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男堂姐系列】《破碎之踵3：十年》（高珊主线故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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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十年，她失去了两只跟骨，却造出了能让人重新站立的假肢。十年，他早已化为尘土，却依然在每个噩梦里，蹲在角落，盯着她的脚。

一、基本信息
1.作品名称：《破碎之踵3：十年》
2. 时间跨度：1996年9月 — 2006年夏初（整整十年）
3. 核心人物：
高珊（16岁→26岁）：从轮椅上的落榜生，到智能假肢研发者
黄琳（16岁→26岁）：从富家千金，到知名模特，高珊永远的闺蜜
李独（亡魂）：永远16岁，在梦境与现实边缘游荡的阴影
母亲：始终陪伴的守护者
大学导师、创业合伙人等配角
核心主题：身体被一寸寸摧毁，人生被一次次重建——十年，是一个人用废墟盖起大厦的全部时间。


二、人物状态速写（1996年9月起点）
高珊（16岁）
身体：轮椅代步，双足跟骨粉碎性骨折+骨髓炎，每三个月手术一次；小便失禁，24小时佩戴尿袋
心理：创伤后回避，不提坠楼，不提李独；但噩梦不断
处境：落榜，在家复习，准备明年再考


黄琳（16岁）
身体：健康，已考上高中
心理：愧疚与守护的混合，发誓要陪高珊走下去
处境：住校高中生，周末必来探望


李独（亡魂）
死亡时间：1995年7月，被埋于旧校舍水泥之下
死亡年龄：永远16岁
存在形式：高珊的噩梦里、余光里、恍惚之间——没人知道他是幻觉还是别的什么


赵阿Q（猥琐屌丝油腻男）
去向：1996年7月被开除后，沦为“三和大神”式的人物，打一天工玩三天，睡网吧、桥洞、废弃屋，烂命一条
心理：欺软怕硬，对考进警校的小D不敢招惹，对富豪千金黄琳吃罪不起，对成了黑老大的阿强躲着走——唯有高珊，一个双脚残废、行动不便的柔弱女孩，是他可以肆无忌惮欺负的对象
执念：高珊越惨，他越兴奋；高珊越努力，他越要写诗羞辱。“你凭什么爬起来？你该烂在轮椅上。”
超现实魔幻：赵阿Q这么一个连初中被开除没念完、没有文化连写自己名字都不会的人，居然魔幻般地能够写出格律平仄非常规范的唐诗宋词元曲商周青铜器铭文等作品，内容无耻肉麻讥讽嘲笑恶心。如此厚颜无耻，却如同阴魂不散般地无休止骚扰着高珊。

作者忍不住吐槽一下：第三部写的……真是太憋屈了。这是一部有味道的文章，并且如同高珊换下来的裹脚纱布——又臭又长。幸好阿Q大神的文笔还算不错，这王八蛋的唐诗、宋词、元曲、上古汉语青铜器铭文啥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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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折：复读（1996年9月—1998年6月）
【1996年秋：轮椅上的书桌】（1996年9月初）
一九九六年九月初，暑假的最后几天，天气还热着，但早晨的风里已经有了点凉意。高珊的书桌就摆在窗户边上，那是她母亲特意调整过的位置，书桌的高度刚刚好，轮椅推进去的时候，她不用弯腰也不用抬手，就能平视着摊在面前的课本。窗外是那棵老梧桐树，叶子还绿着，但已经开始有边缘发黄的迹象，树荫从窗户斜斜地照进来，在书桌上投下一片晃动的影子。树下那块地砖上，曾经停着她的轮椅，那是去年冬天的事了，那时候她还不敢看那棵树，不敢看那块地砖，不敢想自己是怎么从那里被推走的。现在她敢看了，但也只是看着，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就那么看着那些晃动的光影在课本上一寸一寸地移动。

她每天早上六点钟准时醒过来，不用闹钟，就像是身体自己定了时。醒来的时候窗外的天刚蒙蒙亮，房间里还暗着，只有窗帘边缘透进来一道细细的光线。她躺在那张床上，听着隔壁房间里母亲的呼吸声，听着窗外偶尔传来的鸟叫声，听着远处马路上早班公交车的引擎声，那些声音混在一起，低低的，远远的，像是这个世界还没有完全醒过来。她睁着眼睛看天花板，看那个从灯上垂下来的拉绳在晨风里微微晃动，看个几秒钟，然后掀开被子，撑着床沿坐起来，把两条腿挪到床下，伸手够过放在床边的拐杖，撑着站起来，一步一步走到卫生间。这个动作她做了几百遍了，每一步都很小心，很慢，因为她左脚的脚跟还在肿着，每踩一下地都会疼，那种闷闷的、钝钝的疼，从脚跟那里传上来，一直传到小腿。

她站在洗脸池前面，对着镜子看自己的脸。镜子里的那张脸还是好看的，柳眉细长，鼻梁秀直，双瞳漆黑明澈，樱唇饱满娇润，皮肤白净细滑，和出事前没什么两样。她看了几秒钟，然后低下头，看自己的脚。那两只脚上穿着人字拖，就是那种最简单的拖鞋，两根带子夹在脚趾间，露出整个脚背。右脚看起来还好，裹着薄薄的一层纱布，那是昨天换药时刚换的，干干净净的，没有什么药渍渗出来。右脚的脚趾能动，很灵活，她试着蜷了蜷大脚趾，那脚趾就蜷起来，再伸开，再蜷，再伸，和以前一样。足踝也能动，上下左右，幅度都挺大，一点不受影响。医生说她右脚的感染控制得很好，那层抗生素骨水泥在里面起作用，只要定期换药，定期检查，应该能撑很久。

左脚就不一样了。左脚的脚跟肿着，肿得比右边粗一圈，那层皮绷得紧紧的，发着亮，按下去一个坑，半天弹不回来。足踝的活动有点受限，转起来不那么灵活，有点僵，有点涩。脚趾倒是能动，但每次动的时候，脚底就会疼，那种从里面往外钻的疼，一阵一阵的，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搅。有时候动得多了，整个脚就会抽筋，脚趾蜷成一团，掰都掰不开，要疼好一会儿才能缓过来。她试着动了动大脚趾，那脚趾动了动，果然脚底就开始疼了，闷闷的，沉沉的，她咬着牙，又动了动第二个，疼得更厉害了，只好停下来，让脚歇一会儿。

她洗脸，刷牙，然后撑着拐杖走回床边，坐下来，把脚上的人字拖脱掉，换上袜子，穿上那双运动鞋。运动鞋是专门买的大一码的，因为左脚的脚跟肿着，塞不进正常的鞋。她把鞋带系好，站起来，走了几步。在家里她可以拄着双拐走路，不用轮椅，也不用支具，那些东西太麻烦了，能不用就不用。拐杖撑着，左脚的脚跟虽然疼，但还能忍，一步一步地走，从卧室走到客厅，从客厅走到厨房，走得很慢，但能走。只有出门的时候才坐轮椅，外面路不平，走久了脚受不了，还是轮椅稳当。

她走回书桌前，坐下来，把拐杖靠在桌边，翻开那本英语课本，开始背单词。她的脚搁在地板上，穿着那双运动鞋，左脚脚跟那里隐隐地疼着，一阵一阵的，像心跳一样有节奏。她已经习惯了那种疼，习惯了它一直在那里，习惯了不去管它，习惯了带着它做所有的事。书桌上摊着一本英语课本，旁边是一本习题集，再旁边是一沓草稿纸，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单词和算式。她翻开课本，开始背单词。那些单词她已经背过很多遍了，每一个都认识，每一个都会写，但她还是翻来覆去地背，像是在跟自己较劲。她一边背一边用笔在草稿纸上写，一个一个地写，写满一张撕一张，撕下来的纸就堆在脚边，不一会儿就堆了一小堆。

数学题是最难熬的。不是题目难，是做的时候脑子会忍不住想别的事。她拿着一道几何题，看着那些线条和角度，看着看着眼前就模糊了，那些线条开始晃动，开始变形，变成别的什么形状。她使劲眨眨眼，把目光重新聚焦到纸上，但脑子里的东西不听话，还是往外跑，跑到那些不该去的地方。她索性放下笔，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那棵梧桐树。树上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地响，一片叶子从枝头飘落，打着旋儿往下掉，掉在地上，被风一吹，滚了两滚，不动了。她盯着那片叶子，盯了很久，久到眼睛发酸，然后重新拿起笔，继续做题。

中午的时候母亲会从单位赶回来，给她做饭，帮她换药。换药的时候她要把左脚的鞋袜脱掉，把脚搁在板凳上，让母亲把旧的纱布一层一层揭开。左脚的纱布揭开来的时候，那股味道就飘出来了，不是很重，但能闻见，腥腥的，有点臭。脚跟那里有一个小小的窦道，黄豆那么大，边缘是暗红色的，里面有点发白，那是骨头。母亲用棉签蘸着药水，一点一点地清洗那个小洞，洗下来的脓液黄黄的，黏黏的，有一股腥臭味。她低着头看母亲的手，看那些动作，心里想着这个女人每天要面对这些，是怎么撑下来的。右脚的纱布换起来就简单多了，伤口已经愈合了，只是包着保护一下，很快就换好了。

下午接着看书，晚上也看书，一直看到眼睛发涩，看到台灯底下的字开始重影，看到母亲过来催她睡觉。她说好，马上睡，但母亲一走，她又翻开书继续看。不是不想睡，是不能睡，一躺下去，一闭上眼睛，那些东西就来了。那个站在楼梯上的人，那张模糊的脸，那双手往前一推的感觉，那种从高处往下坠落的失重感，那些她拼命想忘记但永远忘不掉的画面。它们不管她愿不愿意，就那么闯进来，挤进她的脑子里，挤得满满的，让她喘不过气来。她试过数羊，试过听音乐，试过深呼吸，都没用，那些东西比所有办法都厉害，它们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想来多久就来多久，她拿它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有时候实在熬不住了，她会撑着拐杖走到窗边，拉开窗帘，看着外面的夜色。夜里的小区很安静，路灯亮着昏黄的光，把那棵梧桐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投在地上，像一团模糊的黑影。她就那么看着，看着那片黑影，看很久很久，看到眼睛发酸，看到脑子里那些东西慢慢退下去，退到角落里，暂时不出来捣乱。然后她走回床边，躺下来，看着天花板，等着天亮。

母亲给她的那盏台灯还亮着，亮了一整夜，光线从书桌那里照过来，照在她脸上，照在她闭着的眼睛上，把眼皮照得透透的，能看见里面那些细细的血丝。她其实没有睡着，只是闭着眼睛，听窗外的风声，听远处偶尔传来的狗叫，听楼下有人走过时脚步的声响。那些声音很远，很轻，像是在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有她一个人，和那些永远不会离开她的东西——那只肿着的左脚，那个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那个一闭眼就会出现的人。她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她只知道，明天早上六点，她还是会醒过来，还是会坐在那张书桌前，还是会把那盏灯打开，继续背那些单词，做那些题，继续熬下去。

【李独的亡魂：余光里的人】（1996年9月末）
一九九六年九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气开始凉下来，夜晚的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带着一股秋天特有的清冷。高珊坐在书桌前，台灯亮着，把桌上那本数学题集照得发白。她已经坐了三四个小时，做了十几道题，草稿纸用了厚厚一沓，但脑子里还是清醒的，清醒得一点睡意都没有。窗外的夜色很深，路灯的光从梧桐树的叶子里透过来，在地上投下一片一片模糊的光斑，那些光斑随着风轻轻晃动，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地上慢慢爬。

她放下笔，揉了揉眼睛，然后抬起头，往窗外看了一眼。

就是那一眼，让她的呼吸一下子停住了。

梧桐树下站着一个人。

那个人站在路灯照不到的地方，半个身子隐在黑暗里，只能看清一个轮廓。瘦小的个子，单薄的身体，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校服，那校服的袖子有点长，垂下来遮住了手。他的脸朝着这边，朝着她的窗户，朝着她坐着的这个方向，一动不动的，就那么站着。

高珊的手紧紧攥着轮椅的扶手，指节发白。她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只有那个影子，那个站在树下一动不动的影子。她盯着那个影子，眼睛一眨都不敢眨，生怕一眨他就消失了，又生怕他不消失。那个影子太熟悉了，熟悉得让她浑身发冷，那种瘦小的个子，那种穿着旧校服的样子，那种站在角落里一动不动的姿态，她见过无数次，在教室里，在走廊上，在舞蹈室的窗外，在她每天晚上闭上眼睛之后的黑暗里。

她张了张嘴，想喊，但喊不出声。她想动，但动不了。她就那么坐在那里，盯着那个影子，盯着那张看不清的脸，盯着那双垂在身侧的手。时间好像停住了，一秒，两秒，三秒，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只是几秒钟，也许过了很久，她的眼睛突然模糊了一下，就那么一下，等她再看过去的时候，树下什么都没有了。

只有那棵梧桐树，在夜风里轻轻摇晃着叶子。只有那些光斑，在地上慢慢移动。只有一片空荡荡的夜色，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

高珊长长地呼出一口气，这才发现自己一直在憋着，憋得胸口发疼。她松开抓着轮椅的手，手心全是汗，湿漉漉的，在灯光下泛着一点光。她把头靠在轮椅背上，闭上眼睛，告诉自己，眼花了，肯定是眼花了，看了那么久的书，眼睛累了，花了，看什么都像那个人。她告诉自己，那个人已经不在了，早就没了，永远都不会再出现了，那些都是自己脑子里想出来的，是自己吓自己。

但她睁开眼睛，又往窗外看了一眼，那棵树，那块地方，那个刚才站着人的地方。她的目光落在那块地砖上，那块地砖在路灯的光里泛着一点灰白，上面落着几片梧桐叶，叶子被风吹得轻轻动着，沙沙沙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悄悄说话。她盯着那块地砖，盯了很久，久到眼睛发酸，久到视线模糊，然后她慢慢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

那两只脚穿着人字拖，搁在轮椅的脚踏板上。右脚看起来还好，裹着薄薄的一层纱布，干干净净的，没有什么药渍渗出来。右脚的脚趾露在外面，十个脚趾涂着淡粉色的指甲油，那是黄琳上周末来的时候帮她涂的，说女孩子要漂漂亮亮的，不能因为坐着轮椅就把自己忘了。那些脚趾在灯光下亮亮的，她试着蜷了蜷大脚趾，那脚趾就蜷起来，再伸开，再蜷，再伸，和以前一样灵活。

左脚就不一样了。左脚的脚跟肿着，肿得比右边粗一圈，那层皮绷得紧紧的，发着亮，按下去一个坑，半天弹不回来。足踝的活动有点受限，转起来不那么灵活，有点僵，有点涩。脚趾倒是能动，但每次动的时候，脚底就会疼，那种从里面往外钻的疼，一阵一阵的。她只是试着动了动大脚趾，脚底就开始疼了，闷闷的，沉沉的，她咬着牙，又动了动第二个，疼得更厉害了，只好停下来，让脚歇一会儿。

她看着那些脚趾，看着看着，突然想起一件事。

那个站在树下的影子，是朝她这边看的。不是看她的脸，是往下看，看她的脚。

她想起那个人活着的时候，也是这样，从来不看她脸，只看她的脚。在教室里，他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她从来没注意过他，但后来她知道了，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她的脚，盯着她穿人字拖的时候露在外面的脚趾，盯着她在舞蹈室里光着脚旋转时的足弓。那时候她不知道，现在她知道了，知道了也没用，那个人已经不在了。

可他现在又出现了。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床上的，只记得把轮椅推过去，撑着拐杖从轮椅上站起来，一步一步走到床边，然后躺下来，盯着天花板。那盏台灯还亮着，是母亲给她买的那盏，白色的灯罩，白色的灯座，光线很亮，亮得能把整个房间都照得清清楚楚。她盯着天花板上的那个灯，盯着从灯上垂下来的那根拉绳，那根绳在风里微微晃着，一摇一摇的。她盯着那根绳，盯了很久，久到眼睛发酸，久到眼皮打架，然后迷迷糊糊地睡过去。

她做了一个梦。梦里她还在那间屋子里，还坐在那张书桌前，还看着窗外。窗外是白天，阳光很亮，亮得刺眼。梧桐树下站着一个人，还是那个瘦小的个子，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旧校服。这一次她能看清他的脸了，那张脸苍白的，瘦削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她，盯着她的脚。她低头看自己的脚，那两只脚光着，没有纱布，没有肿胀，完完整整的，十个脚趾涂着淡粉色的指甲油，在阳光下亮亮的。她看着自己的脚，看了很久，然后抬起头，想再看一眼那个人，可树下什么都没有了，只有那棵梧桐树，在风里轻轻摇晃着叶子。

她醒了。

窗外的天还黑着，那盏台灯还亮着，光线从书桌那里照过来，照在她脸上，照在她睁着的眼睛上。她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听着窗外偶尔传来的风声，听着远处不知道哪里传来的狗叫声，听着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一下一下的，很慢，很重。她抬起手，摸了摸自己的脸，脸上湿湿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哭了。

她想起那个梦，想起梦里那双完完整整的脚，想起梦里那个站在树下的人。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不知道那个人为什么还会出现，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她只知道，从今往后，每一个深夜，当她抬起头看窗外的时候，那个树下会不会还站着一个人，那个穿着旧校服的瘦小的影子，那个朝她这边看、朝她的脚看的人。

她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被眼泪浸湿了一小块，凉凉的，贴在脸上。她就那样趴着，一动不动，听着自己的呼吸声，一下一下的，很轻，很慢。

天亮的时候，她醒过来，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在地上投下一道细细的光线。她撑着拐杖站起来，一步一步走到书桌前，坐下来，翻开那本数学题集，拿起笔，继续做那些没有做完的题。窗外的梧桐树在早晨的阳光里静静地站着，树下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

她看了一眼，然后低下头，继续做题。那些数字和符号在眼前晃动，她努力把目光聚焦在上面，努力让自己不去想昨晚的事。但她知道，那些东西不会消失，那个人不会消失，那个站在树下的影子不会消失。它们就在那里，在她余光里，在她闭上眼睛之后的黑暗里，在她永远够不着也躲不开的地方。她只能继续往前，继续做题，继续活着，带着它们一起。

【赵阿Q的生灵：信箱里的第一封信】（1996年10月）
一九九六年十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早晨的天气已经凉透了，窗玻璃上结着一层薄薄的水汽，外面的世界透过那层水汽看过去模模糊糊的，像隔着一层什么永远看不清楚的东西。高珊的母亲像往常一样七点钟下楼去取报纸，那个年代订报纸的人家不多，但她一直订着，说让女儿在家复习也不能跟社会脱节，每天看看新闻看看副刊，也能换换脑子。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外套，踩着楼梯一级一级下去，走到楼门口那个绿色的铁皮信箱前面，掏出钥匙，打开锁，伸手进去。

她的手触到的不是光滑的报纸，而是一叠纸，那种厚度让她愣了一下，她把那叠纸抽出来，看了一眼，脸色立刻就变了。那不止一张，是好几张，最上面那张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边缘毛毛糙糙的，纸上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地写着几行字，那些字有大有小，有的挤在一起，有的分得很开，像是写字的人根本不识字，只是照着什么样子一笔一笔描出来的。她看了那些字，看了几秒钟，然后把那叠纸攥在手心里，攥得紧紧的，攥得那些纸皱成一团。她没有把报纸取出来，就那么攥着那叠纸，转身往楼上走，脚步比下来的时候快了很多，快得她自己都觉得喘不过气来。

高珊正坐在书桌前背单词，听见门响，抬起头，看见母亲走进来，脸色发白，嘴唇抿得紧紧的，一句话不说。她愣了一下，问，妈，怎么了。母亲没有回答，只是走过来，把手伸到她面前，慢慢摊开，露出那叠皱成一团的纸。高珊看着那些纸，看了几秒钟，然后伸手接过来，慢慢展开，把最上面那张皱巴巴的纸抚平，放在桌上，低下头去看。

纸上写着几行字，那些字歪歪扭扭的，像蚯蚓爬过留下的痕迹，有的缺胳膊少腿，有的多了一笔少了一划，但意思清清楚楚的，每一个字都认得，每一句话都看得懂。她盯着那些字，盯着那句“脚跟烂掉坐轮椅”，盯着那句“屎尿弃流湿裤裆”，盯着那些错别字和那些恶毒的话，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就那么盯着，盯了很久很久。母亲站在旁边，看着她，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来。屋子里很安静，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声，远远的，闷闷的，像隔着一层厚厚的东西。

但下面还有一张，是更薄的纸，那种泛黄的、像从什么旧本子上撕下来的。高珊把最上面那张放在旁边，接着看第二张。这张纸上写的不是那种歪歪扭扭的字了，而是另一种字，一笔一划的，工工整整的，像是印刷出来的一样，但她认得那些字，那些字组成了她看得懂的东西——那是一个词牌名，《鹧鸪天》，后面跟着一首词。她一行一行往下看：

“玉趾当年赛藕芽，如今烂透似残瓜。脓汤日日浸纱布，臭气时时透幔纱。蛆作友，血为茶，骨头碎处绽奇葩。劝君莫把郎中怨，且喜新开两朵花。”

她盯着那些字，盯着那句“蛆作友，血为茶”，盯着那句“骨头碎处绽奇葩”，盯着那句“且喜新开两朵花”，她的手指开始发抖，那纸在她手里簌簌地响。她不知道为什么刚才那张歪歪扭扭的纸和这张工工整整的纸会放在一起，不知道它们是不是同一个人写的，但她认得那些话的意思，那些话是在说她，说她的脚，说她的烂掉的脚跟，说那些永远流不完的脓，说那些日日夜夜的疼。她把这张纸放在旁边，继续往下翻。

第三张纸更奇怪，那纸是暗黄色的，边缘不整齐，像是故意做旧的，上面写的不是现在的话，是那种很古老的话，她读起来很费力，但一个字一个字读下去，还是读懂了。开头写着“瘸足簋铭”四个字，后面是一篇很短的话：

“唯乙亥之秋，九月既望，阿Q曰：余观高氏之足，始烂如腐瓜。脓汤涌溢，臭达四邻。呜呼！天生尤物，必先毁其足。乃作此簋，以记其事。子子孙孙，永宝是鉴。”

她读完了，把那三张纸放在桌上，并排摆着。第一张，歪歪扭扭的，错别字连篇，像是小学没毕业的人写的。第二张，工工整整的，格律严谨的宋词，每一个字的平仄都对得上。第三张，上古的汉语，那种只有在课本里才见过的句子，那种“唯乙亥之秋”“永宝是鉴”的话。三张纸，三种完全不同的字迹，三种完全不同的文字，但说的都是同一件事，说的都是她，都是她的脚，她的烂掉的脚跟，她的永远好不了的伤口。她看着那三张纸，看了很久很久，然后慢慢抬起头，看着母亲，问，这都是从信箱里拿出来的？

母亲点点头，说，就塞在里面，和报纸一起。

高珊没有再说话。她又低下头，看着那三张纸，看着那些字。她的脑子里乱得很，乱得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搅来搅去。她想起那个蹲在她轮椅前面想摸她石膏的人，想起那个被她抓住偷鞋之后还嬉皮笑脸的人，想起那个被小D推开之后掏出铁棍砸下去的人。那个人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她知道，那天在教务处签字的时候他画了一个圈，这事全校都知道。可这些纸上的字，这首词，这篇铭文，这些怎么可能是一个画圈的人写得出来的？

她把那三张纸叠在一起，对折，再对折，折成一个很小的方块，然后撕开，撕成两半，再撕，再撕，撕成很多很多的小碎片，那些碎片从她手指间落下去，落在桌上，落在地上，白花花的一小片。她弯下腰，把那些碎片拢在一起，捧起来，扔进脚边的垃圾桶里。垃圾桶的铁皮发出轻轻的一声响，咚，然后什么都安静了。

她没有告诉母亲这是谁写的。她也没有哭，没有闹，没有说任何话。她只是重新拿起笔，翻开那本英语课本，继续背那些单词，一个一个地背，一遍一遍地写，像是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母亲站在她身后，站了很久，然后轻轻叹了口气，转身走进厨房，开始做早饭。厨房里传来切菜的声音，咚咚咚的，一下一下的，很有节奏，和窗外的风声混在一起，变成一种奇怪的背景音。

但高珊的脑子里那些字还在，那些“脓汤日日浸纱布”，那些“蛆作友，血为茶”，那些“子子孙孙永宝是鉴”，它们像虫子一样在她脑子里爬，爬来爬去，爬得她头疼。她不知道那个人为什么要写这些，不知道他是怎么写出这些的，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她只知道，那些字是写给她看的，那些话是说给她听的，那个躲在暗处的人一直在看着她，看着她的脚，看着她的烂掉的脚跟，看着她每一次换药每一次流脓每一次疼得睡不着觉。他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把它们写成词，写成铭文，写得比那些读书人还好。

下午黄琳来了。每个周末她都来，这已经成了雷打不动的规矩。她推开门的时候手里拎着一袋橘子，说是学校门口新来的，很甜。她走进来，看见高珊坐在书桌前，脸色跟平时不太一样，那种不一样很难说清楚，就是感觉有什么东西压在那里，沉沉的，闷闷的。她放下橘子，走过去，站在高珊身边，问，怎么了。高珊抬起头，看着她，看了几秒钟，然后低下头，没说话。黄琳没有再问，只是拉过一把椅子，在她旁边坐下来，就那么坐着，陪着她。

后来高珊还是说了。她说的很简单，就说有人写信来，写了一些很难听的话，她撕了扔了。她没有说那些话是什么，没有说那首词，没有说那篇铭文，没有说那些让她想不明白的东西。黄琳问是谁，她摇摇头，说不想说了。黄琳没有再追问，只是伸出手，握住她的手，那只手凉凉的，在她手心里慢慢暖过来。她们就这样坐着，坐了很久，窗外的光线慢慢暗下去，那棵梧桐树的影子从窗户里投进来，投在她们身上，投在书桌上，投在那盏还没有打开的台灯上，灰灰的，暗暗的，像一团化不开的东西。

那天晚上高珊又做梦了。梦里她还是坐在那张书桌前，还是对着那扇窗户，窗外还是那棵梧桐树。但树下站着的不再是那个瘦小的穿旧校服的人，而是另一个，胖一点的，脏兮兮的，咧着嘴笑，露出两排发黄的牙。那个人手里拿着一叠纸，纸上写满了字，那些字从纸上飘起来，一个一个地往她这边飘，有的变成词，有的变成铭文，有的变成歪歪扭扭的句子，它们围着她转，越转越快，快得她头晕。她低下头看自己的脚，那两只脚光着，没有纱布没有绷带，但左脚脚跟那里肿得发亮，烂成两个黑洞，洞里流出黄黄的脓，那些脓在地上流，流成一个个字，还是那些话，那些“脓汤日日浸纱布”，那些“骨头碎处绽奇葩”。她想喊，喊不出声，想跑，跑不动，只能坐在那里，看着那些字越来越多，看着那些洞越来越深，看着那个咧着嘴笑的人一步一步朝她走过来。

她猛地醒了。

窗外的天还黑着，那盏台灯还亮着，是她睡前故意没关的。光线从书桌那边照过来，照在她脸上，照在她睁着的眼睛上。她躺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喘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平静下来。她抬起手摸了摸自己的脸，脸上全是汗，湿漉漉的，头发都贴在了额头上。她慢慢坐起来，把两条腿挪到床边，伸手够过轮椅，把自己从床上移过去，然后推着轮椅，走到书桌前，把那盏台灯调亮了一点，翻开书，继续看。

但她看不进去。那些字在眼前晃，晃得她心烦意乱。她放下书，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那两只脚搁在轮椅的脚踏板上，左脚裹着厚厚的白色纱布绷带，绷带表面有淡黄色的药渍渗出来，在灯光下显得有点脏，有点恶心。右脚的纱布就薄多了，干干净净的，没什么药渍，那是昨天刚换的。脚趾露在外面，十个脚趾排成一排，涂着黑色的指甲油，那是她前几天自己涂的，黄琳说黑色太暗了不好看，但她还是涂了，因为她不想再涂粉色了，不想再让那些盯着她脚看的人觉得她的脚还是好看的，还是值得看的。黑色的指甲油在灯光下泛着一点冷冷的光。她试着动了动右脚的脚趾，那些脚趾就蜷起来，再伸开，再蜷，再伸，和以前一样灵活。左脚的脚趾她也试着动了动，刚一用力，脚底就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从脚跟一直蔓延到脚趾尖，疼得她倒吸一口气。那疼还没过去，脚底又开始抽筋，脚趾蜷成一团，掰都掰不开，她咬着牙，等着那阵抽筋自己过去，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松开。

她盯着那些脚趾，盯着那些黑色的指甲，盯了很久。她想起白天那些信，想起那些歪歪扭扭的字，想起那首恶毒的宋词，想起那篇上古的铭文。那些东西像虫子一样在她脑子里爬，爬来爬去，爬得她头疼。她想把它们赶走，但赶不走，它们就在那里，在她的记忆里，在她的梦里，在她永远躲不开的地方。

她不知道那个人为什么要这样，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不知道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人是怎么写出那些东西的。她只知道，从今往后，这样的信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人还会出现，那些盯着她脚看的眼睛永远不会消失。她坐在那里，在那盏亮着的台灯下面，在那间安静的屋子里，看着自己那双涂着黑色指甲油的脚，看着那只裹着厚厚纱布、肿得发亮的左脚，看着那只裹着薄薄纱布、还算完好的右脚，看着那些永远好不了的伤口，很久很久，一动不动的。

天快亮的时候，她把轮椅推回床边，把自己挪到床上，躺下来，闭上眼睛。她没有再做那些梦，也许是太累了，也许是那些字已经爬累了，总之她一夜无梦，睡到第二天早晨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照在她脸上，把她照醒了。她睁开眼睛，看着那道光，看了几秒钟，然后坐起来，把轮椅推到书桌前，打开那盏台灯，翻开书，继续背那些单词，继续做那些题，继续过她的日子。

窗外的梧桐树静静地站着，树下的地砖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但她知道，那些东西不会消失，那个人不会消失，那些信也不会消失。它们就在那里，在她看不见的地方，在她不知道的时候，随时都会再来。她只能继续往前走，继续做题，继续活着，带着那些东西一起，带着那些永远甩不掉的凝视一起。

【1997年夏：第二次落榜？不，进步了】（1997年7月）
一九九七年七月十五号，天气热得人喘不过气来，蝉在那棵梧桐树上没日没夜地叫，叫得人心烦意乱。高珊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一张纸，那是今天早上刚从学校拿回来的成绩通知单，白纸黑字，清清楚楚的。她盯着那张纸，盯着上面那几行数字，盯了很久很久，久到窗外的蝉叫都好像变远了，变成一种嗡嗡的、模糊的背景音。

她过了录取线。比去年高了六十多分，比市里那所普通高中的分数线超出了二十几分。但她想去的那所省重点，差了八分。八分，就是一道大题的事，就是考试的时候多错一道选择题的事，就是在考场上脑子突然空白的那几分钟的事。她盯着那个数字，盯着那个“八”，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不是难过，也不是失望，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空空的，闷闷的，像有什么东西堵在那里，堵得她喘不过气来。她想，去年连分数线都没过，今年过了，还超了二十多分，这应该是进步吧，应该高兴吧。可她高兴不起来，那个八分像一根刺，扎在那里，不疼，但就是让你不舒服，让你老想着它。

她的脚搁在轮椅的脚踏板上，两只脚都包裹着白色的纱布绷带。右脚的情况还好，纱布薄薄的，干干净净的，没有什么药渍渗出来。那是昨天刚换的药，微创手术的伤口愈合得很好，只需要包着保护一下就行。她试着动了动右脚的脚趾，那些脚趾就蜷起来，再伸开，再蜷，再伸，和以前一样灵活。足踝也能动，上下左右，幅度都挺大，一点不受影响。医生说右脚的感染控制得很好，那层抗生素骨水泥在里面起作用，应该能撑很久。

左脚就不一样了。左脚的脚跟肿得厉害，肿得比右边粗了一圈还多，那层皮绷得紧紧的，发着亮，红中透着紫，按下去一个坑，半天弹不回来。足踝也肿了，肿得看不见那块原本应该凸出来的骨头，整个脚脖子圆滚滚的，跟小腿连成一片，分不清哪儿是哪儿。那个每三个月做一次的微创手术，这次做完之后创口一直没好利索，虽然没怎么流脓，但就是不肯愈合，纱布揭开的时候能看到那个小小的口子还是红的，周围有点发白。医生说要再观察观察，可能要调整用药。脚趾她不敢动，因为稍微一动，脚底就会疼，那种从里面往外钻的疼，一阵一阵的，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搅。有时候不动也会疼，突然就抽起筋来，脚趾蜷成一团，掰都掰不开，要好一会儿才能缓过来。她已经学会了不动，就那么放着，让它们安安静静地待着。

脚趾露在外面，十个脚趾排成一排，涂着黑色的指甲油，那是她上周末自己涂的，涂得很仔细，涂了两遍，黑得发亮。右脚的脚趾还是那么灵活，左脚的脚趾就那么静静地蜷着，不怎么动。她已经好几天没洗脚了，没法洗，只能用毛巾蘸着热水，一点一点地擦那些露在外面的脚趾缝，擦完了再用干毛巾吸干，怕里面捂坏了。母亲帮她擦的时候，手很轻，轻得像怕碰坏了什么宝贝似的。

母亲从厨房里走出来，端着一碗绿豆汤，放在她面前。绿豆汤还冒着热气，碗边烫烫的，白色的水汽往上飘，飘到她脸上，湿湿的，热热的。母亲看了一眼那张成绩单，看了一眼那个数字，然后在她旁边坐下来，什么都没说，就那么坐着。

