着那些店铺、行人、红绿灯、广告牌一点一点往后退。那些东西还是那样，和以前一样，但她看着它们的时候，没有那种想要躲开的冲动了。

她不知道这算不算进步。也许算，也许不算。她只知道，那颗糖很甜，那个老人的话很慢，那个女孩的眼睛很亮，那个男人的大拇指很高。那些都是很小的事，小得不值一提。但它们好像在她心里留下了一点什么，一点光，一点温度，一点让她觉得这个世界还没有完全抛弃她的东西。

车停了。弟弟扶她下来，坐上轮椅，推着她往单元门走。她抬起头，看了一眼那栋楼，看了一眼那扇窗户，那是她每天坐着看外面的地方。从外面看，那扇窗户和别的窗户没什么两样，灰蒙蒙的玻璃，半拉着的窗帘，什么也看不出来。但她知道那里面有什么，知道那是她的地方，她的世界，她每天坐着的那个窗前。

进了单元门，电梯，开门，进屋。一切还是那样，熟悉的气味，熟悉的光线，熟悉的安静。她坐在窗前，看着窗外那棵树。从家里看出去，那棵树更清楚一些，那些枝丫，那些还没长出来的叶子，那些灰蒙蒙的天。那一点绿在哪儿，她找了半天，没找到。也许是她看错了，也许不是。但她记得自己看见了，那就够了。

devil

16 小周的“考核”
三月初的那天，黄琳像往常一样来到康复中心。天还是灰蒙蒙的，但比冬天那会儿亮了一些，走廊里那股消毒水的味道还是那么冲，来来往往的人也还是那些。她换了衣服，穿上假肢，坐在躺椅上等小周过来。

小周推门进来的时候，手里没拿那些常用的工具，只是看着她，说今天换个方式。

她看着他，没说话。

他说今天试试不用平行杠，扶着墙走。

她愣了一下，看着他那张平静的脸。扶着墙走。不是在平行杠里，不是在那种有东西扶着两边的地方，只是一面墙，一面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的墙。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只有一边能扶，另一边什么也没有，要靠自己平衡。意味着如果摔了，没有杠子可以抓住，只能往地上摔。意味着她要靠自己站着，靠自己走路，靠自己保持平衡。

她害怕了。

那种害怕从心里涌上来，比第一次试穿假肢的时候还厉害。第一次试穿只是疼，只是难受，但这个是真的害怕。她怕自己走不了，怕自己摔了，怕自己试了之后发现根本不行，怕那种好不容易攒起来的一点信心又被击碎。

但她还是点了点头。

小周站起来，走到门口，推开那扇门，指了指外面的走廊。那是康复中心最长的一条走廊，从假肢矫形器室门口一直延伸到另一头的窗户，大概有十米左右。走廊两边是白色的墙，墙上有扶手，那种不锈钢的，冰凉的，每隔一段就有个支架固定着。走廊里偶尔有人经过，护士推着轮椅，病人拄着拐杖，都是些她见过但不认识的面孔。

小周说就从这里走到那头。扶着墙走，用那边的扶手。

她看着那条走廊，看着那十米长的距离，看着那白色的墙和冰凉的扶手。那十米看起来那么长，长得像是永远也走不完。

她站起来。

扶着墙，右手按住那个冰凉的扶手，左手悬着，什么也没扶。左足那只假肢踩在地上，那个最敏感的点又开始疼，钝钝的，闷闷的。右足那只假肢也踩在地上，那块刚长好的嫩肉被接受腔箍着，刺刺的，像有什么东西在扎。

她迈出第一步。

那一步落下去的时候，左足那个点的压力变了，疼得更厉害了，疼得她眼前有点发黑。她咬着牙，右手死死抓着扶手，指节攥得发白。她没有倒，站住了。然后又迈出第二步。

第二步落下去，右足那个刺刺的感觉变成了尖锐的疼，像是有人拿针在扎那块嫩肉。她的腿抖了一下，整个人往旁边歪了歪，差点摔倒。她左手本能地往墙上撑，撑住了，没倒。她就那样撑着墙，喘了几口气，然后继续走。

