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男堂姐系列】《残足》（堂姐黄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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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气味的重现
十月下旬的一个下午，东莞的天气开始转凉了，窗户关着，只留了一道缝，偶尔有一缕风吹进来，带着一点点秋天的气息。黄琳坐在客厅的轮椅上，膝盖上摊着一本书，是她从弟弟的书架上随手抽出来的，一本旧小说，纸张已经泛黄了，翻起来有一股淡淡的霉味。她其实没怎么看进去，只是翻着，一行一行让眼睛扫过去，用那些字填满时间，不让脑子空下来。

然后她闻到了一股气味。

那气味来得很突然，像是有什么东西一下子涌进鼻腔，浓郁得几乎让人窒息——是脚的气味，是那种闷在鞋里一整天后脱下来时散发出的酸臭味道，浓烈的，刺鼻的，带着汗液发酵后特有的馊味，像更衣室里很多人脱了鞋之后混在一起的那种气息，但又更清晰，更具体，是她能认出来的那种。那是她太熟悉的味道，熟悉到不需要想就能辨认出来——是她自己的味道，是她每次脱下高跟鞋后脚上残留的、属于她个人的体味。她是汗脚，从小就这样，哪怕穿着最透气的凉鞋，走一天下来脱了鞋也会有一股浓郁的酸臭味，模特圈里的姐妹都知道，还开过她玩笑，说她是“香车美人，臭脚黄琳”，她那时候不在意，笑笑就过去了，反正那是她的，是她身体的一部分。

可现在那股味道就在她周围飘着，浓郁得呛人，真实到她能感觉到它糊在鼻腔里，真实到她几乎能分辨出那是哪双鞋穿久后留下的味道——是那双银色的，她最喜欢的那双，穿的时间最长，鞋垫已经微微变形，吸饱了她的汗水，每次脱下来那股味道都很重，她有时候自己都嫌弃，会把鞋放在阳台吹一晚上才收起来。

她下意识地低下头，看向自己的脚。

那两只包裹着绷带的残足安静地搭在脚踏板上，左足的残端从脚踝延伸出来，绷带裹到脚踝以上，右足只有那个孤零零的脚后跟，绷带裹得更厚实些。它们就那么待着，什么也没有，什么也做不了，什么味道也不可能散发出来。

可那股气味还在。

她深吸一口气，那股味道更浓了，就是她的味道，就是她脱了鞋之后脚上那种浓郁的酸臭，带着汗液的馊，带着皮革被浸透后的涩，带着那种只属于她的、别人模仿不来的体味。那是她的身体曾经拥有的味道，是她从来不曾在意过、甚至偶尔嫌弃过的味道，现在却像幽灵一样飘在她周围，浓得化不开，提醒着她什么。

她把书放下，推着轮椅往旁边移了移。那股气味还在，跟着她飘过来。她又移了移，还在，更浓了。她推着轮椅往厨房方向去，走了几米，那股气味淡了一点点，但当她停下来，它又慢慢飘过来，越来越浓，像有什么东西一直跟着她，贴着她，缠着她。

她慌乱起来，推着轮椅加快速度往玄关去，轮子在地板上滚动的声音有些急促，她的手心开始出汗，心跳砰砰砰的。到了鞋柜前，她打开柜门，三十七双高跟鞋整整齐齐地摆在里面，各种颜色各种款式，在灯光下泛着冷冷的光。她伸出手，从最显眼的位置捧起那双黑色的细带凉鞋——和遇袭那天穿的那双一模一样的同款，崭新的，没穿过几次——凑到鼻尖，用力闻了闻。

只有皮革的味道，淡淡的，还有一点点灰尘的气息，是放在柜子里久了的味道，没有别的，没有那股酸臭，没有那股熟悉的体味。她又拿起另一双，银色的那双，她最喜欢的那双，凑近了闻——同样的，只有皮革和灰尘，什么也没有。她把鞋举起来，把鼻子埋进鞋口里，深深地吸，吸到鼻腔发酸，还是没有。

她把鞋放回去，关上柜门，推着轮椅回到客厅中央。

那股气味又飘过来了。

就在她身边，就在她轮椅旁边，就在她鼻子前面，浓郁的，呛人的，就是她的味道，就是那双银色的、穿久了的、吸饱了她汗水的高跟鞋脱下来后那股酸臭，那股让她自己都皱眉头的味道。她能闻到，真真切切地闻到，可那味道根本不可能存在。

她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攥紧轮椅扶手的手心全是汗，胃里一阵翻涌，想吐。

那天之后，那种气味就缠上她了，而且越来越浓，越来越频繁。

有时是那股熟悉的、她自己的味道，浓郁的酸臭，飘在她周围，像有另一个她正赤脚站在不远处，脚上还带着刚脱了鞋的汗味。有时是别人的脚臭，陌生的，更浓烈的，更让人作呕的那种——像公共更衣室里几十双鞋脱下来堆在一起发酵过的味道，酸里带着腥，腥里带着馊，熏得人眼睛发酸，胃里翻江倒海。有时是混合的，说不清的，像车展后台那种气息——模特们换鞋时脱下的各式各样高跟鞋，光脚踩在地毯上留下的汗渍，脚臭和香水混在一起的那种复杂的气味，她太熟悉了，熟悉到一闻到就能想起后台那种忙乱的场景，想起姐妹们光着脚跑来跑去的样子，想起自己脱下高跟鞋后揉着脚踝时那股混在香水味里挥之不去的脚臭。

她知道那是幻觉。她知道那是假的。她知道她的脚已经不在了，那些气味不可能存在。可她的鼻子感受不到这些，她的鼻子只告诉她那些气味是真的，是真的飘在她周围的空气里，是真的钻进她的鼻腔，是真的让她想吐、想躲、想逃。

有一次，那股陌生的、浓烈的脚臭又飘过来，熏得她胃里一阵剧烈翻涌，她弯下腰干呕起来，喉咙里发出呃呃的声音，眼泪都呛出来了。她推着轮椅冲到卫生间，抓起洗手台上的消毒湿巾，拼命地擦拭轮椅的脚踏板，擦拭自己的脚——那两只包裹着绷带的残足——擦拭周围的墙壁、地板、洗手台边缘。她擦了一遍又一遍，湿巾用掉了一整包，手擦得发红，可那股气味还在，就在她鼻子前面，浓得化不开，熏得她继续干呕。

她又推着轮椅冲到窗前，用尽全身力气把窗户推开。冷风灌进来，吹在她脸上，吹在她身上，吹得她头发乱飞。她迎着风大口呼吸，想用干净的冷空气把那股气味从鼻腔里冲走，可那股味道依然在，和冷风混在一起，钻进她的鼻子，浓烈的，酸臭的，提醒着她它的存在。

她关上窗，推着轮椅回到客厅中央，坐在那里，一动不动。那股气味还在，自己的，别人的，混在一起的，反反复复，挥之不去。她开始分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分不清是鼻子在骗她还是脑子在骗她，只知道那股味道一直在，一直有，一直缠着她。

她就那么坐着，从下午坐到傍晚，从傍晚坐到天完全黑下来。中间她干呕了好几次，吐出来的只有酸水，喉咙火辣辣的疼。

晚上弟弟回来的时候，门锁转动的声音让她回过神来。她转过头，看着门打开，看着黄男走进来，换鞋，走过来，蹲在她面前。

“今天怎么样？”他问。

她看着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她想告诉他那些气味，想告诉他她一整个下午都在闻那些根本不存在的酸臭，想告诉他她吐了好几次，想告诉他她觉得自己快要疯了。但她没有。

“还行。”她说，声音哑得几乎听不清。

黄男看着她，看了几秒。他的目光从她脸上移到她手上——她的手攥着轮椅扶手，攥得很紧，指节发白。他又看了看周围，看见窗边的地板上有一团用过的消毒湿巾，看见窗户开着一条缝，冷风正从那道缝里灌进来，看见她的嘴唇干裂发白，眼眶发红。

他什么也没问。

他只是站起身，走到窗边，把那团湿巾捡起来扔进垃圾桶，把窗户关上，然后走回来，在她面前蹲下，伸出手，握住她的一只手。她的手凉的，僵硬的，还在微微发抖，在他手心里慢慢暖过来。

“姐，”他说，“有什么事就跟我说。”

她看着他，看着这个十八岁的少年，看着他的眼睛。那眼睛里有担忧，有心疼，有那种小心翼翼的试探。她想说点什么，但最后只是摇了摇头。

“没事。”她说，“就是有点累。”

他点点头，松开手，站起身进厨房做饭去了。

她坐在客厅里，听着厨房传来的声音，听着那些真实的、正常的声音。那股气味还在，浓郁的，酸臭的，就在她鼻子前面飘着，但她已经不那么慌了。她知道它在那里，知道它不会消失，知道它会一直缠着她。她只能习惯。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那两只包裹着绷带的残足。它们安静地搭在脚踏板上，什么气味也散发不出来。

可她分明闻到了那股味道。那么浓，那么熟悉，那么真实。

窗外的夜很深了。

她坐在那里，闻着那股属于过去的、根本不存在的、属于自己的浓郁体味，等着明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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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灰色的世界
十月末的东莞，秋意终于浓了起来，天空湛蓝湛蓝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地板上亮得晃眼。黄琳坐在客厅的轮椅上，面朝窗户，看着外面那片明媚的天，看着阳光下泛着金边的树叶，看着花园里来来去去的人——有推着婴儿车的年轻母亲，有牵着小狗散步的老人，有骑着滑板车横冲直撞的孩子，有拎着菜篮子匆匆走过的中年女人。阳光落在他们身上，落在他们脸上，落在他们迈动的腿上、脚上，把一切都照得那么鲜活，那么生动，那么有生命力。

可她看着这一切，只觉得是灰色的。

不是眼睛的问题，她知道。窗外的天确实是蓝的，树叶确实是绿的，花坛里的月季确实是红的，那些人的衣服也确实是五颜六色的。她能分辨出那些颜色，能说出哪个是蓝哪个是绿哪个是红，可那些颜色进到她眼睛里，落到她心里，就全变成了灰的，深浅不一的灰，从浅灰到深灰到灰黑，一层一层叠在一起，什么区别也没有。

她不知道是从哪天开始这样的。也许是出院后不久，也许是最近几天，也许是今天才突然变成这样。她分不清。她只知道现在看着窗外，看着那些曾经能让她心情好起来的风景，心里什么感觉也没有，不喜不悲，不羡慕不嫉妒，只是空空的一片，灰灰的一片，像一块被水洗过太多次的旧布，褪尽了所有的颜色。

她想起以前，想起自己还是模特的时候。那时候她多在意这些颜色啊。每次出外景，她都要仔细看天的颜色、光的颜色，看它们照在自己身上会是什么效果。她怕晒黑，夏天出门一定要涂厚厚的防晒霜，打遮阳伞，能不站在太阳底下就绝不站。她怕身材走样，每天严格控制饮食，多一口都不敢吃，腰上多一点点肉都能让她焦虑好几天。她怕皮肤变差，再累也要卸妆护肤，一层一层往脸上涂那些瓶瓶罐罐，从爽肤水到精华到乳液到面霜，一个步骤都不能少。

