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砚的日志

muca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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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是秦朗强行“批”下来的。在我连续主导的两个中型项目平稳移交后，他拿着我的日程表和导师、合作方磨了整整一周，终于抠出勉强拼凑在一起的五天。他把手机屏幕戳到我眼前，上面是机票和酒店的确认订单，眼神带着一种不容反驳的、混合着心疼和强硬的光芒：“这次，听我的。”

目的地是南方一个以温泉和安静闻名的度假小镇，据说无障碍设施做得不错。出发前一晚，秦朗像个要带小学生春游的班主任，把行李翻来覆去检查了三遍，从特制的沐浴椅到便携式坡道，从我的日常用药到阿途的零食玩具，事无巨细。我靠在书房门口看他忙碌，想说“不用这么夸张”，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看他那种郑重其事的、甚至带着点兴奋的忙碌，某种属于“度假”的稀薄期待，才慢慢在我心里晕开一点真实的颜色。

飞行过程比预想的顺利。机场的地勤人员训练有素，秦朗的准备工作也派上了用场。但当出租车停在酒店门口，看着那颇具当地特色、但也意味着可能有隐藏门槛和狭窄转角的石板路和木质长廊时，我还是微微蹙了下眉。

秦朗先下车，和迎上来的酒店经理快速交谈，手指比划着。经理频频点头，招手叫来两个服务员。然后，他们竟然……搬来了一条看起来颇为结实的、铺着红毯的便携式坡道，稳稳架在了台阶上。秦朗回头，对我眨了眨眼，嘴角扬起一个有点小得意的弧度。

房间在一楼，带一个私密的小庭院，确实如介绍所说，宽敞，地面平整，卫浴全是无障碍设计，甚至还有一个可升降的梳妆台。秦朗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亲手试了试每一个扶手和开关的稳固度，才终于满意地舒了口气。他把我的轮椅推到面向庭院的落地窗前，阳光透过竹帘，洒下斑驳的光影，院子里有一小池温泉水，热气袅袅。

“怎么样，林工？”他从背后俯身，下巴搁在我头顶，“这‘临时工作站’环境还凑合？”

“嗯。”我放松身体，靠进轮椅里。空气里有植物和温泉水特有的、微咸的湿润气息，与家里书房干燥的、带着电子设备气味完全不同。阿途好奇地在光滑的地板上嗅来嗅去，然后选定一块阳光地，舒舒服服地趴下了。

头两天，我们几乎什么都没做。没有计划，没有行程表。大部分时间就待在房间里，或者那个小庭院。秦朗会把我抱到温泉池边特制的躺椅上，他自己则泡在池子里，只露出肩膀和脑袋，闭着眼，像只餍足的大型水獭。水汽蒸腾，模糊了他的轮廓。我看着他放松的眉眼，听着远处隐约的鸟鸣，时间在这里失去了精确的刻度，变得黏稠而缓慢。

我也会试着下水。池边有入水扶手，秦朗会先下去，在下面接应。温泉水裹住身体的瞬间，那热度透过皮肤，渗进常年僵硬的关节和肌肉深处，带来一种近乎麻醉的松弛感。我靠在他用浮力材料临时固定的支撑圈上，仰头看着被竹叶切割成碎片的蓝天，感觉身体轻得仿佛要化在水汽里。秦朗就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偶尔伸手过来，拨开粘在我额前的湿发，或者很轻地捏一捏我因为浮力而微微飘起的残肢末端。

“疼吗？”他问，手指拂过我左臂截断处因长期用力而有些增厚的皮肤。

“不疼。”温泉水的抚慰是真实的，“就是有点……怪。”怪在如此彻底的放松里，似乎连那些残缺带来的、惯常的紧绷和代偿，都被暂时赦免了。

第三天下午，秦朗不知从哪里弄来一辆电动观光车，后座经过简易改造，能固定我的轮椅。“带你去后山转转，听说有条平缓的步道，风景很好。”他兴致勃勃。

步道确实平缓，铺着细碎的石子，轮椅行驶起来有些颠簸，但可以忍受。空气是植物汁液和泥土被晒暖后的清新气味。秦朗推得很慢，阿途兴奋地跑在前面，又时不时跑回来，蹭蹭我的轮椅。我们很少说话，只是偶尔，秦朗会停下，指着远处山坳里一片突然出现的、开得泼泼洒洒的野杜鹃，或者一棵形状奇特的古树，让我看。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他侧脸上跳跃。他推着轮椅的手很稳，目光却悠远地望着山林。那一刻，我忽然清晰地意识到，这个总是把全部注意力锚定在我身上的男人，也有他自己的、需要被风景填满的视线角落。而我坐在这里，被他推着，本身就是他此刻风景里最核心的部分。这种认知并不让人负担，反而生出一种奇异的、共享的宁静。

晚上，我们在酒店餐厅吃了当地特色的菌菇火锅。我尝试用特制的长柄夹子自己涮菜，动作笨拙，偶尔会把蘑菇掉进锅里，溅起小小的水花。秦朗不帮忙，只是笑着看，在我终于成功把一片颤巍巍的竹荪送进嘴里时，他举起茶杯，像个庆祝仪式：“林工，无障碍涮火锅技能，get。”

回到房间，我们都有些懒洋洋的。秦朗先洗漱完，把我抱到床上，然后自己也挤上来。度假村的床比家里的更软，我们陷在里面，像两粒被包裹的种子。他没有像往常那样立刻从背后拥住我，而是平躺着，双手垫在脑后，望着天花板。

“林砚，”他忽然开口，声音在安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说过，等有空了，要一起去冰岛看极光？”