第三步，第四步，第五步。

每一步都疼。每一步那个点都在提醒她，你的脚没了，你只有这个假肢，只有这堆塑料和硅胶。每一步那些刺刺的、痒痒的感觉都在提醒她，你的皮肤还没完全好，你的残端还在排斥这些东西，你的身体还在反抗。每一步她都想停下来，想蹲下去，想尖叫，想哭，想把那两只假肢脱下来扔掉，再也不穿了。

但她没有停。

她咬着牙，攥着扶手，一步一步往前挪。额头上全是汗，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衣服上，滴在地上。后背也湿了，整件衣服都贴在身上，又湿又黏。脸色白得像纸，嘴唇也没了血色，咬着，咬得快要出血。但她还在走，一步一步，从这头往那头走。

走廊里有人经过。她听见脚步声，听见有人在她旁边停下来，听见有人在低声说什么。她没有抬头，没有看那些人，只是盯着前面那面白墙，盯着那个越来越近的窗户，一步一步往前走。她知道有人在看她，知道那些目光落在她身上，但她顾不上那些了，她只能走，只能一步一步往前走。

走到一半的时候，左足内侧那块湿疹又开始痒了。那种痒不是一般的痒，是钻心的痒，痒得她恨不得停下来用手去抓，把那层皮抓破才舒服。但她不能停，不能抓，只能忍着。那种又疼又痒的感觉混在一起，让她几乎想尖叫出来，想喊出来，想让所有人都听见她有多难受。但她没有喊，只是咬着牙，攥着扶手，继续往前走。

走到三分之二的时候，她的腿开始抖。不是轻微的抖，是剧烈的抖，从大腿到小腿都在抖，抖得她站不稳，抖得她好几次差点摔倒。她用左手撑着墙，用右手抓着扶手，把自己稳住。她不知道自己还能走多远，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在最后几步倒下。她只知道她不能停，不能倒，一定要走到那头。

最后几步的时候，她几乎是在挪，一步挪一点，一步挪一点。那个窗户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近到她能看见窗玻璃上的灰尘，能看见窗外那灰蒙蒙的天，能看见天边那一小块淡淡的亮光。她盯着那块亮光，一步一步挪过去，挪过去，挪过去——

她摸到了窗台。

冰凉的大理石窗台，被她的手一把抓住。她就那样靠在墙上，靠在窗台上，大口喘着气。浑身的汗，浑身的抖，浑身的疼和痒。她喘着，喘着，喘得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她不知道自己喘了多久，也许几秒，也许半分钟。她只知道当她终于能抬起头的时候，她看见了窗外那灰蒙蒙的天，和天边那一小块亮光。

她做到了。她从这头走到那头了。十米。扶着墙。没有倒。

小周走过来，站在她旁边。他没有扶她，只是站在那儿，看着她。她转过头，看着他。他的脸上还是那副平静的表情，但他的眼睛里有光，有一点她从来没见过的光。他看着她说了一句话。

“黄小姐，你做到了。”

她听着那句话，看着他那双眼睛，心里有什么东西涌上来。她想哭。她真的想哭，想抱着什么东西大哭一场，把刚才那些疼那些痒那些害怕全都哭出来。但她没有哭。她看着小周，看着他那张平静的脸，看着他那双发亮的眼睛，嘴角动了动，然后弯起来。

她笑了。

不是那种应付的笑，不是那种不想让人担心的笑，是真心的笑。很淡，很浅，嘴角只弯了一点点。但那是真的笑。那是案发后她第一次真心的笑。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还能这样笑。

小周也看着她，嘴角也有一点点弧度，也是淡的浅的，但也是真的。

她就那么靠在墙上，喘着气，笑着。笑着笑着，那笑就慢慢收了，换成另一种表情。她看着他，问了一句话。

“我什么时候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

小周没有立刻回答。他想了想，才开口。声音还是那样平静，但那些字一个一个落下来，落在她心里，沉沉的。

“永远不可能像正常人。”

她听着，没有动。

“但你可以走出你自己的路。”

他又顿了顿，继续说：“接下来的半年到一年，我建议你走路、站立的时候拄双拐。这样能减轻残端的压力，保护皮肤，也能帮你保持平衡。等你的残肢完全适应了，肌力也恢复了，再慢慢过渡到单拐，最后才有可能独立行走。”