那些念头，那些焦虑，那些小心翼翼，现在想起来只觉得可笑，又可悲。

可笑的是，她曾经那么在意的东西，现在全都不重要了。晒黑？她连门都不出了，太阳都见不着了，还有什么晒黑不晒黑。身材走样？她整天坐在轮椅上，肌肉都在萎缩，腿越来越细，腰上倒是多了点肉，可谁看得见呢？她自己都不想看。皮肤变差？她有时候一整天都不洗脸，就那么坐在窗前发呆，脸上出油起皮都懒得管，反正又没人看。

可悲的是，她现在想在意这些都没资格了。那些焦虑是属于能站着、能走路、能被人看见的人的。她现在算什么？一个连自己上厕所都费劲的残废，一个连洗澡都要弟弟帮忙的累赘，一个连镜子都不敢照的懦夫。她还有什么资格在意皮肤晒不晒黑、身材走不走样？那些事和她有什么关系？

她坐在窗前，看着外面那片灰色的阳光，灰色的树叶，灰色的人来人往，一动不动。


那天下午，她推着轮椅经过玄关，余光瞥见了那面穿衣镜。

镜子很大，是以前她特意买的，实木边框，落地摆放，能把人从头到脚照得清清楚楚。她以前最喜欢站在那面镜子前面，转来转去地看自己，看今天的妆容是不是完美，看身上的衣服是不是合身，看那双高跟鞋和整体搭配是不是协调。她能在镜子前面站半个小时，左照右照，前照后照，直到每一个细节都满意为止。

现在那面镜子还在原来的地方，实木边框，落地摆放，什么也没变。

但她已经很久没往那边看了。

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余光扫过去，她下意识地转了一下头，然后就看见镜子里那个人——坐在轮椅上，穿着一件灰扑扑的睡裙，头发乱糟糟地披散着，脸上没有一丝血色，眼睛下面两团青黑，嘴唇干裂起皮。那个人佝偻着背，脖子往前伸着，两只手搭在轮椅扶手上，手指微微蜷缩，像两只僵硬的爪子。睡裙的下摆盖住了膝盖，下面露出来的两条小腿，一只包裹着绷带，另一只也包裹着绷带，安静地搭在脚踏板上，什么也做不了。

那是她。

她盯着镜子里那个人，盯了好几秒。那个人也盯着她，一样的姿势，一样的表情，一样的空洞的眼神。那是她。那就是现在的她。

她猛地转过头，不再看。

心跳砰砰的，有点快，像做了亏心事被抓到一样。她推着轮椅快步离开玄关，回到客厅中央，背对着那面镜子的方向，不敢再回头。

那个画面却留在她脑子里了，怎么都甩不掉——那个坐在轮椅上的灰扑扑的人，那张没有血色的脸，那两只空洞的眼睛，那两只包裹着绷带的、无用的残足。那是她。那就是现在的她。

她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镜子里那个人是光彩照人的，是意气风发的，是穿着漂亮衣服踩着高跟鞋的，是让她自己都忍不住多看几眼的。现在呢？现在镜子里那个人，她连一眼都不想多看。

从那以后，她开始躲着镜子。

每次经过玄关，她都刻意把脸转向另一边，不看那面穿衣镜。卧室里还有一面梳妆镜，更大，更清晰，是她以前花大价钱买的，带一圈灯泡的那种，化妆的时候能照得清清楚楚。现在那面镜子正对着她的床，每天早晨一睁眼就能看见。她受不了。

那天晚上弟弟回来，她跟他说：“小弟，帮我把那个梳妆台挪一下。”

黄男正在厨房做饭，听见她喊，关了火走出来。他看了看她，又看了看卧室方向，问：“挪到哪儿？”

“随便，挪到角落就行，别让我看见。”

他没问为什么，只是点点头，进卧室去挪那个梳妆台。梳妆台很重，实木的，他一个人搬不动，折腾了半天，最后把上面的东西都拿下来，才一点一点推到墙角，靠墙放着，镜子朝着墙壁，照不出任何东西了。

她坐在客厅里，听着卧室里传来的搬动声、喘息声、东西掉落的哐当声，心里有一种奇怪的踏实感。看不见就好了。看不见就不用面对那个灰扑扑的人。

黄男搬完梳妆台，走出来，额头上有汗。他问她：“还有什么要挪的？”

她想了想，说：“找块布，把镜子盖上。”

他又点点头，去自己房间找了块旧床单，淡蓝色的，洗得有些发白。他回到卧室，把那块床单蒙在梳妆台的镜子上，把整个镜子盖得严严实实，边边角角都掖好，不让一点镜面露出来。

她推着轮椅到卧室门口，往里看了一眼。那个梳妆台现在缩在角落里，上面蒙着一块淡蓝色的布，像一件被遗弃的家具，什么也照不出来了。很好。

她转回客厅，继续坐在窗前，看外面那片灰色的世界。

阳光还是那么亮，树叶还是那么绿，人还是那么来来回回。她看着它们，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

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她躺在床上，侧过身，面对着墙壁。那面蒙着布的梳妆台就在墙角，离她不远，但她不用看也知道它在那里，知道那块布下面藏着什么。藏着那个灰扑扑的人，那个坐在轮椅上的、没有血色的、两只残足包裹着绷带的人。那个人每天晚上都在那里，等着她睁眼，等着她看见。

她把脸埋进枕头里，闭上眼睛。

灰色的世界，灰色的自己。就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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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经纪公司的解约通知
2008年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东莞的天气彻底凉下来了，窗户关得严严实实，只有偶尔有人进出时才有一阵冷风灌进来。那天下午黄琳正坐在客厅的轮椅上发呆，目光落在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天上，脑子里什么也没想，就那么坐着，已经坐了两个多小时。突然门铃响了，尖锐的声音在安静的屋子里炸开，把她吓了一跳。

她转过头盯着那扇门，心跳开始加速。自从上次快递员按错门铃那件事之后，她对这种声音就有了一种本能的恐惧，每次响起都让她浑身僵硬，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门铃又响了，连着两声，她推着轮椅慢慢靠近玄关，停在门边，犹豫了很久，才鼓起勇气凑到猫眼上往外看。

透过那个小小的鱼眼镜头，她看见门外站着一个人，一个女人，穿着深色的风衣，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正低着头看手机。那张脸有些模糊，但她一眼就认出来了——是李姐，她的经纪人，带了她五年的经纪人，是她在这个圈子里最信任的人，也是出事之后一直没有联系过的人。

她浑身僵住了，手抓着轮椅的扶手，指节发白。李姐来了，李姐来看她了。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另一个念头就紧接着涌上来——李姐看见她这个样子会怎么想？会说什么？会用什么样的眼神看她？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穿着那件灰紫色的睡裙，头发随便披散着，脸上肯定没有血色，眼睛下面两团青黑，整个人看起来像个鬼。她不能让李姐看见她这个样子。

门铃又响了，这次持续了很久，像是按着不放手。她听见李姐在外面喊：“黄琳？在家吗？是我，李姐。”那声音隔着门传进来，有些模糊，但她听得出来，是李姐的声音，和以前一样，带着一点点南方口音，说话的时候尾音往上扬。

她攥紧扶手，手心全是汗。她应该开门吗？她可以假装不在家，可以等李姐自己走。可李姐已经看见里面有人了——猫眼那里有光透出去，她凑过去看的时候外面肯定能察觉到。她犹豫了很久，久到门外又响起一阵脚步声，像是要走了，她才终于伸出手，拧开了门锁。

门打开的那一刻，李姐的表情她一辈子都忘不了。

李姐的目光先落在她脸上，挤出一个笑，说“黄琳”，然后那目光就像不受控制一样往下滑，滑过她的肩膀，滑过她的腰，落在她身下的轮椅上，落在睡裙下摆露出的那两截包裹着绷带的残足上。那目光只停留了不到一秒钟，就迅速移开了，重新回到她脸上，那个笑容还挂着，但已经变了味。就是那一秒钟，那不到一秒钟的停留，黄琳清清楚楚地看见了那里面的东西——震惊，难以置信，然后是怜悯，那种看可怜人的、居高临下的、让人浑身不舒服的怜悯。像一把刀，一下子刺进她心里，扎得她喘不过气来。

“进来吧。”她听见自己说，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

李姐走进来，站在玄关那里，像是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她推着轮椅往旁边让了让，说“去客厅坐吧”，然后自己先推过去。她听见李姐在后面跟着的脚步声，很轻，很慢，像是怕惊动什么。她能感觉到李姐的目光落在她后背上，落在轮椅的金属框架上，落在她垂在脚踏板上的那两只残足上。她攥紧扶手，让自己不要回头。

到了客厅，李姐在沙发上坐下，她停在对面，两个人面对面，中间隔着一张茶几。沉默了好一会儿，谁都没开口。李姐的目光在屋里转了一圈，看了看窗户，看了看墙上的挂画，看了看角落里蒙着布的梳妆台，最后又回到她脸上。她看见李姐在努力维持着职业性的平静，嘴角那个笑容像是刻上去的，纹丝不动。

“你……你还好吗？”李姐终于开口，问了一个所有人都问的问题。

她点点头，说“还行”。又是这两个字，她这两个月说了无数次的两个字，对着弟弟说，对着康复师说，对着医生护士说，现在对着李姐说。这两个字已经变成了一个条件反射，不管别人问什么，她都说还行，因为除此之外她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李姐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打开公文包，从里面抽出一个文件袋，牛皮纸的，上面印着她们公司的Logo。她把文件袋放在茶几上，推到她面前，说：“公司让我给你送这个。”

她低头看着那个文件袋，看着上面那个熟悉的Logo，是她在过去五年里看了无数遍的Logo，印在合同上，印在邀请函上，印在活动背景板上。她没有伸手去拿，只是看着，问：“什么东西？”

李姐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黄琳，你知道，公司也有难处。你出事之后，公司等了一段时间，但一直没等到你能恢复的消息。那些品牌方，那些合作方，他们……”她顿了一下，像是不知道怎么措辞，“他们也很难办。”

她明白了。

她伸出手，拿起那个文件袋，打开，抽出里面的文件。最上面那张纸上，抬头几个大字：《解除合同通知书》。她看着那几个字，看着下面那些密密麻麻的条款，那些法律术语，那些关于解约原因、解约日期、善后事宜的说明，一个也看不进去，只有那几个字在眼前晃来晃去：解除，解除，解除。

她的手开始抖，抖得很厉害，那张纸在她手里哗啦哗啦响。她用另一只手按住，按在膝盖上，按住那张纸，按得紧紧的，不让它再响。

“我理解。”她听见自己说，声音很轻，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

李姐看着她，看着她的手，看着那张纸，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过了一会儿，李姐又开口，说：“你以前的那些照片，公司还留着，如果要的话，可以让人送来给你。”然后又说，“你在圈里的人缘好，好多人都问起你，让我带好。”

她点点头，没说话。

李姐又说：“你也别太难过，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以后说不定能装假肢，能走路……”

“李姐。”她打断她，声音还是那么轻，“别说这些了。”

李姐停住，看着她，沉默了几秒。然后李姐叹了口气，说：“你以前是我们最优秀的模特，真的……”她顿了顿，声音变得有些涩，“太可惜了。”

就是这句话，就是“太可惜了”这四个字，像最后一根稻草，把她撑着的那点东西一下子压垮了。她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想说“没关系”，想说“我没事”，想说“你走吧”，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眼眶猛地热了，泪水涌上来，模糊了视线，然后夺眶而出，顺着脸颊流下来，一滴一滴落在那张《解除合同通知书》上，落在“解除”那两个字上，把纸洇湿了一大片。