“嗯。”那是很久以前，一次深夜闲聊时随口提起的，遥远的、像梦境一样的念头。

“我查过了，”他转过头，在昏暗的壁灯光线下看着我，“冰岛的无障碍旅行线路，其实有专门公司在做。虽然麻烦点，但……不是完全不可能。”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他还记得，并且去查了。

“还有挪威的峡湾，瑞士的火车……我都偷偷看了一些资料。”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就在你熬夜改项目的那几天晚上。我睡不着，就乱想……想着以后，等你项目没那么紧了，等我再多攒点钱，我们慢慢去。轮椅能去的地方，我们去；轮椅到不了的地方……我背你上去。”

他说得轻描淡写，仿佛“背我上去”去看极光、看峡湾，是像明天早餐吃什么一样简单自然的事情。但我知道那背后意味着什么：更繁琐的计划，更沉重的体力负担，更多不可预知的困难和旁人的目光。

我侧过身，面对他。用我能活动的那边肩膀，轻轻撞了撞他的手臂。

“傻子，”我说，声音有点闷，“背着我，你怎么看风景？”

他笑了，转过身来，面对着我，伸出手臂把我圈进怀里。“你就是我的风景啊，”他的嘴唇贴在我耳边，温热的气息拂过，“是好不容易才预约到的，限量版，绝景。”

情话说得蹩脚，却带着温泉水的热度，烫得我耳根发麻。我缩在他怀里，没再反驳。心里那片因为常年规划、计算、克服障碍而显得冷硬理性的版图，似乎被他的话，烫开了一个柔软的小口，有类似期待和憧憬的、陌生的暖流，丝丝缕缕地渗进来。

假期的最后一天，下了点小雨。我们取消了外出的计划，就窝在房间里。秦朗用房间里的蓝牙音箱放起了音乐，不是巴赫，是一张我不知道的、舒缓的钢琴爵士专辑。雨丝敲打着庭院的竹叶和温泉水面，沙沙作响，和音乐混在一起。

我驱动轮椅到窗边，看着院子里雨滴砸出的小小涟漪。秦朗走过来，没有说话，只是从后面俯身，双臂从我腋下穿过，松松地环抱住我，把下巴搁在我头顶。我们就这样静静地站着（他站着，我坐着），看雨。

阿途在脚边，发出满足的呼噜声。

身体是放松的，精神也是。那些项目 deadline、代码 bug、实验数据、还有日常生活中需要时刻绷紧神经去应对的无数“不方便”，此刻都退到了遥远的海平线以下。世界里只剩下雨声、音乐、身后沉稳的心跳，和怀里真实的温度。

这大概就是“度假”的全部意义。不是去了多远多特别的地方，不是完成了多少观光清单。而是有那么几天，你可以暂时从自己那套需要精密计算、全力运转的生存系统里离线。可以软弱，可以依赖，可以什么也不想，只是和另一个人，共享一段被雨水和音乐浸泡的、缓慢流淌的时光。

“下次，”秦朗忽然在我耳边低声说，打破了漫长的宁静，“等阿途再老一点，跑不动了，我们找个更远的地方，就我们俩。不带它了。”

我低头，看着脚边睡得毫无形象、肚皮随着呼吸起伏的阿途，忍不住也笑了。

“好。”我答应道。

雨渐渐停了，云层缝隙里漏下一缕金色的阳光，斜斜地照进庭院，蒸腾起更浓郁的水汽和草木清香。

就这样，再待一会儿。

aphrod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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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票静静地躺在邮箱里，PDF格式，冰冷的电子行程单，却像一块烧红的铁，烙在屏幕上。父母发来的，言辞恳切，又带着不容置喙的期盼。母亲的声音透过越洋电话，被压缩成失真的电流，但那份殷切丝毫未减：“砚砚，你弟弟的孩子都会跑了，你还没抱过……这边环境好，医疗也方便，房子我们都给你看好了，一楼，带个小花园，全部按你的需求改好了……过来住一段时间，就当陪陪我们，好吗？”

与此同时，秦朗握着手机，站在客厅的阴影里，接完家里的电话后，就维持着那个姿势，很久没动。窗外是北方城市冬天惯有的、灰蒙蒙的天光。他转过身，脸色是竭力平静后的苍白，眼底有红血丝，声音干涩：“我爸……心脏老毛病，这次住院了。情况……不算太好。我妈一个人撑不住。我……得回去一趟。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空气突然变得稀薄，像被抽成了真空。阿途似乎也察觉到什么，不安地走过来，用鼻子拱拱我的脚，又看看秦朗。

两股方向截然相反的引力，同时作用在这个我们经营了数年的、小小的“家”上。一个向南，跨越大洋，指向血缘和亲情构建的、安稳却陌生的未来；一个向北，指向责任和担忧，指向另一处需要他的病床前。

没有争吵，甚至没有过多的讨论。现实像一堵冰冷的墙，矗立在面前。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在墙上找到各自穿越的洞口。

接下来是兵荒马乱的准备。我的行李由母亲远程指挥着澳洲的亲戚帮忙置办了大半，秦朗则像之前每一次为我出行做准备一样，沉默而高效地整理着我的随身物品。特制的洗漱工具，分装好的药品，备用电池，阿途的检疫文件和国际托运笼……他列着清单，一样样核对，放进那个巨大的行李箱。只是这一次，他的动作格外缓慢，手指抚过每一件物品，像在进行一场无声的告别。

出发前夜，我们挤在沙发上，谁也没说话。电视开着，无声地播放着无聊的节目，光影在我们脸上明明灭灭。阿途蜷在我们中间，脑袋搁在我腿上。秦朗的手一直握着我的上臂，拇指无意识地、一遍遍摩挲着那块皮肤，力道时轻时重。

“到了那边……每天视频。”他哑声说，像在重复一个必须遵守的咒语。

“嗯。”