过了好一会儿，母亲开口了，声音很轻，很慢，像怕惊着什么似的。她说，珊珊，要不，再试一年。

高珊转过头，看着母亲。母亲坐在那里，侧着身子对着她，两只手交叠着放在腿上，手指微微蜷着，指甲剪得很短，短得贴着肉，那是常年做家务的人的手。母亲的眼睛看着窗外，看着那棵梧桐树，看着那些在热风里一动不动的叶子，脸上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水，看不出深浅。但高珊看见了，看见母亲鬓角那几根新长出来的白发，在阳光里白得刺眼。

她说，妈，我都复读一年了，再复读一年，人家该笑话了。

母亲转过头，看着她，说，谁笑话？让他们笑话去。他们替你疼吗？他们替你换药吗？他们知道你这三百多天是怎么过的吗？高珊不说话，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看着那些黑色的脚趾，看着那些发黄的纱布，看着那些永远好不了的伤口。母亲伸出手，握住她的手，那只手粗糙的，温热的，握得很紧，紧得她能感觉到母亲手心里那些硬硬的茧子。母亲说，妈陪你，妈一直陪着你。

高珊的眼眶一下子热了。她没让眼泪流下来，使劲憋着，憋得眼眶发酸，发疼。她点了点头，声音很轻，轻得几乎听不见，她说，好。

下午黄琳来了。她推开门的时候满头是汗，脸上红扑扑的，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几个水蜜桃，粉粉的，毛茸茸的，看着就甜。她把桃子放在桌上，一屁股坐在高珊床边，呼呼地喘气，说热死了热死了，这鬼天气，走在路上跟蒸桑拿似的。她一边说一边用手扇着风，扇了几下，看见桌上那张成绩单，愣了一下，拿起来看。

她看完了，把成绩单放下，看着高珊。高珊也看着她，等着她说点什么。黄琳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开口了，她说，你比我聪明多了，你知道吗，我去年考上那个学校，是踩着线进去的，全班倒数。你这一年，从没过线到超二十多分，你比我厉害多了。你再加把劲，明年肯定行。

高珊说，可是你都上一年高一了，我还在初三。

黄琳说，那又怎么样？我高一你初三，等明年你考上高一，我高二，后年你高二我高三，咱们还是同一年毕业，差不了多少。再说，你考的是省重点，我那个破学校能比吗？你晚一年，上更好的学校，值。

高珊不说话，低着头，手指在轮椅扶手上划来划去。黄琳凑过来，把头凑到她脸旁边，说，喂，你不会是怕我一个人在学校没人陪吧？你放心，我脸皮厚，朋友多，没你我也能混。但你得考上好学校，以后混出名堂来，让我也有个牛逼的闺蜜，行不行？

高珊被她逗笑了，嘴角动了动，那笑很淡，但确实是笑了。她抬起头，看着黄琳，看着她那张热得红扑扑的脸，看着那双亮亮的眼睛，看着那些汗珠从额头上滑下来，滑到脸颊上，滑到下巴上，滴下去，滴在地上。她说，好，我再试一年。

黄琳笑了，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露出一排整齐的牙。她站起来，跑到厨房门口，冲着里面喊，阿姨，高珊答应再考一年了，你晚上多做点好吃的，庆祝一下！厨房里传来母亲的声音，带着笑，好，好，我多做几个菜。

那天晚上母亲真的做了好几个菜，红烧肉，糖醋排骨，清炒时蔬，还有一个西红柿蛋汤。高珊坐在桌前，看着那些菜，看着母亲忙进忙出的身影，看着黄琳大口大口吃饭的样子，心里涌上来一种说不清的感觉。那些信，那些恶毒的话，那些半夜里站在树下的影子，那些永远做不完的题，那些疼得睡不着觉的夜晚，它们都还在，都还在她心里，在她脑子里，在她永远躲不开的地方。但此刻，在这个热气腾腾的傍晚，在这张摆满饭菜的桌前，在母亲和黄琳的笑声里，那些东西好像暂时退后了一点，退到角落里，暂时不出来捣乱。

吃完饭，黄琳帮她换药。这是黄琳每次来都要做的事，从一开始的不敢看，不敢碰，到现在已经熟练得像个护士了。黄琳把旧的纱布一层一层揭开，右脚那层揭开的时候，下面干干净净的，伤口愈合得很好，只有一个小小的红印子。黄琳说，这只看着还行。左脚那一层揭开就麻烦多了，纱布粘在创口上，扯的时候高珊疼得直抽冷气。纱布全揭开了，露出那只肿得发亮的脚，足跟那里那个小小的创口还是红的，周围有点发白，渗出来一点点淡黄色的组织液。黄琳用棉签蘸着药水，一点一点地清洗，动作很慢，很仔细，一边洗一边问，疼吗？高珊说不疼。其实疼，但她不想说。

换完药，缠好新的纱布，黄琳直起腰，长出一口气，说，好了，又可以管三天。她看着高珊，说，你知道吗，我每次给你换药，都觉得自己特别没用。我什么都做不了，就会干这点小事。高珊看着她，说，这就够了。黄琳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眼眶有点红。她说，行了，别煽情了，我走了，下周再来。

她走了，房间里安静下来，只剩下窗外那些还在叫的蝉。高珊把轮椅推到书桌前，打开那盏台灯，翻开书，继续看。她看的是初三的课本，那些她看了两遍的内容，那些她背得滚瓜烂熟的单词，那些她做过无数遍的题。她一边看一边在草稿纸上写，写满一张撕一张，撕下来的纸堆在脚边，堆成一小堆。她的脚搁在轮椅的脚踏板上，裹着新换的白色纱布，右脚的白纱布干干净净的，左脚的纱布上那一点点淡黄色的印子还是透了出来。那些涂着黑色指甲油的脚趾露在外面，十个脚趾排成一排，黑得发亮，和那些白纱布配在一起，有一种奇怪的好看。

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脚，看了一眼那些黑色的脚趾，然后抬起头，继续看书。窗外的蝉还在叫，一声一声的，拉得又长又响。那棵梧桐树在夜风里轻轻摇晃着叶子，沙沙沙的，像在说什么悄悄话。树下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只有路灯的光，在地上投下一片一片模糊的光斑。她知道，再过一会儿，也许那个影子还会出现，也许那些信还会寄来，也许那个人还会在某个角落里盯着她看。但此刻，她不想那些。她只想把这些题做完，把这些单词背完，把这本翻烂了的书再看一遍。明天还要早起，后天还要换药，大后天黄琳还会来。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她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不知道明年能不能考上，不知道这双脚还能撑多久。她只知道，母亲说陪她，黄琳说信她，她就得继续走下去。

天快亮的时候，她把轮椅推回床边，把自己挪到床上，躺下来，闭上眼睛。窗外传来第一声鸟叫，清脆的，短短的，像是在试探这个世界醒了没有。她没有做梦，睡得很沉，睡到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照在她脸上，把她照醒了。她睁开眼睛，看着那道光，看了几秒钟，然后坐起来，把轮椅推到书桌前，打开那盏台灯，翻开书，继续。

【赵阿Q的生灵：菩萨蛮·高珊腿瘸金明灭】（1997年秋10月）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七号，傍晚的天气已经凉下来了，太阳落得早，刚过六点天就暗了一半，阳台上的风一阵一阵地吹过来，带着一股深秋特有的清冷。高珊刚复习完今天的功课，把那本翻得卷了边的英语课本合上，推着轮椅从书桌边转出来，慢慢往阳台上走。轮椅的轮子碾过客厅的地砖，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那声音在安静的屋子里显得格外清晰，一下一下的，像什么人在慢慢数着什么。母亲从厨房里探出头来，看了她一眼，没说话，又缩回去了。

阳台上放着一把藤椅，那是母亲平时晒太阳坐的，藤椅的扶手被磨得发亮，坐垫上铺着一块旧毯子，洗得发白了，但干干净净的。高珊把轮椅停在藤椅旁边，面对着那排栏杆，栏杆外面是那棵梧桐树，树上的叶子已经黄了大半，有的已经开始往下落，风一吹，那些叶子就飘飘悠悠地落下来，落在楼下的地上，落在停着的自行车上，落在那个绿色的铁皮信箱上。她看着那些落叶，看着它们一片一片地往下掉，心里什么也没想，就那么看着，让脑子空着。

母亲端着一杯热水走过来，把杯子放在阳台的窗台上。她没有马上离开，站在高珊身后，站了几秒钟，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到她面前。那个信封是普通的白色信封，没有贴邮票，没有写寄信人地址，只有收信人那一栏，歪歪扭扭地写着高珊的名字，那字迹她认得，是那种像蚯蚓爬过似的、缺胳膊少腿的字，和一年前那封信上的字一模一样。母亲说，信箱里拿的，就塞在里面，和报纸一起。

高珊接过那个信封，拿在手里，没有马上拆。信封很轻，轻得几乎感觉不到里面有东西，但她知道那是什么，知道那里面的字，知道那些字是写给谁看的。她把信封翻过来，看了看封口，封口没有粘牢，只是随便折了一下塞进去的。她用指甲挑开封口，把里面的东西抽出来，是一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边缘毛毛糙糙的，纸已经有点皱了，上面写满了字。

那些字和信封上的字不一样。信封上的字是歪歪扭扭的，像小学生刚学写字时写出来的，但纸上的字工工整整的，一笔一划的，像是刻出来的。那些字排成几行，开头写着三个字，她认得，是“菩萨蛮”，后面跟着几行字，她一行一行往下看，看着看着，她的手指开始发凉。

“高珊腿瘸金明灭，石膏裹足香腮雪。轮椅画堂前，支吾难向前。尿囊腰下系，日夜涓涓细。莫问几时干，烂足带笑看。”

她盯着那四十四个字，盯着那句“石膏裹足香腮雪”，盯着那句“尿囊腰下系”，盯着那句“烂足带笑看”。那些字在她眼前晃，晃得她有点晕。她不懂词，不懂什么叫菩萨蛮，不懂什么平仄格律，但她看得懂那些字的意思，看得懂那些话是在说她，说她的脚，说她的石膏，说她的轮椅，说她腰上那个永远摘不掉的尿袋，说她那些永远好不了的烂脚。那些话写得很美，每一个字都很美，美得像是古诗里写那些好看的女子、那些好看的景物的句子。可它们写的不是好看的女子，写的是她，是她这个坐在轮椅上、烂着脚、带着尿袋的人。

她想起一年前那封信，想起那首《鹧鸪天》，想起那篇《瘸足簋铭》。那时候她想不通，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人，怎么能写出那些东西。现在她还是想不通。这首词比去年那首更工整，更讲究，那些字排得整整齐齐的，每一行的字数都一样，那些韵脚压在最后，读起来顺顺的，像唱歌一样。可越是工整，越是讲究，就越是让她觉得恶心，恶心到胃里翻涌，恶心到喉咙发紧。

她把那张纸翻过来，看了看背面，什么都没有。她又翻过来，盯着那些字，盯着那句“烂足带笑看”。她的烂脚有什么好看的？那些肿得发亮的脚跟，那些流不完的脓，那些烂掉的骨头，那些换药时疼得浑身发抖的夜晚，有什么好看的？可那个人就是看着，看着还不够，还要写成词，写得这么美，美得像是在赞美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她抬起头，看着窗外那棵梧桐树。树上的叶子还在往下落，一片，又一片，飘飘悠悠的，落下去，看不见了。楼下那个绿色的铁皮信箱还在那里，孤零零的，张着那张小小的嘴，等着下一次被人塞进什么恶心的东西。她盯着那个信箱，盯了很久，然后低下头，又看了一遍那首词。

这一次她看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到“金明灭”的时候，她想起自己脚上那双涂着黑色指甲油的脚趾，在阳光里会不会也闪着那种“明灭”的光。看到“香腮雪”的时候，她想起自己的脸，母亲说她长得好看，可好看有什么用，好看的人多了，有几个是烂着脚的。看到“支吾难向前”的时候，她想起自己每次推着轮椅从屋里出来，轮椅的轮子卡在门槛上，要用力推好几下才能过去，那时候的样子一定很狼狈，很难看。看到“日夜涓涓细”的时候，她低下头，看着自己腰上那个鼓起来的地方，那里面是尿袋，装着那些控制不住的液体，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从来没有断过。看到最后那句“烂足带笑看”，她的眼睛停在那里，停了好久好久。

她把那张纸对折，再对折，折成一个小小的方块，然后撕开，撕成两半，再撕，再撕，撕成很多很多的小碎片，那些碎片从她手指间落下去，落在阳台上，落在那盆还没收进来的花旁边，白花花的一小片。风一吹，那些碎片就飘起来，飘了几下，又落下去，落在栏杆上，落在楼下。她看着那些碎片飘走，看着它们消失在暮色里，然后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

那两只脚搁在轮椅的脚踏板上，包裹着厚厚的白色纱布绷带。右脚的纱布上已经开始有淡黄色的药渍渗出来，一块一块的，虽然还不算严重，但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干干净净的了。那个微创手术的创口愈合得不理想，换药的次数增加了，每次揭开纱布的时候都能看到那个小小的口子还是红的，周围有点发白。她试着动了动右脚的脚趾，那些脚趾动了动，但动得很慢，很生涩，不像以前那样灵活自如了。足踝也是这样，转起来有点僵，有点涩，不像以前那样顺畅。左脚的纱布就更脏了，那些黄色的药渍面积更大，颜色更深，湿湿的，黏黏的，那股腥臭味也更浓了。左脚的脚跟肿得厉害，肿得那层皮绷得紧紧的，发着亮，红中透着紫，和那白色的纱布配在一起，显得更肿了。足踝也肿着，肿得看不见那块原本应该凸出来的骨头，整个脚脖子圆滚滚的，跟小腿连成一片。脚趾几乎动不了了，就那么蜷缩着，挤在一起，一动不动的，黑色的指甲油在暮色里泛着一点冷冷的光。她试着动了动左脚的脚趾，那些脚趾一动不动，没有任何反应。足底传来一阵隐隐的疼，不是那种尖锐的疼，是那种闷闷的、沉沉的疼，一直在那里，从来没有消失过。

她已经好几天没洗脚了，没法洗，只能用毛巾蘸着热水，一点一点地擦那些露在外面的脚趾缝，擦完了再用干毛巾吸干，怕里面捂坏了。母亲每天晚上都会帮她擦，手很轻，轻得像怕碰坏了什么宝贝似的。擦完了，再用新的纱布把两只脚都包好，一只干净一点，一只脏一点，但都包得整整齐齐的。

她就那么盯着自己的脚，盯着那些黑色的脚趾，盯着那些发黄的纱布，盯着那些肿得变形的地方，盯了很久很久，久到天彻底黑下来，久到母亲在屋里喊她吃饭，喊了好几声。她没有应，就那么坐着，看着那双脚，看着那些永远好不了的伤口，心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她想起那首词，想起那句“烂足带笑看”。她想，那个人是想让她笑吗？是想让她看着自己的烂脚笑出来吗？她笑不出来，她看着自己的脚只想哭，只想吐，只想把那写词的人撕成碎片。

可她连撕碎那个人都做不到。她不知道他在哪儿，不知道他是怎么写出那些词的，不知道他还会写多少。她只知道，那些词会一直来，一直来，像那些永远好不了的伤口，像那些永远控制不住的尿，像那些永远做不完的题，像那些永远甩不掉的凝视。它们都在，都在她身边，在她心里，在她永远躲不开的地方。

母亲又喊了一声，这回声音近了，是从阳台门口传来的。高珊转过头，看见母亲站在那里，看着地上那些白色的碎片，看着她，眼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母亲没有问那是什么，没有问是谁写的，只是走过来，弯下腰，把那些碎片一片一片捡起来，捡在手心里，然后直起身，看着她，说，吃饭吧。

高珊点点头，推着轮椅往屋里走。轮椅的轮子碾过阳台的地砖，又碾过客厅的地砖，咯吱咯吱的，一下一下的。她没有回头，没有看那些被母亲捡起来的碎片，没有看那首已经碎成片的词。但她知道，那些字还在，在她脑子里，在她心里，在那些她永远忘不掉的地方。

那首词她记住了。每一个字都记住了。


【1998年春：第一次窦道】（1998年3月）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六号，星期一，春天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暖洋洋的，照得人身上懒懒的。高珊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一本物理习题集，她已经做了两个多小时，做了十几道题，脑子开始有点发木，那些公式在眼前晃来晃去，晃得她有点晕。她放下笔，揉了揉眼睛，然后把轮椅往后推了推，想站起来活动一下。这一年多她已经开始试着用拐杖走几步，虽然走不远，走不稳，但总比一直坐着强。

她把拐杖从轮椅旁边拿过来，撑着站起来，两条腿哆哆嗦嗦地撑住身体的重量，那种感觉还是有点陌生，有点害怕，每站一次都要重新适应一次。她站稳了，试着往前挪了一步，拐杖先往前，然后左脚跟着往前，然后再挪右腿。她的左脚落地的时候，脚底突然传来一阵刺痛，那种疼不是平时那种隐隐约约的疼，是那种尖锐的、扎进去的疼，像有什么东西从里面往外扎。她疼得倒吸一口气，差点站不稳，赶紧用拐杖撑住，慢慢坐回轮椅上。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左脚，看了好几秒钟，不知道刚才那一下是怎么回事。她把左脚抬起来，搁在右腿膝盖上，翻过来看脚底。脚底裹着纱布，看不出什么，但那块纱布有一小块湿湿的，颜色比周围深一点。她用手摸了摸那块湿的地方，手指触到的是黏黏的液体，透过纱布渗出来，把手指也弄湿了一小块。她把手指凑到鼻子前面闻了闻，那股味儿她太熟悉了，是脓，是那些从骨头里流出来的黄色的黏黏的脓。

她把脚放下来，推着轮椅往房间里走，走到床边，从床底下拿出那个装换药用品的小箱子。那个箱子是母亲专门给她准备的，里面放着纱布、棉签、药水、胶布，整整齐齐的。她把箱子放在床上，打开，拿出剪刀，开始剪脚上的纱布。剪刀很锋利，剪起来咔嚓咔嚓的，那些纱布一层一层地被剪开，露出里面的脚。她剪得很慢，很小心，怕剪到肉，怕弄疼自己。

纱布全部揭开了，她把左脚翻过来，看脚底。

那里多了几个小洞。

她盯着那些小洞，盯了很久很久。那些洞很小，最小的像针眼那么大，最大的有黄豆那么大，就长在脚跟附近，在那片总是肿着的、总是烂着的皮肤上。洞的边缘是暗红色的，洞里面黑乎乎的，看不清楚，但有什么东西在往外渗，黄色的，黏稠的，一滴一滴地往外冒，冒得很慢，冒出来就顺着脚跟往下流，流到脚底，流到脚趾缝里，流得到处都是。她用手指轻轻按了按其中一个洞的旁边，一股脓就从洞里挤出来，黄黄的，像牙膏一样，挤出来之后那洞就显得空了一点，深了一点，能看见里面红红的肉和白白的什么东西。

她就那么看着那些洞，看着那些往外冒的脓，看着自己这只烂得不成样子的脚。她的脚本来应该是好看的，黄琳说过，她的脚长得好看，脚趾长，脚背高，足弓弯弯的，穿上高跟鞋特别好看。可现在呢，脚趾还是那些脚趾，但动起来已经很费劲了，蜷也蜷不紧，伸也伸不直，就那么半蜷着，僵在那里。脚背还是那个脚背，但肿得发亮，红中透着紫，按下去一个坑，半天弹不回来。足踝还是那个足踝，但肿得看不见那块骨头，整个脚脖子圆滚滚的，跟小腿连成一片，分不清哪儿是哪儿。脚底就更不用说了，那些洞，那些脓，那些烂肉，那些永远好不了的伤口，把这只脚弄得像个什么怪物。

她盯着那些洞，脑子里转着一个念头，这些洞是怎么长出来的？什么时候长出来的？昨天换药的时候还没看见，前天也没有，就是今天，就是刚才，就突然多了这么几个洞，像雨后冒出来的蘑菇，一夜之间就长出来了。她想，这些洞会越来越大吗？会越来越多吗？会永远流脓吗？会永远好不了吗？

下午母亲陪她去医院。还是那个骨科，还是那个医生，那个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的老头。医生看了看她的脚，用手指按了按那些洞，按得她直抽冷气。医生看完了，摘下老花镜，看着她，说，这是窦道，骨髓炎引起的。以后可能经常这样。

她问，能治好吗？

医生说，不好说。有的人治好了，有的人一直这样。你的情况比较严重，跟骨粉碎性骨折之后感染控制得不好，骨质坏死的部分一直在，感染就会反复发作。这些窦道会一直流脓，可能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也可能突然就不流了，过一阵又流。你得有心理准备。

她问，那怎么办？

医生说，每天换药，保持清洁。疼得厉害就吃止疼药。感染控制不住就住院，打抗生素。实在不行，就考虑把跟骨摘掉。

她没再问。她站起来，撑着拐杖，一步一步往外走。母亲在后面跟医生说着什么，她没听，只是往前走，走得很慢，很费劲，每一步脚底都疼，那些洞像是被针扎着一样，疼得她满头是汗。她走出门诊楼，走到医院门口，站在那里，看着外面的马路，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人，看着那些跑来跑去的孩子，看着那些穿着高跟鞋咯噔咯噔走过去的女人。阳光照在她身上，暖洋洋的，可她心里冷得很，冷得发抖。

那天晚上回到家，她坐在书桌前，那盏台灯亮着，照在摊开的课本上。她没有看书，只是坐着，看着自己的脚。母亲帮她把脚上的脓洗干净，重新换了药，缠了新的纱布。纱布白白的，干干的，但过不了多久就会湿，就会被那些黄色的脓浸透，就会变脏，变臭。她盯着那些白纱布，想着医生说的话，想着那句“以后可能经常这样”，想着那句“永远好不了”。那几个字在她脑子里转来转去，转得她头疼。

从那天起，她的脚再也没干过。

每天换药的时候，那些纱布上总是湿的，黄的，黏的，带着那股腥臭味。每天清洗的时候，那些洞里总会挤出新的脓，黄的，稠的，有时多有时少，但从来没断过。每天走路的时候，脚底总会疼，那种从里面往外扎的疼，有时轻有时重，但从来没消失过。每天睡觉的时候，那股味道总在身边，散不掉，躲不开，闻着闻着就习惯了，习惯了也就不觉得臭了。

她开始习惯。习惯每天换药，习惯那些黄的脓，习惯那股腥臭的味道，习惯脚底永远湿湿的黏黏的感觉。她开始习惯疼痛，习惯那种从骨头里往外钻的疼，习惯走路时一瘸一拐的姿势，习惯别人看她的那种眼神，习惯那些在背后指指点点的话。她开始习惯“永远好不了”这件事，习惯每次去医院医生都摇头，习惯每次换药母亲都叹气，习惯每次黄琳来看她都不敢看她的脚，假装没看见那些黄的脓、那些红的肉、那些白的骨头。

她坐在书桌前，把轮椅往前推了推，翻开那本物理习题集，拿起笔，继续做那些没有做完的题。她的脚搁在轮椅的脚踏板上，裹着新换的白色纱布，纱布干干的，白白的，但过不了多久就会湿。她知道会湿，知道那些脓还会流出来，知道那些洞还会疼，知道明天还得换药，后天还得换药，大后天还得换药，一直换下去，换到不知道什么时候。但她不想那些，只想把这些题做完，把这些书看完，把这些试考完。窗外的天黑了，台灯亮着，她的影子投在墙上，一动不动的。那棵梧桐树在夜风里轻轻摇晃着叶子，沙沙沙的，像在说什么悄悄话。她低着头，做题，一题一题地做，一页一页地翻，一晚一晚地熬。

【李独的亡魂：楼梯间的脚步声】（1998年4月）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三号，星期一下午，春天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暖洋洋的，照得人身上懒懒的。高珊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一本数学课本，她已经看了两个多小时，眼睛有点发涩，那些公式在眼前晃来晃去，晃得她有点晕。她放下笔，揉了揉眼睛，靠在轮椅背上，想歇一会儿。窗外的梧桐树已经长出了嫩绿的叶子，那些叶子在风里轻轻摇着，沙沙沙的，像在说什么悄悄话。她看着那些叶子，看着看着，眼皮开始打架，迷迷糊糊的，快要睡着。

就在这时候，她听见了脚步声。

那脚步声很轻，很慢，从楼梯下面传上来，一级一级地往上走。她能听见鞋底落在水泥台阶上的声音，很轻很轻的，像怕被人听见似的，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越来越近。她睁开眼睛，竖起耳朵，仔细听。那脚步声没有停，一直在往上，走过一楼，走过二楼，往三楼走。她家住三楼，那脚步声就是往她家这个方向来的。

她推着轮椅，从书桌前转出来，慢慢往门口走。轮椅的轮子碾过客厅的地砖，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那声音在安静的屋子里显得格外响，她想停下来，但停不住，轮子还是要转，还是要响。她走到门口，停下来，把脸凑到猫眼上，往外看。

楼梯间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只有那扇关着的窗户，窗外透进来的阳光，在地上投下一块亮光。那块亮光一动不动地铺在那里，上面浮着一些细细的灰尘，慢慢地飘着。

但那脚步声还在继续。

咚。咚。咚。一下一下的，很慢，很轻，但很清楚。已经走到二楼了，再上一层就是三楼，就是她家门口。她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贴在门上，听着那些脚步声。她的手攥着轮椅的扶手，攥得紧紧的，指节都发白了。她的心跳得很快，咚咚咚的，和那些脚步声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咚。咚。咚。走到二楼半了。再走几步就到了。

她盯着那个猫眼，盯着那一片空空的楼梯间，眼睛一眨都不敢眨。她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不知道会看见什么，只知道那些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马上就要到她这一层了。

咚。咚。咚。

然后停了。

脚步声停在她家门口，就在门外，离她不到一米的地方。她听见那最后一声落下之后，就再没有下一声。楼梯间一下子安静下来，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能听见窗外的风声，能听见远处传来的汽车喇叭声，闷闷的，远远的。

她就那么贴着门，一动不动地等着。等了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什么声音都没有。没有人敲门，没有人说话，没有脚步声离开，什么都没有。只有那一片死一样的安静，压在她身上，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她不知道自己等了多久，也许是五分钟，也许是十分钟，时间好像停住了，停在那扇门外面，停在那最后一声脚步落下之后。她的眼睛一直盯着那个猫眼，盯着那片空空的楼梯间，盯得眼睛发酸，发涩，发疼。但她什么也没看见，只有那块阳光，那些浮动的灰尘，那扇关着的窗户。

终于，她慢慢伸出手，握住门把手。那门把手是金属的，凉凉的，在她手心里慢慢变暖。她深吸一口气，把门打开。

门外什么都没有。

楼梯间空空的，和她从猫眼里看到的一模一样。那块阳光还铺在地上，那些灰尘还在飘着，那扇窗户还关着，外面的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带着一股春天的味道，潮潮的，软软的。她推着轮椅出来，在门口停了停，往楼梯下面看了一眼，往楼梯上面看了一眼，什么都没有，一个人都没有。

然后她低下头，看见了那只鞋。

那只鞋就放在她家门口，靠着墙，整整齐齐地摆着，像有人特意放在那里的。是一只凉鞋，浅蓝色的，细细的带子，鞋底已经有点旧了，边缘磨得发白，鞋面上沾着一点灰。她盯着那只鞋，盯了很久很久，久到眼睛发酸，久到视线模糊，然后她慢慢弯下腰，伸手去拿。

那鞋在她手心里，凉凉的，轻轻的。她把鞋翻过来，看鞋底。鞋底上有一块地方磨得特别薄，那是走路的时候脚趾顶出来的位置，那个位置正好是她脚趾的位置。她看着那块磨薄的地方，看着那些细细的纹路，看着那些沾在上面的灰尘，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只有那只鞋，在她手心里，凉凉的，轻轻的。

她认得这只鞋。这是她的鞋。是她初中时经常穿的那双浅蓝色人字拖，是她最喜欢的那双，后来丢了，不知道丢在哪儿了，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她记得那天是体育课，她把鞋脱在操场边上，下课回来就找不到了。她以为是被人拿错了，没在意，后来又买了一双差不多的。可现在，三年多过去了，这只鞋突然出现在她家门口，整整齐齐地摆在那里，像是有人专程送回来的一样。

她想起那些脚步声，想起那个从楼下走上来的人，想起那个停在她家门口的影子。那个人是谁？他来干什么？他怎么会有她的鞋？他为什么要现在送回来？她想不出来，越想脑子里越乱，乱成一团，理都理不清。

她推着轮椅回到屋里，把那只鞋放在桌上，就放在那盏台灯下面。台灯亮着，光照在那只鞋上，把那浅蓝色的鞋面照得发亮，把那两根细细的带子照得清清楚楚，把那些沾在上面的灰尘照得纤毫毕现。她就那么坐着，盯着那只鞋，盯着那些灰尘，盯着那块磨薄的地方，盯了很久很久，久到天慢慢黑下来，久到母亲下班回来推开门，问她怎么不开灯，怎么一个人坐在黑地里。

她没说话，只是指了指桌上那只鞋。母亲走过来，拿起那只鞋看了看，问她这是哪儿来的。她说，不知道，有人放在门口的。母亲愣了一下，没再问，只是把那只鞋收起来，放进柜子里，然后去厨房做饭。厨房里传来切菜的声音，咚咚咚的，一下一下的，和那些脚步声一样。

那天晚上，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的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在地上投下一道细细的光线。她盯着那道光，听着窗外偶尔传来的风声，听着远处不知道哪里传来的狗叫声，听着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一下一下的，很慢，很重。她想起那只鞋，想起那些脚步声，想起那个站在她家门口的人。那个人是谁？他怎么会有她的鞋？他为什么要现在送回来？那些问题在她脑子里转来转去，转得她头疼，转得她睡不着。

她想起李独。想起那个总是坐在最后一排角落里、从不说话、只是盯着她脚看的男生。想起那个偷她鞋的人，那个被她抓住之后低着头的影子，那个被阿强堵在厕所里扇巴掌的可怜虫。想起他失踪的那天，想起后来学校传的那些话，说他跑进了旧校舍，被埋在里面了。她从来不信那些话，她觉得他只是跑了，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再也不会回来了。可现在，她的鞋回来了，那些脚步声回来了，那个站在门口不进来也不离开的人回来了。

她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她只知道，那个脚步声还会来，那只鞋只是个开始。那些她以为已经过去的事，那些她以为再也不会出现的人，都还在，都在某个她看不见的地方，等着她，盯着她，一步一步地靠近她。

第二天早上，她起来，把轮椅推到书桌前，翻开书，继续复习。那只鞋被母亲收起来了，不知道放在哪里。她没有问，也没有找。她不想再看见那只鞋，不想再想那些事。但她知道，那些脚步声不会停，那个人不会消失。他就在那里，在她看不见的地方，在她听不见的时候，一步一步地往上走，走到她家门口，停下来，站在那里，看着她。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她的书上，照在她的手上，照在她那双搁在轮椅脚踏板上的脚上。那两只脚裹着白色的纱布，纱布上渗着淡黄色的药渍，一股腥腥的味道飘散在空气里，她已经闻习惯了，闻不出来了。脚趾露在外面，十个脚趾涂着黑色的指甲油，在阳光下黑得发亮。那些脚趾动起来已经很费劲了，她试着蜷了蜷大脚趾，那脚趾动了动，动得很慢，很吃力，蜷到一半就蜷不动了，就那么半蜷着，僵在那里。她的脚跟还是肿的，左边那个肿得发亮，右边那个洞还在往外渗着脓，纱布那一块比其他地方更黄更湿。她的足踝那里，现在反而不怎么肿了，但形状很奇怪，整个脚掌往里歪着，脚心朝内，脚背朝外，走路的时候脚是歪的，踩在地上使不上劲，那种姿势医生说是内翻足，是神经损伤和长期不承重造成的。她低头看着自己那只内翻的脚，看着那些变形的骨骼，看着那些永远好不了的伤口，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她抬起头，继续看书。窗外传来脚步声，是楼下有人走过，是邻居买菜回来的声音，咚咚咚的，很响，很快，和昨晚那些脚步声不一样。她听着那些脚步声，听着它们走远，消失，然后低下头，继续做题。那盏台灯亮着，光照在书上，照在那些密密麻麻的字上。她就那么坐着，看着那些字，一笔一划地写，一页一页地翻，一题一题地做，等着天亮，等着天黑，等着那些脚步声再来。

devil

赵阿Q“歪词”系列：
（按时间顺序排列，词牌均符合规范格调，内容厚颜无耻，风格荒诞魔幻）


一、【鹧鸪天】·嘲骨髓炎烂脚（1996.10·第一封信）
词牌：鹧鸪天

玉趾当年赛藕芽，如今烂透似残瓜。
脓汤日日浸纱布，臭气时时透幔纱。
蛆作友，血为茶，骨头碎处绽奇葩。
劝君莫把郎中怨，且喜新开两朵花。
（注：讥讽高珊骨髓炎导致的烂脚反复流脓、久治不愈）