她用手去擦，擦了一把，又有新的流下来，怎么擦也擦不完。她低着头，不想让李姐看见自己这副样子，可肩膀不受控制地抖起来，喉咙里发出压抑的、破碎的声音，像是有什么东西卡在里面，出不来也咽不下去。

李姐站起来，走过来，想伸手拍她的肩膀，但手伸到一半又缩回去了。李姐站在她旁边，看着她哭，看着她抖，看着她用那张纸捂着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好一会儿，李姐才说：“我先走了，你……你保重。”

她听见脚步声远去，听见门打开又关上，听见电梯门打开又关上。屋子里又安静下来了，只剩下她一个人，坐在轮椅上，手里攥着那张湿了大半的纸，哭得浑身发抖。她把那张纸揉成一团，攥在手心里，攥得紧紧的，指甲陷进掌心，疼，但比不上心里的疼。然后她又把它展开，铺在膝盖上，用手指抚平那些褶皱，看着上面那些字，看着“解除”那两个字，看了很久很久。

她就这么坐在那里，从天亮坐到天黑，从有阳光坐到屋里漆黑一片。中间她推着轮椅回了一趟房间，把那揉成一团又展平的纸放在床头柜上，然后回到客厅继续坐着。后来她又回房间，拿起那张纸，再看一遍，再放下，再回客厅坐着。来来回回好几次，像一个停不下来的循环。

弟弟回来的时候，看见她坐在黑暗里，吓了一跳，打开灯，看见她满脸泪痕，眼睛肿得像两个桃子。他快步走过来，蹲在她面前，握住她的手，喊“姐，姐，怎么了”。她看着他，看着这个十八岁的少年，看着他的眼睛，张了张嘴，想说“没事”，但那两个字怎么也说不出口。

她把那张纸拿给他看。

黄男接过去，看了一眼，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把那张纸折好，放在茶几上，重新握住她的手。

“姐，”他说，“没事的，有我呢。”

她看着他，眼泪又流下来，但这次她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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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保险公司的理赔调查
十一月的第二个星期，东莞下了一场小雨，天气又冷了几分，黄琳在家里穿着厚一点的睡裙，腿上盖着一条薄毯，还是觉得有些凉。那天下午她正坐在客厅的轮椅上发呆，门铃响了，她推着轮椅过去，透过猫眼看见门外站着一个年轻男人，穿着深色的西装，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看起来二十多岁，脸上带着那种职业性的、有些拘谨的表情。她打开门上的对讲，问找谁，那个男人凑近对讲机说请问是黄琳女士吗，我是保险公司的小陈，来核实一下理赔的事情。

她愣了几秒，想起出事之后弟弟确实报过保险，后来一直没下文，她还以为早就处理完了。她犹豫了一下，还是开了门。

那个叫小陈的年轻男人进来的时候，脸上带着那种努力保持职业化却又掩饰不住紧张的表情，他站在玄关那里，目光下意识地在屋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她身上，落在她身下的轮椅上，落在她膝盖以下露出的那两截包裹着绷带的残足上，只停留了一瞬就赶紧移开，像是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她推着轮椅往客厅走，说进来坐吧，他跟在后头，脚步声很轻，像是怕惊动什么，她不用回头也能感觉到他的目光正落在她后背上，落在轮椅的金属框架上，落在那两只搭在脚踏板上、随着轮椅移动轻轻晃动的残足上。

到了客厅，他在沙发上坐下，坐得很拘谨，只坐了半个屁股，身体前倾，双手放在膝盖上，公文包放在脚边。她停在对面，看着他，等着他开口。他清了清嗓子，开始说明来意，说是保险公司派他来核实一下情况，需要了解一下事发经过，还要拍一些照片作为理赔的依据，态度很客气，但那种客气里透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像是生怕哪句话说错了会刺激到她。

她点点头，说行。这两个字说出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的声音有点紧，像是喉咙被什么东西卡住了。

小陈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文件夹，翻开，里面夹着几页纸，他看了看，又抬起头，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了一下，然后往下移，移到她的腿上，又迅速移开，说那个，能不能麻烦您让我看一下……他顿了一下，像是在斟酌措辞，然后说，看一下伤处，我们需要拍照存档。

她攥紧了轮椅扶手。看伤处，拍照存档。这几个字在脑子里转了一圈，她明白他的意思。她要让他看自己的脚，那两只包裹着绷带的、丑陋的、不对称的残足，要让他拍照，让那些照片进到保险公司的档案里，变成一堆冷冰冰的数据和记录。

她深吸一口气，说好。然后她弯下腰，伸手去解绷带。左足的绷带一圈一圈松开，露出下面暗粉色的植皮，露出那些凸起的、扭曲的疤痕组织，露出圆钝的、缝线痕迹隐约可见的残端末端。右足的绷带也解开了，露出那个孤零零的脚后跟，脚后跟前面什么都没有，就那么突然地终止了，脚底那些纹路到了断端戛然而止，像一条路走到悬崖边上。她把两只残足并排放在脚踏板上，抬起头，看着小陈。

小陈的目光落在那些残足上，落在那些植皮和疤痕上，落在那只只有脚后跟的右足上，他明显倒吸了一口冷气，喉咙里发出一声很轻的、压抑的抽气声。他愣了一下，然后手忙脚乱地从包里拿出相机，打开，镜头对准那些残足，对准左足那截长一些的残端，对准右足那个孤零零的脚后跟，对准那些狰狞的疤痕和突兀的断端。他拍照的时候手在抖，很明显的抖，相机在他手里微微晃动着，快门按下去的声音都有些不稳。

她看着他那双颤抖的手，看着那些抖动的相机镜头，看着那张努力维持职业化却又掩饰不住恐惧和紧张的脸，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残酷的清醒。这就是现在的我，她想，这就是现在的我，一个让人看一眼都会发抖的存在，一个让年轻男人手忙脚乱、倒吸冷气的怪物。她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她站在T台上，站在聚光灯下，被人群围着，被镜头对着，那些目光里是欣赏，是惊艳，是渴望，是各种她习以为常的正面情绪。现在她依然被看着，被镜头对着，但那些目光里只有震惊，只有恐惧，只有那种看可怜虫的怜悯，还有这种让她浑身发冷的、明明白白的发抖。

小陈拍完了，把相机收起来，又翻了翻那个文件夹，说还有一些问题需要问一下，主要是事发经过的一些细节，需要她配合说明。她点点头，说问吧。

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当时具体是怎么受伤的，能不能请您描述一下经过。

她张开嘴，想回答。但话刚到嘴边，那些画面就像潮水一样涌了回来——那间昏暗的客厅，那个从窗帘后扑出来的黑影，那条浸透了药液的毛巾捂住口鼻时的窒息感，那种从昏迷中醒来时撕心裂肺的剧痛，还有那个最恐怖的、最无法面对的瞬间：她低头看见自己的双腿末端，原本应该连接着双足的地方，只剩下两团血肉模糊的残肢，那双黑色的高跟凉鞋的金属鞋跟和断裂的细带还挂在脚后跟上，像某种地狱般的讽刺。

斩骨刀。血泊。矗立在血泊中的鞋跟。还有那个声音，那个斩骨刀劈进骨头时令人牙酸的闷响，那个她其实不该听见却仿佛刻在脑子里的声音。

她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呼吸急促起来，胸口剧烈起伏，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攫住了，浑身僵硬。她想说话，想说那些过程，想说那些她根本说不出口的东西，但喉咙像被堵住了，一个字也发不出来。那些画面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近，像是要把她重新拖回那个恐怖的夜晚。

突然她抬起手，捂住自己的脸，整个人剧烈地颤抖起来，从肩膀到手臂到全身，抖得像风中的叶子。一声凄厉的呜咽从她喉咙深处挤出来，那声音不像是人能发出的，像是被什么东西撕裂了之后漏出来的，破碎的，尖锐的，充满了恐惧和痛苦，她听见自己喊着“对不起……我……我做不到……”，声音断断续续的，混在颤抖和呜咽里，听不真切。

卧室门猛地被推开，黄男冲了出来。他看见姐姐捂着脸浑身发抖，听见她那些破碎的呜咽和喊叫，看见那个坐在沙发上不知所措的年轻男人，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他冲过去，几乎是用吼的对小陈说出去，请你出去，现在就出去。小陈手忙脚乱地站起来，收拾那些文件夹和相机，嘴里说着对不起对不起，脚步踉跄地往门口退。黄男跟着他过去，一把拉开门，等他出去之后砰地关上，然后冲回客厅，蹲在姐姐面前，抱住她，喊姐，姐，没事了，没事了，他走了。

她在他怀里抖了很久，哭了好久，那些压抑的、破碎的哭声一下一下的，像是要把什么东西从身体里哭出来。黄男抱着她，什么也不说，只是抱着，等她慢慢平静下来。

那天晚上她没有吃饭。第二天也没有。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愿意出来，不愿意说话，不愿意见任何人。黄男把饭端到门口，敲了敲门，喊姐吃饭了，里面没有回应。过一会儿他再去，饭还在门口，一动没动。他把饭收走，热一热，再端过去，再敲门，还是没有回应。

他就这么来来回回地折腾，从早到晚，从第一天到第二天，再到第三天。偶尔他能听见房间里传出来的声音，很轻的，压抑的哭声，或者是什么东西落在地上的闷响，但敲门问的时候，还是没有回应。

第三天的傍晚，他终于忍不住了，推开门进去。房间里很暗，窗帘拉着，灯也没开，只有走廊照进去的一点光。姐姐躺在床上，侧着身，蜷缩成一团，面朝着墙壁。他走过去，在床边蹲下来，喊姐。她动了一下，但没有回头。他看见床头柜上放着那张保险公司的理赔文件，还有之前那张《解除合同通知书》，两张纸并排放着，都被揉过又展平了，皱巴巴的，上面隐约还有泪痕干涸后留下的印记。

他伸出手，握住她放在枕头边的手。她的手凉的，僵硬的，在他手心里一动不动。

“姐，”他说，“吃饭吧。”

过了很久，久到他以为她不会回答了，她才轻轻动了一下，用那种沙哑得几乎听不清的声音说：“不想吃。”

“多少吃一点，”他说，“不吃不行。”

她没有再说话。

他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陪她坐着。窗外天黑了，屋里更黑了，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听见她轻轻的、有些艰难的呼吸声。他就那么坐着，一直坐到很晚，直到她睡着了，才轻轻松开手，站起来，把被子给她掖好，然后轻手轻脚地走出去，把门带上。

第二天早晨，他再去的时候，门口那碗饭还是没动。他端着饭，在门口站了很久，然后轻轻敲了敲门。

“姐，”他说，“饭放门口了，想吃的时候再吃。”

他听见屋里有什么动静，很轻的，像是翻身的声音。但没有别的了。

他站在门口，看着那扇关着的门，看了很久，才转身离开。

devil

14 幻影的嘲弄
保险公司那个业务员来访之后的三四天里，黄琳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愿出来，不愿说话，不愿见任何人，连弟弟把饭端到门口敲了又敲她也只是用沉默回应，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抽空了，只剩下一个壳子躺在床上，睁着眼看着天花板，从天亮看到天黑，从天黑再看到天亮，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还能想什么。第三天的傍晚，黄男实在放心不下，硬是推门进去把她扶到轮椅上，推她到客厅坐着，说姐你不能总躺着你得出来透透气，然后就进厨房做饭去了，留下她一个人在客厅里。