“有事……任何事，立刻打电话。不管我这边是白天还是夜里。”

“知道。”

“你爸妈……他们会照顾好你。但你自己……也要当心。那边夏天，注意防暑，你的皮肤……”

“秦朗。”我打断他细碎到令人心碎的叮嘱，转过头看着他。他的眼睛在昏暗的光线里，像两潭深不见底的、蓄满了雨水的湖。我凑过去，用额头抵住他的额头，一个没有手可以拥抱的、笨拙的亲近姿势。“你也是。照顾你爸，也顾好自己。”

他喉咙里发出一声压抑的哽咽，猛地闭上眼，更用力地抵着我，温热的呼吸交缠。我们就这样靠着，听着彼此近在咫尺的呼吸和心跳，听着阿途平稳的鼾声，仿佛要把这最后同频的韵律，刻进骨髓里。

机场告别仓促得近乎狼狈。他要赶回老家的火车，我只能独自（有航空公司特殊服务人员协助）完成漫长的国际飞行。在安检口前，他蹲下来，最后一次检查我的轮椅固定和随身小包的位置。然后，他抬起头，深深地看着我，仿佛要透过瞳孔，把此刻的我复印下来带走。

“林砚，”他叫我的名字，声音很轻，却带着千钧重量，“等我。”

然后，他站起身，决绝地转身，汇入熙攘的人流，没有回头。背影挺直，却莫名透着一股孤注一掷的脆弱。

我看着他的方向，直到再也看不见。喉咙堵得发慌，眼眶干涩，却流不出一滴泪。阿途在航空箱里，发出细细的呜咽。

飞行是混沌的十多个小时。我戴着降噪耳机，世界只剩下引擎的轰鸣。没有手去握紧扶手，没有手指去翻动书页，甚至无法自己打开一个餐盒。空乘人员很专业，带着训练有素的同情和距离感，提供着一切必要的协助。但我前所未有地清晰地意识到，秦朗不在。那个会在递水时自然试好水温，会在我想看窗外时不用言语就帮我调整轮椅角度，会在狭小的空间里用身体为我隔出一小片安稳领域的男人，不在。

悉尼的空气炽热而干燥，带着南半球夏日特有的、过于热烈的阳光。父母老了，鬓角的白发在阳光下刺眼。他们拥抱我，眼泪落在我的肩膀上，是失而复得的喜悦，也是沉淀多年的愧疚和牵挂。弟弟一家也来了，小侄女睁着好奇的大眼睛，看着我空荡的袖管和轮椅，被母亲轻轻拉过去。

新家确实如母亲所说，宽敞，平坦，所有细节都考虑到了。花园里甚至有特意砌平的小径，方便轮椅通行。我的房间朝东，早晨阳光会洒满整张床。一切都很完美，完美得像一个精心布置的、无菌的展柜。

时差是个狡猾的小偷，偷走了正常的睡眠，也放大了所有的不适。凌晨三点，我在陌生的床上醒来，口渴。房间里静得可怕，只有空调微弱的风声。我想起身，驱动轮椅去厨房。但轮椅停在床的另一侧，需要转移。没有秦朗在身边，那套熟悉的“袋鼠跳”似乎失去了魔力。我尝试了几次，不是角度不对，就是力量不够，最后狼狈地摔回床上，右腿膝盖磕在床沿，一阵闷痛。

我躺在黑暗里，喘着气，看着天花板上陌生的光影。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痛恨这双“不存在”的手。它们无法在黑暗中摸索到水杯，无法支撑我完成一个简单的转移，甚至无法在疼痛时，揉一揉自己的膝盖。

秦朗的视频请求在早上六点响起，他那边是凌晨三点。他看起来憔悴不堪，背景是医院走廊惨白的灯光，眼下的乌青浓得化不开。

“到了？顺利吗？房子怎么样？睡得好吗？”问题连珠炮似的。

“都好。”我让自己靠在床头，调整好角度，让摄像头只照到我上半身和看起来整齐的床铺，“你爸呢？”

“刚睡着。”他揉了揉眉心，声音疲惫，“情况稳住了，但还得观察。你呢？真的没事？声音有点哑。”

“时差，没睡好。”我轻描淡写，没提凌晨的狼狈。

“要喝水吗？你那边现在是早上，记得吃药。”他习惯性地叮嘱，目光在小小的屏幕里仔细逡巡，试图找出任何不对劲的蛛丝马迹。

“嗯。”

对话开始变得艰难。时差切割了共处的时间，生活的细节也失去了同步。他那边是医院的消毒水气味、父亲的咳嗽声、和母亲疲惫的叹息；我这边是陌生的鸟鸣、花园里过曝的阳光、和父母小心翼翼、生怕触碰我敏感神经的关怀。我们分享着彼此的生活碎片，却像在阅读两个毫不相干的故事梗概，中间隔着巨大的、无法填满的空白和延迟。

最初的几天，视频还带着劫后余生的热切。渐渐地，疲惫和距离感开始侵蚀。有时我这边阳光明媚，他那边却是深沉的夜，他强打精神陪我说话，眼皮却不断打架。有时他急切地想告诉我父亲病情的一点好转，我却因为刚经历一次失败的“独立尝试”而心灰意冷，回应得敷衍。

最难受的是那些“做不到”的时刻。比如，母亲精心准备了一桌中餐，筷子对我来说是天然的屏障。我可以用特制的勺叉，但动作笨拙缓慢，汤汁会洒出来。父母和弟弟一家围坐着，热闹地聊天，给我夹菜，那种“被照顾”的感觉，不再是温暖，而是一种尖锐的提醒，提醒着我的不同，提醒着我离开了秦朗那个已经将我的“非常态”融入日常的体系后，在这个“常态”的家庭里，是多么突兀的“异常”。