二、【蝶恋花】·咏失禁美人（1997.3）
词牌：蝶恋花

袅娜腰肢谁不羡？
只是裙裾，时被清泉溅。
玉漏无须更漏断，春潮带雨晚来现。

羞杀芙蓉娇满面。
人问因何，答曰香汗泫。
我道卿卿真好看，梨花带雨尿骚伴。
（注：讥讽小便失禁，用“春潮”“清泉”等雅词包装下流内容）


三、【西江月】·观蹒跚行步有感（1997.8）
词牌：西江月

昔作掌中飞燕，今成水上浮萍。
左摇右摆步难停，好似风中荷梗。

拐杖两根作桨，支具一副当舲。
路人笑问此何名？答曰美人照镜。
（注：讥讽戴支具、拄双拐蹒跚走路的样子）


四、【一剪梅】·咏尿袋（1998.4）
词牌：一剪梅

一袋盈盈腰下悬，朝也潺潺，暮也涓涓。
水晶宫里度流年，尿也新鲜，味也新鲜。

莫道身残多不便，省却茅厕，何必周旋。
劝君且把此囊怜，冬暖如汤，夏凉如泉。
（注：讥讽长期挂尿袋，并影射尿路感染）


五、【青玉案】·贺跟骨摘除（2002.3·手术当天）
词牌：青玉案

单跟摘去如削土，更那堪、钢刀舞。
血肉模糊君莫数。
脓疮千点，腐肌万户，尽作盘中脯。

从今足下无跟杵，平地行来似摇橹。
试问残躯何所取？
一滩黄水，两行跚步，三载蛆虫伍。

（注：贺左跟骨摘除，极尽恶毒讥讽之能事）

六、【念奴娇】·观支具有感（2003.9）
词牌：念奴娇

铮铮铁骨，问人间何物，裹卿残足？
似枷似锁还似拷，缚就莲钩一束。
金属生寒，塑胶凝冷，不似肌肤肉。
夜深闻得，鬼哭声声幽独。

忆昔豆蔻梢头，人前弄影，步步生芬馥。
今作蹒跚摇橹态，笑杀路人双目。
支架虽牢，支吾难久，莫把平衡卜。
劝君且坐，轮椅胜过高速。

（注：讥讽踝足支具笨重，走路摇摇晃晃）

七、【满江红】·忆初中被小D殴打（2004.5）
词牌：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小D耻，犹未雪。阿Q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警校山缺。
壮志饥餐他血肉，笑谈渴饮他精血。
待从头、收拾旧仇雠，朝天阙。

（注：整首抄袭岳飞原词，只把“靖康耻”改成“小D耻”，最后加一行小字：“高珊，都是因为你。”）

八、【沁园春】·咏广州追踪（2005.3）
词牌：沁园春

千里追踪，万水千山，终见此门。
看轮椅痕浅，犹存余温；支具影重，尚印苔纹。
尿袋悬腰，石膏裹足，风味依稀如旧醇。
凭谁问，这残躯病体，可胜常人？

当年一别烟津，料此际相逢应断魂。
笑警察无用，徒劳监控；保安饭桶，枉费精神。
我自逍遥，谁能阻挡？夜半投书惊梦频。
待明日，再歪诗一首，贺汝芳辰。

（注：炫耀自己精准追踪到广州大学地址的“本事”）

九、【永遇乐·初中旧校舍怀古】（1998冬）
词牌：永遇乐（一百四字，上下片各四仄韵）

破瓦颓垣，碎窗残壁，旧时游处。
舞室门前，更衣巷口，几度偷窥汝。
玉趾初抬，莲钩微露，惹我神魂无主。
想当时、隔窗凝望，可怜多少寒暑。

而今重到，故园墟里，只剩野蒿荒土。
轮椅痕深，石膏迹杳，不见惊鸿步。
尿袋悬腰，支具缠足，闻说更添凄楚。
凭谁问、那双烂脚，可还痛否？

（注：下阕“轮椅痕深”“尿袋悬腰”等处用仄韵，符合永遇乐格律。全词以怀古为名，实写当年偷窥舞蹈室、如今追忆高珊残躯的变态“深情”。）

十、【菩萨蛮·高珊腿瘸金明灭】（1997秋）
词牌：菩萨蛮（四十四字，上下片各两仄韵两平韵）

高珊腿瘸金明灭，石膏裹足香腮雪。
轮椅画堂前，支吾难向前。

尿囊腰下系，日夜涓涓细。
莫问几时干，烂足带笑看。

（注：上片“灭”“雪”仄韵，“前”“前”平韵；下片“系”“细”仄韵，“干”“看”平韵。完全符合菩萨蛮格律。内容极尽讥讽之能事，将尿袋、烂脚、轮椅等意象“雅化”，形成恶心反差的荒诞效果。）

devil

第二折：高中（1998年9月—2001年6月）
【李独的亡魂：考场外的影子】
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号，星期二，中考最后一科的结束铃声响起来的时候，高珊正把笔放下，看着那张写满答案的卷子被监考老师收走。她坐在轮椅上，在那个专门为她们几个行动不便的考生安排的考场角落里，看着那些站起来的考生一个一个往外走，脚步声咚咚咚的，说笑声嗡嗡嗡的，很快整个考场就空了下来，只剩下她和那个等着推她出去的监考老师。老师走过来，帮她把轮椅推出考场，推到走廊上，推到楼梯口，那里有一个专门为她准备的斜坡板，是学校前两天临时搭的，木板还有点新，闻起来有一股木头的味道。

她从斜坡板上慢慢下来，一级一级的，轮椅的轮子压在木板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她低着头，看着那些木板从眼前滑过去，看着自己的脚搁在轮椅脚踏板上，那两只裹着纱布的脚在午后的阳光里显得格外刺眼。纱布上照例渗着淡黄色的药渍，一块一块的，有的干了一点，有的还是湿的，湿的那几块颜色更深，更黄，看着有点恶心。脚趾露在外面，十个脚趾排成一排，光秃秃的，指甲盖是那种自然的淡粉色，有的地方有点发白，有的地方有点发黄，有的边缘有点翘起来，很久没有修剪过的样子。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涂指甲油了，从去年冬天开始就不涂了，黄琳问过她为什么不涂了，她说懒得弄，其实不是懒得弄，是不想弄了，不想再为了那些盯着她脚看的人做任何事。那些脚趾还是动起来很费劲，她试着蜷了蜷大脚趾，那脚趾动了动，动得很慢，很吃力，蜷到一半就蜷不动了，就那么半蜷着，僵在那里。其他几个更不行，有的能动一点点，有的干脆动不了，就那么直直地伸着，一动不动的。脚跟不肿了，这两年坚持治疗还是有效果的，左边那个消肿了，右边那个也消肿了，看起来和正常的脚跟差不多大小，差不多的颜色。但只有她知道，里面还是那个样子，那些炎症还在，那些坏死的骨头还在，那些永远控制不住的感染还在，只是暂时被压住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爆发出来。足踝那里还是那个老样子，不肿了，但形状很奇怪，整个脚掌往里歪着，脚心朝内，脚背朝外，那种内翻的姿势已经固定下来了，走路的时候脚是歪的，踩在地上使不上劲，要靠拐杖撑着才能站稳。她低头看着自己那只内翻的脚，看着那些变形的骨骼，看着那永远歪着的姿势，看了几秒钟，然后抬起头，继续往外走。

轮椅终于从斜坡板上下来了，到了操场上。午后的阳光很烈，晒得人眼睛都睁不开，她眯着眼，在人群里找黄琳的影子。考场外面围了很多家长，有的拿着水，有的拿着伞，有的拿着扇子，都踮着脚尖往里看，看自家的孩子出来了没有。她推着轮椅慢慢往前走，穿过那些站着的、走着的、跑着的人，穿过那些嘈杂的说话声、笑声、喊声，终于在校门口看见了黄琳。黄琳站在那棵老槐树下面，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一条牛仔短裤，脚上是一双凉鞋，看见她出来就使劲挥手，一边挥手一边往这边跑过来。

高珊被推着继续往前走，走到校门口的时候，她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回过头，看了一眼身后的教学楼。

那栋楼在午后的阳光里静静地立着，一共四层，每层都有很多窗户，有的窗户开着，有的窗户关着，有的窗户里还看得见人影在动。她的目光从一楼扫到二楼，从二楼扫到三楼，然后停住了。

三楼的窗口，靠左边第二个，站着一个瘦小的身影。

那个身影穿着一件旧校服，洗得发白的那一种，袖口有点长，垂下来遮住了手。他站在窗口，一动不动地，正朝着她这边看。太阳从他背后照过来，把他的脸照得黑黑的，看不清五官，只能看见一个轮廓，瘦小的，单薄的，站在那里的轮廓。

高珊的手一下子攥紧了轮椅的扶手。

她盯着那个窗口，盯着那个身影，眼睛一眨都不敢眨。那个身影太熟悉了，熟悉得让她浑身发冷，那种瘦小的个子，那种穿着旧校服的样子，那种站在角落里一动不动的姿态，她见过无数次，在教室里，在走廊上，在舞蹈室的窗外，在她每天晚上闭上眼睛之后的黑暗里。她以为他消失了，以为他再也不会出现了，可他就在那里，站在那个窗口，看着她。

她使劲眨了眨眼，再看。

窗口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只有那扇开着的窗户，窗框在阳光里投下一道细细的影子，只有风吹过时窗帘轻轻飘动的那一下，只有空荡荡的窗口，和窗口后面那个黑黑的、什么都看不见的房间。

她盯着那个空空的窗口，盯了很久很久，久到黄琳跑到她面前，弯下腰看着她，问她，怎么了？看什么呢？她才回过神来，转过头，看着黄琳那张热得红扑扑的脸，看着那双亮亮的眼睛，看着那些汗珠从额头上滑下来。她摇了摇头，说，没什么。

黄琳顺着她刚才看的方向看了一眼，什么也没看见，又回过头来，说，热死了，快走快走，我妈在家做了好多好吃的，就等你呢。说着就绕到轮椅后面，接过那个推轮椅的老师的手，说，我来我来，谢谢老师啊，然后推着高珊就往前走。高珊坐在轮椅上，任她推着，穿过那些还在等孩子的家长，穿过那条长长的林荫道，走到马路边上，等着过马路。她一直没有再回头，但她知道，那个窗口已经空了，那个身影已经消失了，就像以前每一次一样，只出现那么几秒钟，然后就没了，让她分不清是真的看见还是自己眼花。

可她知道自己没有眼花。那个身影是朝她这边看的，是盯着她看的，就像以前在教室里，在走廊上，他坐在那个角落里，用余光追着她的脚，追着她走路时摆动的脚踝，追着她穿过的每一双鞋。现在他还在看，还在盯着她，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从那个她永远够不着也躲不开的地方。

黄琳在前面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说考试考得怎么样，说暑假要去哪里玩，说她们班那个谁谁谁考完就跑去旅游了。高珊听着，嗯嗯地应着，心思却不在这里，还在那个窗口，那个身影，那个瘦小的穿着旧校服的人。她想起三年前，他也是穿着那样的旧校服，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角落里，从来不说话，从来不抬头，只是用余光追着她。她想起他被抓住偷鞋的那天，想起他被阿强堵在厕所里扇巴掌的事，想起他失踪之后学校传的那些话，说他跑进旧校舍，被埋在里面了。她从来不信那些话，她一直觉得他只是跑了，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再也不会回来了。可现在，他回来了，出现在那个窗口，站在她看得见却够不着的地方，看着她。

她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不知道他为什么还要出现。她只知道，他不会消失，永远不会，就像那些永远好不了的伤口，就像那些永远流不完的脓，就像那些永远甩不掉的凝视。他们都在，都在她身边，在她心里，在她永远躲不开的地方。

黄琳推着她走过斑马线，走到对面的人行道上，然后停下来，从包里掏出一瓶水，拧开盖子递给她。她接过来，喝了一口，水是凉的，从喉咙一直凉到胃里，让她打了个激灵。黄琳看着她，说，你怎么了？怎么魂不守舍的？是不是考得不好？没事，考得不好也没事，反正你平时成绩那么好，肯定没问题。

她说，没事，就是有点累。

黄琳点点头，说，那赶紧回去，吃完饭好好睡一觉，明天就什么都好了。

她没说话，只是又回头看了一眼。那所学校已经在身后很远的地方了，只能看见那栋教学楼的轮廓，和那些密密麻麻的窗户。三楼的窗口已经看不清了，和所有的窗户混在一起，分不出是哪一个。但她知道那个窗口在哪里，知道那个身影曾经站在那里，看着她。她收回目光，转过头，让黄琳推着她继续往前走。

阳光照在她身上，晒得她后背发烫。她的脚搁在轮椅的脚踏板上，那两只裹着纱布的脚在阳光下还是那么刺眼，那些黄色的药渍还是那么明显，那些光秃秃的脚趾还是那么僵硬地伸着。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脚，看了一眼那些动不了的脚趾，看了一眼那些消肿了但里面还在烂着的脚跟，看了一眼那个内翻的、歪着的足踝，然后抬起头，看着前面的路。

前面的路很长，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地方。路边有树，有房子，有人走来走去，有车开来开去，和平时一样。黄琳还在说着什么，声音嗡嗡的，听不清说什么，只是那么响着，陪着她往前走。她就那么坐在轮椅上，被推着，一步一步地往前，离开那个学校，离开那个窗口，离开那个站在窗口的人。

她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再出现，不知道下次是在哪里，不知道他要看到她什么时候才罢休。她只知道，她得继续往前走，就像过去两年里做的那样，一步一步地往前挪，不管那些盯着她的眼睛，不管那些寄来的信，不管那些半夜里响起的脚步声。她得往前走，因为她答应过母亲，答应过黄琳，答应过自己。

【1998年7月：全校第三】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二号，星期天，天气热得人喘不过气来，蝉在那棵梧桐树上没日没夜地叫，叫得人心烦意乱。高珊从早上起来就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一本书，但一个字都看不进去。她的眼睛老往门口瞟，瞟那个门缝，瞟那个每天早上邮递员会塞报纸进来的地方。今天是中考出成绩的日子，她知道信会来，也许上午，也许下午，反正会来。她等着，等着那封信从门缝里塞进来的声音。

母亲也没去上班，请了假在家里陪她。母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里拿着毛线在织什么，但织几针就停一停，抬起头看一眼门口，然后又低下头继续织。屋子里很安静，只有窗外的蝉叫，只有墙上挂钟的滴答声，一下一下的，慢得让人心慌。高珊盯着门口，盯着那一道细细的门缝，盯着从门缝里透进来的那一小道光。那道光在地上慢慢地移动，从门口移到客厅，从客厅移到沙发，从沙发移到她的脚边，然后又慢慢移走，移得那么慢，慢得像时间停住了似的。

中午的时候母亲做了饭，她吃了两口就吃不下了。母亲也没说什么，把碗收了，让她继续坐着等。她坐在书桌前，把那本翻了一上午也没翻几页的书合上，推着轮椅到窗边，看着窗外那棵梧桐树。树上的叶子绿得发黑，密密匝匝的，一点风都没有，就那么死气沉沉地垂着。楼下偶尔有人走过，脚步声咚咚咚的，走远了，又安静了。她就那么看着，看着那些叶子，看着那条小路，看着那个绿色的铁皮信箱。信箱的盖子关着，里面空空的，什么也没有。

下午三点多的时候，她听见楼下传来摩托车的声音，突突突的，由远及近，然后在楼门口停下来。她听见邮递员喊了一声，某某某的信，然后是一阵脚步声，上楼，咚咚咚的，越来越近，越来越响。她的心跳一下子快起来，快得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她盯着门口，盯着那道门缝，盯着那个马上就要有东西塞进来的地方。

脚步声走到她家门口，停了。她听见窸窸窣窣的声音，是邮递员在掏信。然后她看见一封信从门缝里塞进来，白色的信封，啪的一声落在地上，就落在玄关的地砖上，白得刺眼。她听见脚步声又响起来，咚咚咚的，下楼，越来越远，最后消失了。

她就那么坐在窗边，看着那封信，看了好几秒钟，没有动。那封信躺在地上，安安静静的，等着她去捡。她推着轮椅，慢慢从窗边转过来，碾过客厅的地砖，咯吱咯吱的，走到门口，停下来，弯下腰，把那封信捡起来。信封上印着她家的地址，她的名字，还有一行小字，是学校教务处寄的。她拿着那封信，觉得它很轻，轻得几乎没有重量，又觉得很重，重得她手都在抖。

她把轮椅推回书桌前，把信放在桌上，就放在那盏台灯下面。台灯没有开，下午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信封上，把那白色的信封照得发亮。她就那么盯着那封信，盯了很久很久，久到母亲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她身边，问她，怎么不拆？她没说话，只是摇了摇头。母亲没有再问，站在她身后，等着。

她伸出手，拿起那封信，用指甲挑开封口，把里面的那张纸抽出来。那张纸很薄，对折着，上面印着几行字。她慢慢打开，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先看抬头，是她的名字，没错。然后看中间那一行，是分数，她看了好几遍，怕看错。那个数字比重点线高出三十分，比她自己估的也高出十几分。她又看下面那一行，是排名，全校第三。全校第三。她盯着那几个字，盯着那个“三”，盯了很久很久，久到那些字在她眼前晃，晃成一片模糊的影子。

母亲在后面问，多少？她没有回头，只是把那封信往后递过去。母亲接过去，看了，然后她听见母亲吸鼻子的声音，很轻的，一下，两下。她转过头，看见母亲站在那里，手里拿着那封信，眼泪从脸上流下来，流得满脸都是。母亲没有哭出声，就是那么流着眼泪，眼睛红红的，看着她，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来。

她没有哭。她就那么坐在轮椅上，看着母亲哭，看着那封被母亲捏得有点皱的信，看着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她们身上，照在地上，照出两道长长的影子。她心里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不是高兴，不是激动，不是如释重负，是一种说不上来的东西，沉沉的，满满的，堵在胸口。她想起两年前，也是夏天，也是这个时候，她坐在轮椅上，在学校操场上拍毕业照。那时候她刚出院不久，脚上还打着石膏，坐在轮椅上，被推到队伍的最边上，摄影师都没多看她一眼。她记得那天太阳很大，晒得人头晕，她坐在那里，看着那些站着的同学，看着那些穿着漂亮裙子的女生，看着那些跑来跑去的男生，觉得自己像个不属于那里的东西，像个被摆在那里充数的摆设。后来成绩出来，落榜，差了一大截，她看着那张通知单，看着那个刺眼的数字，觉得自己这辈子完了，没希望了，就只能坐在轮椅上，烂着脚，过一辈子让人可怜的日子。

可现在呢，全校第三。比重点线高出三十分。那些站着的人，那些跑来跑去的人，那些穿着漂亮裙子的女生，有多少考得比她好？她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她只知道，她做到了。在两年的复读里，在无数个疼得睡不着觉的夜晚里，在那些恶心的信、那些盯着她看的眼睛、那些永远流不完的脓、那些永远好不了的伤口里，她做到了。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那两只脚搁在轮椅的脚踏板上，裹着白色的纱布。这两年的坚持治疗还是有用的，脚跟终于消肿了，不再肿得发亮，不再红中透着紫，看起来正常了一点，和正常的脚跟差不多大小，差不多的颜色。但只有她知道，里面还是那个样子，那些炎症还在，那些坏死的骨头还在，那些永远控制不住的感染还在。医生说过，消肿不代表好了，里面的问题还在，随时可能复发，随时可能更糟。她用手轻轻按了按左脚跟，不疼，至少外面不疼了，但里面的那种感觉还在，那种隐隐约约的、说不清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悄悄腐烂的感觉还在。右脚的那个洞，那个黄豆大的洞，现在被纱布遮着，看不见里面的样子，但那些渗出来的脓还是每天都有，纱布换下来的时候还是黄的，还是黏的，还是那股腥臭味。

脚趾还是那些脚趾，十个，排成一排，但指甲油早就没有了。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涂指甲油了，从去年开始就不涂了。黄琳问过她为什么不涂了，她说没心情。其实不光是没心情，是觉得没意思了。以前涂指甲油，是想让自己看起来好看一点，是想让那些盯着她脚看的人看到她的脚还是好看的。现在她不在乎了。那些盯着她看的人还是会盯着看，不管她涂不涂指甲油；那些恶心的信还是会寄来，不管她的脚趾是粉的还是黑的。她不想再为了那些人做任何事，不想再为了那些眼睛涂任何颜色。脚趾就那么光着，指甲盖是那种自然的淡粉色，有的地方有点发白，有的地方有点发黄，就那么普普通通的，不再有任何装饰。

脚趾还是动起来很费劲。她试着蜷了蜷大脚趾，那脚趾动了动，动得很慢，很吃力，蜷到一半就蜷不动了，就那么半蜷着，僵在那里。其他几个更不行，有的能动一点，有的干脆动不了，就那么直直地伸着，一动不动的。足踝那里还是那个样子，不肿了，但形状很奇怪，整个脚掌往里歪着，脚心朝内，脚背朝外，那种内翻的姿势已经固定下来了，走路的时候脚是歪的，踩在地上使不上劲，要用拐杖撑着才能站稳。她低头看着自己那只内翻的脚，看着那些变形的骨骼，看着那些永远好不了的伤口，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她抬起头，看着母亲。母亲还在哭，眼泪止不住地流，但脸上已经有笑容了，那种笑是笑着哭，哭着笑，又高兴又难过。母亲走过来，弯下腰，抱住她，抱得很紧，紧得她有点喘不过气来。母亲说，珊珊，你太厉害了，你太厉害了，妈就知道你能行。她把脸埋在母亲肩膀上，闻着母亲身上那股熟悉的味道，洗衣粉的味道，油烟的味道，还有一点汗味，那种味道她闻了十几年，每一次闻都觉得安心。她没有哭，只是闭上眼睛，让自己靠在母亲怀里，靠了很久很久。

后来黄琳也来了，不知道谁告诉她的，反正她跑进来的时候满头是汗，脸上红扑扑的，一进门就喊，高珊，听说你全校第三？真的假的？高珊把那封信递给她，她看了，然后尖叫起来，那叫声又尖又响，吓得窗外的蝉都停了一秒钟。她跑过来，一把抱住高珊，抱着她又跳又叫，说你太牛了，你太牛了，我就说你比我聪明，你肯定行。高珊被她晃得头晕，但没推开她，就那么让她抱着晃着，听着她那些没头没脑的话。

那天晚上母亲做了很多菜，比哪一次都多，摆了一桌子。黄琳也留下来吃饭，一边吃一边说，从今天开始，你高珊就是咱们学校的传奇了，坐轮椅考全校第三，这要传出去，多少人得佩服死你。高珊说，别瞎说，没什么好传的。黄琳说，怎么没什么好传的，你知道吗，你这两年是怎么过的，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你那些脚，那些换药，那些疼得睡不着觉的晚上，你还能考全校第三，你不是传奇谁是传奇。

高珊没说话，低头吃饭。她知道黄琳是为她高兴，为她骄傲，但她自己没什么感觉。不是不高兴，是那种高兴被什么东西压着，沉沉的，出不来。她想起那些信，那些恶心的词，那些盯着她看的眼睛。她想起李独，那个站在树下的影子，那些半夜里响起的脚步声，那只被放在门口的凉鞋。那些东西还在，都在，不会因为她考了全校第三就消失。它们会一直在，一直盯着她，一直等着她，一直提醒她，她是谁，她经历过什么。

但她还是会往前走。就像这两年里做的那些题，背的那些单词，熬过的那些夜晚，一步一步地往前挪。考完了，还有高中，高中完了还有大学，大学完了还有以后。那些盯着她看的人，那些等着她烂在轮椅上的人，他们想看她倒下去，想看她爬不起来，可她偏要爬起来，偏要走下去，偏要让他们看看，一个烂着脚、带着尿袋、坐在轮椅上的人，能走到哪儿去。

吃完饭，黄琳帮她换药。纱布一层一层揭开，露出那两只脚，左边那个不肿了，但那个洞还在，还在往外渗着黄的脓，黏黏的，腥腥的。右边那个也是老样子，那小洞还在，还在往外冒那些东西。黄琳一边清洗一边说，你这脚什么时候才能好啊。高珊说，好不了了，医生说就这样了。黄琳愣了一下，没说话，继续洗，手很轻，轻得像怕碰坏什么。洗完了，缠上新纱布，黄琳直起腰，看着她，说，没事，好不了就好不了，反正你坐轮椅也能考全校第三，以后肯定还能干大事。

高珊看着她，看着她那张认真的脸，突然笑了，那笑很淡，但确实是笑了。她说，好，我干大事。

那天晚上，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的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在地上投下一道细细的光线。她盯着那道光，想着今天的事，想着那封信，想着那个数字，想着母亲哭的样子，想着黄琳尖叫的样子。两年，整整两年，从落榜到全校第三，从觉得人生完了到发现原来没完。那些疼，那些哭，那些恶心，那些恨，都还在，都还在她心里，但她知道，它们压不住她了。她还能往前走，还能往上爬，还能做到更多。

她闭上眼睛，慢慢睡过去。窗外的蝉还在叫，那棵梧桐树在夜风里轻轻摇着叶子，沙沙沙的。那些脚步声没有来，那些影子没有出现，那只鞋被收在柜子里，不再被看见。只有月光，静静地照着，照着这个刚刚知道原来没完的女孩，照着她那两只永远好不了的脚，照着她那两条还能往前挪的路。

【1998年9月：重点高中】（1999年9月）
一九九八年九月一号，星期二，天气还热着，但早晨的风里已经有了点秋天的意思，吹在身上不像夏天那样黏糊糊的，干爽了一点，凉快了一点。高珊早上六点就醒了，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慢慢坐起来，把两条腿挪到床边，伸手够过轮椅，把自己从床上移过去。这个动作她做了两年多，已经熟练得不用过脑子了，但每一次做的时候还是会疼，不是因为动作本身，是因为那两只脚在移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碰到轮椅的边缘，哪怕只是轻轻一蹭，那些隐藏在深处的炎症就会给她一点提醒，像针扎一样，疼一下，然后消失。

母亲已经起来了，在厨房里忙活，煎鸡蛋的味道从门缝里飘进来，香香的，让她一下子觉得饿了。她推着轮椅到卫生间，洗脸，刷牙，对着镜子里那张脸看了几秒钟。镜子里的那张脸还是好看的，柳眉细长，鼻梁秀直，双瞳漆黑明澈，樱唇饱满娇润，皮肤白净细滑，和两年前没什么两样。她看着那张脸，看了几秒钟，然后低下头，看着自己搁在轮椅踏板上的那两只脚。

那两只脚现在看起来比两年前好多了。伤口基本上愈合了，不再流脓，不再有那些黄黄的黏黏的东西从洞里往外冒。纱布还是裹着，但换下来的时候干净多了，只有一点点淡黄色的印子，不仔细看看不出来。脚跟不肿了，左边右边都一样，看起来和正常的脚跟差不多大小，差不多的形状，只是用手按上去的时候，能感觉到里面有些硬硬的东西，那是还在的坏死的骨头，和那些永远清不干净的感染。医生说这是假象，是用了大剂量更强力的广谱抗生素压出来的假象，那些细菌还在，只是暂时被压制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爆发出来，不知道下次爆发会比现在严重多少。

脚趾还是那些脚趾，十个，排成一排，但样子已经和以前大不一样了。大脚趾蜷着，蜷成一个弯弯的弧度，怎么也伸不直，像一只永远握着的拳头。其他几个更厉害，有的蜷得更厉害，有的歪向一边，有的叠在另一个上面，挤在一起，乱糟糟的，没有一点以前那种整齐好看的样子。她试着动了动大脚趾，那脚趾动了动，动得很慢，很吃力，蜷得更紧了一点，然后又停住了，再动就不动了。其他几个根本动不了，就那么蜷着，歪着，挤着，一动不动的，像一些被遗忘在角落里的小东西，僵在那里，永远不会再动。

足踝那里最明显，整个脚掌往里歪着，脚心朝内，脚背朝外，歪的角度很大，她量过，大概有六十度，走路的时候脚是横着的，踩在地上根本使不上劲。她试着把脚放正，用手掰了掰，掰不动，那角度已经固定了，骨头已经长死了，再怎么掰也没用。医生说这叫内翻足，是神经损伤和长期不承重造成的，以后就这样了，不会更坏，也不会更好。她看着那只歪着的脚，看了几秒钟，然后抬起头，不再看了。

指甲油早就没有了，从去年冬天开始就不涂了。那些涂着粉色的、黑色的指甲油的日子，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久得她都记不清那时候自己是什么心情。她只记得最后一次涂的时候，黄琳在旁边帮她涂，涂得很仔细，涂了两遍，黑得发亮，涂完了举着她的手看，说好看。后来她就不涂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想涂了。也许是因为那些盯着她脚看的人，也许是因为那些寄来的信，也许只是因为没意思了。反正不涂了，指甲就那么光着，自然的颜色，有点发白，有点发黄，边缘有点翘起来，很久没有修剪过的样子。

吃完早饭，母亲帮她拿好书包，推着她出门。楼下有辆三轮车等着，是母亲提前约好的，专门送她去学校。三轮车师傅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看见她出来，赶紧把车上的板凳挪了挪，让出地方来。母亲和师傅一起把她连轮椅抬上车，固定好，然后母亲也坐上去，师傅蹬着车，往学校走。

新学校在县城东边，是一所省重点高中，去年刚翻新过，教学楼是新的，宿舍楼是新的，操场也是新的。高珊坐在三轮车上，看着路两边的房子一点一点往后退，看着那些熟悉的街道、熟悉的小店从眼前滑过去，心里没什么感觉，就是看着。太阳慢慢升高了，晒在脸上有点烫，她眯着眼睛，让那些光在眼皮上晃，晃成一片红红黄黄的颜色。

到了学校门口，母亲付了钱，师傅帮她把轮椅抬下来，推进校门。门口站着几个穿校服的学生，正在往里走，看见她被推着进来，看了一眼，然后移开目光，继续往前走。没有人盯着看，没有人指指点点，没有人交头接耳，就那么看了一眼，然后该干嘛干嘛去了。高珊坐在轮椅上，看着那些人从身边走过，心里有点意外，但又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可意外的。

学校里真的有电梯。初中那会儿没有，每次上下楼都要靠人抬，抬的人累，她自己也难受。现在好了，电梯在进门左手边，一按就开，里面宽敞得很，轮椅进去转个身都行。母亲推着她进电梯，按了三楼，电梯门慢慢关上，慢慢往上走。电梯里还有几个学生，手里拿着书，有的在背单词，有的在聊天，看见她进来，往旁边让了让，让出地方来，然后继续背单词，继续聊天，就像她不存在一样。高珊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看着那两只裹着纱布的脚，看着那些蜷曲的脚趾，看着那个歪成六十度的足踝，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出了电梯，走廊很宽，两边是一间一间的教室，门上挂着牌子，高一三班，高一四班，高一五班。她的教室是高一五班，在走廊尽头，靠窗那一间。母亲推着她走过去，经过那些教室门口的时候，能听见里面传来的说话声，笑声，还有桌椅挪动的声音，热闹得很。走到五班门口，停下来，母亲敲了敲门，一个年轻的男老师从里面走出来，看了看她，点了点头，说，是高珊吧？进来吧。

教室里有五十多个人，坐得满满的，她进去的时候，所有人都在看她。那些目光落在她身上，落在她的轮椅上，落在她那两只裹着纱布的脚上，落在那蜷曲的脚趾上，落在那歪成六十度的足踝上。她低着头，任那些目光看着，等着那些窃窃私语，等着那些指指点点，等着那些她熟悉的、习惯了的东西。但没有。几秒钟后，那些目光就移开了，有人继续翻书，有人继续小声说话，有人扭头看窗外，好像她只是个普通的同学，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

老师指了指靠窗最后一排的那个位置，说，那个位置是给你留的，靠窗，光线好，旁边就是插座，方便你用台灯。高珊点点头，母亲把她推过去，把轮椅停在那个位置上。那个位置确实好，靠窗，能看见窗外的操场，能看见操场边上那排梧桐树，能看见远处那些低矮的房子。她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看了几秒钟，然后转过头，看着旁边那些正在翻书的同学。

同桌是个短头发的女生，圆脸，戴着眼镜，正在背英语单词，嘴里念念有词的。感觉到她在看自己，那女生转过头来，看了她一眼，笑了一下，那笑很淡，但确实是笑了。然后那女生又转回去，继续背单词，嘴里念念有词的，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高珊看着她，看了几秒钟，然后也转过去，看着窗外。

后来她知道，那个女生叫林晓燕，成绩很好，中考全县第二十名，是个很安静的人，不爱说话，但人很好。后来她还知道，班里其他人都知道她的情况，知道她坐轮椅，知道她脚不好，但没有人问，没有人议论，没有人用那种看稀奇的目光盯着她看。九十年代末的县城，沉默是一种善意。他们不问她怎么了，不问她为什么坐轮椅，不问她那两只脚怎么回事，不问她以后还能不能站起来，只是把她当成一个普通的同学，该借笔记借笔记，该打招呼打招呼，该一起值日一起值日，虽然她坐在轮椅上值不了什么日，但他们帮她做了，什么也不说。

第一天上课，老师讲的东西她大部分都听得懂，因为暑假里她已经预习过了。她一边听课一边做笔记，做得很快，字写得有点乱，但自己能认出来。下课的时候，林晓燕转过头来，问她刚才老师讲的那个公式是怎么推导的，她愣了一下，然后拿着笔，在草稿纸上一步一步地写给她看。林晓燕看了，点点头，说，懂了，谢谢你。然后转回去，继续看自己的书。就这么简单，像两个普通同学之间最普通的一次交流。

中午放学，母亲来接她，推她去食堂吃饭。食堂在操场边上，是一排平房，里面挺大的，摆着几十张桌子。母亲帮她打好饭，端过来，放在她面前。她拿起筷子，慢慢吃，一边吃一边看着周围那些吃饭的学生。他们有的聚在一起说笑，有的低头吃自己的，有的端着碗走来走去，没有人在看她。她吃着饭，看着那些人，心里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像是在做梦，又像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什么都不一样了。