她坐在轮椅上，面对着电视的方向，但电视是关着的，黑漆漆的屏幕像一面镜子，模模糊糊地映出客厅里的倒影。窗外最后一点天光从窗帘缝隙里透进来，很暗，暗得看不清什么东西，只有一些影影绰绰的轮廓。她没有开灯，就那么坐在黑暗里，看着电视屏幕上那些模糊的影子，看着沙发、茶几、落地灯的轮廓，看着自己坐在轮椅上的那个剪影，一动不动。

然后她看见那个影子里有什么东西动了。

不是她自己动的，是那个剪影后面，有什么东西在移动。她盯着屏幕，盯着那片模糊的黑暗，看见那个东西慢慢变得清晰，慢慢浮现出一个人的轮廓——一个女人，站在她身后，双手抱臂，居高临下地看着她。那张脸慢慢清晰起来，是她自己的脸，一模一样的眉眼，一模一样的轮廓，却是完整的、健康的、站着的她自己。

她浑身僵住了，想转过头去看身后，但脖子像是被钉住了，动不了。那个“她”就站在屏幕里，站在那片模糊的倒影中，看着她，嘴角慢慢弯起来，弯出一个嘲讽的笑。

“看看你现在。”那个“她”开口了，声音和她一模一样，却带着尖锐的、刺骨的嘲弄，每一个字都像刀子一样割过来，“坐在那堆破铁上，像什么？像一只被剪掉翅膀的鸟，爬都爬不动。你以前多风光啊，站在T台上，那么多双眼睛看着你，那么多镜头对着你，你踩着高跟鞋走过来走过去，像女王一样。现在呢？现在你就坐在这堆破铁上，连挪个地方都要人帮忙，连喝口水都拧不开盖子，连上个厕所都能折腾半天。你看看你自己，你还像个人吗？”

她闭上眼睛，不想看，不想听。但那声音没有停，反而更清晰了，像是直接在她脑子里响起来。

“你知道外面的人怎么说你吗？”那个“她”继续说，声音里带着那种让人浑身发冷的笑意，“那个模特，以前多风光啊，那么多男人追她，那么多品牌请她，现在呢？现在连站都站不起来了。活该，谁让她长那么漂亮，遭报应了吧。还有人说，听说她连脚都没了，就剩两个肉疙瘩，丑死了，看了能吓死人。你知道他们怎么议论你吗？你知道他们背后怎么笑话你吗？”

她捂住耳朵，用力捂住，指尖陷进头发里，但那个声音还在，根本捂不住。

“你以为黄男为什么天天陪着你？”那个“她”的声音更近了，像是贴着她耳朵在说，“可怜你，同情你。你是他的累赘，你知道吗？他才十八岁，本来应该在学校里上课，和同学出去玩，打球、唱歌、谈恋爱，过他的大学生活。现在呢？他每天一放学就往家跑，给你做饭，给你洗衣服，帮你洗澡，帮你涂药缠绷带，连门都不敢出，连朋友都没时间交。你知道他同学怎么问他吗？‘你天天往家跑干什么？家里有什么事？’他能怎么说？他能说我姐是个残废，我得回家伺候她？你知道他为你牺牲了多少吗？你知道你拖累了他多少吗？”

“不……”她喃喃，声音很轻，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不是……不是……”

“不是？”那个“她”笑了一声，那笑声尖锐刺耳，像玻璃刮过玻璃，让她浑身起鸡皮疙瘩，“那你告诉我，是什么？你给他什么了？你以前风光的时候，给他买过几件衣服？请他吃过几顿饭？现在你什么也给不了他了，只能拖累他，让他给你端屎端尿，让他给你擦身子洗脚——不，你没有脚了，你只有两个丑陋的、歪斜的、连地面都踩不稳的肉团，他每天要对着那两个肉团，帮你涂药，帮你缠绷带，你知不知道他看着那些东西是什么感觉？恶不恶心？想不想吐？”

她低下头，真的看向自己的残肢。屋里很暗，但借着窗外透进来的那一点天光，她还是能看清它们——左足那截长一些的残端歪在一边，暗粉色的植皮在昏暗里显得更加诡异，那些凸起的疤痕像一道道扭曲的沟壑；右足那个孤零零的脚后跟微微内翻着，突兀地向前伸着，像某种畸形的、不该长在人身上的附属物。它们就那么待着，无力的，歪斜的，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抓不住，什么也不是。

“你还记得它们以前的样子吗？”那个“她”的声音又响起来，这次带着一种让人心碎的温柔，但那种温柔比嘲讽更可怕，“那么美，那么长，那么完美的弧度，穿上高跟鞋的时候，多少人盯着看，多少人想摸一摸。你记得吗？记得那些高跟鞋踩在地上哒哒响的声音吗？记得脚趾涂上指甲油在阳光下亮晶晶的样子吗？记得每次脱下高跟鞋之后，脚上那种酸酸臭臭的味道吗？那是你的味道，是你自己的味道，是你活着的证明。现在呢？现在你有什么？两个肉团，裹着绷带，什么味道也没有，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什么也做不了。”

她攥紧了轮椅扶手，指甲陷进掌心，疼，但那种疼好像不是她的。

“我要是你，”那个“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很轻，很柔，像是凑到她耳边在说悄悄话，但那种轻柔和悄悄话比任何大喊大叫都更可怕，因为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地钻进她脑子里，钉进去，拔不出来，“我要是你，我就死了算了。活着干什么？活着拖累别人？活着让别人可怜？活着看着自己这副鬼样子？你还有什么？你什么都没了，你的工作没了，你的朋友没了，你的脚没了，你的骄傲没了，你连站在镜子前面看自己的勇气都没了，你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死了算了，死了就不用受这些罪了，死了就不用看那些可怜的眼神了，死了就不用拖累黄男了，他就能过他自己的生活了，就能去上学，去玩，去交朋友，去谈恋爱，去过他本来应该过的日子了。你死了，对谁都好。”

“闭嘴！”她猛地尖叫起来，声音尖锐刺耳，连她自己都不认识那是自己的声音，“闭嘴！闭嘴！闭嘴！！”

厨房门被猛地撞开，黄男冲出来，几步跑到她面前，打开灯，看见她蜷缩在轮椅上，双手死死捂着耳朵，整个人剧烈地颤抖着，泪流满面，脸上全是泪痕，嘴唇发白，眼睛红得吓人。他蹲下来，一把抱住她，把她紧紧搂在怀里，喊姐，姐！怎么了？！

她在他怀里抖得像风中的叶子，好一会儿才慢慢抬起头，泪眼模糊地看向他身后——客厅里空荡荡的，沙发、茶几、落地灯都安静地待在原处，电视屏幕上只映出她和弟弟抱在一起的模糊影子，什么也没有，什么人都没有。

那个“她”消失了。

但那句话没有消失，那句话还钉在她脑子里，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着，拔不出来，消不掉，一直在那里，反反复复地响：我要是你，我就死了算了。我要是你，我就死了算了。我要是你，我就死了算了。

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想告诉弟弟刚才那个“她”说了什么，但那些话堵在喉咙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她只能看着他，看着这个十八岁的少年，看着他的脸，他的眼睛，他眼里的担忧和心疼，然后泪水又涌出来，模糊了一切。

“姐，没事了，”黄男抱着她，一遍一遍地说，“没事了，我在呢，我在这儿呢。”

她在他怀里，听着他的话，感受着他的温度，但那句话还在，还在她脑子里响着，怎么都停不下来。

那天晚上，她没有睡觉。她躺在床上，睁着眼看着天花板，看着黑暗里那些若有若无的影子，等着那个“她”再出现。但那个“她”没有来。只有那句话，一遍一遍地重复，一遍一遍地响，像坏掉的唱片，怎么都停不下来。

窗外的天慢慢亮了。新的一天又来了。

devil

15 “她”无处不在
保险业务员来访之后的那段日子，黄琳整个人像是坠入了一个无底的黑洞，白天黑夜的界限变得模糊，醒着睡着也没有明显的区别，那个幻影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几乎每天都要来，有时一天好几次，有时隔一两天又来，像是一个不肯放过她的债主，阴魂不散地缠着她，用那种和她一模一样的声音说着最恶毒的话，用那双健全的、完整的、能走能站能跑的腿脚在她面前晃来晃去，提醒她失去了什么，提醒她现在是什么。

有一次是白天，她一个人在家，想从茶几上拿那杯水喝，但轮椅停的位置有点远，她伸出手够了半天，指尖差一点点就能碰到杯壁，可就是那一点点，怎么也够不着。她往前探了探身子，轮椅晃了一下，她赶紧缩回来，怕又像上次那样翻倒。就在她犹豫着要不要再试一次的时候，那个声音从旁边响起来：“继续啊，再努力一点，也许下次就能碰到了。”

她转过头，看见那个“她”就靠在厨房门框上，穿着一件她以前常穿的真丝睡裙，淡粉色的，裙摆刚好到膝盖，脚上什么也没穿，赤裸着踩在地板上，正悠闲地跷着一只脚，那只脚的脚踝轻轻转动着，脚趾涂着鲜艳的红色指甲油，在从窗户照进来的阳光里亮得刺眼，那些脚趾一张一合地动着，像在跳什么无声的舞蹈，灵活得让人嫉妒。

她盯着那些脚趾，盯着那个转动的脚踝，盯着那个跷起的弧度，喉咙发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个“她”看着她，脸上带着那种她已经很熟悉的笑，混合着嘲讽和怜悯，还有一点点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怎么了？”那个“她”说，“不是想喝水吗？就差一点点了，再伸伸手啊。哦对了，你伸不了，你一动轮椅就会翻，你忘了？上次摔那一跤还没长记性？”

她攥紧轮椅扶手，把脸转回去，不看那个“她”，只看茶几上那杯水。水杯是透明的，里面的水清澈见底，吸管插在中间，是她习惯的弧度。她伸出手，又试了一次，这次手指碰到了杯壁，但杯滑动了一下，她赶紧缩回来，怕杯子掉地上。

“哎呀，碰到了一下呢，”那个“她”在后面鼓掌，掌声很轻，一下一下的，像在讽刺，“进步了进步了，再练几天说不定就能拿起来了。加油哦，我看好你。”

她闭上眼，深呼吸，想让自己不去听。但那个声音还在，一句一句的，像针一样扎进来。


还有一次是晚上，弟弟在帮她洗澡。黄男像往常一样调试好水温，准备好浴凳，把毛巾和睡衣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然后退出去，虚掩上门，在门外等着，随时准备应答。她坐在浴凳上，脱掉衣服，打开花洒，热水冲下来，流过肩膀，流过腰背，流过腿，流到那两只残足上。她已经习惯了那种奇怪的感觉，左足的残端能感觉到水打在皮肤上，但那种感觉不是从脚传来的，是从一截陌生的、不完全的身体部位传来的，右足只有脚后跟那里有一点感觉，其余的地方什么也感觉不到。她低着头，不敢看太久那些植皮和疤痕，只是让水冲，冲得差不多了就关掉，然后拿毛巾擦干。