她听着，脸上的表情慢慢变了。那一点点笑早就没了，换成了别的什么。她说不出那是什么。也许是失望，也许是沉重，也许只是累。

一年拄拐。再一年单拐。然后呢？然后才有可能独立行走。才有可能。不是一定能，是才有可能。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那两只穿着假肢的脚。它们站在地上，站在那双宽大的运动鞋里，那五根假脚趾僵僵地伸着，什么也不会动。它们那么笨重，那么僵硬，那么不像她的。她看了很久，然后轻轻说了一句话。

“遥遥无期，是吗？”

小周沉默了一会儿。那沉默很长，长得像是过了一个世纪。然后他开口了，声音还是很平静，但那些字一个一个落在她心里，比刚才更沉。

“是。”

她听着那个字，没有动。

“但你已经在路上了。”

她抬起头，看着他。他的眼睛还是那样，平静的，稳定的，没有同情，没有安慰，只是看着。他说的是真话。遥遥无期是真话。但你已经在路上了，也是真话。

她没再说话。只是又低下头，看着自己那两只脚，看着那双丑丑的运动鞋，看着那五根僵僵的假脚趾。然后她慢慢从墙上撑起来，扶着窗台，扶着墙，一步一步往回走。

回去的路还是那么疼，还是那么痒，还是那么抖。但她走着，一步一步，从窗户走到门口，从门口走到那张躺椅旁边。她扶着躺椅，慢慢坐下来，坐在那里喘气。

弟弟走过来，蹲在她面前，看着她。他没说话，只是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凉凉的，汗湿的，在他手心里微微发抖。他就那么握着，一直握着。

小周走过来，站在旁边。他说今天就到这里，下次来继续练。她点点头，没说话。

弟弟扶她坐到轮椅上，推着她往外走。经过那条走廊的时候，她又看了一眼那面墙，那个扶手，那十米长的距离。她刚才走过了。从那头走到这头，再走回来。她走过了。她不知道自己以后还要走多少遍，还要走多久。但她知道，她走过了。

出了大门，冷风又扑过来，阳光又刺进眼睛里。她抬起手遮住脸，让弟弟推着她往前走。她没有低头，没有躲。她透过指缝看着前面那片灰蒙蒙的天，看着天边那一小块亮光，看着那亮光慢慢变大，变亮，变成一片淡淡的、几乎看不出来的黄。

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也许永远不能。但她已经在路上了。

devil

17 弟弟推她去公园
三月初的那天下午，阳光难得地好。

黄琳坐在窗前，看着外面那片天。不是以前那种灰蒙蒙的，是有点发蓝的那种灰，云薄薄的，太阳从云后面透出来，把整个窗外都照得亮堂堂的。那棵光秃秃的树上，那些小绿点比前几天又多了几个，凑近了看能看清是嫩芽，小小的，尖尖的，从那些瘦削的枝丫上冒出来。

弟弟从房间里走出来，站在她身后，也看着窗外。看了一会儿，他说姐，今天天气好，我推你去公园晒晒太阳吧。

她没说话，还是看着窗外。

他又说，就在小区旁边那个公园，不远，走几步就到了。晒晒太阳对你好，总闷在屋里也不行。

她还是没有说话。她知道自己应该去。知道总闷在屋里不行。知道弟弟是为了她好。但她就是不想去。不想出门，不想见人，不想被那些目光看。公园里人肯定多，大人小孩，走来走去的，他们都会看她，都会盯着她的轮椅看，盯着她那双穿着丑丑运动鞋的脚看。她不想被那样看。

但她更不想让弟弟失望。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弟弟以为她不会回答了，正准备走开。然后她开口了，声音很轻，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

“好。”

弟弟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说我去拿外套。

她坐在那里，看着窗外那片亮堂堂的天，心里有点慌。她已经好久没去过公园了。从出事到现在，七个多月了，她去过的地方只有医院、康复中心、家，三个地方来回转。那些公园、商场、街道，那些以前常去的地方，她一个也没再去过。她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适应那些地方，能不能适应那些人的目光，能不能适应那个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但话已经说出去了，不能反悔。

弟弟帮她穿上外套，推着她出了门。

电梯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她低着头，看着自己膝盖上那两只手，听着电梯下降时那种轻微的嗡嗡声。一楼到了，门打开，弟弟推着她往外走。

单元门推开的那一瞬间，阳光一下子涌进来，刺得她眯起眼睛。不是冬天那种惨白的、没有温度的光，是真的阳光，暖洋洋的，照在脸上像有什么东西在轻轻抚摸。她抬起手遮了遮，慢慢适应了，才把手放下来。