吃完饭，母亲把她推回教室，让她趴在桌上休息一会儿。她趴在桌上，闭着眼睛，听着教室里那些窸窸窣窣的声音，翻书的声音，写字的声音，小声说话的声音，那些声音混在一起，变成一种嗡嗡的、暖洋洋的背景音，听得她有点困，迷迷糊糊的，快要睡着。就在这时候，她听见有人在她旁边说话，声音很轻，像怕吵着她似的。那人说，你睡吧，我帮你看着，上课叫你。她睁开眼睛，看见林晓燕站在旁边，手里拿着一本书，正看着她。她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又闭上眼睛，继续睡。

下午上课，放学，母亲来接她，推她回家。三轮车在路上颠着，她坐在车上，看着两边那些熟悉的街道、熟悉的小店从眼前滑过去，看着天边的云被太阳烧成红的紫的，看着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把路照得亮亮的。母亲在旁边问她，今天怎么样？她说，还行。母亲问，同学怎么样？她说，还行。母亲没再问，她也没再说，就那么坐着，让风吹在脸上，凉凉的，很舒服。

晚上躺在床上，她想着今天的事，想着那些看她一眼就移开的目光，想着林晓燕那个淡淡的笑容，想着那句“我帮你看着，上课叫你”。那些东西在她脑子里转来转去，转得她有点睡不着。她不知道这算不算好，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不知道那些沉默的善意能持续多久。她只知道，今天她过得还行，没有那些盯着她看的眼睛，没有那些窃窃私语，没有那些指指点点，就像个普通的学生一样，上课下课，吃饭睡觉，什么特别的都没有。

她翻了个身，看着窗外。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在地上投下一道细细的光线。那道光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静静的，像在等着什么。她看着那道光，看着看着，眼皮开始打架，然后就睡着了。没有做梦，没有那些影子，没有那些脚步声，什么都没有，就那么睡着，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把她照醒。

【赵阿Q的生灵：永遇乐·初中旧校舍怀古】（1998年冬）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七号，星期四，东莞下了一场罕见的小雪。说是雪，其实不过是些细细的白色颗粒，从灰蒙蒙的天上飘下来，落在地上就化了，化成一滩湿湿的印子，只有落在树叶上、落在车顶上、落在那些不常有人走的地方，才能积起来薄薄的一层，白白的，像撒了一层糖霜。高珊放学回家，母亲推着她从那辆三轮车上下来，她坐在轮椅上，看着那些细细的雪粒子落在自己腿上，落在盖着脚的毯子上，落在轮椅的扶手上，一颗一颗的，小小的，白白的，很快就化了，变成一点点水渍，湿湿的，凉凉的。

母亲推着她往楼道里走，走到那个绿色的铁皮信箱前面，停下来，打开锁，伸手进去。她的手在里面摸了摸，摸出来的不是报纸，是一个信封，白色的，没有贴邮票，没有写寄信人地址，只有收信人那一栏，歪歪扭扭地写着高珊的名字。母亲拿着那个信封，看了几秒钟，然后转过身，把信封递给她。

高珊接过那个信封，拿在手里，没有马上拆。信封很轻，轻得几乎没有重量，但她知道里面是什么，知道那些字，知道那些恶心的句子，知道那些她看不懂但能感觉到恶意的词牌名。她把信封翻过来，看了看封口，封口没有粘牢，只是随便折了一下塞进去的。她用指甲挑开封口，把里面的东西抽出来，是一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边缘毛毛糙糙的，纸上写着字。

那些字和以前一样，工工整整的，一笔一划的，像是刻出来的。纸的最上面写着三个字，她认得，是“永遇乐”，下面是一首词，很长，密密麻麻的，排成两段。她一行一行往下看，看着看着，手开始发凉。

“破瓦颓垣，碎窗残壁，旧时游处。舞室门前，更衣巷口，几度偷窥汝。玉趾初抬，莲钩微露，惹我神魂无主。想当时、隔窗凝望，可怜多少寒暑。”

她盯着那句“舞室门前，更衣巷口，几度偷窥汝”，盯着那句“玉趾初抬，莲钩微露，惹我神魂无主”，那些字在她眼前晃，晃得她有点恶心。她知道那个舞室，知道那个更衣巷口，知道那些“几度偷窥”是什么意思。那些年，她在舞蹈室里练舞的时候，总觉得窗外有什么东西在动，一回头，什么都没有。她以为是自己的错觉，以为是风吹的树叶，以为是路过的人。现在她知道了，那不是错觉，是有人站在那里，隔着窗户，盯着她的脚看，盯着她抬起来的腿，盯着她绷直的足尖，一看就是几年。

她继续往下看。

“而今重到，故园墟里，只剩野蒿荒土。轮椅痕深，石膏迹杳，不见惊鸿步。尿袋悬腰，支具缠足，闻说更添凄楚。凭谁问、那双烂脚，可还痛否？”

看到“尿袋悬腰，支具缠足”的时候，她的胃里翻了一下，那种恶心的感觉从胃里往上涌，涌到喉咙口，涌得她想吐。她忍着，继续往下看，看到最后那句“可还痛否”，那四个字像四根针，扎在她心里，不疼，但就是让你不舒服，让你一直想着它。

她看完了，把那张纸翻过来，看见纸的背面，在词牌名下面，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一行小字，那些字歪歪扭扭的，像蚯蚓爬过留下的痕迹，和信封上的字一模一样。那一行小字写着：“送给我永远的瘸腿美人高珊。”

她盯着那一行字，盯着那个“永远的瘸腿美人”，盯着那六个字，盯了很久很久。她想起两年前那封信，想起那首《鹧鸪天》，想起那篇《瘸足簋铭》。她想起那个蹲在她轮椅前面想摸她石膏的人，想起那个被小D推开之后掏出铁棍砸下去的人，想起那个被开除之后在签字时画了一个圈的人。那个人不会写自己的名字，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利索，可他能写出这样的词，这样的《永遇乐》，一百多个字，一个字都不错，那些押韵的地方，那些平仄的规矩，全都对得上。她想不通，真的想不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把那张纸对折，再对折，折成一个小小的方块，然后撕开，撕成两半，再撕，再撕，撕成很多很多的小碎片，那些碎片从她手指间落下去，落在轮椅的脚踏板上，落在她盖着脚的毯子上，落在那些还没化完的雪里。她弯下腰，把那些碎片捧起来，捧在手心里，然后一扬手，把它们扔进雪地里。

那些白色的碎片在空中飘了飘，飘了几下，就落下去，落在那些白色的雪粒子上面，白的和白的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纸，哪个是雪。雪还在下，那些细细的颗粒还在往地上落，落在那些碎片上，落了一片，又落一片，很快就盖住了一层，又盖住了一层，那些碎片渐渐看不见了，被雪埋起来，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她就那么坐在轮椅上，坐在雪地里，看着那些碎片消失，看了很久很久。雪落在她头上，落在她肩上，落在她盖着腿的毯子上，落在她那双搁在轮椅脚踏板上的脚上。那两只脚裹着白色的纱布，纱布上没有什么药渍了，干干净净的，白得发亮。那两年的大剂量抗生素治疗确实有效，伤口终于愈合了，不再流脓，不再有那些黄黄的黏黏的东西从洞里往外冒。脚跟不肿了，左边右边都一样，看起来和正常的脚跟差不多大小，差不多的形状，用手按上去，能感觉到里面有些硬硬的东西，那是还在的坏死的骨头，和那些永远清不干净的细菌。医生说这是假象，是暂时压住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爆发出来，不知道下次会比现在严重多少。

脚趾还是那些脚趾，十个，排成一排，但样子已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大脚趾蜷着，蜷成一个弯弯的弧度，怎么也伸不直，像一只永远握着的拳头。第二个脚趾歪向一边，压在第三个脚趾上面，第三个又被第四个挤着，挤成一团，乱糟糟的，没有一点以前那种整齐好看的样子。她试着动了动大脚趾，那脚趾动了动，动得很慢，很吃力，蜷得更紧了一点，然后又停住了，再动就不动了。其他几个根本动不了，就那么蜷着，歪着，挤着，一动不动的，像一些被遗忘在角落里的小东西，僵在那里，永远不会再动。

足踝那里还是那个老样子，整个脚掌往里歪着，脚心朝内，脚背朝外，歪的角度还是那么大，六十度，一点都没变。她低头看着自己那只歪着的脚，看着那些蜷曲的脚趾，看着那些已经消肿但里面还在烂着的脚跟，看着那些永远好不了的伤口，看了很久很久。然后她抬起头，看着那些还在往下落的雪，看着那些已经把碎片盖住的白色。

她心里涌上来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不是害怕，不是愤怒，是一种说不清的荒诞。这个人，到底是谁？他躲在暗处，盯着她，偷窥她，偷她的鞋，给她写信，写那些恶心的词，写了两年多，从来没停过。他写那些词的时候，用的是她看不懂的规矩，是那些需要读很多书才能学会的东西，是那些她这个坐轮椅考全校第三的人都写不出来的东西。可他又会用那种歪歪扭扭的字，像刚学写字的小孩子一样，写那些恶心的话，写“永远的瘸腿美人”，写那些只有他那种人才说得出来的话。这两种东西怎么能同时存在？一个人怎么能既是那样又是这样？

她想不明白。她只知道，这个人不会消失，这些信不会消失，那些盯着她看的眼睛不会消失。他们会一直在，在她看不见的地方，在她不知道的时候，随时都会出现，给她寄一首词，写一行字，告诉她，她在他们眼里是什么样子。

母亲走过来，站在她身边，看着她，没有说话。母亲看见她把那些碎片扔进雪里，看见她坐在雪里发呆，看见那些雪落在她头上、身上、脚上。母亲弯下腰，把那床滑下去的毯子往上拉了拉，盖住她的脚，然后直起身，推着轮椅往楼道里走。轮椅的轮子碾过那些雪，压出一道长长的痕迹，那痕迹从信箱那里一直延伸到楼道门口，深深的，黑黑的，和那些白白的雪混在一起。

进了楼道，雪没有了，只剩下湿湿的水泥地，和轮子碾过时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声音。母亲把她推进电梯，按了三楼，电梯门慢慢关上，慢慢往上走。她坐在轮椅上，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看着那两只被毯子盖住的脚，看着那些藏在纱布下面的蜷曲的脚趾，看着那个歪成六十度的足踝，一句话也不说。

回到家，母亲把门关上，把书包放下，去厨房做饭。她坐在书桌前，把那盏台灯打开，翻开书，继续复习。那些字在眼前晃，她看不进去，那些词还在脑子里转，那句“尿袋悬腰，支具缠足”，那句“那双烂脚，可还痛否”，转来转去，转得她头疼。她放下笔，靠在轮椅背上，闭上眼睛，让那些字自己转，转够了就停下来。

窗外的雪还在下，那些细细的颗粒还在往地上落，落在窗台上，落在玻璃上，落在那棵光秃秃的梧桐树上。那些被撕碎的纸片已经被埋起来了，看不见了，和那些白的雪混在一起，分不清了。但她知道它们还在，在那片雪下面，在那个信箱里，在她脑子里，永远都在。

【1999年冬：脓液与雪】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一号，冬至前两天，东莞的冬天从来没有这么冷过。风从北方刮过来，刮了整整一个星期，把那棵梧桐树上的最后几片叶子也刮没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在灰蒙蒙的天底下抖着。高珊坐在书桌前，那盏台灯亮着，照在摊开的课本上，但她看不进去，一个字都看不进去。她的两只脚搁在轮椅的脚踏板上，裹着厚厚的纱布，但那纱布已经湿透了，黄黄的脓液从里面渗出来，把最外面几层染成暗黄色，散发着一股刺鼻的腥臭味，那股味道在屋子里飘散着，和窗外刮进来的冷风混在一起，变成一种又冷又臭的奇怪气味。

她已经习惯了这股味道，闻了两年多了，早就闻不出来了。但她习惯不了那种感觉，那种湿湿的、黏黏的、永远干不了的感觉。每天换下来的纱布能堆成一小堆，那些纱布有的是白的，有的是黄的，有的是黄的发黑的，扔在垃圾桶里，满满的一桶，第二天又有新的，第三天又有新的，永远换不完，永远扔不完。她低头看着自己的脚，看着那两只裹着湿纱布的脚，看着那些从纱布缝里渗出来的黄色脓液，看着那些脓液一点一点地往下流，流到轮椅的脚踏板上，流到地上，在灯光下泛着一点恶心的光。

她把轮椅往后推了推，弯下腰，伸手去解脚上的纱布。那些纱布湿透了，粘在皮肤上，一扯就疼，疼得她直抽冷气。她咬着牙，一层一层地揭开，每揭开一层，那些脓液就拉出细细的丝，黏黏的，黄黄的，扯不断。纱布全部揭开了，露出那两只脚。

右脚的情况还算好一些。脚跟那里有一个黄豆大的窦道，边缘是暗红色的，不停地往外渗着淡黄色的脓液，但量不算太大，只是让那一小块纱布总是湿着。脚趾还能动一点，虽然不如以前灵活，但蜷一蜷、伸一伸还是可以的。足踝的活动范围也还有，只是转动的时候会疼，那种闷闷的、钝钝的疼。她试着动了动右脚的脚趾，那些脚趾动了动，动得很慢，很吃力，但确实是动了。

左脚就完全不一样了。那几个之前还分散着的窦道，现在已经在脚跟附近连成了一片，变成一个比小拇指大一点的洞口，没有鸽子蛋那么大，但也够吓人的了。洞的边缘是暗红色的烂肉，有的地方发黑，有的地方发紫，洞里不停地往外渗着脓液，黄黄的，稠稠的，比右脚多得多，一滴一滴地往外冒，冒出来就顺着脚跟往下流，流到脚底，流到脚趾缝里。她用棉签轻轻按了按洞的旁边，一股脓就从洞里挤出来，黄黄的，黏黏的，挤出来之后那洞就显得深了一点，能看见里面红红的肉和白白的什么东西。脚趾已经完全动不了了，就那么蜷缩着，挤在一起，像几只死掉的小虫子僵在那里。黑色的指甲油在从窗户照进来的灯光里泛着一点冷冷的光。足踝那里肿得厉害，肿得发亮，红中透着紫，整个脚脖子圆滚滚的，跟小腿连成一片。脚掌往里歪着，脚心朝内，脚背朝外，歪的角度大概有六十度，不是那种骨性的固定畸形，而是因为长期的炎症牵拉和足部肌肉萎缩造成的，用手掰一掰还能动一点，但一松手就又弹回去了。她知道医生说的那种“内翻足”，就是这个样子。

她就那么盯着自己的脚，盯着那个比小拇指大一点的洞，盯着那些还在往外冒的脓，盯着那只蜷缩着的左脚和那只还能动一点的右脚，盯了很久很久。窗外的风还在刮，呼呼的，把那光秃秃的梧桐枝丫刮得摇来摇去。那些脓还在流，一滴一滴的，从洞里流出来，顺着脚跟往下流，流到脚底，流到地上，流成一小滩。她看着那些脓，看着它们流，心里什么感觉都没有，空的，什么都没有。

下午母亲陪她去医院。还是那个骨科，还是那个医生，那个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的老头。医生看了看她的脚，用镊子探了探那个洞，探得她浑身冒汗，咬着牙才没叫出声来。医生看完了，摘下老花镜，看着她，叹了口气，说，跟骨坏死得越来越严重了。再这样下去，可能要摘掉。

她问，摘掉会怎样？

医生说，走路会受影响，但至少不会再烂。你现在这样，感染控制不住，细菌耐药了，抗生素没用了，继续烂下去，不光跟骨保不住，整个脚都可能保不住。摘掉跟骨，把烂掉的部分清干净，植皮，愈合之后就不会再流脓了，不会再疼了。走路的时候会受影响，没有后跟了，走起来不稳，要靠支具撑着，但至少不会烂，不会每天流脓，不会闻这股味道了。

她问，摘掉之后，还能走路吗？

医生说，能走，但要靠支具，靠拐杖，走不快，走不远，不能跑不能跳，但能走。比你现在这样强。你现在这样，走也走不了，烂也烂不好，天天受罪，何必呢。

她没有说话，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看着那个还在流脓的洞，看着那只蜷缩着的左脚，看着那只还能动一点的右脚，看着那个六十度内翻的足踝。过了很久，她说，我再想想。

医生看着她，点了点头，说，想好了再来。这个手术不能拖太久，拖久了，感染扩散了，就更麻烦了。

从医院出来，天已经黑了，风更大了，刮得人睁不开眼睛。母亲把她推到路边，等三轮车。她坐在轮椅上，缩在那件旧棉袄里，看着路灯下那些被风吹得乱飞的落叶，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人，看着那些人的脚。那些人穿着各种各样的鞋，运动鞋，皮鞋，靴子，有的走得快，有的走得慢，有的跺着脚取暖，有的匆匆忙忙地跑。那些脚都是好好的，有脚趾，有脚跟，能跑能跳能走，不会流脓，不会烂。她看着那些脚，看了很久，然后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看着那两只裹着纱布、流着脓的脚，心里涌上来一种说不清的感觉，不是难过，不是委屈，是一种很深的、很沉的、像石头一样压在胸口的东西。

三轮车来了，母亲和师傅一起把她连轮椅抬上车，固定好。她坐在车上，让风吹在脸上，冷得脸都僵了，但她没动，就那么坐着，让风吹着。车在路上颠着，两边那些熟悉的街道、熟悉的小店从眼前滑过去，路灯的光一闪一闪的，一会儿亮，一会儿暗。她想着医生的话，想着那句“摘掉跟骨”，想着那句“至少不会再烂”，想着那句“走路会受影响”。摘掉，就永远没后跟了，就永远要靠支具才能走路了，就永远不能跑不能跳了。不摘，就一直烂下去，一直流脓，一直疼，一直闻这股味道，一直换这些永远换不完的纱布。她不知道该选哪个，不知道该不该摘，不知道摘了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回到家，母亲去做饭，她坐在书桌前，把那盏台灯打开，翻开书，但一个字都看不进去。她的脚搁在轮椅的脚踏板上，那些脓还在流，那些纱布又湿了，那股味道又浓了。她低头看着自己的脚，看着那些湿透的纱布，看着那些从纱布缝里渗出来的黄色脓液，看着那些滴在地上的脓，看了很久很久。然后她抬起头，看着窗外那棵光秃秃的梧桐树，看着那些被风吹得乱摇的枝丫，看着那片黑漆漆的夜空。

她想起初中时，自己站在舞蹈室里，对着镜子练舞，抬起腿，绷直脚背，看着那只脚在镜子里划出优美的弧线。那时候她不知道什么叫疼，不知道什么叫烂，不知道什么叫永远好不了。那时候她只想跳舞，只想考上舞蹈学校，想当演员，想站到舞台上。现在她坐在这里，看着自己那双烂着的脚，想着要不要把它们摘掉。

窗外的风还在刮，呼呼的，把窗户刮得微微震动。她坐在那里，在那盏台灯下面，在那间安静的屋子里，看着自己的脚，想着那个问题，想了一夜。天快亮的时候，她趴在桌上睡着了，睡得很沉，没有做梦。等她醒过来的时候，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脸上，照在她身上，照在她那两只烂着的脚上。那些脓还在流，那些洞还在那里，那些脚趾还是蜷着，那些足踝还是歪着。什么都没有变，只有她，还在想，还在想那个问题。

【李独的亡魂：雪地上的脚印】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四号，平安夜，东莞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雪。不是去年那种细细的雪粒子，是真正的雪花，一片一片的，从灰蒙蒙的天上飘下来，落在房顶上，落在树枝上，落在那些还没来得及收进去的衣服上，落得到处都是。高珊坐在书桌前，那盏台灯亮着，照在摊开的课本上，但她看不进去，眼睛老往窗外瞟，瞟那些纷纷扬扬落下来的雪花。那些雪花在路灯的光里闪闪发亮，一片一片的，慢慢地飘，慢慢地落，落在窗台上，积起来薄薄的一层，白白的，软软的，看着让人心里也跟着软了一下。

她放下笔，推着轮椅从书桌边转出来，慢慢往阳台上走。轮椅的轮子碾过客厅的地砖，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那声音在安静的屋子里显得格外清楚，一下一下的，像什么人在慢慢数着什么。母亲在厨房里洗碗，听见声音，探出头来看了一眼，问，去哪儿？她说，阳台，看雪。母亲没再问，又缩回去了，继续洗碗，水龙头的水哗哗地流着，那些碗在池子里轻轻碰撞，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

阳台的门是那种老式的推拉门，有点紧，要使劲才能推开。她把轮椅停在门口，伸出手，握住门把手，用力一拉，门开了，一股冷风从外面灌进来，冷得她打了个哆嗦。她把轮椅往前推，推过门槛，推到阳台上。阳台不大，只有三四平米，地上铺着那种老式的水泥地砖，灰灰的，已经积了一层薄薄的雪，那些雪白白的，软软的，踩上去应该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但她的轮椅压上去，只有轮子碾过时那种闷闷的声响。

她停在阳台中间，面对着那排栏杆，栏杆外面是那棵梧桐树，树上的叶子早就落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那些枝丫上落满了雪，白白的，像披了一层糖霜。她看着那些枝丫，看着那些飘落的雪花，看着远处那些被雪覆盖的房顶，心里什么也没想，就那么看着，让脑子空着，让那些雪花在眼前飘，一片一片的，慢慢地落。

她就那么坐着，坐了很久，久到身上落了一层薄薄的雪，久到头发上、肩膀上、盖着腿的毯子上都白了。她没有动，就那么坐着，看着那些雪花往下落，看着它们落在栏杆上，落在梧桐树上，落在地上那些已经被雪覆盖的地方。风偶尔吹过来，冷飕飕的，吹得她脸都僵了，但她没动，就那么坐着，让风吹着。

后来她想回去了，低下头，想把轮椅转个方向。

就在这时候，她看见了那些脚印。

那些脚印就在她轮椅的旁边，在那一层薄薄的雪上，清清楚楚的。两行，一行来，一行去，从阳台的尽头那边过来，一直走到她身后，停在那里，然后又转回去，走回阳台的尽头。那些脚印很小，很小，像十五六岁少年的脚，穿着那种老式的球鞋，鞋底的纹路印在雪上，一道一道的，清清楚楚的。

她的眼睛盯着那些脚印，盯着那一行来、一行去的痕迹，盯了很久很久。那些脚印离她很近，近得她只要一伸手就能摸到。那些脚印很新，新得像是刚刚踩出来的，那些纹路还没有被雪盖住，还那么清楚，那么新鲜。她的目光顺着那些脚印往前看，看到阳台的尽头，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那堵墙，墙上那扇关着的窗户，窗户外面那些飘落的雪花。她又把目光收回来，看那些脚印停在她身后的地方，那个地方离她的轮椅只有不到一米，站在那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她，看见她的背影，看见她坐在轮椅上的样子，看见她那些落在雪里的头发，看见她盖着腿的那条毯子。

她盯着那个地方，盯了很久很久，久到眼睛发酸，久到那些脚印在她眼前开始模糊。她没有回头。她知道自己一回头，那里什么都没有，和以前每一次一样。但她也没有动，就那么坐着，让那些脚印在那里，让她知道刚才有人来过，有人站在她身后，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又走了。

那个人是谁，她知道。那双小小的脚，那种十五六岁少年的脚，那个从阳台尽头走过来又走回去的影子，她见过太多次了，在窗户外面，在楼梯间，在考场的窗口，在那些她以为是自己眼花的余光里。她不知道他为什么还在，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不知道他还要这样出现多少次。她只知道，他不会消失，永远不会，就像那些永远好不了的伤口，就像那些永远流不完的脓，就像那些永远甩不掉的凝视。

风又吹过来，冷飕飕的，吹得那些雪花在阳台上打着旋儿，一片一片地落下来，落在那些脚印上。最浅的那些边缘已经开始模糊了，被新落下来的雪盖住了一层，看得不那么清楚了。她看着那些脚印，看着它们一点一点地被雪覆盖，一点一点地消失，心里什么感觉都没有，空的，什么都没有。

她就那么坐着，坐在雪里，看着那些脚印慢慢被新雪盖住。先是最浅的边缘，然后是那些纹路，然后是整个脚印的形状，一点一点的，慢慢变浅，慢慢模糊，慢慢看不见。雪还在下，一片一片的，纷纷扬扬的，落在那些脚印上，落在她的轮椅上，落在她的腿上，落在她的头发上，落在一切可以落的地方。那些脚印越来越淡，越来越浅，最后终于看不见了，被新雪盖住了，和周围那些没有脚印的地方一样，白白的，平平的，什么都看不出来了。

她还是没有动。她只是低着头，看着那些已经看不见脚印的地方，看着那些白白的雪，看了很久很久。然后她慢慢抬起头，看着外面那些还在飘落的雪花，看着那棵落满雪的梧桐树，看着远处那些被雪覆盖的房顶，看着那片灰蒙蒙的夜空。雪花落在她脸上，凉凉的，一片，又一片，化在她皮肤上，变成一点点湿湿的水渍。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那两只脚搁在轮椅的脚踏板上，裹着厚厚的白色纱布。右脚的情况还算好一些，纱布上渗出来的脓液不算太多，只有黄豆大的那么一小块淡黄色的印子。那个窦道还在，但至少还在控制范围内。右脚的脚趾还能动一点，她试着蜷了蜷，那些脚趾就动了动，虽然动得很慢，很吃力，但确实是动了。足踝也能转一转，只是转的时候会疼。

左脚就完全不一样了。左脚的纱布湿得厉害，那些淡黄色的脓液从里面渗出来，把最外面几层都染成了暗黄色，在雪光里看得清清楚楚。那几个之前还分散着的窦道，现在已经连成了一片，变成一个比小拇指大一点的洞口，黑洞洞的，不停地往外渗着脓液。洞的边缘是暗红色的烂肉，有的地方发黑，有的地方发紫，洞里能看见一点白乎乎的东西。她用指尖轻轻碰了碰洞的旁边，一股脓就从里面挤出来，黄黄的，稠稠的，顺着脚跟往下流，流到脚底，流到轮椅的脚踏板上，滴在地上，滴在那些雪上，在雪地上烫出一个小小的洞，黄黄的，和那些白白的雪混在一起。左脚的脚趾已经完全动不了了，就那么蜷缩着，挤在一起，像几只死掉的小虫子僵在那里。黑色的指甲油在雪光里泛着一点冷冷的光。足踝那里肿得厉害，肿得发亮，整个脚脖子圆滚滚的，跟小腿连成一片。脚掌往里歪着，脚心朝内，脚背朝外，歪的角度大概有六十度，不是那种骨性的固定畸形，而是因为长期的炎症牵拉和足部肌肉萎缩造成的，用手掰一掰还能动一点，但一松手就又弹回去了。

那股腥腥的臭味又飘过来了，和那些冷空气混在一起，变成一种又冷又臭的奇怪气味。她已经闻习惯了，闻不出来了，但那些脓还在流，那些骨头还在烂，那些伤口还在疼。她看着那些还在流的脓，看着那个比小拇指大一点的洞，看着那些蜷曲的脚趾，看着那个六十度内翻的足踝，看了很久很久。然后她抬起头，又看了一眼那些脚印消失的地方。那里什么都没有了，只有白白的雪，平平的，干干净净的，像从来没有人走过一样。

她推着轮椅，慢慢转过来，往屋里走。轮椅的轮子碾过那些雪，压出两道新的痕迹，深深的，黑黑的，和那些已经消失的脚印不一样。她没有回头，没有再看那些脚印消失的地方，就那么推着轮椅，慢慢走进屋里，把阳台的门拉上。门在她身后关上，砰的一声，很轻，把那些冷风，那些雪花，那些已经消失的脚印，都关在外面。

她推着轮椅回到书桌前，把那盏台灯打开，翻开书，继续看。那些字在眼前晃，她看不进去，脑子里还是那些脚印，那些小小的、十五六岁少年的脚印，那些从阳台尽头走过来又走回去的痕迹。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看见它们，不知道它们是真是假，不知道那个人为什么还要来。她只知道，它们出现过，在她身后的雪地上，清清楚楚的，然后又消失了，被新雪盖住了，什么都没有留下。

窗外的雪还在下，一片一片的，纷纷扬扬的。那棵梧桐树在雪里静静地站着，枝丫上落满了雪，白白的，像披了一层糖霜。阳台上那些痕迹已经看不见了，被新雪盖住了，平平的，干干净净的。只有轮椅压过的那两道痕迹还在，从门口一直延伸到阳台中间，然后又转回来，回到门口，像一个来来回回的轨迹，记录着她刚才在那里待过，看过雪，看过那些脚印，看过那些消失的东西。

她坐在那里，在那盏台灯下面，在那间安静的屋子里，看着窗外那些还在飘落的雪花，看着那些慢慢被雪覆盖的一切。她没有再回头，没有再想那些脚印。她只是坐着，看着，等着那些雪停下来，等着天亮，等着明天，等着那些还会再来的东西。

【赵阿Q的生灵：十四行诗】（1999年圣诞）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四号，平安夜的晚上，街上比平时热闹，远处隐隐约约能听见商场放的圣诞歌，叮叮当叮叮当的，隔着几条街传过来，闷闷的，听不太清。高珊坐在书桌前复习，那盏台灯亮着，照在摊开的英语课本上，那些单词在眼前晃来晃去，她一个一个地背，背得脑子有点发木。窗外的风停了，雪也不下了，到处都安静下来，只有暖气管道里偶尔传来咕噜咕噜的水声，一下一下的，像什么人在慢吞吞地说话。

母亲从外面回来，手里拿着几封信，都是些普通的信件，有交水电费的账单，有订的报纸杂志，还有一封厚厚的，白色的，没有贴邮票，没有写寄信人地址，只有收信人那一栏，歪歪扭扭地写着高珊的名字。母亲把那封信放在桌上，看了她一眼，没说话，转身进了厨房。

高珊盯着那封信，盯着那些歪歪扭扭的字，盯了好几秒钟。她认得那些字，那些像蚯蚓爬过似的、缺胳膊少腿的笔画，和以前每一封信上的一模一样。她把那封信拿起来，掂了掂，很厚，比以前的都厚，里面像塞了好多张纸。她用指甲挑开封口，把里面的东西抽出来，是一叠纸，有五六张，最上面那张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外文。

她愣住了。外文？那些歪歪扭扭的字写的是外文？她仔细看了看那些字，不是英文，是另一种文字，那些字母带着各种小尾巴小符号，一行一行的，排列得很整齐，像印出来的一样。她不认识这种文字，但知道那应该是法文，因为高中学过一点，能认出来那些 à、é、è 什么的。她把那张纸放在旁边，看下面那张，下面那张也是法文，好像是同一首诗，但抄了一遍。再下面一张，还是法文。翻到第四张，是英文的，她认得那些单词，是一首英文诗。翻到最后一张，是中文，歪歪扭扭的中文，一行一行的，和那些法文、英文对应着，是翻译。

她开始看那首中文翻译。那些字歪歪扭扭的，有的缺胳膊少腿，有的写错了偏旁，有的根本认不出来是什么字，但连在一起，大致的意思能看懂。第一行写的是什么“你的脚像冬天的雪”，第二行是什么“洁白的纱布包裹着残缺的美”，第三行是什么“轮椅上的女王”，第四行是什么“我愿意跪在你的脚前”。她一行一行往下看，越看越恶心，那些句子把她写成一个什么圣洁的东西，把她的残缺写成什么上帝的杰作，把她的轮椅写成什么宝座。看到最后一行的时候，她的手抖了一下，那一行写的是：

“你的轮椅是我梦中的宝座。”

她把那张纸翻过来，看了看背面，什么都没有。她又翻回去，盯着那行字，盯着那个“宝座”，盯着那个“梦中”，盯了很久很久。她的脑子里乱得很，乱得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搅来搅去。她想起那些词，那些《鹧鸪天》，那些《永遇乐》，那些她看不懂但知道很讲究的格律。现在又来了法文诗，还有英文诗，十四行诗，她听老师说过，那是欧洲很古老的诗体，很讲究格式，很难写。这个人是怎么会的？他怎么知道十四行诗？他怎么会的法文？他不是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吗？他不是初中就被开除了吗？他不是应该睡在桥洞里、烂在泥地里吗？

她把那几张法文纸翻来覆去地看，那些字母写得工工整整的，一笔一划的，带着那种漂亮的花体，像是练过很久书法的人才能写出来的，和那些歪歪扭扭的中文完全是两种字迹。她不懂法文，看不懂那些诗到底写了什么，但看那些工整的字，看那些整齐的排列，看那些押韵的地方，她知道那一定是写得很好，很讲究，很有水平。可那个翻译呢？那些歪歪扭扭的、缺胳膊少腿的中文呢？那又是怎么回事？一个人怎么能同时写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字？一个人怎么能同时有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本事？

她想不明白。每一次她都以为这是最后一次，每一次那些信都会准时来，比月经还准时。一年多了，从她复读那年秋天开始，到现在高一都快上完了，那些信从来没断过。有时候隔一个月，有时候隔两个星期，有时候隔三四天，但从来没断过。她想，这个人是不是什么都不干，就专门盯着她，专门写信，专门写这些恶心人的东西？他哪来那么多时间？他哪来那么多词？他哪来那么多本事？

她不想再想了。她把那叠纸拢在一起，从轮椅上站起来，撑着拐杖，一步一步走到客厅里。客厅的角落有一个铁皮炉子，是冬天取暖用的，炉膛里还有火，红红的，烧得正旺。她蹲下来，拉开炉门，把那叠纸塞进去。那些纸一碰到火就卷起来，边缘变黑，然后燃起来，火苗蹿得老高，把她脸都映红了。她看着那些火苗，看着那些纸在火里扭曲、变形、变成灰烬，看着那些工整的法文字母在火里消失，看着那些歪歪扭扭的中文在火里化为乌有。火光一闪一闪的，照在她脸上，照在她眼睛里，她的眼睛被火烤得有点干，有点涩，但她没有眨，就那么看着，看着那些纸烧完，变成一堆黑灰，和那些木炭混在一起，分不清了。