就在她擦身体的时候，余光瞥见了镜子。

浴室里的镜子很大，占了整整一面墙，是以前她特意装的，因为喜欢洗澡的时候也能看见自己。此刻镜面上蒙着一层水雾，但水雾不均匀，有些地方被热气蒸得模糊一片，有些地方却清晰得能照出人影。就在那片清晰的区域里，她看见了那个“她”——穿着她以前那件白色的浴袍，松松垮垮地系着带子，赤脚站在湿漉漉的地砖上，脚趾踩在那些水渍里，脚底和地砖接触的地方能看见微微压下去的弧度。那个“她”正对着镜子，看着她，脸上带着那种怜悯的笑。

她僵住了，拿着毛巾的手停在半空，水滴顺着胳膊往下流。

“多贴心的小弟啊，”那个“她”开口了，声音在浴室里回荡，带着一点点回声，“每天帮你洗澡，帮你擦身子，帮你涂药缠绷带，一点怨言都没有。你上辈子积了什么德，摊上这么好的弟弟？”

她攥紧毛巾，不说话。

“照顾一个废物，还照顾得这么仔细，这么认真，”那个“她”继续说，声音轻轻的，柔柔的，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你说他图什么？图你以后能报答他？你能怎么报答？你连站都站不起来，连自己都照顾不了，你能给他什么？”

“别说了。”她终于开口，声音很轻，在浴室里几乎听不见。

“别说什么？”那个“她”歪了歪头，那个动作和她自己一模一样，“别说实话？你知道实话是什么吗？实话就是你是个累赘，是个拖累，是个让人看了就可怜就心疼但又没办法甩掉的包袱。你弟弟才十八岁，他应该有他自己的生活，可他呢？他每天一放学就往家跑，给你做饭洗衣服，帮你洗澡换药，连门都不敢出，连朋友都没时间交。你知道他同学怎么问他吗？你知道他那些同学背后怎么议论他吗？‘黄男家里有个残废姐姐，天天得回去伺候，可怜死了。’你让他怎么回答？他能怎么说？”

“我叫你别说了！”她喊出来，声音尖锐，在浴室里撞来撞去。

外面传来黄男的声音，隔着门，带着焦急：“姐？怎么了？”

她张了张嘴，想回答没事，但那个“她”抢先开了口，声音很轻，只有她能听见：“没事，你弟弟在问你呢，快告诉他你没事，让他放心，让他继续在门口等着，等着给你擦脚——不，你没有脚了，等着给你擦那两个肉团。”

她猛地转过头，看向镜子。那个“她”还在，还站在那里，还带着那种笑。她抓起旁边架子上的洗发水瓶，用力朝镜子砸过去。瓶子砸在镜面上，发出哐的一声巨响，然后弹开，落在地上，滚了两滚。镜面上留下一道白印子，水雾被砸掉一片，露出下面清晰的玻璃，那个“她”还在，还在笑。

门被猛地推开，黄男冲进来，看见她坐在浴凳上浑身发抖，看见地上的洗发水瓶，看见镜子上那道白印子。他愣了一下，然后快步走过来，拿过浴巾披在她身上，抱住她，说姐，没事了，没事了，我在呢。

她在发抖，抖得很厉害，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不敢看镜子，不敢看那个方向，只能把脸埋在弟弟肩膀上，闭上眼睛，什么都不想看。


最可怕的一次，是半夜。

她不知道几点醒来的，只知道醒来的时候屋子里很暗，只有窗帘缝隙里透进来一点点月光，在床尾落下一道细细的银白色光带。她躺在床上，侧着身，面对着墙壁，本来想继续睡，但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让她睡不着，像有什么东西在看着她。

她慢慢转过头，看向床尾。

月光下，那个“她”就坐在床尾，正对着她。身上穿着那件淡粉色的真丝睡裙，和第一次出现时一样，裙摆铺在床上，两只脚从裙摆下面露出来，赤裸的，并排放在床单上。月光照在那些脚趾上，照在那些涂着红色指甲油的脚趾上，照在那个圆润的脚后跟上，照在脚背那条流畅的弧线上，每一寸都那么完美，每一寸都那么熟悉，每一寸都让她疼。

那个“她”看着她，脸上带着一种她说不清的表情，不是嘲讽，不是怜悯，而是一种奇怪的平静，像是在看一个已经认命的人。然后那个“她”抬起自己的一只脚，慢慢地，慢慢地转动脚踝，脚随着转动画出一个小小的圆圈，月光在那些移动的脚趾上跳跃，那些脚趾一张一合地动着，灵活地蜷缩又张开，蜷缩又张开，像在表演什么精妙的舞蹈。

“还记得这种感觉吗？”那个“她”轻声问，声音很轻很柔，像夜风拂过窗帘，“脚趾抓住床单的感觉，早上醒来伸个懒腰的时候脚掌绷紧的感觉，踩在地板上那种凉凉的硬硬的感觉，站起来的时候脚底承受全身重量的感觉，走起来的时候脚跟先着地然后过渡到脚掌再到脚趾的感觉，跑起来的时候脚掌蹬地的感觉，跳起来的时候脚离地又落下的感觉，穿上高跟鞋时脚被托起来的感觉，脱下高跟鞋时脚彻底放松的感觉……你都记得吗？”

她死死盯着那些动的脚趾，盯着那个转动的脚踝，喉咙像被堵住了，说不出话，也移不开眼。

“你都记得，对不对？”那个“她”继续说，声音更轻了，像在哄一个孩子，“那些感觉你都记得，因为你曾经有过，你有过二十八年，从你学会走路开始，到那天晚上为止。你记得每一双高跟鞋穿在脚上的感觉，记得每一双脚踩过的地面，记得每一次走秀结束后脚疼得不想着地的感觉，也记得每天脱下鞋子之后那股酸酸臭臭的味道。那些都是你的，都是你身体的一部分，都是你活着的证明。”

那个“她”把脚放下来，并排放回床单上，然后抬起头，看着她，月光照在那张和她一模一样的脸上，照在那些和她一模一样的眉眼上，嘴角慢慢弯起来，弯出一个微笑。

“现在呢？”那个“她”说，“现在你还有什么？站起来的感觉，走起来的感觉，跑起来的感觉，跳起来的感觉，脚趾抓住床单的感觉，脚心踩实的感觉，脚后跟落地的感觉……那些感觉，你永远、永远都不会再有了。你知道永远是什么意思吗？就是从今往后，从这一刻开始，到你死的那一天，你都不会再有了。你剩下的，只有那两个肉团，那两个连站都站不稳、连走都走不了的肉团，那两个让人看一眼就害怕、就发抖、就可怜的肉团。那就是你剩下的东西，那就是你以后要一直带着的东西，那就是你。”

她闭上眼睛，用力闭上眼睛，想把这个画面关在外面，想把那个声音关在外面，但那些话还在，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地钻进脑子里，钉进去，拔不出来。她紧紧咬住被角，牙齿陷进棉布里，咬得腮帮子都疼了，浑身开始发抖，从肩膀到后背到腿到脚——到那两只没有脚的残足，它们也在抖，她能感觉到那些残端在绷带里微微颤动，像两个被遗弃的、无家可归的东西。

她不敢睁眼。她怕睁开眼那个“她”还在，还在床尾坐着，还带着那种笑，还会继续说那些话。她只能闭着眼，咬着被角，缩成一团，抖了一夜。

月光慢慢移动，从那道银白色的光带变成一道更细的光带，然后慢慢消失。窗外慢慢亮起来，鸟开始叫，楼下传来早起的人说话的声音。新的一天又来了。

她睁开眼，床尾空空的，什么也没有。只有床单上微微有些皱褶，像是有人坐过的痕迹，也可能是她自己翻滚时弄乱的。

她盯着那个地方，盯了很久。

然后她慢慢坐起来，靠着床头，看着窗外越来越亮的天。那两只包裹着绷带的残足并排伸在被子外面，在晨光里显得格外刺眼，左足那截长一些的残端歪向一边，右足那个孤零零的脚后跟微微内翻着，脚底那些纹路到了断端就戛然而止，像一条路走到了悬崖边。

她看着它们，看了很久。

那句话还在脑子里响着，像坏掉的唱片，一遍又一遍，怎么都停不下来：你永远、永远都不会再有了。你永远、永远都不会再有了。你永远、永远都不会再有了。

她伸出手，慢慢把被子拉上来，盖住那两只残足，盖得严严实实，一点也看不见了。

然后她靠回床头，闭上眼睛，等着弟弟敲门喊她吃早饭。

devil

16 黄男的日常
2008年十一月的东莞，天气已经很冷了，窗户玻璃上时常凝结着一层薄薄的水汽，黄琳每天坐在窗前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和光秃秃的树枝，身上盖着一条薄毯，还是觉得从脚底往上冒凉气，但那种凉气和心里的凉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每天早上七点半左右，黄男会准时从房间里出来，洗漱完毕，到厨房把早餐做好端到她面前，然后自己匆匆吃几口，背上书包，走到她面前蹲下来，说姐我走了，下午早点回来，你好好吃饭，有事给我打电话。她点点头，看着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再看她一眼，然后开门出去，门锁发出咔哒一声轻响，屋子里就只剩下她一个人了。

这个十八岁的少年，这个本该在大学里上课、和同学打球、晚上出去喝酒唱歌、周末和朋友一起玩乐的富家少爷，现在每天的生活就是这样：早晨六点半起床，做早饭，照顾姐姐吃完，然后赶去学校上课，下午一放学就往家跑，买菜，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帮姐姐洗澡，帮她换药缠绷带，陪她说话，等她睡着了才能回自己房间。这样的日子从姐姐出院那天开始，已经持续了三个多月，一百多天，每一天都是一样的流程，一样的琐碎，一样的辛苦，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从来没有在她面前露出过一丝不耐烦的表情。

有时候黄琳半夜睡不着，会听见隔壁房间传出来的声音。那声音很轻，轻到几乎听不见，但她知道那是什么——是弟弟在哭，压低声音的哭，把脸埋在枕头里那种闷闷的哭，偶尔夹杂着一两声压抑的喘息和抽噎。她不知道他为什么哭，是为她哭，还是为自己哭，还是为这个被彻底改变的家庭哭，她只知道每次听见那些声音，心就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住一样疼，疼得喘不过气来。她想过去敲门，想抱住他说没事的，想告诉他不用这么辛苦，但她起不来，她连从床上坐起来都费劲，更别说走过去推开那扇门。她只能躺在床上，听着那些压抑的哭声，睁着眼看着天花板，一直到声音消失，一直到隔壁安静下来，一直到天快亮才迷迷糊糊睡着。


黄男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从小被宠着长大，没吃过什么苦，没受过什么罪，家里有保姆有司机，什么事都不用他操心，他只需要好好上学、好好玩、好好享受他的青春就行了。但姐姐出事之后，那些都变了，他好像一夜之间从一个被照顾的人变成了照顾别人的人，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变成了什么都要学的大人。他开始学着做饭，最开始只会煮方便面，后来照着菜谱一步一步学，慢慢地会炒几个简单的菜，再后来能做一桌像样的饭了，虽然味道一般，但至少能让人吃饱。他开始学着洗衣服，知道哪些衣服要手洗哪些可以机洗，知道水温要多少合适，知道怎么把姐姐那些柔软的睡裙洗得干干净净不伤布料。他开始学着处理伤口，每天帮姐姐换药的时候小心翼翼揭开旧的绷带，用棉签蘸着碘伏消毒那些愈合后依然敏感的疤痕，再重新缠上新的绷带，松紧度要刚刚好，太松了起不到固定作用，太紧了会勒得不舒服，他试了好多次才掌握那个分寸。他还学会了按摩，每天晚上睡觉前帮姐姐按摩残肢，从大腿到小腿到那些残存的部位，一下一下按着，说是可以预防肌肉萎缩，促进血液循环，减少幻肢痛的发作，这是他查了好多资料才知道的。