外面的空气也比屋里新鲜，有一种说不清的味道，像是泥土，像是草，像是远处飘来的什么花香。她深吸了一口气，那口气从鼻腔进去，一直流到肺里，凉凉的，又暖暖的，说不清是什么感觉。

弟弟推着她往小区门口走。路上有人经过，有的看一眼就过去了，有的多看几秒，但没有人停下来盯着看。她低着头，不让自己去看那些人的目光，只是盯着地上自己的影子，那个坐在轮椅上的、被弟弟推着走的影子，在阳光下拖得长长的，一晃一晃的。

出了小区，过了马路，就是那个公园。

公园不大，中间一块草坪，周围一圈树，几条小径弯弯曲曲地通向各个方向。草坪上有几个老人在下棋，围成一圈，低着头盯着棋盘，偶尔有人说句话，声音远远地传过来。还有几个孩子在跑，有的在追着球跑，有的在互相追逐，有的在草地上打滚，尖叫声、笑声混在一起，闹哄哄的。

弟弟推着她沿着小径慢慢走。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那些光影从她身上滑过，一块一块的，亮的暗的，交替着。风吹过来，树叶沙沙响，那些光影也跟着晃动起来，在她身上晃动，在她脸上晃动，在她那两只搭在脚踏板上的脚上晃动。

她看着那些跑来跑去的孩子。

那些孩子最大的也就七八岁，小的才三四岁，有的穿着鞋，有的光着脚。那些光着脚的在草地上跑，每跑一步，那些小脚丫就抬起来落下去，脚趾张开又蜷缩，在阳光下亮闪闪的，沾着草屑和泥土。他们跑得那么快，那么轻松，那么自由，想跑就跑，想停就停，想往哪跑就往哪跑，一点也不用想自己的脚能不能撑住，会不会疼。

她看着那些脚，心里有什么东西揪了一下。

不是以前那种撕心裂肺的疼，不是那种让她想尖叫想哭想砸东西的疼。是另一种疼，钝钝的，闷闷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胸口慢慢压着，压得她喘不过气来，但又不会真的压死她。那种疼可以忍受，可以忍着不叫出来，可以忍着继续看那些脚跑来跑去。只是忍的时候，眼眶会有点酸，喉咙会有点紧，得用力咽几下才能把那感觉压下去。

弟弟推着她在一张长椅旁边停下来。他走到旁边的售货亭，买了一个冰淇淋回来，递给她。

那冰淇淋是蛋筒的，上面一圈一圈的白色奶油，在阳光下有点发亮，已经开始慢慢融化了，沿着边缘往下淌。她接过来，那蛋筒凉凉的，有点冰手。她举起来，舔了一口。

凉凉的，甜甜的，奶味很浓。那味道一下子把她带回到很久以前。

小时候，夏天放学，弟弟总是缠着她买冰淇淋。那时候她才十几岁，他才几岁，跟在她后面一路小跑，喊姐，姐，我要吃冰淇淋。她有时候给他买，有时候不买，逗他玩。买了的时候，他就高兴得跳起来，两只小手捧着那个蛋筒，一点一点舔，舔得满脸都是。她站在旁边看着他吃，觉得他很烦，但又有点可爱。

那时候她是姐姐，他是跟屁虫。走哪跟哪，甩都甩不掉。

现在他还是跟屁虫。走哪跟哪，推着她的轮椅，帮她做所有的事。只不过换她坐在轮椅上，换他在后面推着。

她舔着那个冰淇淋，看着前面那些跑来跑去的孩子，看着那些光着的小脚丫，看着那些在阳光下亮闪闪的脚趾。那些画面和脑子里的记忆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她只知道那个冰淇淋很甜，很凉，很好吃。她已经很久没吃过冰淇淋了。久到都快忘了它是什么味道。

她看着远方，看着那片亮堂堂的天，看着天边那几朵薄薄的云，看着云下面那些树的轮廓。她没转头，就那么看着，说了一句话。

“小弟，谢谢你。”

弟弟愣了一下。她没看他，但她能感觉到他愣了一下。过了几秒，他的声音从旁边传来，有点不解。

“姐，你谢什么。”