她撑着拐杖站起来，慢慢走回书桌前，坐下来，把轮椅拉过来，把脚搁在脚踏板上。那两只脚裹着厚厚的纱布，右脚的情况还算好一些，纱布上只有一小块淡黄色的印子，黄豆那么大，那是那个小窦道渗出来的。右脚的脚趾还能动一点，她试着蜷了蜷，那些脚趾就动了动，虽然动得很慢，很吃力，但确实是动了。足踝也能转一转，只是转的时候会疼。

左脚就不一样了。左脚的纱布湿得厉害，那些淡黄色的脓液从里面渗出来，把最外面几层都染成了暗黄色，在台灯的光里看得清清楚楚。那几个之前还分散着的窦道，现在已经连成了一片，变成一个比小拇指大一点的洞口，黑洞洞的，不停地往外渗着脓液。洞的边缘是暗红色的烂肉，有的地方发黑，有的地方发紫，洞里能看见一点白乎乎的东西。左脚的脚趾已经完全动不了了，就那么蜷缩着，挤在一起，像几只死掉的小虫子僵在那里。黑色的指甲油在灯光里泛着一点冷冷的光。足踝那里肿得厉害，肿得发亮，整个脚脖子圆滚滚的，跟小腿连成一片。脚掌往里歪着，脚心朝内，脚背朝外，歪的角度大概有六十度，不是那种骨性的固定畸形，而是因为长期的炎症牵拉和足部肌肉萎缩造成的，用手掰一掰还能动一点，但一松手就又弹回去了。

那股腥腥的臭味又飘过来了，她已经闻习惯了，闻不出来了，但那些脓还在流，那些骨头还在烂，那些伤口还在疼。她看着那些还在流的脓，看着那个比小拇指大一点的洞，看着那些蜷曲的脚趾，看着那个六十度内翻的足踝，看了很久很久。然后她抬起头，看着窗外。窗外的夜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只有远处偶尔闪过几盏灯，亮一下，又灭了。她想起那首诗的最后一句，“你的轮椅是我梦中的宝座”。她想着那句话，想着那个把她轮椅当宝座的人，想着那个躲在暗处、永远盯着她看的人。她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不知道他在哪儿，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她只知道，他会一直来，一直写信，一直写这些恶心人的东西，准时得像月经，永远断不了。

她把轮椅往前推了推，翻开那本英语课本，继续背那些单词。那些单词在眼前晃，她一个一个地背，一遍一遍地写，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窗外那些圣诞歌已经听不见了，街上安静下来，只有暖气管道里偶尔传来咕噜咕噜的水声，一下一下的，慢吞吞的。她就那么坐着，背单词，写单词，一遍又一遍，一直背到眼睛发涩，一直写到手指发酸，一直坐到深夜。

那堆灰还在炉子里，黑黑的，和那些木炭混在一起。再过一会儿，母亲会去添煤，会把那些灰扒出来，会倒进垃圾桶里，会被人拉走，会不知道倒在哪儿。那些法文诗，那些英文诗，那些十四行诗，那些歪歪扭扭的翻译，就会彻底消失，和以前那些撕碎的、烧掉的、扔进雪地里的信一样，再也看不见了。但她知道，它们没有真的消失，它们还在她脑子里，在她心里，在她永远甩不掉的地方。下一封信已经在路上了，再过几天，或者再过两个星期，又会准时出现，像月经一样准时，像那些永远流不完的脓一样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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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阿Q元曲十首
（按：以下十首元曲，创作时间约为2002-2006年间，涵盖高珊跟骨摘除、大小便失禁、拄拐蹒跚、尿袋生活等各个阶段。赵阿Q自谓“诗余词后，曲最合我意——可以骂得痛快，笑得放肆”。）


一、【山坡羊·观高珊烂脚有感】（2002.4·左跟骨摘除术后）
曲牌：中吕·山坡羊

脓汤一袋，烂肉一块，骨头掏尽还欠债。
左脚歪，右脚歪，石膏裹着真无奈。
瘸腿美人今尚在？
疼，也是该；烂，也是该。

（注：用山坡羊的泼辣直白，写跟骨摘除后的惨状，“脓汤”“烂肉”直白粗鄙，“疼也是该，烂也是该”落井下石。）

二、【四张机·咏尿袋】（2002.7）
曲牌：无调·四张机（仿古乐府）

一张机，玲珑玉袋腰下系。涓涓细流无停息，朝也淅沥，暮也淅沥，不敢多饮水一杯。
两张机，夜半惊醒两三回。床褥湿透无人替，左也翻席，右也翻席，天明羞对人前立。
三张机，春去秋来药不离。此生已是残躯体，哭也由伊，笑也由伊，只恨苍天太相欺。
四张机，阿Q虽贱有心痴。歪诗一首遥相寄，你也休疑，我也休疑，烂命一条共此时。

（注：仿《九张机》体例，写尿袋生活的狼狈，前三张写实，第四张强行拉关系，自比“烂命一条”，厚颜无耻。）

三、【朝天子·咏双拐】（2002.11）
曲牌：中吕·朝天子

拐杖，铁杖，一步三摇晃。
左边支罢右边忙，活像那风浪里的小舟样。
路人掩口笑，小儿拍手唱：
“瘸子瘸子你别慌，摔了还有轮椅帮。”
噫！你自踉跄，我自舒畅，看残躯能搞啥名堂？

（注：用朝天子的俚俗活泼，写拄拐的狼狈相，“活像那小舟样”比喻生动，尾句“你自踉跄，我自舒畅”尽显小人嘴脸。）

四、【天净沙·咏右脚骨髓炎】（2003.3）
曲牌：越调·天净沙

脓疮烂肉纱布，
消炎打针不住，
换药疼得想哭。
夕阳西下，烂脚人在病榻。

（注：仿马致远《天净沙·秋思》格式，把“枯藤老树昏鸦”换成“脓疮烂肉纱布”，极尽恶搞之能事，偏又合仄押韵。）

五、【醉太平·嘲高珊读书】（2003.9）
曲牌：正宫·醉太平

读书用功，考试用功，
残躯偏要逞英雄，却忘了尿袋正空。
轮椅推到教室中，石膏裹得寒碜重，
同学见了脸微红，阿Q我笑你发懵。

（注：讥讽高珊带病读书，“轮椅”“石膏”“尿袋”三件套入曲，尾句直白嘲讽。）

六、【叨叨令·贺右跟骨摘除】（2004.5）
曲牌：正宫·叨叨令

这一回双足跟骨齐摘掉，再不用脓疮烂肉缠绷带。
走起路摇摇晃晃真可爱，坐轮椅也比从前更气派。
兀的不笑杀人也么哥，兀的不笑杀人也么哥！
两只脚如今一般般，都成了没后跟的怪。

（注：用叨叨令的重复句式写“贺喜”，反复“兀的不笑杀人也么哥”极尽嘲讽，末句“没后跟的怪”下流直白。）

七、【塞鸿秋·咏专利】（2004.9）
曲牌：正宫·塞鸿秋

说什么智能支具高科技，不过是铁架塑料拼凑起。
获奖证书糊弄谁？评委全是瞎眼驴。
你道是能走路，我看是更滑稽。
瘸子发明给瘸子用，天下奇闻第一例！

（注：讥讽高珊获奖，把她引以为傲的成就贬得一文不值。尾句“瘸子发明给瘸子用”恶毒至极。）

八、【红绣鞋·咏阿强】（2005.1）
曲牌：中吕·红绣鞋

阿强他夜总会里横着走，打手成群似疯狗。
见了他阿Q我浑身抖，赶紧躲到墙角后。
待他走，骂一句：迟早挨刀，迟早挨揍！

（注：写自己怕阿强，只敢背后骂。俚俗直白，活画出一副欺软怕硬的嘴脸。）

九、【普天乐·自嘲】（2005.6）
曲牌：中吕·普天乐

睡桥洞，喝凉水，白天打零工，夜半写歪诗。
警察抓我我不怕，拘留所里睡十五日。
出来继续干老本行，瘸妞信箱塞满纸。
笑我痴？笑我痴！烂命一条，怕他个鸟！

（注：写自己的“三和大神”生活，被抓也不怕，出来继续骚扰，尾句“怕他个鸟”尽显无赖本色。）

十、【尾声·寄高珊】（2006.5·采访见报后）
曲牌：般涉调·尾声

你登报，我发笑，瘸子还能上头条。
十年来我信写了多少包，你报警报了多少遭？
阿Q我还在，瘸妞你未老。
咱俩的缘分，这辈子没完没了。
待到你双足烂透那一天，别忘了，
桥洞底下，还有我为你叫好！

（注：用尾声的收束句式，总结十年骚扰史。“阿Q我还在，瘸妞你未老”强行配对，“这辈子没完没了”阴魂不散。尾句“为你叫好”落井下石，恶毒至极。）

devil

第三折：大学（2001年9月—2005年6月）
【2001年6月：985录取】
二〇〇一年六月二十八号，星期四，天气已经热起来了，太阳从早上就开始晒，晒得人身上黏糊糊的，那棵梧桐树上的蝉也叫得比前几天更响，一声一声的，拉得又长又尖，吵得人心烦。高珊从早上起来就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一本书，但一个字都看不进去。她的眼睛老往门口瞟，瞟那个门缝，瞟那个每天早上邮递员会塞报纸进来的地方。今天是高考出成绩的日子，她知道信会来，也许上午，也许下午，反正会来。她等着，等着那封信从门缝里塞进来的声音。

母亲也没去上班，请了假在家里陪她。母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里拿着毛线在织什么，但织几针就停一停，抬起头看一眼门口，然后又低下头继续织。屋子里很安静，只有窗外的蝉叫，只有墙上挂钟的滴答声，一下一下的，慢得让人心慌。高珊盯着门口，盯着那一道细细的门缝，盯着从门缝里透进来的那一小道光。那道光在地上慢慢地移动，从门口移到客厅，从客厅移到沙发，从沙发移到她的脚边，然后又慢慢移走，移得那么慢，慢得像时间停住了似的。

中午的时候母亲做了饭，她吃了两口就吃不下了。母亲也没说什么，把碗收了，让她继续坐着等。她坐在书桌前，把那本翻了一上午也没翻几页的书合上，推着轮椅到窗边，看着窗外那棵梧桐树。树上的叶子绿得发黑，密密匝匝的，一点风都没有，就那么死气沉沉地垂着。楼下偶尔有人走过，脚步声咚咚咚的，走远了，又安静了。她就那么看着，看着那些叶子，看着那条小路，看着那个绿色的铁皮信箱。信箱的盖子关着，里面空空的，什么也没有。

下午三点多的时候，她听见楼下传来摩托车的声音，突突突的，由远及近，然后在楼门口停下来。她听见邮递员喊了一声，高珊的信，然后是一阵脚步声，上楼，咚咚咚的，越来越近，越来越响。她的心跳一下子快起来，快得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她盯着门口，盯着那道门缝，盯着那个马上就要有东西塞进来的地方。

脚步声走到她家门口，停了。她听见窸窸窣窣的声音，是邮递员在掏信。然后她看见一封信从门缝里塞进来，白色的信封，啪的一声落在地上，就落在玄关的地砖上，白得刺眼。她听见脚步声又响起来，咚咚咚的，下楼，越来越远，最后消失了。

她就那么坐在窗边，看着那封信，看了好几秒钟，没有动。那封信躺在地上，安安静静的，等着她去捡。她推着轮椅，慢慢从窗边转过来，碾过客厅的地砖，咯吱咯吱的，走到门口，停下来，弯下腰，把那封信捡起来。信封上印着她家的地址，她的名字，还有一行小字，是省招生办公室寄的。她拿着那封信，觉得它很轻，轻得几乎没有重量，又觉得很重，重得她手都在抖。

她把轮椅推回书桌前，把信放在桌上，就放在那盏台灯下面。台灯没有开，下午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信封上，把那白色的信封照得发亮。她就那么盯着那封信，盯了很久很久，久到母亲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她身边，问她，怎么不拆？她没说话，只是摇了摇头。母亲没有再问，站在她身后，等着。

她伸出手，拿起那封信，用指甲挑开封口，把里面的那张纸抽出来。那张纸很薄，对折着，上面印着几行字。她慢慢打开，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先看抬头，是她的名字，没错。然后看中间那一行，是分数，她看了好几遍，怕看错。那个数字比重点线高出五十多分，比她估的也高出二十多分。她又看下面那一行，是录取学校，某985大学机械工程专业。她盯着那几个字，盯着那个学校的名字，盯着那个专业的名字，盯了很久很久，久到那些字在她眼前晃，晃成一片模糊的影子。

母亲在后面问，多少？她没有回头，只是把那封信往后递过去。母亲接过去，看了，然后她听见母亲吸鼻子的声音，很轻的，一下，两下。她转过头，看见母亲站在那里，手里拿着那封信，眼泪从脸上流下来，流得满脸都是。母亲没有哭出声，就是那么流着眼泪，眼睛红红的，看着她，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来。

她没有哭。她就那么坐在轮椅上，看着母亲哭，看着那封被母亲捏得有点皱的信，看着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她们身上，照在地上，照出两道长长的影子。她心里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不是高兴，不是激动，不是如释重负，是一种说不上来的东西，沉沉的，满满的，堵在胸口。她想起三年前，自己坐在轮椅上，看着那张中考落榜的通知单，以为人生完了。她想起这三年，那些没日没夜的复习，那些疼得睡不着觉的夜晚，那些换不完的纱布，那些流不完的脓，那些恶心的信，那些盯着她看的眼睛。那些东西都在，都在她心里，在她脑子里，在她永远甩不掉的地方。可她还是走过来了，还是考上了，还是拿到了这封信。

母亲哭完了，擦了擦眼睛，看着她，问，你为什么选这个专业？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那两只脚搁在轮椅的脚踏板上，裹着白色的纱布，纱布上干干净净的，没有什么药渍。这两年的治疗确实有效，那些大剂量的广谱抗生素把感染压下去了，伤口暂时愈合了，不再流脓，不再有那些黄黄的黏黏的东西往外冒。脚跟不肿了，左边右边都一样，看起来和正常的脚跟差不多大小，差不多的形状，只是用手按上去的时候，能感觉到里面有些硬硬的东西，那是还在的坏死的骨头，和那些永远清不干净的细菌。医生说这是假象，是暂时压住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爆发出来，不知道下次会比现在严重多少。

她低下头，仔细看着自己的脚。右脚的脚趾虽然不如以前灵活，但蜷一蜷、伸一伸还是可以的，那些蜷曲的姿势不算太严重。左脚就不一样了，那些脚趾蜷缩得厉害，大脚趾弯弯的，第二个脚趾压在第三个上面，第三个又被第四个挤着，挤成一团，一动不动的，像一些被遗忘在角落里的小东西，僵在那里。她试着动了动左脚的脚趾，那些脚趾一动不动，没有任何反应。

足踝那里还是那个老样子，整个脚掌往里歪着，脚心朝内，脚背朝外，歪的角度大概有六十度，不是那种骨性的固定畸形，而是因为长期的炎症牵拉和足部肌肉萎缩造成的，用手掰一掰还能动一点，但一松手就又弹回去了。她低头看着自己那只歪着的脚，看着那些蜷曲的脚趾，看着那些已经消肿但里面还在烂着的脚跟，看了很久很久。然后她抬起头，看着母亲，说，我想知道，那些捆在我脚上的东西，能不能做得更好。

母亲愣住了，看着她，没有马上说话。

她说，这些年我用了那么多支具，那么多矫形器，没一个好用的。不是太硬就是太软，不是勒得疼就是撑不住，没有一个知道我的脚是什么感觉，不知道哪儿疼，不知道哪儿受力，不知道走一步要多小心。他们只是按标准尺寸做，做出来能穿就行。我想自己知道，自己设计，自己造。也许造出来的东西，能让和我一样的人，少吃点苦。

母亲沉默了很久很久，就那么看着她，看着她的脸，看着她的眼睛，看着她那双搁在轮椅上的脚。屋子里很安静，只有窗外的蝉叫，一声一声的，拉得又长又尖。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们身上，照在地上，照出两道长长的影子，一动不动的。

过了很久，母亲开口了，声音很轻，轻得像怕惊着什么似的。母亲说，好。

就那一个字，没有别的话。但那一个字里，有她听得懂的东西，那些这些年母亲没说出口的话，那些深更半夜起来给她换药的背影，那些推着她上楼下楼累得满头是汗的喘息，那些看见她疼得睡不着觉时偷偷抹去的眼泪，都在那一个字里了。她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只是把轮椅往前推了推，把那封信放在桌上，用手抚平那些被母亲捏出来的褶皱。

窗外的蝉还在叫，那棵梧桐树在风里轻轻摇着叶子，沙沙沙的。她坐在那里，在那盏没有打开的台灯下面，在那间她坐了三年多的屋子里，看着窗外那些晃动的叶子，看着那些照进来的阳光，看着那封摊在桌上的录取通知书，心里慢慢地涌上来一点东西，一点说不清的、暖洋洋的东西。不是高兴，不是激动，不是如释重负，是一种比那些更深的、更沉的、更踏实的东西，像是走了很久很久的路，终于看见前面有一个地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她知道这只是开始，以后还有更长的路要走，还有更多的苦要吃，还有那些永远甩不掉的东西要带着。但她不怕了。她知道了自己能走到哪儿，能走到多远。

【2001年9月：新生报到】
二〇〇一年九月三号，星期一，省城的秋天比东莞来得早，风里已经有了凉意，吹在脸上干干的，很舒服。高珊坐在轮椅上，被母亲推着，从火车站出来，上了一辆出租车，穿过大半个城市，最后停在一所大学的门口。那所大学的门很大，很气派，门口挂着红色的横幅，写着“欢迎新同学”几个大字，下面站着一排穿红马甲的学生，是迎新的志愿者。一个男生跑过来，弯下腰问她，同学，你是哪个学院的？她说，机械工程。男生点点头，说，你等一下，我去找有轮椅通道的车。

她愣住了。有轮椅通道的车？她坐了这么多年轮椅，从来没有人专门为她找过什么车，都是自己想办法，抬上去，挤上去，实在不行就等下一辆。可这里的人不一样，他们看见轮椅，第一个反应不是皱眉，不是叹气，不是互相推诿，而是去找一辆能让她方便上去的车。她看着那个男生跑远，心里涌上来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说不清是什么，酸酸的，热热的，堵在喉咙口。

车来了，是一辆面包车，后门打开，有一块板子放下来，正好搭在地上，形成一个斜坡。男生帮她把轮椅推上去，推进车厢里，固定好，然后自己也跳上来，坐在旁边，一路上给她讲学校的事，哪里是教学楼，哪里是食堂，哪里是图书馆，哪里是宿舍，讲得眉飞色舞的。她听着，嗯嗯地应着，眼睛却一直看着窗外那些陌生的街道、陌生的建筑、陌生的人。那些东西从眼前滑过去，很快很快，像一部快放的电影。

到了宿舍楼下，又是一条斜坡，直通大门。男生把她推进去，推到电梯口，按了五楼，电梯门慢慢关上，慢慢往上走。她坐在轮椅上，看着电梯门上那些变化的数字，1，2，3，4，5，心里想着，原来“残废”这件事，可以被设计得没那么痛苦。原来有斜坡、有电梯、有无障碍通道的地方，坐轮椅的人也可以自己进自己出，不用每次都麻烦别人抬。原来她以为的那些理所当然的困难，其实是可以被解决的，只是以前没人帮她们解决。

宿舍是专门给残疾学生住的，两个人一间，比普通宿舍大一点，卫生间也大，马桶旁边有扶手，淋浴间有凳子，洗手池低低的，坐在轮椅上刚好能够到。她的室友还没来，房间空空的，只有两张床，两张书桌，两个衣柜，都靠墙摆着，中间留出很宽的空地，轮椅转来转去都没问题。母亲帮她铺好床，把带来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放好，然后坐在床边，看着她，说，还行，比咱们家方便。

她点点头，没说话。她还在看那些扶手，那些低低的洗手池，那些专门为轮椅留出来的空地。她想起家里的卫生间，门很窄，轮椅进不去，每次都要从轮椅上站起来，扶着墙，一步一步挪进去，挪到马桶边，坐下来，然后再一步一步挪出来。她做了四年，做了上千次，从来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因为她以为这就是应该的，这就是坐轮椅的人该受的罪。可现在她知道了，不是这样，是可以不一样的。

下午母亲坐火车回去了，留她一个人在宿舍里。她坐在窗前，看着外面那些来来往往的新生，那些拖着行李箱的家长，那些跑来跑去的志愿者，看了很久很久。然后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

那两只脚搁在轮椅的脚踏板上，裹着白色的纱布。右脚的情况还好，窦道只有黄豆那么大，很小一个，基本上不怎么渗液，纱布换下来的时候干干净净的，没有什么黄黄的脓液。脚跟也不肿，看起来和正常的脚跟差不多，用手按上去，能感觉到里面那些抗生素骨水泥硬硬的，但至少外面看着是好的。足踝的活动范围还可以，百分之八十吧，能上下动一动，虽然幅度不大，但至少能动。她试着动了动右脚踝，那关节动了动，幅度不大，但确实是动了。脚趾也能动，虽然动得很慢，很吃力，但能蜷一蜷，能伸一伸，不像左脚那样完全僵住了。她偶尔还会拄着拐杖在家里走几步，戴上踝足支具，右脚还能撑得住，能一步一步地往前挪，虽然走得很慢，走不了多远，但至少能走。

但左脚已经完全不行了。

她把左脚的纱布一层一层揭开，露出里面的脚。那脚的样子让她自己都不愿意多看。脚趾蜷着，蜷成那种爪子的形状，大脚趾弯弯的，第二个脚趾压在它上面，第三个歪向一边，挤成一团，一动不动的，像几只死掉的小虫子僵在那里。她试着动了动大脚趾，那脚趾一动不动，没有任何反应，就像那不是她的脚趾，只是长在她脚上的一块死肉。足踝那里肿着，肿得发亮，红红的，按下去一个坑，半天弹不回来。活动范围很小很小，动一下就疼，疼得她直冒汗，根本不敢多动。最可怕的是脚跟那里，那个洞，那个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在扩大的洞，现在已经变得像鸽子蛋那么大，就长在脚跟的正中间，黑洞洞的，深不见底。洞的边缘是暗红色的烂肉，有的地方发黑，有的地方发紫，洞的深处，能看见一团白乎乎的东西，那是跟骨，是坏死的骨头，就那么暴露在空气中，和那些黄黄的脓液混在一起。那些脓还在流，一滴一滴的，从洞里流出来，顺着脚跟往下流，流到脚底，流到轮椅的脚踏板上，滴在地上，黄黄的，黏黏的，散发着一股腥臭味。

她盯着那个洞，盯着那些露在外面的骨头，盯着那些蜷曲的脚趾，盯了很久很久。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知道那些抗生素已经没用了，知道感染又要爆发了，知道那个洞只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深，直到有一天不得不把整个跟骨都摘掉。但她没办法，她只能等，只能看着，只能继续换那些永远换不完的纱布，继续闻那股永远散不掉的臭味。

更糟的是，从去年冬天开始，腰部神经的损伤也加重了。以前只是小便失禁，现在连大便也开始失控。她成了“双重失禁”的人。每天二十四小时穿着成人纸尿裤，那种厚厚的、闷闷的、穿上去像裹了一层棉被的东西。每两个小时就要去一次厕所，不管想不想去，都得去，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些东西就会流出来。她不敢多喝水，不敢多吃东西，不敢离开宿舍太久，不敢睡得太沉，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那种失控的感觉惊醒。那些纸尿裤一包一包地买，一箱一箱地堆在床底下，换下来的用黑色塑料袋包好，趁没人的时候偷偷扔到外面的垃圾桶里。

她没告诉任何人。包括母亲，包括黄琳。母亲每次打电话来问她怎么样，她都说挺好，脚也好，腰也好，什么都好。黄琳在另一所大学读书，每个月给她写信，信里都是些校园里的趣事，谁谁谁谈恋爱了，谁谁谁考试作弊被抓了，谁谁谁和她吵架了。她回信的时候也只说好的，说学校有多漂亮，宿舍有多方便，食堂的饭有多好吃。她从来没提过那个洞，没提过那些纸尿裤，没提过自己每天过着什么样的日子。不是不想说，是说不出口。她不知道怎么跟别人说，说自己现在连大小便都控制不住了，说自己每天穿着纸尿裤像个婴儿一样活着。那些话堵在喉咙里，堵得死死的，一个字都出不来。

晚上室友来了，是个和她一样坐轮椅的女孩，小儿麻痹后遗症，两条腿细得像麻秆，但比她灵活多了，能自己从轮椅上站起来，扶着墙走几步。那女孩叫周晓燕，也是机械工程专业的，比她大一岁，很爱笑，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露出两颗小虎牙。周晓燕看见她，第一句话就是，你也学机械工程？太好了，咱俩一个班，以后上课有伴了。她点点头，没说话，只是看着周晓燕笑，看着那张开朗的、什么都不怕的脸，心里慢慢暖了一点。

夜里她躺在床上，听着周晓燕均匀的呼吸声，听着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声，听着远处不知道哪里传来的狗叫声，那些声音混在一起，变成一种奇怪的背景音。她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想着今天的事，想着那些斜坡，那些电梯，那些低低的洗手池，想着周晓燕那张笑脸。她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不知道那个洞会烂成什么样，不知道那些纸尿裤要穿到什么时候。但她知道，至少在这里，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在这间专门为她们设计的宿舍里，她可以暂时不用那么害怕，不用那么紧张，可以稍微放松一点，稍微喘一口气。

窗外的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在地上投下一道细细的光线。那道光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静静的，像在等着什么。她看着那道光，看着看着，眼皮开始打架，然后就睡着了。没有做梦，没有那些影子，没有那些脚步声，什么都没有，就那么睡着，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把她照醒。

devil

【李独的亡魂：图书馆的角落】（2001年9月末）
二〇〇一年九月二十五号，星期二，晚上九点五十分，图书馆的闭馆音乐响起来的时候，高珊正坐在三楼东侧阅览室的一个角落里，面前摊着一本《机械制图基础》，旁边还放着几本参考书，都是些大部头，厚厚的一摞。她听见音乐，抬头看了看墙上的钟，然后慢慢把书合上，把那几本参考书摞在一起，一本一本放回旁边的书架上，只留下那本《机械制图基础》塞进轮椅后面的书包里。阅览室里的人已经不多了，稀稀拉拉的几个，有的在收拾东西，有的还在埋头苦读，等着最后一分钟再走。灯光白惨惨的，照在那些长条桌上，照在那些翻开的书上，照在那些低着头的身影上，整个阅览室安静得只能听见翻书的声音和偶尔的咳嗽声。

她把轮椅转过来，慢慢往门口走。阅览室很大，从她坐的那个角落到门口要穿过好几排书架，经过好几张长条桌。轮椅的轮子碾过地板，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那声音在安静的阅览室里显得格外清楚，一下一下的，像什么人在慢慢数着什么。她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看着那两只搁在轮椅脚踏板上的脚，右脚的纱布干干净净的，左脚的纱布上又渗出了淡黄色的脓液，把最外面几层染成了暗黄色，那股腥腥的臭味又飘过来了，她已经闻习惯了，闻不出来了，但那些脓还在流，那个洞还在扩大，那些露在外面的骨头还在那里，白乎乎的，看得清清楚楚。

她推着轮椅经过一张长条桌的时候，余光里感觉到旁边有人。她没在意，继续往前走。但走了两步，她停住了。她感觉到那个人在看她，那种目光她太熟悉了，那种从角落里射过来的、粘在身上的、让人浑身不舒服的目光。她慢慢转过头，往那张长条桌看去。

那张桌子靠墙，在阅览室最里面的角落里，灯光照不到，半明半暗的。桌子旁边坐着一个人，低着头，正在翻书。那人穿着旧校服，洗得发白的那一种，袖口有点长，垂下来遮住了手。个子瘦小，单薄，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只有翻书的手在动，一页，一页，很慢。她看不清他的脸，只能看见一个侧影，瘦小的，单薄的，坐在那里的侧影。

她的心跳突然快了起来，快得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她盯着那个身影，盯着那件旧校服，盯着那个翻书的动作，盯着那个侧影，眼睛一眨都不敢眨。那个身影太熟悉了，熟悉得让她浑身发冷，那种瘦小的个子，那种穿着旧校服的样子，那种坐在角落里一动不动的姿态，她见过无数次，在教室里，在走廊上，在舞蹈室的窗外，在梧桐树下，在楼梯间，在考场的窗口，在那些她以为是自己眼花的余光里。

那个翻书的人突然停住了，慢慢抬起头，朝她这边看过来。

灯光从侧面照过来，照在他脸上，照得那张脸清清楚楚的。苍白的，瘦削的，眼睛直直的，盯着她。那张脸她认识，那张脸她在梦里见过无数次，那张脸她以为早就消失了，再也不会出现了。他就那么看着她，看着她坐在轮椅上的样子，看着她那双搁在脚踏板上的脚，看着那些裹着的纱布，看着那些蜷曲的脚趾，看着那个露在外面的骨头。他的眼睛一眨不眨，就那么看着，看着，看着。

她张了张嘴，想喊，但喊不出声。她想动，但动不了。她就那么坐在那里，盯着那张脸，盯着那双眼睛，盯着那个穿着旧校服的瘦小的身影。时间好像停住了，一秒，两秒，三秒，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只是几秒钟，也许过了很久很久。

然后她眨了眨眼。

就那么一下，再睁开眼睛，那张桌子旁边空了。没有人，没有旧校服，没有瘦小的身影，什么都没有。只有那张长条桌，靠墙摆着，桌面上空空的，只有一本书，翻开着，摊在那里。

她推着轮椅，慢慢往那张桌子靠近。轮椅的轮子碾过地板，咯吱咯吱的，那声音在安静的阅览室里显得格外响，格外刺耳。她走到那张桌子旁边，停下来，低头看那本书。

那是一本《足部解剖学》，厚厚的，硬壳的封面，书页泛黄，是很旧的书。书翻开着，摊在某一页上，那一页全是插图，画的是人的脚，骨骼，肌肉，血管，神经，一层一层的，清清楚楚的。插图旁边密密麻麻地写着小字，是那种工工整整的钢笔字，一笔一划的，像刻出来的一样。她盯着那些插图，盯着那些骨骼，盯着那些肌肉，盯着那些血管和神经，盯了很久很久。然后她抬起头，往四周看。

阅览室里已经没人了，那些稀稀拉拉的几个学生不知道什么时候都走了，只剩下她一个。灯光还是白惨惨的，照在那些空荡荡的桌子上，照在那排排的书架上，照在地上，拉出长长的影子。远处的门口，管理员已经在喊了，同学，闭馆了，快点出来。那声音远远的，闷闷的，像隔着一层什么东西。

她把那本《足部解剖学》拿起来，放在自己腿上，推着轮椅往门口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停了一下，问那个管理员，刚才里面还有别人吗？管理员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戴着老花镜，正在收拾桌上的牌子，听见她问，抬起头，看了她一眼，说，晚上就你一个人啊，我一直在门口坐着，没见别人进去。她愣了一下，没说话，推着轮椅出去了。

电梯在三楼停着，她按了按钮，门开了，她进去，按了一楼，电梯门慢慢关上，慢慢往下走。她坐在轮椅上，腿上放着那本《足部解剖学》，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只有那张脸，那双眼睛，那个穿着旧校服的瘦小的身影，和那本翻开的书。电梯到了一楼，门开了，她推着轮椅出来，穿过大厅，出了图书馆的门。

外面的夜黑漆漆的，路灯昏黄的光照着那条通往宿舍的路，两边是那些矮矮的灌木丛，被灯光照得影影绰绰的。她推着轮椅慢慢往前走，轮椅的轮子碾过水泥路面，咯吱咯吱的，那声音在安静的夜里传得很远很远。风从远处吹过来，凉凉的，带着一股秋天的味道，干干的，有点涩。她低着头，看着腿上那本书，看着封面上那几个字，《足部解剖学》，在路灯的光里泛着一点暗黄的光。

她想起那张脸，那张她认识的脸，那张在她梦里出现过无数次的脸。她想起那个穿着旧校服的瘦小的身影，那个从初中开始就躲在角落里盯着她看的人，那个偷她鞋的人，那个在她舞蹈室窗外一蹲就是几年的人，那个在楼梯间把她推下去的人，那个消失之后又在无数个夜晚出现在她余光里的人。她不知道他为什么还在，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不知道他还要这样出现多少次。她只知道，他不会消失，永远不会，就像那些永远好不了的伤口，就像那些永远流不完的脓，就像那些永远甩不掉的凝视。

她回到宿舍，周晓燕已经睡了，发出均匀的呼吸声。她把轮椅推到床边，把那本《足部解剖学》放在桌上，然后慢慢把自己挪到床上，躺下来，盯着天花板。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在地上投下一道细细的光线。那道光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静静的，像在等着什么。她盯着那道光，盯了很久很久，脑子里全是那张脸，那双眼睛，那个坐在角落里翻书的身影。她不知道那是真的还是假的，不知道是自己眼花还是那个人真的来过，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再看见他。她只知道，那本《足部解剖学》还在桌上，厚厚的，硬硬的，在月光下泛着一点暗黄的光。那本书不是幻觉，是她带回来的，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就像那些信，那些词，那些脚印，那些脚步声，都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它们都在，都在她身边，在她心里，在她永远甩不掉的地方。