那些资料他从来不让姐姐看见。他有一个笔记本电脑，晚上回房间之后会打开，在网上搜索各种关键词：“截肢后康复护理”“幻肢痛怎么缓解”“残肢按摩手法”“假肢安装最佳时间”“截肢者心理疏导”……他一条一条点进去看，看那些医学文章，看那些康复论坛上的帖子，看那些和他姐姐情况相似的人分享的经验，看到很晚很晚，有时候看着看着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脖子上全是酸疼的。他还去图书馆借了好多书，什么《截肢者康复指南》《创伤后心理调适》《残疾人护理手册》，一本一本摞在床头，每天晚上翻几页，用荧光笔把有用的地方标出来，有的页角折起来，有的贴了便签纸，密密麻麻的，像在准备什么重要的考试。但他从来不让姐姐知道这些，他把那些书藏在抽屉里，把笔记本电脑合上，把那些搜索记录清空，不让姐姐看见他在查什么，不想让姐姐觉得自己是个累赘，是个需要别人这么费心研究的负担。


十一月下旬的一个周末，天气难得放晴，阳光从云层里透出来，照在窗户上亮晃晃的。黄男从房间里出来，走到姐姐面前，蹲下来，看着她，说姐，今天天气好，我推你出去晒晒太阳吧。

她愣了一下，然后摇摇头，说不去。

就在小区花园里转一圈，他说，没多远的，我推着你，很慢，你就在轮椅上坐着，什么都不用做。

她摇摇头，还是说不去。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姐，你都快三个月没出门了，整天闷在家里，对心情不好，出去透透气，晒晒太阳，对身体也好。就一会儿，真的就一会儿，小区花园没什么人，这个点大家都在家吃午饭，不会碰见谁的。

她看着他，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期待，有恳求，还有那种小心翼翼的试探，像是怕说错了什么让她不高兴。她张了张嘴，想拒绝，但拒绝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最后她点了点头，说好。

他脸上露出一个笑，站起来，去房间拿了件厚外套给她披上，又拿了一条毯子盖在她腿上，把那两只包裹着绷带的残足盖得严严实实，然后推着她出了门。

电梯里没有人，一路下到一楼，穿过门厅，来到外面。阳光确实很好，照在身上暖暖的，空气里有种久违的新鲜的味道，带着一点点泥土和枯草的气息。她眯起眼，被阳光晃得有些睁不开，好一会儿才慢慢适应。他推着她沿着花园的小路慢慢走，一边走一边跟她说这是哪棵树那是什么花，虽然叶子都掉光了，但枝条的形状还能认出来，她听着，没说话，只是看着那些光秃秃的树枝，看着那些枯黄的草坪，看着远处那几栋她看了三个多月的楼。

走了一会儿，到了花园中央那个小广场，平时有很多老人孩子在这里活动，今天确实没什么人，只有几个老太太坐在远处的长椅上晒太阳。她松了口气，心想还好，没什么人看见。

就在这时候，迎面走过来一个女人，大概四十来岁，穿着居家的衣服，手里拎着一个购物袋，像是刚从外面回来。她走过来，一开始没注意他们，走近了才抬起头，目光落在他们身上，落在轮椅上，落在她身上，落在她盖着毯子的腿上，那目光停留了一秒，两秒，然后那女人脸上的表情变了，眼睛睁大了一些，嘴微微张开，露出一种混杂着惊讶和好奇和说不清什么东西的神情。那种神情只持续了一两秒，那女人就移开目光，加快脚步走过去了，但她看见了，看得清清楚楚。

她浑身僵住，攥紧了轮椅扶手。

黄男也看见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加快了脚步，推着她继续往前走，想走到另一边去。但她已经不想走了。她说，回去吧。

他停下来，低头看她。姐？

回去。她说，声音很轻，但很坚决。

他沉默了几秒，然后点点头，调转轮椅，推着她往回走。一路上谁也没说话，只有轮子碾过路面发出的沙沙声。回到楼下，进电梯，上楼，开门，进屋，把她推到客厅窗前那个固定的位置。他帮她脱掉外套，把毯子拿开，蹲在她面前，看着她。

姐，他说，对不起。

她摇摇头，没说话。

他蹲在那里，看着她的脸，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是空的，没有眼泪，没有表情，只是看着窗外，看着那片又变回灰蒙蒙的天。他想说点什么，但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他站起来，说我去做饭了，然后进了厨房。

她坐在窗前，看着窗外。阳光还在，但她已经不觉得暖了。那个女人的眼神还在她脑子里，那种惊讶，那种好奇，那种看见什么奇怪东西的表情，像一根刺扎在那里，拔不出来。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提过推她出去的事。她也没再答应过。

devil

17 沉默的默契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黄琳和黄男之间形成了一种很奇怪又很自然的关系，那种关系不需要说话，不需要解释，甚至不需要眼神的对视太久，就能明白对方想要什么、在想什么。那是一种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慢慢磨出来的默契，像两块石头在水流里泡久了，边缘被磨得圆润了，放在一起刚刚好贴合，不多不少，不松不紧，正好卡在那个彼此都舒服的位置上。

每天早晨黄男出门前，蹲在她面前说姐我走了，她点点头，他从她的眼神里就能知道她今天状态怎么样，是能自己应付一天还是需要他中午抽空打个电话回来问问。每天晚上他放学回来，推开门的那一刻，她坐在客厅那个固定的位置看着他，他从她脸上那一点点细微的表情里就能知道这一天她过得好不好，是平静地坐了一天还是又经历了什么难熬的时刻。她渴了的时候，只需要把目光往茶几上那杯水移动一下，他就会站起来把水杯递到她手里，甚至不用她开口说一个字。她想挪动位置的时候，只需要身体微微往那个方向倾斜一下，他就会走过来问她是不是要过去那边，然后推着她的轮椅慢慢移动。她想上厕所的时候，只需要把目光投向卫生间的方向，他就会过来把她推到门口，扶着她从轮椅挪到马桶上，然后退出去等着，等她喊好了再进来接她。这些事他们做了一遍又一遍，一天又一天，做到后来已经不需要思考，不需要沟通，像一套排练了无数次的舞蹈，每一个动作都恰到好处，每一个节奏都踩得精准。

有时候黄琳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十八岁的少年，这个三个月前还什么都不会的大男孩，现在竟然能这么细致地读懂她的一切，比她自己还要了解她自己。他能在她皱眉的时候知道她是疼了还是累了还是只是眼睛不舒服，能在她沉默的时候知道她是想一个人待着还是需要有人陪，能在她看着窗外发呆的时候知道她是在想事情还是只是单纯地放空。他从不多问，从不戳破，只是默默地看着，默默地做着该做的事，把所有的担忧和心疼都藏在那张平静的脸后面，只在偶尔实在藏不住的时候，才会从眼睛里漏出一点点，被她捕捉到，然后两个人都装作没看见，继续该干什么干什么。


最让黄琳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半夜的那些时刻。

她的睡眠一直不好，自从出事之后就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总是睡睡醒醒，醒醒睡睡，有时候是被幻肢痛疼醒的，有时候是被噩梦吓醒的，有时候什么原因都没有，就是突然睁开眼睛，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以前她总是一个人躺在床上，睁着眼看着天花板，听着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声，等着天慢慢亮起来。但后来她发现，每次她半夜醒来，没过多久，就会听见隔壁房间有动静，然后是一阵很轻的脚步声，走到她门口，停下来，然后是敲门声，很轻很轻的，像是怕吓着她似的，然后是一个声音，也是轻轻的，带着刚醒来时的沙哑：“姐，没事吧？”

第一次发生这种事的时候，她愣住了，不知道怎么回答。后来次数多了，她才知道，弟弟的睡眠也变得很浅，浅到能听见她这边任何一点微小的动静，浅到她只要一翻身一喘气他就能醒来。她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不知道他是怎么把自己的睡眠训练成这样的，她只知道每次她在黑暗里睁着眼睛感到害怕的时候，那个敲门声就会响起，那个声音就会问她没事吧，然后她就能重新感到一点安心，一点不那么孤单的感觉。

有时候她会回答，说没事，睡吧。有时候她不想说话，就轻轻嗯一声，或者敲一下床头，表示自己还好。然后那个脚步声就会离开，回到隔壁房间，她听见他躺下的声音，听见床轻轻响一下，然后就安静了。但有时候她知道他没有马上睡着，因为她还醒着，还在听，她能感觉到他也在那边醒着，也在听她这边的动静，两个人就这样隔着墙，在黑暗里一起醒着，谁也不说话，但都知道对方在。

那种感觉很奇怪，很难形容，像是有一根看不见的线把他们连在一起，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多远，只要她这边有一点风吹草动，他那边就能感觉到。那根线让她觉得安全，让她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在这深渊里往下坠，还有另一个人在上面拽着她，虽然他也只是站在边上，自己也在往下滑，但他就是不松手，就是不让她一个人。


有时候是在白天，不是那种需要照顾的时候，也不是那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时刻，就是两个人都闲着，不知道该干什么。她会坐在窗前，看着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天和那些光秃秃的树，他会坐在她旁边的沙发上，什么也不做，就那么坐着。有时候他手里会拿一本书，但翻不了几页就停下来，就那么举着书，眼睛却看着别处。有时候他什么都不拿，就那么坐着，靠在沙发背上，看着她看的方向，看着那些她也看着的东西。

他们不说话。有时候一坐就是一个下午，从阳光还好坐到天色发暗，从窗外还有人走动坐到外面彻底安静下来，谁也不开口，谁也不觉得需要开口。那种沉默不是尴尬的沉默，不是无话可说的沉默，而是一种很舒服的沉默，像两个人在一个房间里各自做各自的事，但知道对方就在旁边，随时能说话，只是不需要说而已。

有时候她会想，他在想什么呢？在想学校的事？在想那些他本应该有的、却被她毁掉的生活？在想以后怎么办？还是在想她的事，想她的病，想她什么时候能好，想她还能不能站起来？她不知道，她也从来不问。就像他从来不问她那些幻影那些幻听那些幻嗅一样，从来不问她一个人在家的时候都经历了什么，从来不问她晚上睡不着的时候都在想什么。他们之间好像有一种默契，一种心照不宣的约定：你可以不说，我可以不问，但我们都知道那些事存在，都知道对方在扛着，都知道只要你想说，我就在这儿听着。

那种陪伴本身，成了她在黑暗中唯一能看见的光。

不是那种很亮的光，不是那种能把一切照得清清楚楚的强光，而是一点点微弱的光，像黑暗里的一根蜡烛，只够照亮周围一点点地方，只够让她知道自己不是完全被黑暗吞没，只够让她有勇气继续在这黑暗里待下去。那点光就是弟弟，就是他每天早晨出门前蹲在她面前说的那句“姐我走了”，就是他每天晚上推开门时看向她的那个眼神，就是他半夜敲响她房门问的那句“姐没事吧”，就是他们一起坐在窗前看着窗外时那漫长的、安静的沉默。