我想自己倒杯水，够不到水壶。想用平板电脑查点资料，固定的支架角度不对。甚至想给阿途梳梳毛，都无法牢牢握住那把梳子。每一次微小的挫败，都像一根细针，扎在早已千疮百孔的自尊上。

我开始减少和秦朗视频的时间，借口是让他多休息，或者我要陪父母。他起初不同意，后来似乎也感受到了那份无力，不再坚持。联系变成了每天几条简短的信息，和偶尔在深夜里，对着他灰暗的微信头像，长时间的打字又删除。

花园里阳光很好，母亲推着我去散步，介绍着各种她精心栽种的花草。我听着，点头，心里却一片荒芜。我想念秦朗。不是想念他的照顾，是想念那个在他面前，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展现所有笨拙、所有挫败、所有因为“做不到”而产生的暴躁和脆弱，而不用担心被同情或过度呵护的男人。想念那个会在我尝试“袋鼠跳”时，一边紧张地张开手臂准备接着，一边又忍不住吹口哨说“林工牛逼”的傻子。

一个月后，秦朗的父亲病情终于稳定，可以出院回家调养。他在信息里说，但他暂时还走不开，需要安排后续的康复和家里的一摊事。

我望着窗外南半球过分澄澈的蓝天，打下两个字：“不急。”

那天下午，我让弟弟帮我调整了平板支架的角度，然后，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对着摄像头，开始了一次漫长而艰难的“视频演练”。我用下巴操控着轨迹球，打开文档，一个字一个字地敲。不是代码，不是报告，是杂乱无章的句子，关于我如何够不到水杯，关于筷子带来的尴尬，关于凌晨三点摔回床上的膝盖疼，关于对悉尼阳光的陌生感，关于……铺天盖地的想念。

我没有发给他。只是写，像个偏执的复健者，试图用文字重新接驳那断裂的感知。

又过了两周，一个普通的周二下午。父母出门访友，家里只有我和阿途。我驱动轮椅到花园的阴凉处，试图用固定在轮椅上的特制夹子，给一株有点蔫的玫瑰修剪枯枝。阳光依然猛烈，我出了汗，夹子不太听使唤，枯枝没剪下来，反而带落了几片健康的花瓣。

烦躁涌上来，我把夹子扔开（其实只是松开了控制），靠在轮椅里，闭上眼。

就在这时，我听到了脚步声。不是父母的，更轻盈，更熟悉，带着一种穿越了漫长距离的、风尘仆仆的质感。

我猛地睁开眼。

秦朗就站在花园的白色篱笆门外。他瘦了很多，脸颊凹陷下去，皮肤被北方的冬天和医院的灯光熬得有些苍白，但眼睛亮得惊人，像跋涉了千山万水后，终于看到了绿洲。他肩上背着个简单的行囊，手里还拉着我的那个旧行李箱——他坚持要我带来的那个，里面装满了他亲手收拾的、我的“熟悉物品”。

他就站在那里，隔着几步的距离，看着我，看着花园，看着这个完全陌生的、南半球的午后。阳光把他额前的汗珠照得晶莹。

时间仿佛静止了。阿途先反应过来，狂吠一声，箭一般冲过去，扒着篱笆门，尾巴摇成了螺旋桨。

我驱动轮椅，僵硬地，缓缓地，滑到门边。篱笆门没锁，他轻轻推开。

没有拥抱——我们无法完成那个动作。他蹲下来，蹲在我的轮椅前，像我们之间无数次那样，让自己与我的视线平齐。他的目光细细地扫过我的脸，仿佛在确认一件失而复得的珍宝是否有损。

然后，他伸出手，不是握，而是用掌心，轻轻地、稳稳地，包裹住了我右边空荡荡的袖管末端，那截毫无知觉的残肢。

“林砚，”他开口，声音沙哑，带着长途飞行后的干涩，和一种尘埃落定的温柔，“我来了。”

他的掌心很烫，透过薄薄的布料，熨帖着我早已麻木的皮肤。那股温热，顺着残肢，逆流而上，蛮横地冲垮了所有垒砌的心防，冲散了南半球炽热的阳光带来的眩晕和隔离感。

我看着他，看着这个穿越了季节、时差和各自家庭牵绊，突然出现在我花园门外的男人。千言万语堵在喉咙里，最终只化作一个极其缓慢的点头，和一声几乎听不见的：

“……嗯。”

他来了。我的备份系统，我的温度监控器，我那片在异国他乡无处安放的、笨拙灵魂的唯一兼容接口。跨越了一万公里的距离，和三十三个日夜的分离，他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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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在冬末灰黄相间的平原上疾驰，窗外的景色单调重复，像一卷磨损的胶片。残雪未消，点缀在裸露的田垄和远处光秃的枝桠间，更添寂寥。秦朗靠在我旁边的座位上，闭着眼，但我知道他没睡着。他的右手一直握着我的左臂残端，指尖无意识地、一下下轻轻点着，像在敲击某种只有他能懂的密码。从他接到父亲出院后第一通语气“缓和”许多的电话，到决定买票回去，再到此刻，他整个人都绷着一根看不见的弦。

“我爸他……脾气倔，老思想。”昨晚收拾行李时，他忽然没头没尾地说，手里叠着我的衣服，动作有些重，“他病了这一场，有些话……可能憋着，也可能……会说。你听着，别往心里去。一切有我。”