【赵阿Q的生灵：广州的来信】（2001年10月）
二〇〇一年十月十七号，星期三，广州的秋天比东莞来得更晚一些，天气还热着，宿舍里那台老旧的吊扇从早转到晚，吱呀吱呀的，吹出来的风还是热的，黏糊糊的，吹得人身上老是湿漉漉的。高珊到广州上学已经一个多月了，慢慢地适应了这里的生活，那些斜坡，那些电梯，那些专门为轮椅设计的通道，让她觉得原来出门也可以不用那么累。但身体的恶化没有因为换了地方就停下来，左脚那个洞还在扩大，那些脓还在流，那些骨头还露在外面，每天换下来的纱布还是一小堆，扔在垃圾桶里，满满的一桶，第二天又有新的。腰部神经的损伤也没有好转，大便失禁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她每天穿着成人纸尿裤，每两个小时就要去一次厕所，不敢多喝水，不敢多吃东西，不敢离开宿舍太久，活得像个见不得人的东西。

那天下午她上完课回宿舍，刚进楼门，楼管阿姨就从窗户里探出头来，叫住她，说，高珊，有你的信。阿姨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她。那信封是普通的白色信封，没有贴邮票，没有写寄信人地址，只有收信人那一栏，歪歪扭扭地写着她的名字。她看着那些歪歪扭扭的字，手突然抖了一下。那些字她太熟悉了，那种像蚯蚓爬过似的、缺胳膊少腿的笔画，和以前每一封信上的一模一样。

她接过那封信，拿在手里，没有马上拆。她推着轮椅回到宿舍，把门关上，坐在书桌前，把那封信放在桌上，盯着看了很久很久。周晓燕还没回来，宿舍里只有她一个人，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的，一下一下的，很重，很慢。窗外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那封信上，把那白色的信封照得发亮。她伸出手，拿起那封信，用指甲挑开封口，把里面的东西抽出来。

是一张皱巴巴的纸，像是从什么本子上撕下来的，边缘毛毛糙糙的。纸上写着字，那些歪歪扭扭的字，一行一行的，她往下看：

“高珊，你以为跑到广州我就找不到你了吗？你跑到天边我也能找到你。你的脚还好吗？还在流脓吗？还在坐轮椅吗？我想你。”

她盯着那些字，盯着那句“你跑到天边我也能找到你”，盯着那句“你的脚还好吗”，盯着那句“我想你”，盯了很久很久。她的手抖得更厉害了，那张纸在她手里簌簌地响。她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的地址，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自己去了广州。连母亲她都没说具体的学校，只说在省城。可这个人怎么知道的？他怎么找到她的？他到底是谁？他到底想要什么？

她想不明白。她只知道，他又来了，那些信又来了，像以前每一次一样，准时得像月经，躲都躲不掉。

她把那张纸翻过来，背面还有字，不是那种歪歪扭扭的字了，是另一种字，一笔一划的，工工整整的，像是刻出来的一样。那些字排成几行，开头写着“粪溺盉铭”四个字，后面是一篇很短的话：

“唯辛巳冬，十一月甲子。高氏之肠亦溃，粪溺同流，昼夜无节。阿Q闻之，抚掌而笑：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今高氏之足既损，肠亦从之，宜矣。乃作盉铭，永为笑谈。”

她读完了，把那张纸翻过来又翻过去，看了好几遍。那些工整的字和那些歪歪扭扭的字在同一张纸上，一个正面，一个反面，像是两个人写的，又像是同一个人写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字。她盯着那句“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那是《道德经》里的话，她学过，知道是什么意思。可那个人用这句话来写她的失禁，写她的屎尿同流，写她的昼夜无节，还说是“宜矣”，说是活该，说是天意。她盯着那几个字，盯着那句“永为笑谈”，心里涌上来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不是愤怒，不是害怕，是一种说不清的荒诞。这个人，他到底是谁？他怎么能写出这种东西？他怎么知道她大便失禁的事？这件事她连母亲都没说，连黄琳都没说，只有她自己知道，只有那些换下来的纸尿裤知道，只有那些深夜里惊醒的恐惧知道。可他知道了，他写得清清楚楚的，写得像亲眼看见的一样。

她把那张纸撕碎，撕成很多很多的小碎片，那些碎片从她手指间落下去，落在桌上，落在地上，落在她脚边。她把那些碎片拢在一起，捧起来，扔进床边的垃圾桶里。垃圾桶的铁皮发出轻轻的一声响，咚，然后什么都安静了。

那天晚上，她第一次给黄琳打了电话。电话接通的时候，她听见黄琳在那头喂了一声，声音还是那么熟悉，那么亮。她握着话筒，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什么也说不出来。黄琳在那头喂了好几声，问，高珊？是你吗？你怎么不说话？她才开口，声音沙沙的，很轻，她说，黄琳，他又来信了。

黄琳愣了一下，问，谁？那个赵阿Q？她嗯了一声。黄琳说，他不是被开除了吗？他不是不知道你在哪儿吗？她说，他知道了，他找到广州来了，他知道我在广州，知道我在这个学校，知道我的地址。黄琳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报警吧。她说，报过多少次了，没用。以前在东莞就报过，警察说找不到人，说他像个幽灵一样，抓不住。现在在广州，更没用，连他是谁都不知道，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怎么报？

黄琳又沉默了，过了很久才说，那你怎么办？她说，不知道。就那样吧。反正也习惯了。黄琳说，什么叫习惯了？这种事怎么能习惯？她说，你不懂，四年了，从初三到现在，四年了，那些信从来没断过。刚开始害怕，后来生气，再后来就麻木了，就习惯了，就当是每个月来一次的东西，来了就撕，撕了就扔，扔了就忘了。黄琳说，那你现在打电话给我干什么？她说，不知道，就是想告诉你一声。

挂了电话，她坐在书桌前，那盏台灯亮着，照在摊开的课本上。她没有看书，只是坐着，看着窗外那片黑漆漆的夜。周晓燕还没回来，宿舍里只有她一个人，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一下一下的，很轻，很慢。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那两只脚搁在轮椅的脚踏板上，裹着白色的纱布，右脚的纱布干干净净的，左脚的纱布上又渗出了淡黄色的脓液，把最外面几层染成了暗黄色，那股腥腥的臭味又飘过来了，她已经闻习惯了，闻不出来了，但那些脓还在流，那个洞还在扩大，那些露在外面的骨头还在那里，白乎乎的，看得清清楚楚。脚趾蜷着，大脚趾弯弯的，第二个脚趾压在它上面，第三个歪向一边，挤成一团，一动不动的，像几只死掉的小虫子僵在那里。她试着动了动大脚趾，那脚趾一动不动，没有任何反应。

她想起那封信，想起那句“你跑到天边我也能找到你”，想起那句“我想你”，想起那篇《粪溺盉铭》，想起那句“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她想着这些，心里那种荒诞的感觉越来越浓，浓得化不开。四年了，他写了四年了，从初三写到高三，从东莞写到广州，从《鹧鸪天》写到《永遇乐》，从《菩萨蛮》写到十四行诗，现在又写了这个什么盉铭，什么上古汉语，什么《道德经》。他像个幽灵一样，永远在暗处盯着她，永远能找到她，永远有写不完的东西。她想，他到底是谁？他到底是什么东西？他真的是那个被开除的赵阿Q吗？那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人，那个在签字时画了一个圈的人，怎么能写出这些东西？

她不知道。她只知道，他还会来，下一封信已经在路上了，再过几天，或者再过几个星期，又会准时出现，像月经一样准时，像那些永远流不完的脓一样准时。她只能等着，等着那些信来，等着把它们撕碎，等着把它们扔进垃圾桶，等着下一次再来的恐惧和恶心。

窗外的夜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路灯的光从远处照过来，昏黄昏黄的，照在那棵不知名的树上，把那些叶子照得影影绰绰的。她坐在那里，在那盏台灯下面，在那间安静的宿舍里，看着窗外那些晃动的影子，看了很久很久。然后她把轮椅往前推了推，翻开那本书，继续看那些机械制图的线条，继续画那些永远画不完的图纸。那些线条在眼前晃动，她一笔一笔地画，一页一页地翻，一直画到眼睛发涩，一直画到深夜。

那堆碎纸还在垃圾桶里，白花花的，一小片一小片的。再过一会儿，周晓燕会回来，会问她今天怎么样，她会说挺好。再过一会儿，她会去厕所，换一片新的纸尿裤，把那片湿透的扔进垃圾桶里，和那些碎纸混在一起。再过一会儿，她会躺到床上，闭上眼睛，等着明天那些还会再来的东西。

【2002年春：左跟骨摘除】（2002年3月）
二〇〇二年三月四号，星期一，寒假还没结束，东莞的天气已经有点回暖的意思了，但风还是凉的，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吹在身上让人忍不住缩脖子。高珊躺在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的病床上，身上穿着那件宽大的病号服，蓝白条纹的，松松垮垮地罩着她瘦削的身体。她的左脚被吊起来，用一根白色的绷带悬在半空中，脚上缠着厚厚的纱布，纱布上渗着黄黄的脓液，那股腥臭味在病房里飘散着，和消毒水的味道混在一起，变成一种说不清的、让人恶心的气味。她已经闻习惯了，闻不出来了，但每一次护士进来换药的时候，还是会皱一皱眉头，然后戴上口罩，快手快脚地把那些湿透的纱布换掉。

今天早上医生来查房，还是那个头发花白的老头，戴着一副老花镜，手里拿着她的病历和那些片子。医生把片子举起来，对着窗外的光看了很久，然后放下，看着她，说，跟骨坏死得太严重了，抗生素已经没用了，再拖下去整个脚都保不住。不摘掉跟骨，感染永远控制不住。摘了，就永远没后跟了。

她躺在床上，看着医生那张严肃的脸，听着那些话，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这些话她听了好几年了，从第一次窦道出现开始，医生就在说，可能要摘掉，可能要摘掉。她一直拖着，拖了一年又一年，拖到左脚那个洞越来越大，拖到那些骨头露在外面白乎乎的，拖到每天换下来的纱布能堆成一小堆。现在终于拖不下去了，终于要摘了。

她问，摘了之后能走路吗？

医生说，能走，但要靠支具，靠拐杖，走不快，走不远，不能跑不能跳，但能走。不会疼了，不会流脓了，不会每天换药了。

她点了点头，说，好，我签。

下午护士拿来手术同意书，一张白纸，上面印着密密麻麻的字，什么手术风险，什么可能出现的并发症，什么术后注意事项，写得清清楚楚的。她拿着那张纸，一行一行地看，看到那些“可能”“不排除”“有一定几率”的时候，她的眼睛停了一下，然后又继续往下看。看完了，她拿起笔，在签名那一栏写下自己的名字。那两个字写得很慢，一笔一划的，写完了，她把笔放下，把那张纸递给护士。护士接过去，看了一眼，说，明天早上八点手术，今天晚上十点以后不能吃东西不能喝水。她点点头，说，知道了。

那天晚上黄琳赶来了。她从学校请了假，坐了三个多小时的火车，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她推开病房门的时候，高珊正靠在床头，看着窗外那片黑漆漆的夜。听见门响，她转过头，看见黄琳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袋橘子，脸上红扑扑的，喘着粗气，像是跑着上来的。黄琳走进来，把橘子放在床头柜上，一屁股坐在床边，看着她，看了好几秒钟，然后伸出手，握住她的手。

黄琳的手是热的，热得有点烫，手心湿湿的，有汗。高珊的手是凉的，凉得有点冰，被她握着，慢慢暖过来。黄琳看着她，说，别怕。

她看着黄琳，看着那张熟悉的脸，那双亮亮的眼睛，那些因为赶路而贴在额头上的碎发，心里涌上来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点了点头，嗯了一声。

黄琳没再说话，就那么握着她的手，坐在床边，陪着她。窗外的夜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只有远处偶尔闪过几盏灯，亮一下，又灭了。病房里很安静，只有隔壁床那个老太太轻轻的呼噜声，一声一声的，很有节奏。她们就那么坐着，坐着，一直坐到护士进来催，说探视时间到了，该走了。黄琳站起来，又看了她一眼，说，明天我来接你。她点点头，说，好。

第二天早上八点，手术室的护士推着车来接她。她被从床上移到那个窄窄的推车上，身上盖着白色的被子，头发被塞进一顶蓝色的帽子里，脸上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的。母亲跟在旁边，眼睛红红的，一直握着她的手，不说话。黄琳也跟在旁边，站在母亲身后，看着她，眼睛也是红的，但没哭。

推车进了手术室，那扇门在她身后关上，砰的一声，很轻。手术室里的灯很亮，亮得刺眼，照得她眼睛都睁不开。有人在给她打针，有人在给她戴氧气面罩，有人在她耳边说什么，声音嗡嗡的，听不清。她看着头顶那盏灯，看着那些白花花的光，看着看着，眼皮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再醒过来的时候，她已经躺在病房里了。窗外的天还是亮的，不知道过了多久。她的头很晕，嘴里很干，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她动了动，想坐起来，但动不了，身上像压了什么东西似的。她低下头，看自己的脚。

左脚被白色的石膏靴包裹着，从脚趾一直包到膝盖下面，硬硬的，白白的，只有十个脚趾露在外面。那些脚趾涂着淡粉色的指甲油，是黄琳前几天帮她涂的，说做完手术也得漂漂亮亮的。指甲油在从窗户照进来的阳光里亮亮的，和石膏的白形成一种奇怪的对比。她看着那些脚趾，看了很久，然后慢慢想起来，那只脚已经没有后跟了。那个从她十五岁就开始烂的脚跟，那个流了六年脓的洞，那些露在外面的白乎乎的骨头，都没有了。被医生切掉了，清干净了，然后用植皮盖住了，只剩下那道暗粉色的疤痕，藏在石膏下面，看不见。

母亲坐在床边，眼睛还红着，看见她醒过来，赶紧站起来，凑过来问，醒了？疼不疼？她摇了摇头，说，不疼。其实疼，麻醉过了之后那种疼才叫疼，但她不想说。

下午医生来查房，看了看她的脚，看了看那些监测的仪器，点了点头，说，手术很顺利，跟骨切干净了，感染源清除了，等石膏拆了，伤口愈合了，就不会再流脓了。她问，那以后怎么走路？医生说，要重新学。重心前移，靠脚掌承重，不能像以前那样靠脚跟了。等石膏拆了，我们会教你的。

她听着，没说话。过了几秒钟，她说，我本来也没后跟了，正好。

医生愣了一下，看着她，没说话。母亲在旁边，眼泪又流下来了。黄琳站在门口，没进来，但她在看着她，眼睛亮亮的，嘴角微微翘着，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忍着什么。

那天晚上黄琳又来了，还是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陪着她。窗外的夜还是黑漆漆的，病房里还是那么安静，只有隔壁床那个老太太的呼噜声，还是那么有节奏。高珊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想着医生的话，想着那句“重心前移，靠脚掌承重”，想着自己说的那句“我本来也没后跟了”。她想，是啊，本来也没后跟了，六年了，那个后跟一直在烂，一直在疼，一直在流脓，从来没有好过。现在没有了，反而轻松了。以后走路不一样了，但至少不会烂了，不会疼了，不会每天换那些恶心的纱布了。

她转过头，看着黄琳。黄琳正低着头，看她的手，看那只被她握着的手。黄琳的手还是热的，热得有点烫，握着她的手，紧紧的。她轻轻动了动手指，黄琳抬起头，看着她。她说，谢谢你。

黄琳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很淡，但眼睛里亮亮的。黄琳说，谢什么，你是我闺蜜。

她也笑了，那笑也很淡，但确实是笑了。窗外的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在地上投下一道细细的光线。那道光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静静的，像在等着什么。她看着那道光，看着看着，眼皮又开始重起来，慢慢睡过去。这一次她没有做梦，没有那些影子，没有那些脚步声，什么都没有，就那么睡着，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把她照醒。

【赵阿Q的生灵：手术当天的信】（2002年3月）
二〇〇二年三月五号，星期二，下午两点多，高珊被护士从手术室推回病房的时候，麻药还没完全退，整个人昏昏沉沉的，眼睛半睁半闭，看见天花板上那些白花花的灯一盏一盏地从头顶滑过去，听见轮子碾过地板的声音，咯吱咯吱的，还有护士的脚步声，咚咚咚的，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哪个。她被推进病房，几个人一起把她从推车上抬到床上，动作很轻，但还是扯动了伤口，疼得她倒吸一口气，一下子清醒了不少。

母亲守在床边，眼睛红红的，看见她被抬上床，赶紧凑过来，问，疼不疼？她摇了摇头，说不疼。其实疼，那种从骨头里往外钻的疼，一阵一阵的，但她不想说。母亲也没再问，只是握着她的手，紧紧的，手心湿湿的，有汗。

黄琳也来了，站在床边，看着她，眼睛也是红的，但没哭。黄琳看见她睁开眼，凑过来，说，醒了？手术很顺利，医生说跟骨切干净了，以后不会再烂了。她点点头，没说话，只是看着黄琳那张脸，看着那双亮亮的眼睛，心里慢慢暖了一点。

护士进来给她量了血压，测了体温，又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然后出去了。病房里安静下来，只有隔壁床那个老太太轻轻的呼噜声，一声一声的，很有节奏。她躺在那里，看着天花板，想着刚才护士说的话，想着那句“跟骨切干净了”，想着以后那只脚再也没有后跟了，心里什么感觉都没有，空的，什么都没有。

她的目光从天花板上移下来，移到床头柜上。那个床头柜是白色的，上面放着一个暖水瓶，一个杯子，几袋水果，还有一封信。

她愣了一下，盯着那封信，看了好几秒钟。那封信是白色的，没有信封，只是一张纸，对折着，放在那里。她问母亲，那是什么？母亲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也看见了那封信，说，不知道，护士早上放在那儿的，说不知道谁送来的，就在这儿了。

她的心跳突然快了一下，快得有点疼。她伸出手，指了指那封信。母亲把信拿起来，递给她。她接过来，打开，是一张从医院便签本上撕下来的纸，那种很薄的白纸，边缘毛毛糙糙的，上面写着字。那些字歪歪扭扭的，像蚯蚓爬过留下的痕迹，缺胳膊少腿的，但每一个字她都认得。

“恭喜你，终于把脚后跟割掉了。以后你就是真正的残脚美人。我更喜欢你了。”

她盯着那几行字，盯着那句“真正的残脚美人”，盯着那句“我更喜欢你了”，盯了很久很久。她的手开始抖，那张纸在她手里簌簌地响。她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只有那些字，那些歪歪扭扭的字，那些恶心的字，在她眼前晃来晃去。她想起这个人，想起那些信，那些词，那些铭文，那些十四行诗，那些四年多来从没断过的东西。她以为跑到广州就能躲开他，以为换了地方就能摆脱他，可他还在，他跟着来了，他找到医院里来了，他知道她今天手术，他知道她把跟骨摘掉了，他知道这一切，然后他写了这封信，放在她的床头柜上，等着她醒过来看。

她不知道他是怎么进来的，不知道他怎么躲过护士的眼睛，不知道他怎么知道她住哪个病房。她只知道，他在，他一直在，他永远在。

她把那张纸对折，再对折，折成一个小小的方块，然后撕开，撕成两半，再撕，再撕，撕成很多很多的小碎片，那些碎片从她手指间落下去，落在被子上，落在床上，落在地上，白花花的一小片。她把那些碎片拢在一起，捧起来，扔进床边的垃圾桶里。垃圾桶的铁皮发出轻轻的一声响，咚，然后什么都安静了。

母亲在旁边看着她，问，谁写的？她抬起头，看着母亲，说，一个疯子。

母亲没有再问，只是叹了口气，把那几片落在被子上的碎片捡起来，也扔进垃圾桶里。黄琳站在旁边，看着她，眼睛里有话想问，但没问出来。

那天晚上，等母亲和黄琳都走了，病房里只剩下她和隔壁床那个打呼噜的老太太，她从枕头底下摸出另外几张纸。那些纸是夹在那封信里一起送来的，她没让母亲看见，偷偷藏起来的。她把那几张纸展开，一张一张地看。

第一张是一篇铭文，工工整整的字，一笔一划的，像刻出来的一样：

“唯壬午春，二月既望。高氏左跟骨朽烂不可救，医乃操刀割之。骨出如朽木，弃于污桶。阿Q闻之，大喜，曰：跟骨既去，残躯愈残。乃铸甗铭，以纪此盛事。”

她盯着那句“大喜”，盯着那句“残躯愈残”，盯着那句“此盛事”。那些字像一根根针，扎在她心里，不疼，但就是让你不舒服，让你一直想着它。她把这张纸放在旁边，看第二张。

第二张是一首散曲，开头写着“山坡羊”三个字，下面是一行一行的：

“脓汤一袋，烂肉一块，骨头掏尽还欠债。左脚歪，右脚歪，石膏裹着真无奈。瘸腿美人今尚在？疼，也是该；烂，也是该。”

她看到那句“疼，也是该；烂，也是该”，手指抖了一下。她想起那些疼得睡不着觉的夜晚，那些换不完的纱布，那些流不完的脓，那些永远好不了的伤口。这个人把这些都写成诗，写成曲，写得工工整整的，押着韵，合着辙，然后说，疼也是该，烂也是该。她把这张纸也放在旁边，看第三张。

第三张是一首七律，题目是《咏跟骨摘除》，下面写着：

“刀剪无情骨已销，从今足下更飘摇。当年立地根何在？此日行空路正遥。血肉模糊君莫看，脓疮狼藉我偏瞧。最怜夜半无人处，残月如钩照断礁。”

她盯着那句“血肉模糊君莫看，脓疮狼藉我偏瞧”，盯着那句“残月如钩照断礁”。那些字写得很美，每一句都很讲究，押着韵，对得很工整，比她自己写的作文都好。可那些美的字，写的却是她的血肉，她的脓疮，她被割掉的骨头，她永远没有后跟的脚。她把三张纸并排放在面前，看了很久很久。那些工整的字和那封歪歪扭扭的信放在一起，像是两个人写的，又像是同一个人写的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她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能同时写出这两种字？为什么一个人能同时有这两种本事？他到底是谁？他到底是什么东西？

她把那三张纸叠在一起，对折，再对折，折成一个小小的方块，然后撕开，撕成两半，再撕，再撕，撕成很多很多的小碎片。那些碎片从她手指间落下去，落在被子上，落在床上，落在地上，和刚才那些碎片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哪个。她把那些碎片拢在一起，又扔进垃圾桶里。垃圾桶里已经有了一堆白色的碎片，现在更多了，满满的一层，在病房昏暗的灯光下泛着一点白。

她躺下来，看着天花板。窗外有月光透进来，在地上投下一道细细的光线。那道光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静静的，像在等着什么。她盯着那道光，脑子里全是那些字，那些“残躯愈残”，那些“此盛事”，那些“疼也是该”，那些“脓疮狼藉我偏瞧”。它们在她脑子里转来转去，转得她头疼。她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要这样，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不知道他还要写多少。她只知道，他还在，他还会来，下一封信已经在路上了，下一首词，下一首曲，下一篇铭文，已经在某个她不知道的地方写好了，等着寄给她。

她闭上眼睛，没有哭。眼泪早就流干了，从十五岁到现在，六年了，能流的泪都流完了。她只是躺着，听着隔壁床老太太的呼噜声，听着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声，听着远处不知道哪里传来的狗叫声。那些声音混在一起，变成一种奇怪的背景音，陪着她，在这个刚刚失去了左跟骨的夜里。

【2003年：神经松解手术】（2003年7月）
二〇〇三年七月十四号，星期一，暑假刚开始没几天，天气已经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窗外的蝉在那棵梧桐树上没日没夜地叫，叫得人心烦意乱。高珊躺在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病床上，身上穿着那件宽大的病号服，蓝白条纹的，松松垮垮地罩着她瘦削的身体。这是她第二次躺在这家医院的手术室里了，上一次是一年多前，左跟骨摘除，那一次她失去了左脚的脚跟。这一次是腰部神经松解，医生说，不一定有用，试试看。

她看着窗外那棵梧桐树，看着那些在热风里一动不动的叶子，心里什么感觉都没有，空的，什么都没有。这一年多来她已经习惯了这种空，习惯了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盼，什么都无所谓。左跟骨摘掉之后，左脚确实不疼了，不流脓了，不再每天换那些恶心的纱布了。但右脚还在烂，那个黄豆大的窦道还在往外渗着东西，虽然不多，但那股味道还在，那种湿湿的黏黏的感觉还在。而且腰部神经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大便失禁从去年开始就一直没好过，每天穿着成人纸尿裤，每天提心吊胆的，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些东西就会流出来。她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就这样穿着纸尿裤过一辈子，就这样永远不敢多吃不敢多喝不敢睡沉，就这样活得像一个见不得人的东西。

医生说，腰部神经松解手术，就是把那些被疤痕组织压迫的神经松解开，看看能不能恢复一点功能。不一定有用，试试看。她听着那句话，听着那个“不一定”，心里想，那就试试吧，反正也没什么好失去的了。

手术安排在下午两点。一点半的时候护士来给她打了一针，说是镇定用的。她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等着那针药慢慢起作用，等着眼皮慢慢变重，等着被推进那个亮得刺眼的手术室。母亲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不说话，只是握着，紧紧的，手心湿湿的，有汗。黄琳也来了，站在床边，看着她，眼睛红红的，但没哭。黄琳今年已经上大二了，比以前瘦了一点，但那双眼睛还是那么亮，看着她的时候，亮亮的，像以前每一次一样。

她看着黄琳，想说点什么，但张了张嘴，什么都没说出来。黄琳也没说话，只是伸出手，也握住她的手，两只手一起握着，暖暖的，紧紧的。她闭上眼睛，让那种暖意从手上传过来，传到心里，传到那些空荡荡的地方。

手术做了三个多小时。等她醒过来的时候，窗外的天已经黑了，病房里亮着昏黄的灯，母亲坐在床边，趴在床沿上睡着了，发出轻轻的呼吸声。她的后背很疼，那种刀口撕裂的疼，一阵一阵的，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搅。她动了动，疼得倒吸一口气，然后就不敢动了，就那么躺着，看着天花板，等着天亮。

接下来是漫长的恢复期。她在医院里躺了两个星期，然后回家躺着，又躺了一个多月。那些日子她每天就是躺着，看书，睡觉，发呆，等着伤口愈合，等着那些被松解的神经慢慢恢复功能。医生说，这个恢复过程很慢，可能要几个月，也可能永远恢复不了，不一定。又是那个不一定，她听着，心里没什么感觉，只是等着，等着那个不一定变成一定，或者变成一定不。

九月底的时候，开学已经快一个月了，她还没回学校，请了长假在家里养着。那天下午，她午睡醒来，躺在床上，看着窗外那棵梧桐树，那些叶子已经开始发黄了，有的飘落下来，在风里打着旋儿，落在地上。她躺了一会儿，想上厕所，就慢慢坐起来，撑着床沿，站起来，一步一步往卫生间走。她的左脚没有后跟，走路的时候要很小心，重心要往前，靠脚掌承重，走得很慢，很费劲，但这一年多她已经习惯了。

从床边到卫生间只有几步路，她走了很久。走到马桶边，她坐下来，等着，等着那些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东西。她坐了很久，什么也没有。她站起来，走回床边，躺下，继续看着窗外。

那天晚上，吃完饭，她又去了一次厕所。还是什么也没有。她有点奇怪，但没多想，觉得可能是今天吃得少，或者别的什么原因。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一个星期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发生。那些每天都要来的东西，那些让她提心吊胆的东西，那些让她穿着纸尿裤过日子的东西，突然就不来了。她开始注意，开始观察，开始记录。一天，两天，三天，一个星期，十天，半个月。没有，一直没有。

十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她坐在书桌前复习，那些拉下的功课要补回来，她每天都看，每天都做，做到很晚。那天她做了几个小时，眼睛有点酸，就靠在轮椅背上，歇一会儿。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

那两只脚搁在轮椅的脚踏板上，右脚裹着薄薄的纱布，纱布上干干净净的，没有什么药渍。那个黄豆大的窦道还在，但基本上不渗液了，纱布换下来的时候只是有一点点淡黄色的印子，不仔细看看不出来。脚跟不肿，看起来和正常的脚跟差不多，足踝的活动范围还可以，百分之八十左右，能上下动一动。脚趾开始有点受限了，不如以前灵活，但还能动，蜷一蜷，伸一伸，虽然慢一点，但能动。脚背上那些曾经肿得发亮的地方，现在都消下去了，平平的，和正常的脚背一样。

左脚没有后跟，只剩一道暗粉色的植皮疤痕，从脚跟一直延伸到脚底，长长的，宽宽的，像一道永远消不掉的印记。那道疤痕已经不疼了，不痒了，只是在那里，提醒她那只脚曾经烂成什么样子。脚趾蜷着，还是那种轻度的爪状趾，但指甲上涂着红色的指甲油，亮亮的，红红的，是她前几天自己涂的。这是她很久以来第一次涂指甲油，从去年冬天开始就不涂了，没心情，也没力气。现在她涂了，涂得很仔细，涂了两遍，红得发亮，和那些蜷曲的脚趾配在一起，有一种奇怪的好看。

她看着那些红色的脚趾，看着看着，突然想起一件事。她想起那个问题，那个从十五岁就开始折磨她的问题，那个让她穿了八年纸尿裤的问题。她已经有半个月没有那个问题了。半个月，整整半个月，一次都没有。

她的手开始发抖，抖得厉害，抖得她自己都控制不住。她把轮椅推到电话旁边，拿起话筒，拨了黄琳宿舍的号码。电话响了好几声，那边才接起来，黄琳的声音，喂？

她张了张嘴，想说话，但说不出来。喉咙里像堵了什么东西，堵得死死的，一个字都出不来。她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流得满脸都是，流到下巴上，滴在地上，一滴，两滴，三滴。

黄琳在那头喂了好几声，问，高珊？是你吗？你怎么了？说话呀。

她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的，她说，黄琳，我好了。

黄琳愣了一下，问，什么好了？

她说，那个问题，大便失禁，我好了。半个月了，一次都没有。我好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她听见黄琳的声音，也哑了，带着哭腔，真的？

她说，真的。

然后两个人都没说话，就那么拿着话筒，听着对方的呼吸声，听着那些压抑的、颤抖的呼吸声，听着那些从电话线里传过来的、隔着一百多公里的、眼泪流下来的声音。窗外的天已经黑了，路灯亮起来，昏黄昏黄的，照在那棵梧桐树上，把那些发黄的叶子照得影影绰绰的。她坐在那里，拿着话筒，听着黄琳的哭声，自己的眼泪也一直流，流个不停。八年了，从十五岁到二十三岁，八年了，那些纸尿裤，那些提心吊胆的日子，那些不敢多吃不敢多喝不敢睡沉的夜晚，那些永远洗不干净的内裤和床单，那些永远甩不掉的羞耻和恐惧，终于可以不用再想了。

她不知道哭了多久，只知道后来黄琳在那头说，我明天请假，去看你。她点点头，说，好。挂了电话，她坐在那里，看着窗外那些晃动的树影，看着自己那双涂着红色指甲油的脚，看着那道暗粉色的疤痕，看了很久很久。然后她笑了，那笑很淡，但确实是笑了，笑的时候眼泪还挂在脸上，亮晶晶的，和那些红色的脚趾一样亮。

【李独的亡魂：手术室外的等待】（2003年7月）
二〇〇三年七月十四号，星期一下午一点四十五分，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住院部六楼的走廊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高珊躺在推车上，身上盖着那床洗得发白的薄被，头发被塞进一顶蓝色的手术帽里，脸上什么也没有，干干净净的。母亲跟在推车旁边，一只手一直握着她的手，握得很紧，手心湿湿的，全是汗。黄琳也跟在旁边，站在推车的另一侧，低着头看她，眼睛红红的，但没哭。护士推着车往前走，轮子碾过地板，发出轻轻的声音，咯吱，咯吱，一下一下的，像什么人在慢慢数着什么。

她躺在推车上，看着天花板上那些白花花的灯一盏一盏地从头顶滑过去，一盏，两盏，三盏，数到十几盏的时候，她的目光从天花板上移下来，往走廊尽头看去。

走廊尽头站着一个人。

那个人站在一扇窗户前面，阳光从他背后照过来，把他整个人照成一个黑黑的剪影。瘦小的个子，单薄的身体，穿着一件旧校服，洗得发白的那一种，袖口有点长，垂下来遮住了手。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的，正朝她这边看。

她的心跳突然停了一下，然后更快地跳起来，快得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她盯着那个身影，盯着那件旧校服，盯着那个瘦小的轮廓，眼睛一眨都不敢眨。那个身影太熟悉了，熟悉得让她浑身发冷，那种瘦小的个子，那种穿着旧校服的样子，那种站在角落里一动不动的姿态，她见过无数次，在教室里，在走廊上，在舞蹈室的窗外，在梧桐树下，在楼梯间，在考场的窗口，在图书馆的角落，在那些她以为是自己眼花的余光里。

推车还在往前走，离那个人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她盯着他，想看清他的脸，但阳光太强，只能看见一个黑黑的剪影，看不清五官，看不清表情，只知道他在看她，一直看着她，看着躺在推车上的她，看着那双搁在被子下面的脚，看着那些蜷曲的脚趾，看着那些涂着红色指甲油的地方，看着那道永远消不掉的疤痕。

她张了张嘴，想喊，但喊不出声。她想抬手指给他看，但手动不了，被母亲握着，握得紧紧的。她只能盯着他，盯着那个越来越近的身影，盯着那双在阴影里看不清的眼睛。

推车从那个身影旁边经过的时候，她离他只有几步远。她拼命地转过头去看他，看见他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站着，看着她，看着她的脸，看着她的眼睛。那一瞬间，阳光从他背后移开了一点，照在他脸上，照出那张苍白的、瘦削的脸，那双直直的、没有表情的眼睛，那张她认识的脸。