她没解释。只是又舔了一口冰淇淋，然后嘴角慢慢弯起来，弯成一个很淡很淡的笑。那笑在阳光下看不清楚，但她知道自己笑了。

弟弟也没再问。他在长椅上坐下来，就那么坐在她旁边，看着前面那些跑来跑去的孩子，看着那些下棋的老人，看着那片被阳光照得亮堂堂的草坪。两个人就那么坐着，谁也没说话，只是坐着，晒着太阳。

风吹过来，树叶沙沙响。有孩子的笑声远远地飘过来，脆脆的，像什么东西在空气里跳。阳光暖洋洋地照在身上，照在腿上，照在那两只穿着丑丑运动鞋的脚上。那两只脚安静地搭在脚踏板上，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感受不到。但它们晒着太阳，暖暖的，好像也不那么难受了。

冰淇淋吃完了。她把最后一口蛋筒塞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蛋筒也是甜的，脆脆的，嚼起来咔咔响。弟弟从口袋里掏出纸巾，递给她。她接过来，擦了擦手，擦了擦嘴。

她看着远方，又看了一会儿。然后她说，回去吧。

弟弟站起来，走到轮椅后面，推着她往回走。还是那条小径，还是那些斑驳的光影，还是那些从树叶缝隙里漏下来的阳光。她坐在轮椅上，看着那些光影在自己身上滑过，一块一块的，亮的暗的，交替着。风吹过来，树叶沙沙响，那些光影又晃动起来，在她身上晃动，在她脸上晃动。

出了公园，过了马路，进了小区，进了单元门，上了电梯，进了屋。

她又坐在窗前，看着窗外那棵树。那棵树上那些小绿点还在，在下午的阳光里显得更清楚了，一小点一小点的，嫩嫩的绿，从那些瘦削的枝丫上冒出来。

弟弟在厨房里忙着，准备晚饭。她听见水龙头流水的声音，听见切菜的声音，听见锅碗碰撞的声音。那些声音从厨房传过来，混在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声里，变成一种熟悉的、安心的背景音。

她坐在那里，看着窗外那棵树，看着那些小绿点。脑子里还在转着刚才那些画面——那些跑来跑去的孩子，那些光着的小脚丫，那个冰淇淋的味道，弟弟那句“姐，你谢什么”。那些画面转着转着，最后都停下来，只剩下一个画面，是她自己，坐在轮椅上，舔着冰淇淋，看着远方，说那句话的时候，嘴角那一点点的笑。

她不知道那算不算开心。也许不算。但她知道，那一刻，她没有那么难受。没有那么堵，那么沉，那么喘不过气。就只是坐着，晒着太阳，吃着冰淇淋，和弟弟在一起。

devil

18 夜里，她看着那两只假肢
那天从公园回来以后，黄琳一整个晚上都没怎么说话。

吃了晚饭，看了会儿电视，弟弟去复习功课，她就坐在窗前，看着外面的夜色一点一点深下去。窗外的灯光还是那样，远远近近的，星星点点的，有的白，有的黄，有的透过窗帘映出朦朦胧胧的光晕。那棵树上那些小绿点已经看不见了，只有那些瘦削的枝丫在夜色中伸展着，像无数只手伸向那片黑沉沉的天。

后来她去洗漱，换药，缠绷带，一切和往常一样。弟弟帮她弄完，说了声晚安，回自己房间去了。她一个人坐在床边，没有立刻躺下。

屋里没开灯，只有窗外透进来的那些光，把房间照得半明半暗的。她的目光落在床边的地上，那里放着那两只假肢。

它们并排立在那儿，靠在墙边，在从窗帘缝隙里透进来的那一点点月光下，泛着冷冷的、塑料的光泽。左足那只肉色的硅胶套，从脚踝往下一直到那五根僵硬的假脚趾，在月光下看起来有点发白，像是褪了色一样。右足那只硬质的接受腔更高一些，包着小腿下半部分的那个硬壳子在月光下反射出一点淡淡的光，边缘的线条被光影切割得格外清晰。它们就那么站着，静静地，一动不动，像是两个沉默的守卫，又像是两个陌生的、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

她看着它们，看了很久。

它们那么陌生。她每天穿它们，脱它们，疼它们，痒它们，臭它们，恨它们，但她从来没有觉得它们属于她。它们只是套在她残端上的两个壳子，两个冰冷的人造的东西，两个让她能站起来的工具。它们不是她的脚，永远不可能是。她的脚是那些穿着高跟鞋站在展台上的脚，是那些被聚光灯照着的脚，是那些涂着漂亮指甲油、被人称赞的脚。不是这两只塑料的、硅胶的、僵硬的东西。