我“嗯”了一声，没多问。心里却像这车窗外的原野，空阔，灰蒙，被一股无形的、料峭的寒意包裹着。

秦朗的家在北方一个老旧厂区的家属院里。楼道狭窄昏暗，弥漫着陈年的油烟和灰尘气味。我的轮椅上去需要人抬，秦朗和他闻声出来的母亲，还有隔壁闻讯出来看热闹的邻居大叔，一起费力地将我和轮椅弄上了三楼。每一次颠簸，秦朗的手臂都绷得死紧，护在我周围，生怕磕碰到。

门开了，一股更浓郁的中药味混合着老房子特有的气息扑面而来。秦朗的父亲坐在客厅旧沙发的主位上，穿着厚厚的棉袄，虽然出院了，脸色依旧透着病后的蜡黄和浮肿。他的目光像两把生了锈的锥子，先是在秦朗脸上狠狠刮了一下，然后，缓缓地，钉子一样扎在我身上——从脸，到空荡的袖管，到轮椅，再回到我的脸。那目光里没有好奇，只有一种沉甸甸的、冰冷的审视，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嫌恶。

“爸，妈，这是林砚。”秦朗的声音比平时高了一点，带着刻意营造的轻松，他侧身让开，手很自然地搭在我轮椅扶手上，一个护卫的姿态。

“叔叔，阿姨。”我点头，尽量让语气平稳。

秦朗的母亲是个瘦小的女人，脸上皱纹很深，眼睛红肿着，像是刚哭过又强打起精神。她搓着手，局促地点头：“哎，哎，来了好，来了好……路上累了吧？快，快进来坐。”她的目光躲闪着，不敢在我身上停留太久，又忍不住担忧地瞥向自己的丈夫。

沙发前的茶几对于轮椅来说太高了。秦朗立刻弯腰，想搬开旁边的凳子给我腾位置。他父亲却在这时重重咳嗽了一声，哑着嗓子开口：“就坐那儿吧，挪来挪去麻烦。”声音不高，却带着一家之主的权威。

秦朗动作顿住，看了他父亲一眼，那一眼里有隐忍的火星。他没听，还是利落地把凳子搬开，将我的轮椅推到沙发旁边一个相对舒适、又能参与谈话的位置。

晚饭是秦朗母亲张罗的，很丰盛，摆了一桌子。秦朗要像在家里一样辅助我，被我微微摇头制止了。在父母面前，我不想显得那么……依赖。我用下巴示意，让他帮我将特制的、带弯曲角度和防滑处理的勺叉固定在左臂残端上，然后自己凑近，小心地取食。动作缓慢，但准确。这需要极大的专注，额头很快沁出细汗。

饭桌上很安静，只有碗筷碰撞的轻微声响和秦朗母亲偶尔小声的劝菜声。秦朗的父亲吃得很少，大部分时间就端着碗，目光沉沉地看着我们，看着我专注而略显吃力地对付那些食物。

“小朗，”他终于开口，声音像砂纸磨过木头，“这次回来，能待几天？”

秦朗放下筷子：“看情况。爸你身体还需要人，我多陪陪。”

“陪我？”老爷子扯了扯嘴角，那笑容没什么温度，“我老了，不中用了，有你妈就行。你工作呢？你那边……就没什么要紧事？”他的目光意有所指地扫过我。

“我请假了。”秦朗简短地说，又帮我盛了一勺容易入口的蒸蛋。

“请假……”老爷子重复了一遍，慢慢咀嚼着这两个字，然后看向我，“小林是吧？听小朗说，你也是做研究的？了不起。就是……你这身子，出门在外，不容易吧？家里父母……不惦记？”

问题很平常，语气却像在掂量一件物品的瑕疵和拖累程度。

我咽下嘴里的食物，抬起眼，迎上他的目光：“还好。习惯了。父母在澳洲，也支持。”

“澳洲？那是外国。”老爷子点点头，不知是感慨还是别的，“远啊……小朗以后要是想去看你，也不方便。”

“爸！”秦朗的声音陡然变冷。

老爷子像是没听见，继续慢悠悠地说：“这人啊，年轻的时候觉得啥都不是事。等老了，病了，就知道身边有个知冷知热、能端茶送水的踏实人，有多重要。”他的眼睛看着秦朗，话里的意思却像冰冷的针，密密麻麻扎向我所在的方向。“有些负担，背上一时行，背上一辈子……那就是两码事了。”

空气骤然冻结。秦朗母亲的脸色变得苍白，手里的筷子差点掉下来。秦朗猛地站起身，椅子腿在地上刮出刺耳的声响。他胸膛起伏，眼睛里有怒意，更有一种被至亲言语刺伤的痛楚。

“爸，你说什么呢！”他的声音在发抖。

“我说什么？”老爷子也提高了声音，蜡黄的脸涨红了，“我说的是实话！我躺医院里的时候就在想，我儿子以后怎么办？跟个……跟个连自理都费劲的男人在一起，你能得什么好？啊？你现在年轻，有劲儿，觉得啥都能扛！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你扛不动了，谁扛你？！”

“我的事不用你管！”秦朗吼道，额头上青筋迸起，“林砚他什么样我比你清楚！他能给我的，你根本想象不到！”

“想象不到？我就看到是个累赘！”老爷子也激动起来，指着我的手都在抖，“你看看他！吃顿饭都这么费劲！以后你们怎么过日子？谁照顾谁？啊？你妈伺候我一辈子，我知道那是什么滋味！我不能让我儿子也……”

“够了！”秦朗的母亲带着哭腔喊了一声，打断了他。

我坐在轮椅上，像一座被冰封的雕塑。那些话语，比冬末的寒风更刺骨，精准地刮过我所有努力伪装起来的坚硬外壳，露出里面血淋淋的、名为“残缺”和“负担”的核。戴着辅助设备的残端，感到一阵僵冷。我看着秦朗和他父亲对峙的身影，看着老人脸上混合着病态、顽固和某种自以为是的“关爱”，看着秦朗母亲无声流泪的绝望，胃里一阵翻搅。