然后推车过去了，他被甩在后面，看不见了。她还想回头看，但脖子扭不过去，只能盯着天花板上那些继续往后滑的灯，一盏，两盏，三盏，数着，数着，眼泪突然从眼角流下来，流进耳朵里，痒痒的。

护士停下来，推开一扇门，里面是手术室，亮得刺眼。有人过来接她，把她推进去，那扇门在她身后关上，砰的一声，很轻。她躺在那里，看着头顶那盏巨大的无影灯，看着那些穿绿衣服的人走来走去，看着有人在给她打针，有人在给她戴氧气面罩，有人在她耳边说什么，声音嗡嗡的，听不清。她想着那个人，想着那个站在走廊尽头的人，想着他为什么还在，为什么还要来，为什么要在她进手术室的时候看着她。她想不明白，只是想着，想着，然后眼皮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再醒过来的时候，她已经在病房里了。窗外的天已经黑了，病房里亮着昏黄的灯，母亲坐在床边，趴在床沿上睡着了，发出轻轻的呼吸声。她的后背很疼，那种刀口撕裂的疼，一阵一阵的，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搅。她动了动，疼得倒吸一口气，然后就不敢动了，就那么躺着，看着天花板，想着刚才的事，想着那个站在走廊尽头的人。

她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不知道是自己眼花还是那个人真的来过。她只知道，四个小时过去了，她从手术室出来，回到了病房，可她还在想着他，想着那个穿着旧校服的瘦小的身影，想着那张苍白的脸，想着那双直直的眼睛。

她转过头，往门口看去。病房的门关着，门上有一块小小的玻璃，能看见外面的走廊。走廊里亮着灯，白惨惨的，一个人都没有。她把目光收回来，又往窗户那边看去。窗户外面是黑漆漆的夜，什么都看不见，只有远处几盏灯，一闪一闪的，像在眨眼睛。

她看着那些灯，看着看着，突然又想起那个人。她想起他在走廊尽头站着的那个样子，想起他从阳光里看着她的时候，想起那张被光照亮的脸。她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来的，不知道他站了多久，不知道他是不是一直站在那里，等着她从手术室里出来。她只记得进手术室之前他在，出手术室之后他还在，站在走廊尽头，站在那扇窗户前面，站在那里看着她。

她眨了眨眼，再看那个门口，再看那个走廊，什么都没有。只有那盏白惨惨的灯，照着一排排关着的门，照着一截空空的走廊，照着那些看不见的地方。

护士推门进来，轻手轻脚的，走到床边，看了看那些监测的仪器，又看了看她，小声问，醒了？疼不疼？她点点头，说，有一点。护士给她加了一点止痛药，又给她量了体温，测了血压，然后准备出去。走到门口的时候，护士回过头，看着她，问，你刚才一直往门口看，看什么呢？

她愣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说，没什么。

护士没再问，推门出去了。门在她身后关上，砰的一声，很轻。病房里又安静下来，只有母亲轻轻的呼噜声，只有窗外的风声，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的汽车声，闷闷的，远远的。她躺在那里，看着天花板，想着刚才那个问题，想着自己的回答。没什么。她说了太多次这三个字了，从第一次看见他开始，从第一次在梧桐树下看见那个影子开始，她就在说没什么。没什么，眼花了，看错了，幻觉。她说了八年，说了无数次，说到自己都快要信了。

可她知道自己没眼花，没看错，不是幻觉。那个人真的在那里，站在走廊尽头，看着她进手术室，又等着她出来。他从她十五岁就开始出现，从她坠楼之后就开始出现，在她最疼的时候，最怕的时候，最孤单的时候，他就会来，站在某个角落里，看着她，不说话，不靠近，就那么看着。

她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不知道他为什么还在，不知道他还要这样出现多少次。她只知道，他还会来，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在哪儿，但他还会来。就像那些永远甩不掉的凝视，就像那些永远忘不掉的记忆，就像那道永远消不掉的疤痕。

她闭上眼睛，让眼泪从眼角流下来，流进耳朵里，痒痒的。她没有去擦，就那么让它们流着，流着，流到枕头上，湿了一小片。窗外的夜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远处那几盏灯还在一闪一闪的，像在眨眼睛，像在看着什么。她不知道那是什么，也不想知道。她只想睡一会儿，只想让那些疼消失一会儿，只想让那些影子暂时离开一会儿。

她慢慢睡过去，睡得很沉，没有做梦。等她再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脸上，照在她身上，照在她那双涂着红色指甲油的脚上。那些红色在阳光里亮亮的，和那些蜷曲的脚趾配在一起，有一种奇怪的好看。她看着那些红色，看了很久，然后慢慢坐起来，把轮椅推到床边，把自己从床上移过去，推着轮椅，慢慢往门口走。她想出去看看，看看那个走廊尽头，看看那扇窗户，看看那个人是不是还在。

门打开了，走廊里空空的，一个人都没有。只有那扇窗户，阳光从外面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块亮光。那块亮光一动不动地铺在那里，上面浮着一些细细的灰尘，慢慢地飘着。她推着轮椅，慢慢往那扇窗户走，轮椅的轮子碾过地板，咯吱咯吱的，那声音在空荡荡的走廊里传得很远很远。

她走到那扇窗户前面，停下来，往外看。外面是一个小小的花园，有树，有草，有几张长椅，有几个病人在散步。阳光照在那些树上，照在那些草上，照在那些长椅上，照在那些病人身上，暖洋洋的，很安静。她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推着轮椅往回走。

那个人不在。他走了，就像以前每一次一样，出现一会儿，然后就消失，留下她一个人，在空空的走廊里，在亮亮的阳光下，在那道永远消不掉的疤痕里。

【2004年春：全国一等奖】（2004年春3月）
二〇〇四年三月十八号，星期四，北京的春天来得比南方晚，风还带着凉意，吹在脸上干干的，有点涩。高珊坐在宾馆的床上，看着窗外那些光秃秃的树枝，看着那些在风里摇来摇去的枝丫，心里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水，没什么波澜。今天是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颁奖的日子，她的毕业设计——一款可根据步态自动调节压力的智能足部矫形器——入围了一等奖的评选。能不能拿奖还不知道，但她已经很满足了，能够站在那个台上，把她这些年想的东西讲出来，就已经够了。

她从床上站起来，慢慢走到窗边，扶着窗台，看着外面那些来来往往的人。她的脚上戴着那副她自己设计的支具，银灰色的，从小腿中段一直包裹到脚底，两侧有细细的金属支架，前端露出十个脚趾。那些脚趾上涂着红色的指甲油，是她昨天晚上特意涂的，涂得很仔细，涂了两遍，红得发亮。她已经很久没有这么认真地涂指甲油了，从去年开始，身体慢慢好起来，心情也慢慢好起来，涂指甲油这件事又重新有了意义。

右脚的脚趾还能动一点，虽然不如以前灵活，但蜷一蜷，伸一伸，还是可以的。脚趾上那些红色的指甲油在阳光下亮亮的，和银灰色的支具配在一起，有一种奇怪的好看。足踝的活动范围还可以，百分之八十左右，能上下动一动，走起路来不至于太僵硬。脚跟不肿，那个黄豆大的窦道还在，但基本上不渗液了，纱布换下来的时候干干净净的，没什么药渍。从外面看，右脚和正常的脚差不多，只有她自己知道，这半年来右脚越来越疼了。那种疼不是以前那种钝钝的、闷闷的骨髓炎的疼，而是一种更深、更尖锐的疼，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一点一点地碎裂，一点一点地死去。她知道那是骨坏死，是这些年持续受力负重造成的，是血供受限的后果。她没告诉任何人，包括母亲，包括黄琳。她们以为她身体在好转，以为她终于可以过正常人的日子了，她不想让她们担心。

左脚没有后跟，只剩一道暗粉色的植皮疤痕，从脚跟一直延伸到脚底，长长的，宽宽的，像一道永远消不掉的印记。那道疤痕已经不疼了，不痒了，只是在那里，提醒她那只脚曾经烂成什么样子。脚趾蜷着，还是那种轻度的爪状趾，指甲上也涂着红色的指甲油，和右脚一样红得发亮。她低头看着自己这两只脚，一只没有后跟，一只正在从里面烂掉，看了很久很久，然后抬起头，继续看窗外那些光秃秃的树枝。

下午两点，颁奖典礼在学校的礼堂举行。她穿着那件提前准备好的白衬衫，一条黑色的长裤，拄着那副用了好几年的铝合金拐杖，一步一步走上台。礼堂里坐满了人，黑压压的一片，那些目光落在她身上，落在她的拐杖上，落在她那双戴着支具的脚上。她走到台中央，站在话筒前面，看着台下那些陌生的脸，心里很平静。

主持人宣布了一等奖的名单，念到她的名字和作品名称的时候，台下响起掌声，很响，很热烈，像潮水一样涌过来。她站在那里，听着那些掌声，看着那些鼓掌的人，心里涌上来一种说不清的感觉，不是高兴，不是激动，是一种很深的、很沉的、像从很深的地方慢慢浮上来的东西。

主持人把话筒递给她，让她说几句话。她接过话筒，看着台下那些还在鼓掌的人，等掌声慢慢停下来，才开口。她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地传到礼堂的每一个角落。

她说，谢谢评委。这个奖，是给我自己设计的。

台下安静了一秒钟，然后又响起掌声，比刚才更响，更热烈。她站在那里，听着那些掌声，脸上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那个笑容很淡，但眼睛里亮亮的，和那些红色的指甲油一样亮。

颁奖结束后，很多人围过来，有记者，有评委，有其他参赛的学生，问她各种问题。她一个一个地回答，很耐心，很平静。有人问她，你是怎么想到设计这个东西的？她想了想，说，因为我自己需要。有人问她，你学了几年机械工程？她说，从大一开始，到现在三年多了。有人问她，以后想干什么？她说，想把这种东西做得更好，让更多的人用上。

等那些人散去了，她一个人站在礼堂外面的走廊上，靠着墙，歇一会儿。走了这么久，脚有点疼，右脚那种尖锐的疼又开始了，一阵一阵的，像针扎一样。她低头看着自己的右脚，看着那只藏在支具里面的脚，看着那些红色的脚趾，心里想着，还能撑多久，还能走多久。

手机响了，是黄琳打来的。她接起来，听见黄琳在那头喊，高珊，你得奖了？我看见了，网上有新闻，说你拿了一等奖！她笑了笑，说，嗯，拿了一等奖。黄琳在那头尖叫起来，那叫声又尖又响，隔着电话线都震耳朵。黄琳说，你太牛了，你太牛了，我就知道你行！她听着那些话，心里暖暖的，说，谢谢你。

挂了电话，她站在那里，看着窗外那些光秃秃的树枝，想着黄琳那些话，想着刚才台上的掌声，想着那个淡淡的笑容。然后她低下头，又看着自己的脚，看着那只正在从里面烂掉的右脚，心里想着另一件事，一件她谁也没告诉的事。

从去年年底开始，小便失禁的问题也大幅改善了。虽然还不能完全控制，但比以前好多了，终于可以告别那个挂在腰上的尿袋，换上纸尿裤就行。她说这是十年来最好的消息。从十五岁到现在，九年了，那些尿袋，那些纸尿裤，那些提心吊胆的日子，那些不敢多喝水不敢多吃东西不敢睡沉的夜晚，终于可以不用再那么害怕了。虽然纸尿裤还得穿，但至少不用再挂那个碍事的东西了，至少可以穿裙子了，至少可以不用担心别人看见了。

她想起那天去医院复查，医生看了那些检查结果，说，恢复得不错，神经功能比预想的好。她问，还能更好吗？医生说，有可能，但需要时间。她点点头，没再问。从那以后，她每天都会多喝一点水，多吃一点东西，多睡一会儿，试着让自己相信，真的在变好，真的可以不用再怕了。

现在站在这里，在北京的这个礼堂外面，她想着那些话，想着那句“十年来最好的消息”，心里慢慢地涌上来一点东西，一点暖洋洋的、像阳光一样的东西。九年了，从初三到大三，从东莞到广州，从轮椅到拐杖，从尿袋到纸尿裤，从那个烂着脚不敢见人的女孩，到这个站在台上领奖的大学生。那些疼，那些哭，那些恨，那些怕，都还在，都还在她心里，但她知道，它们压不住她了。她还能往前走，还能往上爬，还能做到更多。

她拄着拐杖，慢慢往外走。走廊很长，两边的窗户透进来下午的阳光，照在地上，照在她身上，照在她那双戴着支具的脚上。那些红色的脚趾在阳光里亮亮的，和那些银灰色的支架配在一起，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往前，往前，走到外面那片亮亮的阳光里去。

【李独的亡魂：奖杯上的倒影】（2004年春3月）
二〇〇四年三月十八号，星期四下午四点多，北京那个礼堂后台上，光线从高处的窗户斜斜地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块一块的光斑。高珊坐在一张长条凳上，靠墙歇着，手里捧着那个刚拿到的不锈钢奖杯。奖杯很沉，冰凉冰凉的，表面打磨得锃亮，能照出人影来。她低着头，看着那个奖杯，看着上面刻的字，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一等奖，下面还有她的名字，刻得深深的，一笔一划的。

后台很安静，前面礼堂里还在进行别的颁奖项目，能听见隐隐约约的掌声和主持人说话的声音，闷闷的，远远的，像隔了一层什么东西。偶尔有人从后台经过，脚步声咚咚咚的，走远了，又安静了。她就那么坐着，低着头，看着那个奖杯，心里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水，没什么波澜。这一天她等了很久，从大一开始，从她决定学机械工程那天开始，就在等这一天。现在等到了，反而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就是坐着，看着，让那些光在奖杯上晃来晃去。

她把奖杯转了个方向，让光从不同的角度照上去。奖杯的表面像一面镜子，把周围的东西都收进去，照出天花板上那些日光灯，照出远处那扇关着的门，照出她自己低着头的脸。她看着自己的脸在那个弧形的表面上变形成奇怪的样子，额头宽宽的，下巴尖尖的，有点好笑。

然后她的眼睛停住了。

奖杯的反光里，在她自己身后，站着一个人。

那个人站在她身后几步远的地方，瘦小的个子，单薄的身体，穿着一件旧校服，洗得发白的那一种，袖口有点长，垂下来遮住了手。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的，正低着头，往下看。往下看的是她的脚，是那双搁在地上、戴着银灰色支具的脚，是那些涂着红色指甲油的脚趾。

她的心跳一下子停住了，然后又更快地跳起来，快得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她盯着那个反光里的身影，盯着那件旧校服，盯着那个低着头的姿势，眼睛一眨都不敢眨。那个身影太熟悉了，熟悉得让她浑身发冷，那种瘦小的个子，那种穿着旧校服的样子，那种低着头盯着她脚看的姿态，她见过无数次，在教室里，在走廊上，在舞蹈室的窗外，在梧桐树下，在楼梯间，在考场的窗口，在图书馆的角落，在手术室外的走廊尽头，在那些她以为是自己眼花的余光里。

她的后背一下子僵住了，像有什么东西从脊椎骨里往外渗，凉凉的，麻酥酥的。她不敢动，不敢回头，就那么盯着那个反光里的身影，盯着他低着头的样子，盯着他看着她的脚的那个方向。他就那么站着，一动不动地站着，像以前每一次一样，站在她身后，看着她，看着她的脚，看着那些永远好不了的东西。

不知道过了几秒钟，也许只是几秒钟，也许过了很久，她猛地转过头，往身后看去。

什么都没有。

身后只有那堵墙，墙上挂着几幅宣传画，画着一些笑容满面的人。墙边放着几张堆在一起的椅子，椅背上搭着一件谁落下的外套。地板上干干净净的，只有一些来来回回的脚印，和从窗户照进来的那些光斑。没有人，没有旧校服，没有瘦小的身影，什么都没有。

她盯着那片空荡荡的地方，盯了很久很久，久到眼睛发酸，久到视线模糊。然后她慢慢转过头，又低下头，看那个奖杯。

奖杯的反光里，只有她自己。只有她自己低着头的脸，变形成奇怪的样子，额头宽宽的，下巴尖尖的。只有她自己身后那堵墙，那些宣传画，那些堆着的椅子，那件落下的外套。没有别人，什么都没有。

她看着那个反光，看着看着，手开始发抖，那奖杯在她手里微微地颤着，发出轻轻的嗡嗡声，像什么东西在响。她深吸一口气，把奖杯放在旁边的凳子上，双手交握着，放在膝盖上，也抖着，抖得停不下来。

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明明已经习惯了，明明见过那么多次了，从十五岁到现在，九年了，他出现了九年了，她应该习惯了，应该麻木了，应该不会再害怕了。可每一次，每一次看见他，她还是怕，还是那种从骨子里往外冒的冷，还是那种喘不上气的感觉。

她想起刚才那个反光里的画面，他站在那里，低着头，盯着她的脚看。九年了，他还是那样，还是盯着她的脚看，还是那件旧校服，还是那个瘦小的个子，还是那种站在角落里一动不动的样子。她想起他活着的时候，也是这样，从来不看她脸，只看她的脚。在教室里，他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她从来没注意过他，但后来她知道了，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她的脚，盯着她穿人字拖的时候露在外面的脚趾，盯着她在舞蹈室里光着脚旋转时的足弓。现在他不在了，可他还是这样，还是盯着她的脚看，永远盯着她的脚看。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那两只脚搁在地上，戴着那副她自己设计的银灰色支具。右脚的脚趾涂着红色的指甲油，亮亮的，红红的，在从窗户照进来的阳光里泛着光。那些脚趾还能动一点，蜷一蜷，伸一伸，虽然不如以前灵活，但能动。足踝的活动范围还可以，百分之八十左右，能上下动一动。那个黄豆大的窦道被纱布遮着，看不见，但还在那里，还在往外渗着那一点点东西。右脚疼，这半年来一直疼，那种从里面往外钻的尖锐的疼，像有什么东西在一点一点地碎裂。她没告诉任何人，包括母亲，包括黄琳。她们以为她好了，以为她终于可以过正常人的日子了。她不想让她们知道，不想让她们担心。

左脚没有后跟，只剩那道暗粉色的植皮疤痕，从脚跟一直延伸到脚底，长长的，宽宽的。脚趾蜷着，还是那种轻度的爪状趾，指甲上也涂着红色的指甲油，和右脚一样红得发亮。她看着自己这两只脚，一只没有后跟，一只正在从里面烂掉，看了很久很久。

她想起那个站在她身后的人，想起他低着头盯着她脚看的样子。她想，他是不是也知道右脚在烂？他是不是也能看见那些从里面碎裂的骨头？他是不是一直看着，看着它们一点一点地坏死，一点一点地变成再也用不了的东西？她不知道。她只知道，他还会来，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在哪儿，但他还会来。在她最想不到的时候，在她最放松的时候，在她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忘记他的时候，他就会来，站在她身后，盯着她的脚看。

后台的门开了，有人走进来，脚步声咚咚咚的，越来越近。是组委会的工作人员，来叫她去合影。她抬起头，看着那个人，点了点头，说，好。她站起来，把拐杖拿过来，拄着，一步一步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那个长条凳，那个放在凳上的奖杯。奖杯静静地躺在那里，表面反着光，照出天花板上那些日光灯，照出那扇开着的门，照出她站着的这个方向。没有别人，只有她自己那个模模糊糊的影子。

她转过身，继续往外走，走进前面那个亮堂堂的礼堂里，走进那些还在鼓掌的人群里，走进那些看着她、祝贺她、问她各种问题的陌生脸孔里。那个站在她身后的人，那个穿着旧校服的瘦小的身影，那个永远盯着她脚看的亡魂，暂时被留在那个安静的、只有光斑晃动的后台里，留在那个不锈钢奖杯的反光里，留在她永远甩不掉的地方。

她笑着，跟人说话，跟人合影，跟人握手。那些红色的指甲油在礼堂的灯光下一闪一闪的，和那些笑容混在一起，和那些掌声混在一起，和那些说不清的、沉沉的、压在心里的东西混在一起。她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不知道他还会出现多少次，不知道哪一天才能真的再也看不见他。她只知道，她还得往前走，还得继续笑，继续设计，继续造那些能让和自己一样的人少受罪的东西。他盯着她也好，不盯着也好，她都得往前走。

【赵阿Q的生灵：获奖后的贺信】（2004年春3月）
二〇〇四年三月二十二号，星期一，高珊从北京回来已经三天了，那个全国一等奖的奖杯就放在宿舍的书桌上，每天都能看见。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那个不锈钢的奖杯上，反射出亮亮的光，把整个桌面都照得一闪一闪的。她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一本专业课的教材，但没在看，只是坐着，看着那个奖杯，想着颁奖那天的事，想着那些掌声，想着那些祝贺的人，想着那些话。

宿舍门被人敲响了，咚咚咚的，很轻。她推着轮椅过去开门，是楼管阿姨，手里拿着一个信封，说，高珊，你的信，刚才有人放在楼下的信箱里。她接过那个信封，看了一眼，白色的，没有贴邮票，没有写寄信人地址，只有收信人那一栏，歪歪扭扭地写着她的名字。她的手抖了一下，那个信封差点掉在地上。

她谢了阿姨，把门关上，推着轮椅回到书桌前，把那封信放在桌上，盯着看了很久很久。那些歪歪扭扭的字她太熟悉了，那种像蚯蚓爬过似的、缺胳膊少腿的笔画，和以前每一封信上的一模一样。九年了，从初三到现在，从东莞到广州，从她十五岁到二十四岁，那些信从来没断过。她以为换一个城市就能躲开，以为时间长了就会停止，以为他总会有厌倦的一天。可他从来没有，九年了，他还是那个样子，还是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还是那些恶心的内容，还是准时得像月经一样，每个月都会来，或者每个星期，或者什么时候他想来了就来了。

她拿起那封信，拆开，把里面的东西抽出来。是一张剪报，从什么报纸上剪下来的，边缘剪得歪歪扭扭的。那张剪报上印的是她的照片，是前几天那个颁奖典礼上记者拍的，她站在台上，手里捧着那个奖杯，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照片拍得很好，把她拍得很清楚，那张脸，那个笑容，那件白衬衫，还有她拄着的那副拐杖，和那双戴着踝足支具的脚。

照片上被人用红笔画了一个大大的圈，那个圈歪歪扭扭的，不怎么圆，就那么画在上面，把她的脚整个圈在里面。圈的旁边用红笔写着几行字，还是那种歪歪扭扭的笔画，每一个字都写得很大，像是在喊叫一样：

“我为你骄傲。你的脚越烂，你的成就越大。你是我的女神。”

她盯着那个圈，盯着那些字，盯了很久很久。那个圈让她想起一件事，想起九年前，在学校的教务处，赵阿Q被开除那天，让他签字，他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就在纸上画了一个圈。那个圈也是歪歪扭扭的，不怎么圆，就那么画在那里，代替了他的名字。九年了，他还是那个样子，还是在画圈，还是用那些歪歪扭扭的笔画，还是把她圈在里面，圈住她的脚，圈住那些永远好不了的东西。

她把那张剪报翻过来，背面还有字，不是那些歪歪扭扭的，是另一种字，工工整整的，一笔一划的，像刻出来的一样。那又是一篇铭文，开头写着“支具盘铭”四个字，下面是一段话：

“唯丙戌春，三月甲申。高氏制支具以束残足，铁骨铮铮，如械如枷。阿Q见而笑曰：此刑具之美者也。乃作盘铭，以彰其形。”

她盯着那句“如械如枷”，盯着那句“此刑具之美者也”，盯着那九个字，看了很久很久。刑具。他把她设计的支具说成是刑具，把她用了这么多年、让她能够走路的东西说成是刑具。可他又说那是“美者”，说是美的刑具。她不知道他是在夸她还是骂她，是赞美还是嘲讽，是崇拜还是诅咒。她只知道，那些字写得很好，工工整整的，很有章法，每一个字都写得比她自己写的都好。可她看着那些好字，心里只有恶心，那种从胃里翻涌上来的、压都压不住的恶心。

她把那张剪报翻过来，又看着那个歪歪扭扭的圈，看着那些歪歪扭扭的字，看着那句“你的脚越烂，你的成就越大”。她想起自己的右脚，想起那个从半年前就开始疼的地方，想起那些正在从里面坏死的骨头。她的成就是不是真的和那只烂脚有关？是不是脚越烂，她就越努力，就越想证明自己，就越能拿到奖？她不知道。她只知道，那个人在看着她，在盯着她的脚，在等着它烂，在盼着它烂，在用那些恶心的词句赞美它烂。

她把那张剪报对折，再对折，折成一个小小的方块，然后撕开，撕成两半，再撕，再撕，撕成很多很多的小碎片。那些碎片从她手指间落下去，落在桌上，落在地上，落在她脚边，白花花的一小片。她把那些碎片拢在一起，捧起来，扔进床边的垃圾桶里。垃圾桶的铁皮发出轻轻的一声响，咚，然后什么都安静了。

她坐在那里，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那两只脚搁在轮椅的脚踏板上，右脚戴着那副她自己设计的踝足支具，银灰色的，从小腿中段一直包裹到脚底，两侧有细细的金属支架，在从窗户照进来的阳光里泛着冷冷的光。支具的前端露出十个脚趾，脚趾上涂着红色的指甲油，是她去北京前特意涂的，涂得很仔细，涂了两遍，红得发亮。那些红色的脚趾在阳光里亮亮的，和那些银灰色的支架配在一起，有一种奇怪的好看。脚趾还能动一点，蜷一蜷，伸一伸，虽然不如以前灵活，但能动。足踝的活动范围还可以，百分之八十左右，能上下动一动。那个黄豆大的窦道被纱布遮着，看不见，但还在那里，还在往外渗着那一点点东西。右脚疼，这半年来一直疼，那种从里面往外钻的尖锐的疼，像有什么东西在一点一点地碎裂。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母亲，包括黄琳。她们以为她好了，以为她终于可以过正常人的日子了。她不想让她们知道，不想让她们担心。

左脚没有后跟，只剩那道暗粉色的植皮疤痕，从脚跟一直延伸到脚底，长长的，宽宽的，像一道永远消不掉的印记。脚趾蜷着，还是那种轻度的爪状趾，指甲上也涂着红色的指甲油，和右脚一样红得发亮。她看着自己这两只脚，一只没有后跟，一只正在从里面烂掉，看了很久很久。然后她抬起头，看着窗外那些光秃秃的树枝，看着那些在风里摇来摇去的枝丫，看着远处那些灰蒙蒙的楼顶。

她想起那个歪歪扭扭的圈，想起那句“你的脚越烂，你的成就越大”，想起那篇把她支具比作刑具的铭文。九年了，他写了九年了，从她十五岁写到二十四岁，从《鹧鸪天》写到《永遇乐》，从《菩萨蛮》写到十四行诗，从《瘸足簋铭》写到《粪溺盉铭》，从《左跟骨摘除甗铭》写到现在的《支具盘铭》。他像个幽灵一样，永远在暗处盯着她，永远能找到她，永远有写不完的东西。她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学会写这些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能写出这些，不知道他到底是谁。她只知道，他会一直写下去，一直写下去，写到她死，或者写到他死。

她推着轮椅，把那堆碎片倒进垃圾桶里，然后回到书桌前，翻开那本教材，继续看。那些字在眼前晃，她看不进去，脑子里全是那些圈，那些字，那些铭文。但她还是看着，一行一行地看，一页一页地翻，一直看到眼睛发涩，一直看到天色暗下来。窗外那些光秃秃的树枝在暮色里变成一团模糊的黑影，摇来摇去的，像什么人在招手。她没有再看它们，只是低着头，继续看书，继续做那些永远做不完的功课，继续过那些永远甩不掉的日子。

【2004年5月：右跟骨摘除】（2004年春5月）
二〇〇四年五月十七号，星期一，广州的夏天已经来了，天气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窗外的蝉叫得比什么时候都响，一声一声的，拉得又长又尖，吵得人心烦。高珊坐在骨科门诊的走廊里，等着叫号。走廊很长，两边坐满了人，有老人，有小孩，有拄着拐杖的，有坐着轮椅的，有绷带缠得严严实实的，有胳膊腿歪七扭八的。她坐在那里，看着那些人，心里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水，没什么波澜。这是她第九年坐在这条走廊里了，从十五岁到二十四岁，从东莞到广州，她坐了太多次，早就习惯了。

叫到她的号了。她拄着拐杖站起来，一步一步走进诊室。还是那个医生，那个头发花白的老头，戴着一副老花镜，看了她九年了。医生让她把右脚上的支具解下来，把脚放在检查床上。她照做了，坐在那里，看着医生用手按她的脚，按那些疼的地方，按那些她从半年前就开始感觉到疼的地方。医生按得很轻，但每按一下，那种尖锐的疼就从里面钻出来，像针扎一样。

医生按完了，把她的脚放下来，摘下老花镜，看着她，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片子出来了，右边的坏死程度比左边还重，跟骨已经不行了，里面全是空洞，再拖下去整个脚都保不住。摘了吧。

她听着那些话，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她早就知道了，从半年前开始疼的那天起，她就知道会有这一天。她点点头，说，摘吧。

医生愣了一下，看着她，好像没想到她会这么干脆。医生说，你想好了？这是第二次摘了，摘了就彻底没后跟了，以后走路全靠脚掌和支具，脚踝和距骨会越来越疼，退行性病变是渐进的，未来可能会更糟。

她点点头，说，我知道。

医生没再说什么，开了住院单，让她去办手续。她拄着拐杖站起来，一步一步走出诊室，走过那条长长的走廊，走过那些等着叫号的人，走到收费窗口前，把单子递进去。窗口里的护士看了看单子，说，押金五千，住院部八楼，明天早上八点手术。她点点头，掏出银行卡，刷了，拿着那些单子，又一步一步走到住院部，办了住院手续，被护士带到病房里。

病房在八楼，六人间，靠窗的那张床是她的。她坐在床边，看着窗外那些高楼，那些在热风里一动不动的树叶，那些来来往往的汽车，心里还是那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水。她想起两年前，左跟骨摘除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夏天，也是这样的病房，也是这样的平静。那时候她还有点怕，有点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现在她不害怕了，知道了，知道了以后会怎么样，知道了没有后跟是什么感觉，知道了脚踝和距骨会越来越疼，知道了退行性病变是渐进的。她都知道，所以没什么好怕的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手术室的护士推着车来接她。她被从床上移到那个窄窄的推车上，身上盖着白色的被子，头发被塞进一顶蓝色的帽子里，脸上什么也没有，干干净净的。母亲跟在旁边，眼睛红红的，一直握着她的手，不说话。黄琳也来了，站在母亲身后，看着她，眼睛也是红的，但没哭。

推车进了手术室，那扇门在她身后关上，砰的一声，很轻。手术室里的灯很亮，亮得刺眼，照得她眼睛都睁不开。有人在给她打针，有人在给她戴氧气面罩，有人在她耳边说什么，声音嗡嗡的，听不清。她看着头顶那盏灯，看着那些白花花的光，看着看着，眼皮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再醒过来的时候，她已经躺在病房里了。窗外的天还是亮的，不知道过了多久。她的头很晕，嘴里很干，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她动了动，想坐起来，但动不了，身上像压了什么东西似的。她低下头，看自己的脚。

两只脚都被白色的石膏靴包裹着，从脚趾一直包到膝盖下面，硬硬的，白白的，只有十个脚趾露在外面。那些脚趾上涂着红色的指甲油，是黄琳前天帮她涂的，说做手术也得漂漂亮亮的。指甲油在从窗户照进来的阳光里亮亮的，和石膏的白形成一种奇怪的对比。她看着那些红色的脚趾，看了很久很久，然后慢慢想起来，这两只脚都没有后跟了。左边那个两年前就没了，右边这个今天也没了。以后她就是彻底没有脚跟的人了。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躺着，等着，疼着。麻醉过了之后那种疼才叫疼，从两个脚后跟的位置同时往外钻，一阵一阵的，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搅。她咬着牙，一声不吭，就那么躺着，看着天花板，数着日子。母亲每天守在床边，给她喂饭，给她擦身，给她换那些湿透的床单。黄琳每个周末都来，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陪她说话。她就那么躺着，等着，一天一天地熬过去。

两个星期后，石膏拆了，露出那两只脚。右脚和左脚一样，没有后跟了，只剩一道暗粉色的植皮疤痕，从脚跟一直延伸到脚底，长长的，宽宽的，和左边那道一模一样。她看着自己这两只脚，看着那两道对称的疤痕，心里想着，这下好了，左右对称了。

接下来是康复，是重新学习走路。医生教她用新的方式走路，重心前移，靠脚掌承重，不能像以前那样靠脚跟了。她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在康复室里走，走得满头大汗，走得两腿发抖，走得脚踝和距骨疼得钻心。但她咬着牙，一步一步地走，走了一圈又一圈，走得康复师都夸她，说没见过这么能忍的。

她知道那种疼是什么。医生说了，退行性病变是渐进的，脚踝和距骨会越来越疼，未来可能会更糟。她点点头，说，我知道。她知道，从今往后，每一步都要疼，每一天都要疼，一直疼下去，越来越疼，直到不能走路的那一天。但她还是要走，还是要站起来，还是要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不为什么，就因为她是高珊。

出院那天，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母亲推着轮椅，黄琳跟在旁边，三个人一起走出医院大门。她坐在轮椅上，看着外面那些来来往往的人，那些跑跑跳跳的孩子，那些穿着高跟鞋咯噔咯噔走过去的女人，心里很平静。她低头看自己的脚，那两只脚搁在轮椅的脚踏板上，戴着那副她自己设计的踝足支具，银灰色的，从小腿中段一直包裹到脚底。支具的前端露出十个脚趾，脚趾上涂着红色的指甲油，亮亮的，红红的，在阳光里泛着光。那两只脚再也没有后跟了，只有那两道暗粉色的疤痕，像两条永远消不掉的印记。