有时候她会想，如果没有他，她会怎么样？会还在医院里躺着吗？会在某个地方等死吗？会早就撑不住了吗？她不知道，也不敢想。她只知道现在她还能坐在这里，还能看着窗外，还能一天一天地活下去，是因为有他在。他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求，就是默默地做着所有该做的事，默默地承受着所有不该他承受的负担，默默地把她的痛苦扛在自己肩上，扛得那么自然，那么理所当然，好像他生来就该做这些事一样。

可是她知道他不该做这些。她知道他才十八岁，知道他有自己的生活要过，知道他没有义务把自己的人生耗在一个残废姐姐身上。但她从来不说这些，从来不说“你去过你自己的生活吧，不用管我”之类的话，因为她说不出，因为说了也是假的，因为她知道如果没有他，她真的活不下去。她只能在心里默默地感激，默默地愧疚，默默地发誓如果有来生一定要报答他，然后继续接受他的照顾，继续做他的累赘，继续在黑暗里看着他那一点微弱的光。


有一次，是个周末的下午，阳光难得的好，照进屋里暖洋洋的。她坐在窗前，他坐在沙发上，两个人又那么沉默地坐着，坐了很久。后来她不知道怎么就睡着了，头歪在轮椅靠背上，睡得很沉，连梦都没做。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屋里暗下来，她发现自己身上盖着他那件外套，还带着他的体温。他不在沙发上，厨房那边传来轻轻的水声和切菜的声音。

她坐在那里，盖着他的外套，听着厨房里那些声音，看着窗外一点点暗下去的天。眼眶有点热，但她没有哭。她就那么坐着，等到他做好饭出来，叫她去吃，然后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推着她到餐桌边，把碗筷摆好，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吃饭。

那顿饭和平时没什么两样，他还是问她今天想吃什么明天想吃什么，她还是说随便你做什么都行。但那种感觉不一样，那种被人在乎着、被人惦记着、被人默默爱着的感觉，让她觉得即使这个世界再灰再暗，也还有一点点值得留恋的东西。

那天晚上她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的月光，想着这些日子以来的种种。那些幻影那些嘲弄那些让她想死的念头还在，还在她脑子里转，还在她耳边响，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好像没有那么可怕了。也许是因为她知道，只要她喊一声，隔壁那个房间就会有人醒来，就会有人敲门问她没事吧。也许是因为她知道，即使全世界都觉得她是废物、是累赘、是该死的人，至少还有一个人不这么想，至少还有一个人愿意陪她坐在窗前看那些灰蒙蒙的天，一句话不说，就那么陪着。

那点光很微弱，但足够让她在黑夜里看见一点点方向。

她闭上眼睛，慢慢睡着了。这一夜，没有梦，没有惊醒，没有幻影来敲门。

devil

18 弟弟的察觉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黄男渐渐发现了一些他之前没有注意到的事情，那些事情很小，很细微，细微到如果不够留心根本不会发现，但他太留心姐姐的一切了，留心到她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表情、每一句话里细微的变化，所以那些东西逃不过他的眼睛。有时候他会在姐姐的房间里发现一些奇怪的东西，比如床头柜的抽屉里那几张旧照片，那是她以前在车展上拍的照片，穿着漂亮的礼服踩着高跟鞋站在那些闪亮的汽车旁边，笑得那么自信那么灿烂，他把那些照片翻出来放在她手边，是想着也许能让她心情好一点，但后来他发现那些照片被人翻出来过，被撕碎了，碎成一片一片的，然后又被人用透明胶带一点点拼好，拼得歪歪扭扭的，有些碎片对不上位置，有些地方还缺了一角，就那么放在抽屉里，过几天再去看，又被撕碎了，又碎成一片一片的，然后又被人拼好，如此反复了好几次，碎纸片越来越多，透明胶带越贴越厚，那些照片上的脸已经变得支离破碎，像是透过一面打碎的镜子在看什么永远拼不回去的东西。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趁姐姐不注意的时候，把那些照片收起来，藏在自己房间的抽屉里，不再让她看见。

还有的时候，他会在经过她房间门口时听见一些声音。那是她在说话，但声音很轻很轻，像是怕被人听见，又像是怕吓着什么，断断续续的，听不清在说什么，只能偶尔捕捉到几个词语，比如“……别说了……”，比如“……我没有……”，比如“……走开……走开……”。他不知道她在跟谁说话，房间里明明只有她一个人，她躺在床上或者坐在轮椅上，对着空荡荡的地方，嘴唇一动一动的，说着那些他听不清也听不懂的话。他站在门口，没有进去，没有打断她，只是静静地听一会儿，然后轻轻走开，假装什么都没听见。他知道那是什么，或者说他大概猜到了那是什么，他查过资料，在网上搜索过那些他不敢问姐姐也不敢问别人的问题，他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创伤后应激反应，知道经历过巨大创伤的人有时候会产生幻觉，会看见不存在的东西，会听见不存在的声音，那不是疯了，只是她的大脑在试图处理那些根本处理不了的记忆。他知道这些，可知道又能怎么样呢？他能做的只有假装没看见没听见，只有在她需要的时候出现，只有默默地守在她身边，等她从那些幻觉里自己走出来。


最让他忘不了的是那天凌晨的事。

那是十一月末的一个夜晚，天很冷，他半夜醒来，想去趟卫生间，刚坐起来就听见隔壁有动静。那不是翻身的声音，也不是梦呓，而是有人在说话，声音很低，但很清晰，带着一种他从来没从姐姐嘴里听过的语气——那种语气像是在哀求，像是在恳求，像是在对什么人说着什么极卑微极可怜的话。他愣了一下，然后轻轻下了床，走到她房间门口，门虚掩着，留着一道缝，从门缝里透出一点点月光。

他轻轻推开门，看见姐姐坐在轮椅上，面朝着墙角那个方向，月光从窗帘缝隙里照进来，落在她脸上，落在她身上，照出她满脸的泪痕，照出她那双空洞的、不知道在看什么的眼睛。她的嘴唇在动，声音很轻很轻，但在这安静的夜里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她说：“你走吧……求你了……我不想看……你走好不好……求你了……”

他站在那里，看着这一幕，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住了，疼得喘不过气来。他不知道她在跟谁说话，墙角那里什么也没有，只有空荡荡的墙壁和月光投下的阴影，可她那副样子，那种语气，那种眼神，分明是那里有什么东西存在着，有什么他看不见但能让她害怕到发抖的东西存在着。

他伸出手，按下了墙上的开关。

灯亮了，整个房间一下子亮堂堂的，所有的阴影都消失了，墙角那里什么也没有，只有白色的墙壁和墙角柜子的轮廓。她猛地转过头，看向他，那双眼睛里还带着泪，眼神恍惚的，涣散的，像是刚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被拉回来，过了好几秒才慢慢聚焦，慢慢认出他来。她张了张嘴，声音沙哑地喊了一声：“小弟？”

他走过去，在她面前蹲下来，看着她，看着那张被泪水浸透的脸，看着那双红肿的眼睛，问：“姐，你在跟谁说话？”

她愣了一下，然后垂下眼，目光躲开他的眼睛，落在地上某个地方，说：“没有……没什么……做梦了。”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怕被谁听见，那种心虚的语气让他心里更疼了。

他没有再问。他站起来，去客厅倒了一杯温水，走回来递给她，看着她捧着杯子慢慢喝下去，温水顺着喉咙流下去，她的颤抖渐渐平息了一点。然后他扶着她从轮椅挪回床上，帮她盖好被子，把被角掖好，站在床边看着她。她闭上眼睛，睫毛还在微微颤抖，脸上泪痕还没干，在灯光下亮晶晶的。

他关掉灯，轻轻带上门，走出来。

但他没有回自己房间。他走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来，双手捂住脸，就那么坐着。窗外有月光，照进来落在地板上，落在他脚边，冷冷的，白白的，像一层霜。他就那么坐着，坐了很久很久，然后他开始哭，无声地哭，把脸埋在掌心里，肩膀一抖一抖的，眼泪从指缝里渗出来，滴在膝盖上，滴在沙发上，一滴一滴的，在安静的夜里几乎能听见那细微的滴落声。

他不知道哭了多久，也许几分钟，也许半个小时。等他终于停下来的时候，眼睛又红又肿，喉咙干涩发紧，整个人像是被掏空了。他抬起头，看着窗外那轮冷冷的月亮，想着刚才看见的那一幕——姐姐坐在轮椅上，对着空荡荡的角落，用那种哀求的语气说话，说着“你走吧”“求你了”“我不想看”。他知道她在跟谁说话，他知道那个角落里有什么东西，那是他看不见的东西，但他知道那东西存在，知道那东西天天缠着她，知道她被那些东西折磨得快要疯了。可他什么也做不了，他查过资料，知道那是创伤后的应激反应，知道那是她的大脑在试图处理那些根本处理不了的记忆，知道那不是精神病，只是正常的病理反应。可知道这些有什么用？他能做的只有在她尖叫时冲进去，在她哭泣时抱住她，在她对着空荡荡的角落哀求时假装什么都没看见，然后在深夜里一个人坐在这里，捂着脸无声地哭。

他就是这么没用。

他站起来，去卫生间洗了把脸，冷水冲在脸上，凉凉的，让他清醒了一点。他看着镜子里那张脸，那张十八岁的脸，眼睛红红的，憔悴得不像他这个年纪该有的样子。他想，明天还要早起，还要做早饭，还要去上学，还要回来照顾她，还要继续过这日复一日看不见头的生活。他不能垮，他垮了姐姐就真的没人管了。

他擦干脸，回到房间，躺下来，睁着眼看着天花板，等着天亮。

隔壁很安静，她睡着了。他也闭上眼睛，强迫自己睡一会儿。

窗外的月亮慢慢移动，慢慢西沉，天边开始泛起一点点灰白色。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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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身体的“进步”与心理的倒退
十一月末的东莞，冬天已经实实在在地来了，窗外那些曾经茂密的树现在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在灰白的天幕上画出一些瘦削的线条，冷风从窗户缝隙里钻进来，即使开着暖气也能感觉到那种无孔不入的寒意。每个周二和周五的下午两点，康复师小周会准时上门，带着那些用来训练的器械和一张永远挂着职业性微笑的脸，按响门铃，黄男如果在家就会去开门，如果不在家，黄琳就得自己推着轮椅过去，把门打开，让这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进来，然后开始那两个小时的训练。

小周是个很专业的人，从第一次上门就表现得很有经验，对待她的残肢就像对待任何一个普通病人的肢体一样，没有任何异样的表情，没有任何不该有的眼神，只是用那种平静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语气指导她做各种动作，记录各种数据，说一些鼓励的话。她一开始很不适应，让一个陌生男人触碰自己的残肢，看着那些丑陋的疤痕和植皮在他的手指下被按压、被拉伸、被摆弄成各种姿势，那种羞耻感几乎要把她淹没，但时间长了也就慢慢麻木了，反正他看就看吧，反正他就是干这个的，反正她现在的样子谁看都一样。