“我吃好了。”我开口，声音出乎意料地平静，甚至有些空洞，“阿姨，饭菜很好吃，谢谢。”

我驱动轮椅，向后退出桌边，转向客厅空旷处。我没有看秦朗，也没有看他父亲。争执声在我身后停下，变成一种令人窒息的寂静。

那天晚上，我和秦朗睡在他小时候的房间。房间很小，我的轮椅几乎占了一半空间。我们挤在单人床上，他紧紧抱着我，抱得那么用力，仿佛一松手我就会消失。他的身体在微微发抖。

“对不起……对不起林砚……”他把脸埋在我颈窝，声音闷闷的，带着泪意，“我不该带你回来……我不该让你听那些……”

我抬起那截能动的左臂，很轻地、笨拙地，拍了拍他。“睡吧。”我说。

他需要回来，这是他无法推卸的责任。而我，既然选择了和他在一起，这些目光和言语，或许早该在预料之中。只是预想和亲耳听到、亲眼看到，终究是两回事。那冰冷的“累赘”二字，像淬了毒的钉子，钉在了心口最软的地方。

第二天，气氛依旧僵硬。秦朗父亲不再说什么，但那种沉默的排斥和审视无处不在。秦朗母亲努力缓和，但笑容勉强。我们只待了一天，秦朗就以工作为由，订了当晚返程的票。

离开时，秦朗的父亲没有送出门。他依旧坐在那张旧沙发里，看着我们。秦朗弯腰帮我整理盖毯和外套，动作仔细。他父亲忽然开口，声音平静了许多，却带着一种更深的疲惫和决绝：

“小朗，路是你自己选的。以后……别后悔。”

秦朗背对着他，动作僵了一瞬，没回头，只是更紧地握了握我轮椅的扶手，低声道：“我们走。”

回程的火车上，秦朗异常沉默，一直看着窗外飞逝的黑暗。手机就放在小桌板上，屏幕暗着。

火车快到站时，那屏幕亮了。嗡嗡的震动声在寂静的车厢里格外清晰。来电显示：爸。

秦朗盯着那名字，盯了好几秒，手指蜷缩起来。然后，他深吸一口气，拿起了手机，没有避开我，按下了接听，甚至点开了免提。

他大概是想让我听到他的态度，想让我安心。

电话那头传来他父亲的声音，比当面说话时更冷，更硬，像北方冬末冻实未化的土地：

“小朗，你听着。昨天有些话，当着外人面我没说透。现在你听好了。”

秦朗的嘴唇抿成一条苍白的线。

“我跟你妈，就你一个儿子。我们老了，不求你大富大贵，就盼着你成个家，生个孩子，安安稳稳的。可你看看你现在……跟个男的，还是个残废！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让我们老秦家以后怎么办？绝后吗？”

每一个字，都像冰雹砸在车窗上，清晰，冷酷。

“我告诉你，趁早跟那个林砚断了！别让他耽误你一辈子！你要是还认我这个爹，还想进这个家门，就必须跟他分开！没得商量！”

车厢里空气凝固了。隔壁座位的乘客似乎也隐约听到了什么，投来诧异的目光。

秦朗握着手机的手指关节捏得发白，他张了张嘴，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响，却没能立刻说出话来。他的眼睛血红，看向我，那里面的痛苦、愤怒、挣扎，几乎要满溢出来。

电话那头还在继续，是他母亲带着哭音的微弱劝阻：“老秦，你别说了，孩子刚回来……”

“你闭嘴！”老爷子粗暴地打断，“小朗，你给我句话！是要这个家，要你爹妈，还是要那个……”

“爸。”

秦朗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很轻，却异常清晰，像用尽了全身力气，斩断了最后一丝犹豫。他看着我，目光穿过电话里传来的刺耳噪音，牢牢地锁住我的眼睛。

“我要林砚。”

说完，他没等那边任何反应，直接挂断了电话。然后，他抬手，关掉了手机电源。屏幕彻底暗下去，映出他毫无血色的脸，和我同样苍白的倒影。

火车进站的鸣笛声长长地响起，窗外城市的灯火流泻进来，晃过我们僵硬的身影。他没有立刻动作，只是维持着那个姿势，仿佛刚才那短短一句话，耗尽了他所有的能量。

我驱动轮椅，缓缓靠近他。用我那仅存的、无法拥抱的躯体，轻轻靠向他微微颤抖的手臂。

窗外，是我们即将回到的、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狭窄却自由的城市。身后，是逐渐远去的、带着刺骨寒风和断绝威胁的故乡。

火车停稳，气流嘶鸣。秦朗深吸一口气，像是从水底浮上来，伸手握住了我的轮椅推手，力道稳了下来。

“回家。”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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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铃响起来的时候，是凌晨四点十七分。尖锐的电子音撕破了楼里粘稠的寂静。我和秦朗几乎同时惊醒——如果那短暂而破碎的、倚靠着彼此体温的迷糊能算睡眠的话。自从火车站那个电话之后，睡眠就成了奢侈品。秦朗的眼睛里总是布满血丝，我的肩颈肌肉也因为持续无意识的紧绷而酸硬如铁。

秦朗猛地坐起身，动作太大，带起一阵冷风。他看了一眼手机，没有未接来电，只有屏幕幽幽的蓝光映着他骤然绷紧的下颌线。他套上衣服，几乎是踉跄着冲向门口，甚至没来得及给我一个安抚的眼神。

我从床上坐起来，驱动轮椅靠近卧室门口。客厅的灯亮了，惨白的光从门缝底下漏进来。然后，我听到了秦朗母亲那压抑的、带着长途跋涉疲惫和深切恐惧的哭声，还有他父亲那标志性的、粗重而带着痰音的咳嗽声。