但它们又确实是她的了。

从今往后，每一天，每一刻，只要她想站起来，想走路，想离开那张轮椅，她就得穿上它们。它们会陪她去任何地方，陪她做任何事，陪她度过以后的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它们会磨损，会更换，会调整，但永远会有两只这样的东西跟在她身上，替她那两只已经不存在的脚，撑起她的身体，支撑她的重量。

她想起小周说的那句话。

“对你来说，它是你的脚。对别人来说，它是鞋。但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定义它。”

她怎么定义它们？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它们不是她的脚，但又不得不是她的脚。她只知道她恨它们，但又离不开它们。她只知道它们让她疼，让她痒，让她臭，让她每天都要面对自己残缺的事实，但也是它们让她能站起来，能走路，能去公园晒太阳，能吃冰淇淋，能和弟弟一起坐在长椅上看那些跑来跑去的孩子。

她伸出手。

那只手在月光下显得有点苍白，手指慢慢伸向那只左足的假肢。先是碰到那个接受腔的边缘，冰凉的，硬的，像是摸到一块塑料板。她的手指沿着那个边缘慢慢往下滑，滑过那个肉色的硅胶套，滑过那些模拟出来的脚背的弧度，滑过那五根僵硬的假脚趾。那假脚趾也是冰凉的，硬邦邦的，一点也不会动，摸上去就是一团塑料的感觉。

她又伸手去摸那只右足的假肢。那个硬质的接受腔更凉，更硬，整个就是一个壳子，小腿的形状，脚踝的形状，脚板的形状，全是硬的，全是凉的。她的手指在那个壳子上轻轻划过，能感觉到那些细微的纹路，那些为了模拟真实皮肤而刻出来的纹理，但摸上去就是塑料，就是假，就是不像真的。

她的手停在那个假肢上，停了很久。

她不知道它们算不算她的脚。也许不算。也许永远不算。但她知道一件事——从今往后，她要和它们一起走下去了。不管她愿不愿意，不管她怎么定义它们，它们就是她的了。它们会陪她走以后所有的路，去所有的地方，做所有的事。它们会见证她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时刻，所有的喜怒哀乐。它们会和她一起老去，一起磨损，一起被更换，一起被遗忘。

她把手收回来，放在自己腿上。

月光还是那样，从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在地上投下淡淡的光斑。那两只假肢还是那样，并排立在墙边，静静地，一动不动。她就那么看着它们，看了很久，久到眼睛发酸，久到眼皮发沉。

然后她慢慢躺下来，盖好被子。

闭上眼睛的时候，那些画面又来了。但这一次不是那些让她害怕的画面，不是血，不是刀，不是那个男人的脸。是另一个画面——是她自己，穿着那双丑丑的宽大的运动鞋，站在一条很长的路上。

那条路有多长她不知道，只看见它一直往前延伸，延伸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延伸到看不见的尽头。路两边什么也没有，没有树，没有房子，没有人，只有一片灰蒙蒙的什么。天也是灰蒙蒙的，地也是灰蒙蒙的，只有那条路是淡灰色的，在灰蒙蒙的天地间往前延伸着。

她就站在那条路上，穿着那双丑丑的运动鞋，没有拄拐，也没有坐轮椅，就那么站着。然后她开始走。

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要花很长时间，每一步都像用了很大力气。但她一直在走，一步一步，往前迈，往前挪，往前移动。那双丑鞋踩在路面上，发出轻轻的沙沙声，一下一下的，很有节奏。她就那么走着，一直走着，从灰蒙蒙的这头走向灰蒙蒙的那头，从看不见的地方走向更看不见的地方。

走得很慢。但一直在走。

她就那么看着那个画面，看着那个穿着丑鞋的自己，在那条很长很长的路上慢慢走着。那个画面没有消失，没有变，就那么一直在那儿，一直在那儿。她就那么看着，看着，直到那些灰蒙蒙的颜色慢慢变淡，直到那些画面慢慢模糊，直到她什么也看不见，只感觉到自己躺在那张床上，盖着被子，呼吸平稳，心跳缓慢。

她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