小周每次来都会先检查她的残肢状况，两只脚都要看，都要量，都要仔细地按压和询问。左足的残端现在已经愈合得很好，那截从脚踝延伸出来的、大约还有原来三分之一长度的残肢上覆盖着暗粉色的植皮，疤痕组织沿着植皮的边缘蜿蜒，像一道道凸起的沟壑，他用尺子量它的长度、周径，把数据记录在本子上，然后用手指轻轻按压不同的部位，从脚踝往上，一直到残端的最末端，一边按一边问这里有没有感觉，是什么感觉，是麻木的还是刺痛的，是钝的还是锐的，她一一回答，有的地方有感觉，有的地方几乎没有，最末端那圈缝线的痕迹周围有一种奇怪的、说不清的刺痒感，他说那是神经再生的正常现象，说明恢复得不错。右足比左足短得多，从脚踝往下就直接是那个孤零零的脚后跟，脚后跟的形状还在，那个圆润的弧度还在，可前面什么都没有了，就那么突然地终止了，脚底那些纹路到了断端就戛然而止，像一条路走到了悬崖边上，他用尺子量的时候很小心，量那个脚后跟的长度、宽度，量脚踝的活动范围，然后同样用手指按压，从脚踝到脚后跟，到断端那圈疤痕，问她有没有感觉，她也能感觉到一些，脚后跟那里感觉还算正常，但到了断端就变得奇怪起来，有一种说不清的、像是被截断的感觉。

两只脚不一样，左足长一些，右足短得多，左足能做更多的动作，右足几乎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保持它那个孤零零的存在。小周每次都要反复强调这一点，说左足恢复得好，以后装假肢可以装那种足套型的，像穿一只特殊的袜子一样套上去，而右足因为太短，必须装那种带接受腔的假肢，要用一个硬质的套子把整个脚后跟和小腿下半部分包进去，然后再连接一个弹性脚板。他说这两种假肢不一样，穿戴的感觉不一样，走路的步态也不一样，需要适应的过程也不一样，但最终都能让她站起来，扶着东西慢慢走路。她听着，点点头，脸上甚至还带着一点微笑，但心里什么感觉也没有，不期待，不兴奋，也不抗拒，就像听一个关于别人的故事，一个和她没什么关系的故事。

检查完之后就是训练。左足要做的动作很多，左足残端向下压他放在下面的手掌，用那个已经不存在的脚掌的位置用力，感受残端承重的感觉；向上抬，对抗他手的阻力，锻炼那些还存在的肌肉；向左向右转动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脚踝的部位，保持关节的活动范围。她一遍一遍地做，做到残端发酸发疼也不停下来，因为停下来就要面对那些她不想面对的东西。右足能做的动作很少，它太短了，短到几乎无法发力，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活动，比如脚踝的转动，比如残端轻轻向下点一点，感受那个孤零零的脚后跟存在的感觉，小周说这些动作虽然看起来没什么用，但可以保持关节的灵活性，防止挛缩，为以后装假肢做准备。她照做，一下一下地转动脚踝，一下一下地点那个脚后跟，像个机械的木偶。

小周每次来都会肯定她的进步，说左足承重能力越来越好了，右足的活动范围也保持得不错，再练一段时间就可以考虑做假肢的模型了。她听着这些话，心里没有任何期待，一点也没有。假肢是什么？那是假的脚，是塑料的、金属的、硅胶的、一堆材料拼凑起来的东西，左足那个足套型的要套在她那截残端上，右足那个带接受腔的要包住她整个脚后跟和小腿下半部分，都是假的，都是提醒她永远失去了真实的脚的证据。装上假肢又怎么样？能走路又怎么样？那走路的不是她，是那些壳子带着她动，是她残存的那些肌肉和神经在配合那些壳子演戏，演一个她还像正常人的假象。她不想演，她不想装上那些东西骗自己说我还行我还能走，她只想回到从前，回到那些不用想就能站起来、不用练就能走路的日子，但那是不可能的，永远都不可能了。


身体的进步是看得见的，左足残端的承重能力一天天增强，右足那个孤零零的脚后跟也没有出现什么新的问题，肌肉萎缩的速度慢下来了，关节的活动范围也比以前大了，小周每次来都带着那种满意的表情，在本子上记下一串串数据，说再接再厉，很快就能看到更明显的效果。但身体的进步和心理的退步好像是两条完全相反的线，一条往上走，一条往下滑，而且下滑的那条越来越快，越来越控制不住。

她的睡眠已经完全乱了。

每天晚上躺到床上，闭上眼睛，那些她拼命想忘记的东西就会涌上来——不是清醒时的幻觉，是睡着之后的梦，是比幻觉更真实、更可怕的画面。她梦见自己躺在那个血泊里，梦见低头看见自己的脚不见了只剩下两团模糊的血肉，梦见那双黑色高跟鞋的鞋跟还挂在脚后跟上像某种残忍的讽刺，梦见那把斩骨刀一下一下砍下来，刀锋劈进骨头的闷响在耳边反复回放，梦见那个男人站在她面前低头看着她，脸上带着那种病态的满足的笑容。她尖叫着醒来，浑身冷汗，心脏狂跳，然后睁着眼看着天花板，再也不敢睡。

一夜，两夜，三夜，每一夜都是这样。后来她开始害怕睡觉，害怕闭上眼睛，害怕那些梦再来找她。她躺在床上，睁着眼，看着黑暗里的天花板，看着窗帘缝隙里透进来的那一点点月光，看着墙上那些若有若无的影子，从天黑看到天亮，从凌晨看到清晨。有时候实在困得不行了，眼皮打架了，身体已经撑不住了，她才迷迷糊糊睡过去，但睡不了多久，最多一两个小时，就会又被那些梦惊醒，然后继续睁着眼等天亮。

白天她就完全反过来。白天她坐在轮椅上，坐在窗前，阳光照进来暖洋洋的，周围安安静静的，没有人打扰她，她的眼皮就开始发沉，脑袋一点一点往下垂，然后就睡过去了。白天做梦很少，或者做了也想不起来，醒来的时候脑子空空的，有一瞬间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在哪里、为什么在这里，然后那些记忆慢慢涌回来，现实慢慢落下来，她就又回到这个灰蒙蒙的世界里。她开始盼白天，盼阳光出来，盼可以坐在窗前睡觉的那几个小时，因为只有那时候她才能暂时忘记一切，才能从那无休止的恐惧和痛苦里逃出来一小会儿。

这种黑白颠倒的日子持续了大概一个星期，直到那天黄男发现了她藏的东西。


那天是个周末的下午，黄男在帮她收拾房间，换床单、叠衣服、擦床头柜上的灰尘。她坐在客厅里，没有注意到他在干什么，只是昏昏沉沉地打着盹。他擦到床头柜的时候，顺手拉开那个小抽屉，想把里面乱七八糟的东西整理一下，然后就看见了那板药。

那是一板安眠药，白色的药片，一排四颗，已经少了三颗，只剩下孤零零的一颗还在那里。他愣了几秒，拿起那板药，仔细看了看上面的标签——不是他熟悉的任何药名，不是医生开过的任何药，是另一种，安眠药，处方药，他不知道她从哪儿弄来的。

他拿着那板药走出房间，走到她面前，蹲下来，把那板药举到她眼前，说姐，这是什么？

她迷迷糊糊睁开眼睛，看见他手里的东西，整个人一下子清醒了，脸色变得煞白。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

“这是安眠药，”他说，声音很平静，但那种平静里有什么东西压着，随时会崩开，“你从哪儿弄来的？”

她低下头，不说话。

“姐，”他的声音开始发抖，“你藏这个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她还是不说话，就那么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膝盖，看着那两只搭在脚踏板上的残足，左足那截长一些的残端歪向一边，右足那个孤零零的脚后跟微微内翻着。

他突然站起来，把那板药攥在手里，攥得紧紧的，那板药在他手里发出咔咔的响声。他的声音一下子大起来，大得连他自己都不认识那是自己的声音：“你告诉我你想干什么？！”

她抬起头，看着他。他的脸涨得通红，眼眶也红了，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打转，随时会掉下来。那是她第一次看见他发这么大的火，第一次看见他用这种语气跟她说话，那个平时总是温和的、小心翼翼的、什么都顺着她的弟弟，现在站在她面前，攥着一板安眠药，浑身发抖，像一只被逼到墙角的野兽。

她也抖起来，但不是因为害怕他，是因为别的什么。她突然也喊起来，声音尖锐刺耳，连她自己都不认识那是自己的声音：“我想睡觉！我想睡觉你知道吗？！我一闭眼就做噩梦，一做噩梦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我只能睁着眼等天亮，等天亮了我才能睡一会儿！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你知不知道？！”

他愣住了，看着她，看着她那张扭曲的脸，看着她那些从眼眶里涌出来的眼泪。

“我吃了三颗，”她继续说，声音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喊一会儿哭，“就三颗，不多，就三颗，我想睡个整觉，就一个整觉，我太困了，我太累了，我受不了了……”

她的话被哭声打断，整个人蜷缩在轮椅上，肩膀剧烈地耸动着，双手捂住脸，哭得像个孩子。

他站在那里，看着她，那板药还攥在手里，硌得掌心生疼。然后他慢慢蹲下来，把那板药放在茶几上，伸出手，抱住她，把她紧紧抱在怀里。

她在他怀里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嘴里还在说着什么，断断续续的，听不清。他就那么抱着她，一遍一遍说姐没事了，姐对不起，我不该凶你，姐没事了，有我在呢，你别怕。

她哭了很久，哭到没力气了，哭到只剩下抽噎和颤抖。然后她从他怀里抬起那张被泪水浸透的脸，看着他的眼睛，说对不起，小弟，对不起，我不该藏药，不该让你担心，对不起。

他摇摇头，说不，姐，是我不好，我不知道你那么难受，不知道你睡不着，我该早点发现的。

她又哭起来，抱着他，把脸埋在他肩膀上。他就那么抱着她，抱了很久很久，直到外面的天慢慢暗下来，直到她在他怀里慢慢平静下来，直到她的呼吸变得平稳，像是睡着了。

他轻轻把她扶正，靠在轮椅靠背上，让她睡得舒服一点。然后他站起来，看着茶几上那板只剩一颗的安眠药，拿起来，走进卫生间，扔进马桶里，按下了冲水开关。

水哗哗地响着，那板药打着旋消失在下水道里。

他站在马桶边，看着那空空的水面，站了很久。然后他走回客厅，在姐姐旁边的沙发上坐下来，就那么坐着，看着她睡着的脸。那张脸上还有没干的泪痕，眼睫毛上还挂着细小的泪珠，眉头即使在睡着的时候也没有完全舒展开，还有一道浅浅的皱纹在那里。她的呼吸很轻，胸口微微起伏着，两只手交叠着放在膝盖上，那两只包裹着绷带的残足安静地搭在脚踏板上，一动不动，左足那截长一些的残端在睡梦中微微抽动了一下，右足那个孤零零的脚后跟就那么静静地待着，什么也做不了。

他看着她，看着这个从前的骄傲现在变成这副模样的姐姐，看着她因为想睡一个整觉而偷偷藏安眠药的绝望，看着她刚才在他怀里哭得像个孩子的崩溃，看着她现在终于睡着了的难得的平静。他伸出手，轻轻握住她的一只手，那只手凉凉的，在他手心里慢慢暖过来。

窗外，天已经全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