“……爸！妈！你们怎么……不是说好下周复查吗？”秦朗的声音压得很低，但那份惊愕和慌乱掩藏不住。

“复查？再等下去，我怕我直接死在家里都没人知道！”秦朗父亲的声音嘶哑，却中气十足，带着一种病人特有的、理直气壮的怨怼，“你妈一个人弄不了我！你这儿子当的，心里还有没有这个家？”

“我昨天刚跟主治医生通过电话，他说您恢复得……”

“医生懂什么？难受的是我自己！”又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咳嗽，混杂着秦朗母亲带着哭腔的劝慰和拍背声。“反正我们来了，没地方去。你这儿不是地方大吗？我看挺好。”最后一句话，意有所指，冰冷的目光仿佛能穿透墙壁，钉在我身上。

秦朗沉默了。那沉默像不断上涨的潮水，漫过客厅，涌进卧室，冰凉地淹没我的脚踝，膝盖，胸口。我能想象他此刻的样子，挺直的背脊在父母面前，尤其是卧病在床、以死相挟的父亲面前，一点点被无形的重量压弯。孝道、责任、愧疚，还有那无法宣之于口的爱情，在他胸腔里厮杀，血肉模糊。

轮椅的电机发出几乎听不见的嗡鸣，我驱动它，缓缓退回房间最深的阴影里。阿途警觉地竖起耳朵，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呜咽，蹭着我的小腿。

接下来的日子，家变成了一个诡异而紧绷的战场。秦朗的父母“暂时”住了下来，占据了客房。秦朗的父亲需要“静养”，于是客厅的电视永远调在戏剧频道，音量巨大。他大部分时间躺在沙发上，或者坐在那张特意为他搬来的旧藤椅里，目光像探照灯，追随着屋子里的每一个动静，尤其是我的。

我尽量缩小自己的存在感。晨间的转移和洗漱，我做得比平时更早，更轻，像执行一场需要绝对隐蔽的军事行动。尽量待在书房，关上门。但饭点无法回避。餐桌成了最煎熬的刑场。

秦朗母亲做饭，味道很重，油盐也大，显然不是考虑我这种需要控制摄入的体质。秦朗会提前帮我盛出一小份，尽量挑清淡的。但只要筷子一伸向我这边，他父亲那拉风箱似的呼吸就会陡然加重，或者重重放下手里的汤碗。

“小朗，你爸的鱼刺多，你帮他挑挑。”母亲会小声说，眼神躲闪。

“他自己能看见。”秦朗硬邦邦地回了一句，但还是把筷子转向父亲那边。

一顿饭，吃得鸦雀无声，只有碗筷碰撞和老人浑浊的吞咽声。我面前的食物渐渐冷掉，胃里像塞满了冰冷的石头。

秦朗试图和他父亲谈。关起门来，在客房里。声音压得很低，但激烈的词句还是会漏出来。

“……他是要跟我过一辈子的人！”

“一辈子？你看着他那样子，你能伺候他一辈子？等你老了谁伺候你？”

“我们不需要谁伺候！我们能处理好！”

“放屁！你现在不就正在‘伺候’吗？端茶倒水，搬上搬下，跟个护工有什么区别？我养你这么大，不是让你去给个残废当护工的！”

“他不是残废！他比很多健全的人都强！”

“强？强在哪儿？强在连自己擦屁股都要人帮？”

这句话像一把淬毒的匕首，猛地刺穿单薄的门板，精准地扎进我的耳膜。世界有一瞬间的失声，只剩下血液冲上头顶的轰鸣。我坐在书房里，面前摊开的文献一个字也看不进去，指尖（如果还有）冰冷麻木。

争吵最终总是不了了之，以秦朗父亲剧烈咳嗽、母亲惊慌呼喊、秦朗不得不妥协告终。家里的气氛一天比一天沉重，空气凝滞得让人喘不过气。秦朗眼里的红血丝越来越多，对我笑的时候，那笑容疲惫得仿佛下一秒就会碎裂。他依然会在深夜，等父母房间熄灯后，悄悄进来，紧紧抱住我，把脸埋在我颈窝，不说话，只是身体微微发抖。我能感觉到他的无力，他的挣扎，他被亲情和爱情撕扯得快要断裂的灵魂。

转折发生在一个周末的早晨。秦朗父亲说心口闷，喘不上气，脸色灰败。秦朗母亲吓坏了，声音都变了调。秦朗立刻打电话叫急救车。一阵兵荒马乱后，家里只剩下我和阿途，还有满室未散的恐慌和消毒水似的冰冷气息。

秦朗跟着去了医院。中午时分，他发来信息：“爸要住院观察几天，情况不稳。妈一个人不行，我得守着。”

我回：“好。”

然后是漫长的空白。一天，两天。信息变得简短，“在输液”，“睡了”，“还没醒”。家里的食物渐渐吃完，外卖盒子堆在门口。阿途的狗粮见底了。我一个人驱动轮椅，在突然空旷得可怕的房子里移动，影子被拉得很长。尝试自己烧水，差点打翻水壶。尝试换床单，累出一身汗，效果歪歪扭扭。

第三天晚上，秦朗回来了。不是从医院，而是从外面。他看起来憔悴得脱了形，胡子拉碴，眼睛里布满红丝，嘴唇干裂。他没有立刻来抱我，而是站在客厅中央，看着我，眼神空洞，像两个干涸的深井。

“林砚，”他开口，声音沙哑得几乎认不出来，“我爸……需要人长期照顾。我妈快崩溃了。”

我看着他，等待下文。心跳在冰冷的胸腔里，缓慢而沉重地敲击。

“他们……老家那边，给我说了个亲事。”他每个字都吐得极其艰难，像在往外掏带着血肉的碎石，“女方……愿意一起照顾老人。我……我可能得回去一趟。”

血液瞬间冲上头顶，又在下一秒冻结成冰。我张了张嘴，发不出任何声音。耳边嗡嗡作响，盖过了阿途不安的低吠。

“就……回去处理一下。”他避开我的眼睛，转身开始收拾东西。不是出差那种整理，而是更彻底地，把他的衣服、常用的书、刮胡刀……一件件从我们的衣柜、书架、浴室里拿出来，塞进行李箱。动作很快，带着一种慌不择路的仓促，又透着一股令人心寒的决绝。

他没有看我，也没有解释“处理一下”是什么意思，没有说“等我”，没有像以往无数次那样，哪怕只是短暂的分别，也要留下一个拥抱或亲吻。

他只是收拾。拉链拉上的声音，刺耳得像金属刮擦骨头。

最后，他拖起行李箱，走到门口。手放在门把上，停顿了几秒。他的背影在玄关昏暗的光线下，僵硬得像一尊正在风化的石像。

“林砚，”他终于又开口，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却比任何咆哮都更让我浑身发冷，“对不起。”

门开了，又关上。行李箱轮子碾压过楼道的声音，由近及远，最终彻底消失。

世界重归死寂。只有阿途焦急地用爪子扒拉着门板，发出呜呜的声音。

他没有说再见。

他没有再回来。

消息是从一个很久不联系、恰好和秦朗老家有点拐弯抹角关系的旧同学那里，像一枚迟来的炸弹，猝不及防地扔进我死水般的生活里。

“听说秦朗回去了？动作真快啊，这都摆酒了？新娘听说还挺贤惠，家里也同意……”

后面的话，我没再看。手机从残存的臂弯里滑落，掉在厚厚的地毯上，闷响一声。屏幕还亮着，那条信息像丑陋的伤疤，横亘在冰冷的玻璃上。

我坐在轮椅上，面对着落地窗。窗外是城市一如既往的车水马龙，霓虹闪烁。光影流动，映在我空洞的瞳孔里，却照不进任何一丝温度。

家，这个曾经被我们一点点用体温、用琐碎、用无声的默契搭建起来的巢穴，瞬间变成了一个巨大而精致的囚笼。每一个角落，都残留着秦朗的气息，他笑的样子，他皱眉的样子，他把我从轮椅抱到床上时手臂的力量，他深夜敲击键盘的轻微声响，他煮糊了早餐后懊恼的抓头发……这些记忆的碎片，此刻都变成了淬毒的玻璃碴，随着我的呼吸，缓缓切割着五脏六腑。

阿途似乎感应到什么，它不再兴奋地冲向门口等待，而是变得异常安静，总是趴在我脚边，抬起头，用那双湿润的、充满不解和担忧的黑眼睛望着我，时不时用鼻子轻轻碰碰我冰冷的小腿。

我开始长时间地发呆。对着曾经我们一起挑选的、如今空了一半的衣柜；对着浴室镜子上，曾经并排摆放、现在只剩下一支的特制牙刷；对着书房里，他那把已经落了些灰尘的椅子。

身体里那套精密运转了多年、习惯了在秦朗这个“协同进程”支持下对抗一切不便的系统，仿佛突然间被拔掉了核心电源。不是宕机，而是以一种极慢的速度，无可挽回地冷却、凝固。

我依旧会自己完成那些日常程序：转移、洗漱、进食、工作。但每一步都像在梦游，肌肉记忆还在，灵魂却已经抽离。食物尝不出味道，水喝下去像是冰冷的铁锈。夜晚变得无比漫长，黑暗浓稠得化不开，我睁着眼，听着暖气管道里水流循环的微弱声响，听着阿途平稳的呼吸，听着自己心脏在空旷胸腔里，一下，又一下，缓慢而沉重地跳动，像在为一个早已死去的时代敲响丧钟。

秦朗结婚的消息，像最后一块巨石，彻底封死了那扇我以为只是暂时关闭的门。没有质问，没有争吵，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告别。只有一句轻飘飘的“对不起”，和一场我未被邀请、甚至毫不知情的、属于他的“婚礼”。

原来，在至亲以生死相挟的“现实”面前，在我们小心翼翼构建起来的、看似坚不可摧的“爱情”面前，我的存在，我的残缺，我们共度的五年，最终可以被如此轻易地衡量、舍弃，然后贴上“负担”的标签，扫进记忆的角落，用一场新的、符合世俗期待的婚姻来覆盖。

原来，我所以为的“协同”，不过是他单方面负重前行的“监护”。当那重量超出他所能背负的极限，或者，当出现一个看似更“轻松”、更“正常”的选项时，被抛下的，自然只能是我这个无法独自“行走”的累赘。

多么合理。多么现实。多么……令人作呕的清醒。

我驱动轮椅，缓缓移到客厅的智能控制面板前。那是秦朗装的，为了方便我控制灯光、窗帘和空调。我抬起左臂残端，很慢地，一个按键一个按键地，关闭了所有的灯。

黑暗瞬间吞噬了一切。

只有窗外城市的流光，不屈不挠地渗透进来，在地板上投下鬼魅般晃动的影子。

在这片熟悉的、却已彻底陌生的黑暗里，我终于清晰地看见——那个曾经以为被爱意和决心填满的“家”，早已空空如也。

而我，被困在这具残缺的躯壳里，困在这座记忆的坟场中，连为自己掘墓的双手，都没有。

you19950505

男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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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19950505 发表于 2025-12-20 23:22
男a？

金箍棒变成搅屎棍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