但她的脸是好看的，皮肤白嫩嫩的，眼睛亮亮的，头发黑黑的，整个人比以前更漂亮了。那些年折磨她的溃烂没有了，那股恶心的臭味没有了，那些纸尿裤换下来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大便失禁完全消失了，小便失禁也在慢慢好转，她终于可以不用再担心那些事了。她不再是那个满身臭味、让人不敢靠近的烂脚婆娘了。她是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女人，一个拿了全国一等奖的大学生，一个正在被人追求的姑娘。

黄琳在旁边说，高珊，你知道吗，你现在比以前漂亮多了。她笑了笑，没说话。阳光照在她脸上，照在她身上，照在她那两只没有后跟的脚上。她知道以后会更疼，脚踝和距骨会越来越疼，每一步都会更艰难。但她也知道，她会走下去，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走到走不动的那一天。不为什么，就因为她是高珊。

【李独的亡魂：康复室的镜子】
二〇〇四年七月十二号，星期一，右跟骨摘除手术过去快两个月了，高珊每周有三天要去医院的康复中心做训练。康复中心在一楼，很大的一间屋子，四面墙上都是镜子，镜子前面摆着各种器械，有平行杠，有功率车，有台阶，有斜坡，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东西。屋子里总是有很多人，有的是脑卒中后遗症，半边身子不能动，一步一步往前蹭；有的是截瘫的，坐在轮椅上练上肢力量；有的是截肢的，戴着假肢练习走路，走着走着就歪了，歪了再扶正，再走。她每次来，看着这些人，心里就会平静一点，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

那天下午三点多，她做完了一组练习，坐在轮椅上歇了一会儿，喝了点水，然后站起来，扶着平行杠，准备再走几圈。平行杠是两条不锈钢的杆子，齐腰高，从这头通到那头，二十多米长。她走到杠子中间，站好，双手扶着杠子，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镜子里的她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T恤，一条黑色的运动裤，脚上戴着那副她自己设计的踝足支具，银灰色的，从小腿中段一直包裹到脚底。支具前端露出十个脚趾，脚趾上涂着红色的指甲油，是昨天刚涂的，红得发亮。她的脸比前几年好看多了，皮肤白嫩嫩的，眼睛亮亮的，头发扎成马尾，干干净净的。谁看了都说她漂亮，可她自己知道，这漂亮下面，是两只没有后跟的脚，是两道暗粉色的植皮疤痕，是从今往后每一步都要疼的命。

她深吸一口气，开始往前走。第一步，左脚往前迈，重心移到右边，右脚承重，脚踝那里一阵疼，那种尖锐的、从骨头缝里往外钻的疼。她咬着牙，把第二步迈出去，右脚往前，重心移到左边，左脚承重，同样的疼，左边也疼。她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每一步都疼，每一步都不停。镜子里的她走得慢，但稳，一步一步的，很慢，很稳，像一只学走路的乌龟。

她走着走着，眼睛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盯着自己的动作，盯着自己的脚，盯着那一步一步往前挪的样子。然后她的眼睛停住了。

镜子里的她身后，还有一个人。

那个人站在她身后几步远的地方，也在扶着平行杠，也在练习走路。瘦小的个子，单薄的身体，穿着一件旧校服，洗得发白的那一种，袖口有点长，垂下来遮住了手。他也在走，一步一步的，步伐和她一模一样，她迈左脚，他也迈左脚，她迈右脚，他也迈右脚，她停一下，他也停一下，像她的影子一样，分毫不差。

她的心跳一下子停住了，然后又更快地跳起来，快得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她盯着镜子里那个身影，盯着那件旧校服，盯着那个和她一模一样走路的姿势，眼睛一眨都不敢眨。那个身影太熟悉了，熟悉得让她浑身发冷，那种瘦小的个子，那种穿着旧校服的样子，那种站在角落里、站在暗处、永远盯着她看的样子，她见过无数次，从十五岁到现在，九年了，他出现过无数次，在她最想不到的时候，在她最脆弱的时候，在她以为自己可以忘记他的时候。

她停下来了，站在那里，双手扶着平行杠，一动不动的。镜子里的她也停下来了，他，也停下来了，站在那里，也在看着她，看着镜子里的她。她盯着镜子里的他，他也盯着镜子里的她，两个人就这么隔着镜子对视着，一动不动。

她慢慢转过身，往身后看去。

身后空无一人。只有那排长长的平行杠，从这头通到那头，只有那些照进来的阳光，在地上投下一块一块的光斑，只有远处那些还在练习的人，有的在走，有的在坐，有的在喘气。没有旧校服，没有瘦小的身影，没有那个和她一模一样走路的人。

她转回来，又看镜子。镜子里，那个人还在，还站在那里，还在看着她。而且他在笑。那张苍白的、瘦削的脸上，露出一个笑容，很淡，很轻，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但确实是笑，在笑她，或者在笑别的什么。

她盯着那个笑容，盯了很久很久，久到眼睛发酸，久到视线模糊。她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是该怕，该喊，该跑，还是该哭。她只是站在那里，扶着平行杠，看着镜子里那个笑着的人，一动不动的。

那个人也看着她，笑着，也不动。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镜子上，照在他身上，把那个瘦小的身影照得有点透明，像要化在光里一样。他就那么站着，笑着，看着她，看着她的脚，看着那些红色的指甲油，看着那些没有后跟的脚，看着那两道暗粉色的疤痕。

她开口了，声音很轻，轻得像怕惊着什么似的。她说，你是谁？

那个人没有回答，只是笑，还是那种淡淡的、轻轻的、让人捉摸不透的笑。

她又说，你为什么要跟着我？

他还是不回答，还是笑。但他的手动了动，从平行杠上松开，指向她的脚，指向那些红色的指甲油，指向那两道疤痕。他的手指很细，很长，在阳光里白得透明，像蜡做的。

她低头看自己的脚，看了一眼，再抬起头，看镜子。镜子里什么都没有了。没有那个人，没有那件旧校服，没有那个笑着的瘦小的身影。只有她自己，站在平行杠中间，双手扶着杠子，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眼睛盯着镜子里的自己。

她盯着镜子里那张脸，那张苍白的、有点发愣的脸，看了很久很久。然后她慢慢转过身，又往身后看去。还是空无一人，还是那排长长的平行杠，还是那些照进来的阳光，还是那些远处练习的人。什么都没有。

她转回来，又看镜子。镜子里只有她自己，扶着平行杠，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的。阳光照在她身上，把她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投在地上，一道黑黑的影子。那个影子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和那些光斑混在一起，像一幅画。

她不知道刚才那是真的还是假的，不知道是自己眼花还是那个人真的来过。她只知道，他又来了，在她练走路的时候来了，在她对着镜子的时候来了，在她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忘记他的时候来了。他站在她身后，学她走路，和她一模一样，然后对着她笑，笑得她心里发毛。

她站在那里，扶着平行杠，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看着那双戴着支具的脚，看着那些红色的指甲油，看了很久很久。然后她深吸一口气，又开始往前走。第一步，左脚往前迈，疼。第二步，右脚往前迈，疼。她一步一步地走，每一步都疼，每一步都不停。镜子里的她也一步一步地走，每一步都疼，每一步都不停。只有她一个人，没有别人，没有那个瘦小的身影，没有那件旧校服，没有那个笑着看她的人。

她就这么走着，走着，一直走到满头大汗，一直走到两腿发抖，一直走到康复师过来喊她，说，高珊，今天差不多了，歇了吧。她才停下来，扶着平行杠，大口大口地喘气。她低头看着自己的脚，看着那些红色的指甲油，看着那两道暗粉色的疤痕，看了几秒钟，然后慢慢走回轮椅边，坐下来，被康复师推着出了康复室。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身上，照在她脸上，照在她那双没有后跟的脚上。她闭着眼睛，让那些光在眼皮上晃，晃成一片红红黄黄的颜色。她想起那个笑容，那个淡淡的、轻轻的、让人捉摸不透的笑容。她不知道他为什么笑，不知道他笑什么，不知道他还要笑多久。她只知道，他还在，还会来，还会在她最想不到的时候出现，站在她身后，学她走路，对着她笑。而她，只能继续走，继续疼，继续活在这个永远甩不掉他的世界里。

devil

赵阿Q原创唐诗七律十首
（按时间顺序排列，均符合七律平仄对仗格律，内容厚颜无耻，风格荒诞魔幻）


一、《咏烂脚》（1996.11·第一封信后半月）
七律·平起首句入韵（平水韵·七阳）

当年玉趾胜莲香，今日脓疮满绣床。
骨碎犹能生臭肉，皮开不碍裹金疮。
三更痛极蛆为伴，五鼓寒深血作浆。
莫道残躯无用处，夜来还可照蟾光。

（注：讥讽骨髓炎烂脚流脓生蛆，尾联“夜来还可照蟾光”暗指烂脚发光，极尽恶毒之能事。）

二、《赠尿袋美人》（1997.5）
七律·仄起首句入韵（平水韵·一先）

玉体娉婷态自怜，腰间悬袋更鲜妍。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舷。
一步三摇金缕曲，千回百转水晶帘。
劝君莫笑涓涓细，润物无声胜管弦。

（注：化用韦应物“春潮带雨晚来急”名句，写尿袋失禁之“美”，颈联“一步三摇”写蹒跚步态，尾联“润物无声”写尿意随时来袭。）

三、《观高珊蹒跚行有感》（1998.1）
七律·平起首句不入韵（平水韵·十蒸）

双拐支身步未稳，支吾蹒跚似孤僧。
左摇右摆风中絮，欲进还停雨后蝇。
路上行人皆掩口，门前过客各瞠睛。
劝君且把轮椅坐，莫效婴儿学步能。

（注：讥讽戴支具拄拐走路的狼狈相，“风中絮”“雨后蝇”极写摇晃之态，尾联劝其干脆坐轮椅，落井下石。）

四、《咏跟骨摘除》（2002.3·手术当天）
七律·仄起首句入韵（平水韵·二萧）

刀剪无情骨已销，从今足下更飘摇。
当年立地根何在？此日行空路正遥。
血肉模糊君莫看，脓疮狼藉我偏瞧。
最怜夜半无人处，残月如钩照断礁。

（注：贺左跟骨摘除，“根何在”双关，“行空路正遥”讥讽从此走路如腾云驾雾般不稳。尾联以景写情，恶毒至极。）

五、《咏踝足支具》（2003.11）
七律·平起首句入韵（平水韵·四支）

铁骨铮铮裹玉肌，钢箍凛凛束冰姿。
行来步步皆枷锁，坐定时时尽棘篱。
莫道此身多束缚，应怜残足少扶持。
劝君且把支吾弃，轮椅逍遥胜履危。

（注：讥讽支具笨重如枷锁，颈联假惺惺“怜残足”，尾联又劝其坐轮椅，反复无常，尽显小人嘴脸。）

六、《忆初中被打事》（2004.6·小D警校毕业后）
七律·仄起首句入韵（平水韵·十一尤）

忆昔初中血海仇，小D拳脚几时休？
当年被打墙根下，此日追思梦里头。
警校学成添羽翼，阿Q落魄剩蜉蝣。
唯将一腔凄凉意，化作歪诗寄瘸妞。

（注：追忆被小D殴打往事，骂小D当了警察自己不敢惹，只能把怨气发泄在高珊身上。尾联点题。）

七、《咏阿强》（2005.2）
七律·平起首句不入韵（平水韵·十三元）

昔日校园称老大，今朝道上霸乾坤。
夜总会里灯红酒，洗浴中心女爱喧。
打手成群谁敢惹？豪车列队自狂奔。
阿Q不敢抬头望，唯向瘸妞诉怨魂。

（注：写阿强混成黑老大，自己惹不起，只能继续骚扰高珊。中间两联写阿强奢靡生活，对比自己的落魄。）

八、《广州追踪有感》（2005.10）
七律·仄起首句入韵（平水韵·六麻）

千里追踪到海涯，羊城九月正繁华。
谁知陋巷栖身处，却见仙姝住此家。
轮椅痕深留印记，尿囊味重透窗纱。
夜半投书惊好梦，明朝再寄一枝花。

（注：炫耀自己追踪到广州大学地址，“尿囊味重”句极尽恶心之能事，尾联“一枝花”指歪诗，自鸣得意。）

九、《贺高珊专利》（2006.4·专利公示后）
七律·平起首句入韵（平水韵·八庚）

专利榜头名字呈，人间又见女精英。
纵然足下无跟骨，依旧心中有发明。
尿袋悬腰研器械，支具裹腿写纵横。
阿Q遥贺无他物，歪诗一首寄深情。

（注：明为“贺”，实为讥讽。颈联“尿袋悬腰”“支具裹腿”与“研器械”“写纵横”对仗，刻意制造荒诞对比。尾联“深情”二字，厚颜无耻。）

十、《自嘲并寄高珊》（2006.5·采访见报后）
七律·仄起首句入韵（平水韵·十二侵）

流浪江湖直到今，烂衫破帽伴孤衾。
当年偷眼因痴绝，此日投书为爱深。
不羡他人腰万贯，唯怜瘸妞病千沉。
阿Q虽贱情难改，夜夜歪诗伴你吟。

（注：全诗以“深情”自居，实为自我开脱。“当年偷眼”“此日投书”承认罪行却以“痴绝”“爱深”美化，尾联“夜夜歪诗”恬不知耻。最下作的一首，也最符合赵阿Q扭曲心理。）

devil

第四折：创业（2005年7月—2006年春）
【2005年7月：毕业】
二〇〇五年七月五号，星期二，广州的夏天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蝉从早上就开始叫，叫得又长又尖，把那棵凤凰木上的叶子都叫得耷拉下来，一动不动地垂着。高珊早上六点就醒了，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慢慢坐起来，把两条腿挪到床边，伸手够过轮椅，把自己从床上移过去。这个动作她做了九年，从十五岁到二十四岁，做了无数次，已经熟练得不用过脑子了。她推着轮椅到卫生间，洗脸，刷牙，对着镜子里那张脸看了几秒钟。镜子里的那张脸还是好看的，皮肤白嫩嫩的，眼睛亮亮的，头发黑黑的，比前几年更漂亮了。她看着那张脸，看了几秒钟，然后低下头，看着自己搁在轮椅踏板上的那两只脚。

那两只脚上戴着那副她自己设计的踝足支具，银灰色的，从小腿中段一直包裹到脚底，两侧有细细的金属支架。支具的前端露出十个脚趾，脚趾上涂着红色的指甲油，是她昨天晚上特意涂的，涂得很仔细，涂了两遍，红得发亮。那两只脚再也没有后跟了，只有两道暗粉色的植皮疤痕，从脚跟一直延伸到脚底，长长的，宽宽的，像两道永远消不掉的印记。她看着那些红色的脚趾，看着那两道疤痕，看了几秒钟，然后抬起头，不再看了。

今天是大学毕业的日子。四年了，从大一到大四，从十九岁到二十四岁，她在这个学校待了四年，拄着拐杖走了四年，戴着支具坐了四年轮椅，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今天终于要毕业了，要穿着学士服，走上那个台，从校长手里接过那个毕业证。她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心情，不是激动，不是高兴，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空空的，闷闷的，又有点暖暖的，像什么东西终于完成了。

母亲从厨房里探出头来，说，快点，吃饭了，一会儿该晚了。她应了一声，推着轮椅到餐桌前，把那碗粥喝完，把那个鸡蛋吃完，然后回到房间，把那件学士服从衣柜里拿出来，穿在身上。学士服是黑色的，宽宽大大的，把她整个身子都罩在里面，只露出一个脑袋和两只手。她对着镜子照了照，看着镜子里那个穿着学士服的人，看着那张脸，看着那双眼睛，看着那两只露在外面的手，心里想，这就是我了，大学毕业的我。

八点半，她拄着拐杖出门，母亲推着轮椅跟在后面。毕业典礼在学校的大礼堂举行，离宿舍不远，走过去十几分钟。路上有很多穿着学士服的学生，三三两两地往同一个方向走，有的在说笑，有的在拍照，有的在互相整理衣领和帽子。她走在那些人中间，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往前挪，走得很慢，但很稳。没有人多看她，没有人在她背后指指点点，没有人用那种看稀奇的目光盯着她看。四年了，他们早就习惯了，习惯了她拄着拐杖的样子，习惯了她慢慢走路的样子，习惯了她戴着支具的那两只脚。她走在他们中间，像一个普通的同学，一个和他们一样要毕业的人。

九点，毕业典礼开始。礼堂里坐满了人，黑压压的一片，那些学士服，那些学士帽，那些年轻的脸，挤在一起，嗡嗡嗡地说话，嗡嗡嗡地笑。她被安排坐在第一排靠边的位置，轮椅停在过道旁边。她坐在那里，看着台上那些讲话的人，听着那些话，校长讲话，书记讲话，教师代表讲话，学生代表讲话，一个一个的，说了很久很久。她听着，没怎么听进去，脑子里空空的，只是坐着，等着，等着那个轮到她的时刻。

终于到了发毕业证的环节。一个一个学院地上台，一个一个学生地从校长手里接过那个红色的本子，鞠个躬，然后下来。她听见主持人念到机械工程学院的时候，拄着拐杖站起来，一步一步往台上走。台阶那里有专门为她准备的斜坡板，是学校前几天临时搭的，木板的颜色还有点新。她走上斜坡板，一步一步地，很慢，很稳，走到台上，走到校长面前。

校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头发花白，戴着眼镜，看见她上来，笑了一下，把那个红色的毕业证递给她。她接过来，说，谢谢校长。校长点点头，说，祝贺你。她转过身，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往台下走。走到斜坡板那里的时候，她停了一下，往台下看了一眼。

台下黑压压的人群里，她看见了黄琳。

黄琳站在第三排靠边的位置，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头发披着，脸上带着笑，正在使劲鼓掌。她比以前更漂亮了，更瘦了，更有气质了，那种走红毯的气质，那种当模特的气质。她的眼睛亮亮的，看着台上，看着高珊，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高珊看着她，也笑了，那笑很淡，但确实是笑了。她继续往下走，一步一步地，走进那些掌声里，走进那些目光里，走进黄琳的笑容里。

毕业典礼结束后，她们一起到操场上拍毕业照。操场上有好几拨人在拍，有的班一起拍，有的宿舍一起拍，有的三五个好朋友一起拍。阳光很烈，晒得人眼睛都睁不开，但没人抱怨，都笑着，挤在一起，对着镜头比各种手势。高珊被几个同学拉着拍了好几张，有宿舍的，有班里的，有社团的，拍完了，她坐在轮椅上歇着，看着那些还在拍的人。

黄琳推着轮椅，把她推到一棵大树下面，说，在这儿凉快，别晒着了。然后她蹲下来，蹲在轮椅旁边，看着高珊，说，咱俩也拍一张吧。高珊点点头，说，好。

旁边有个同学帮她们拍。高珊坐在轮椅上，黄琳站在她旁边，一只手扶着轮椅的扶手，一只手搭在她肩上。摄影师喊，一、二、三，两个女孩一起笑。高珊的笑很淡，但眼睛里亮亮的，和那些红色的指甲油一样亮。黄琳笑得很大，露出那排整齐的牙，眼睛眯成一条缝，整个人都在笑。咔嚓一声，那一刻被定格下来。

拍完照，黄琳推着她在校园里慢慢走。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投下一块一块的光斑，一闪一闪的。轮椅的轮子碾过那些光斑，咯吱咯吱的，那声音在安静的校园里传得很远。黄琳在后面说，你知道吗，我专程从上海赶回来的，推了两个通告，亏了好多钱。高珊说，那你回来干嘛。黄琳说，废话，你毕业，我能不来吗。

高珊没说话，只是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那两只脚搁在轮椅的脚踏板上，戴着那副银灰色的支具，脚趾上涂着红色的指甲油，在阳光里亮亮的。她想起九年前，她第一次落榜的时候，黄琳坐在她旁边，说，你比我聪明多了，你肯定行。她想起这九年，黄琳每个周末都来看她，帮她换药，陪她说话，在她最难受的时候握着她的手，什么都不说，就那么陪着。她想起黄琳那些信，那些电话，那些从很远的地方寄来的东西，那些永远在的、永远不会走的东西。

她说，谢谢你，黄琳。

黄琳在后面推着轮椅，说，谢什么，你是我闺蜜。

她们就这样走着，走着，走过教学楼，走过图书馆，走过食堂，走过宿舍，走过那些她们一起走过的地方。阳光照着她们，照在轮椅上的她，照在推轮椅的黄琳身上，照在那两只没有后跟的脚上，照在那十个涂着红色指甲油的脚趾上。那些红色在阳光里亮亮的，和那些光斑混在一起，一闪一闪的，像在说什么。

那张照片后来一直被高珊放在办公室里，在书桌后面的柜子上，用一个木头的相框装着。照片里的她坐在轮椅上，黄琳站在旁边，一只手扶着轮椅的扶手，一只手搭在她肩上，两个女孩一起笑。她笑得很淡，黄琳笑得很大，阳光从头顶照下来，把她们的脸照得亮亮的。每次有人进她办公室，问这张照片是谁，她就会说，我闺蜜。然后笑笑，不再说什么。只有她自己知道，那个站在她旁边、扶着轮椅、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的女孩，陪她走过了多少路，陪她熬过了多少个疼得睡不着觉的夜晚，陪她从那个烂着脚、不敢见人的十五岁女孩，走到这个穿着学士服、坐在轮椅上、却笑着拍毕业照的二十四岁女人。

【2005年秋：创业】
二〇〇五年九月一号，星期四，省城高新产业园区的早晨来得比别处更早一些，七点多钟太阳就已经升得老高，把那些灰扑扑的写字楼照得发亮。高珊从出租房里出来，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走到公交站，等那趟去产业园的班车。班车很挤，都是赶着上班的年轻人，有的在打电话，有的在啃包子，有的靠在椅背上补觉。她站在门口的位置，一只手抓着扶手，一只手拄着拐杖，随着车一晃一晃的，从起点站晃到终点站，晃了四十多分钟。

下车的时候已经八点二十了。她拄着拐杖，沿着那条种满梧桐树的小路往里走，走到最里面那栋灰色的楼前，停下来，掏出钥匙，打开门。门里是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两边是一间一间的办公室，门上贴着各种公司的牌子。她走到尽头，推开那扇贴着“康瑞医疗”四个字的门，走进去。

三间办公室，加起来不到一百平米。第一间是公共办公区，摆着四张桌子，桌上堆着电脑、图纸、样品、各种零件，乱糟糟的。第二间是她的办公室，小一点，只有一张桌子，一张椅子，一个书架，书架里塞满了各种专业书和资料。第三间是个小仓库，堆满了各种材料和半成品。六个人，三个合伙人，三个员工，都挤在这三间屋子里，每天转来转去，转不开身。

她是第一个到的。把包放下，把拐杖靠在桌边，坐下来，打开电脑，开始看昨天没做完的图纸。她的脚搁在轮椅的脚踏板上，戴着那副她自己设计的踝足支具，银灰色的，从小腿中段一直包裹到脚底。支具的前端露出十个脚趾，脚趾上涂着红色的指甲油，是前天刚涂的，红得发亮。那两只脚再也没有后跟了，只有那两道暗粉色的植皮疤痕，从脚跟一直延伸到脚底，像两道永远消不掉的印记。但她的脸是好看的，皮肤白嫩嫩的，眼睛亮亮的，头发扎成马尾，干干净净的。谁看了都说她漂亮，可她自己知道，这漂亮下面，是每一步都要疼的命，是从今往后越来越疼的日子。

八点四十，第一个员工来了，是个刚毕业的小伙子，姓张，瘦瘦高高的，戴着眼镜，一进门就喊，高总早。她点点头，说，早。九点，第二个员工来了，是个女的，姓李，比高珊大两岁，以前在别的公司干过，有经验。九点十分，合伙人也来了，一个叫王磊，一个叫周涛，都是她在大学时的同学，一个学机械，一个学电子，三个人凑在一起，捣鼓了两年，终于把公司开起来了。

启动资金是她攒了多年的奖学金。从大一开始，每年都拿一等奖学金，加上各种比赛的奖金，加上平时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凑了六万多。不够。王磊和周涛也凑了一点，还是不够。她给黄琳打电话，说想借钱。黄琳二话没说，第二天就打了十万过来。她说，算我投资的，以后赚了钱给我分红。她说，还是算借吧，我打借条。黄琳说，不用还，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那十万块钱就放在公司账上，用了一年多，还剩一点。每次看见那个数字，她就想起黄琳，想起那天打电话时黄琳说的话，想起那些年黄琳每个周末都来看她，帮她换药，陪她说话，在她最难受的时候握着她的手，什么都不说，就那么陪着。她没打借条，黄琳也没要，就那么放着，像那十万块钱不是钱，只是一份放在那里的情谊。

九点半，人到齐了，开始开会。六个人挤在那间公共办公区里，围着那张堆满东西的桌子，讨论新产品的设计方案。她要做的是一款智能假肢，可以根据步态自动调节压力，让穿戴的人走得更舒服，更自然。这个东西她想了很多年了，从大二开始就在想，在图纸上画了无数遍，在电脑上做了无数个模型，现在终于有机会把它做出来。

开会开到十一点多，散了，各忙各的。她回到自己那间小办公室，继续画图纸。那些线条在眼前晃，她一笔一笔地画，一毫米一毫米地调，画得眼睛发酸，画得手指发僵，画得忘了时间。中午的时候，小王敲门进来，问她要不要带饭。她看了看表，已经一点多了，说，带一份吧，随便什么都行。小王出去，过了十几分钟，端着一份盒饭进来，放在她桌上。她说了声谢谢，继续画，画完那一条线，才停下来吃饭。饭已经凉了，扒拉几口，又接着干。

下午三点多，王磊过来，说模具厂那边来电话了，说样品做好了，可以去看。她站起来，拄着拐杖，和王磊一起出门，打了辆车，去模具厂。模具厂在郊区，开了半个多小时。她拄着拐杖在车间里走，看那个刚出炉的样品，拿在手里掂了掂，摸了摸，又对着光看，看了很久。她说，这里有点毛刺，要磨一下，这里角度不对，要改。王磊在旁边记着，记完了，又跟厂长说了几句，然后一起出来，再打车回去。

回到公司已经五点多了。员工陆续下班走了，王磊和周涛也走了，只剩下她一个人。她坐在那间小办公室里，继续画图纸，继续改数据，继续做那些永远做不完的事。窗外的天慢慢黑下来，路灯亮了，把那条梧桐小路照得昏黄昏黄的。她偶尔抬头看一眼窗外，看一眼那些晃动的树影，然后又低下头，继续画。

八点多的时候，她把最后一条线画完，把文件保存好，关上电脑，站起来，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往外走。走到门口，把灯关上，把门锁上，然后沿着那条走廊往外走。走廊很长，空荡荡的，只有她的脚步声，一下一下的，在空空的走廊里传得很远很远。她走到大门口，推开那扇玻璃门，走到外面那条梧桐小路上。

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歪歪扭扭的，投在地上，跟着她一步一步往前走。她走得很慢，每一步脚踝都疼，那种从骨头缝里往外钻的疼，一阵一阵的，像有什么东西在提醒她，她的脚还在，还在疼，还在一天一天地坏下去。但她没停，就那么一步一步地走，走到公交站，等那趟末班车，晃回那个租来的小房子。

躺在床上，她看着天花板，想着今天的事，想着那个模具，想着那些改不完的数据，想着明天还要做的事。她的脚搁在床上，那两只没有后跟的脚，那两道暗粉色的疤痕，那些涂着红色指甲油的脚趾，在窗外透进来的月光里，朦朦胧胧的。她看着那些脚趾，看了很久很久，然后闭上眼睛，睡过去。

明天早上，她还会第一个到公司，还会画那些图纸，还会改那些数据，还会一步一步地走那条路，从公交站走到公司，从公司走到公交站。不为什么，就因为这是她想做的事，是她从十五岁开始就想做的事。她要造出那些能让和自己一样的人少吃点苦的东西。不管脚有多疼，不管以后会怎么样，她都要做下去。

【李独的亡魂：办公室的深夜】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二十三号，星期三，深秋的雨从傍晚开始下，一直下到深夜还没停。雨不大，细细密密的，打在窗户玻璃上，留下一条一条弯曲的水痕，那些水痕在路灯的光里亮亮的，慢慢地往下流，流到窗框上，滴下去，看不见了。高珊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还在调试那个样品，一个智能假肢的膝关节模块，数据总是差那么一点点，怎么调都不对。她已经坐了四个多小时，眼睛盯着那些跳动的数字，盯得发酸，发涩，但她不想停下来，停下来就更睡不着了。

窗外的雨声淅淅沥沥的，一直响着，像是有什么人在远处轻轻地说话，说着说着就停一下，然后又继续说。整个产业园都睡了，只有她这一间办公室还亮着灯，从外面看，像一只睁着的眼睛，孤零零地嵌在这栋灰扑扑的楼里。她偶尔抬起头，看一眼窗外那些模糊的树影，看一眼那些被雨水打湿的路灯，然后又低下头，继续调那些数字。

十一点四十多的时候，她终于把那组数据调到了一个勉强可以接受的范围，保存了文件，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她的脚搁在轮椅的脚踏板上，那两只没有后跟的脚戴着那副银灰色的踝足支具，支具前端露出十个脚趾，脚趾上涂着红色的指甲油，在电脑屏幕的光里泛着一点暗红。那两道暗粉色的植皮疤痕从脚跟一直延伸到脚底，被支具遮住了一半，看不见。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脚，看了几秒钟，然后抬起头，往窗外看去。

窗外的雨还在下。路灯昏黄昏黄的，照着那一小片空地，照着那几棵掉光了叶子的梧桐树，照着那些湿漉漉的停在路边的车。雨丝在灯光里斜斜地落下来，一根一根的，密密麻麻的，像是有人在天上织着什么永远织不完的东西。

然后她看见了那个人。

那个人站在路灯下面，站在那片雨里，没有打伞，浑身湿透。瘦小的个子，单薄的身体，穿着一件旧校服，洗得发白的那一种，袖口有点长，垂下来遮住了手。他的头发贴在额头上，脸上的水不停地往下流，流到下巴上，滴下去，滴在地上。他就那么站着，一动不动地站着，抬着头，朝她这边看。

她的心跳一下子停住了，然后又更快地跳起来，快得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她盯着那个身影，盯着那件旧校服，盯着那张在雨里模糊不清的脸，眼睛一眨都不敢眨。那个身影太熟悉了，熟悉得让她浑身发冷，那种瘦小的个子，那种穿着旧校服的样子，那种站在角落里、站在暗处、站在雨里、永远盯着她看的样子，她见过无数次，从十五岁到现在，十年了，他出现过无数次，在她最想不到的时候，在她最脆弱的时候，在她以为自己可以忘记他的时候。

她就那么坐着，盯着窗外，盯着那个站在雨里的人。雨还在下，他还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站着，抬着头，看着她。她看不清他的脸，看不清他的表情，只知道他在看她，一直在看她，看着她坐在办公室里的样子，看着她那双戴着支具的脚，看着那些红色的指甲油，看着那两道永远消不掉的疤痕。

她眨了眨眼。就那么一下，再睁开眼睛，窗外什么都没有了。只有那盏路灯，昏黄昏黄的，照着那片空荡荡的空地，照着那些掉光了叶子的梧桐树，照着那些还在往下落的雨丝。没有人，没有旧校服，没有那个浑身湿透的瘦小的身影。

她盯着那片空荡荡的地方，盯了很久很久，久到眼睛发酸，久到视线模糊。她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是该怕，该喊，该跑，还是该哭。她只是坐在那里，盯着窗外，盯着那片雨，盯着那盏灯，一动不动的。

过了很久，也许几分钟，也许十几分钟，她慢慢站起来，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走到窗边。窗户关着，玻璃上全是雨水，那些细细的水痕一条一条的，把外面的世界切割成无数个模糊的小块。她伸出手，想去开窗，但手停在半空中，没有动。她站在那里，透过那些水痕，看着外面那片空地，看着那盏灯，看着那些还在落的雨。什么都没有，什么人都没有。

她转过身，拄着拐杖走回办公桌边，坐下来，看着电脑屏幕，看着那些还没关掉的数据。脑子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只有那个站在雨里的身影，只有那件湿透的旧校服，只有那双一直看着她的眼睛。她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只知道后来累了，趴在桌上睡着了，睡得很沉，没有做梦。

第二天早上，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脸上，把她照醒了。她慢慢抬起头，揉了揉眼睛，看着窗外。天晴了，阳光很好，那些梧桐树的枝丫在阳光里光秃秃的，被昨晚的雨洗得很干净，发着亮。她站起来，拄着拐杖，慢慢走到窗边，想把窗户打开，透透气。

窗户推开的瞬间，一股清新的、带着泥土味的空气涌进来，凉凉的，很舒服。她站在那里，吸了几口气，然后低下头，看见了窗台上的那只鞋。

那只鞋就放在窗台上，靠着玻璃，整整齐齐地摆着，像有人特意放在那里的。是一只凉鞋，浅蓝色的，细细的带子，鞋底已经旧了，边缘磨得发白，鞋面上沾着一点干了的泥巴。她盯着那只鞋，盯了很久很久，久到眼睛发酸，久到视线模糊，然后她慢慢伸出手，去拿。

那鞋在她手心里，凉凉的，轻轻的，有点湿，是昨晚的雨还没干透。她把鞋翻过来，看鞋底。鞋底上有一块地方磨得特别薄，那是走路的时候脚趾顶出来的位置，那个位置正好是她脚趾的位置。她看着那块磨薄的地方，看着那些细细的纹路，看着那些沾在上面的泥巴，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只有那只鞋，在她手心里，凉凉的，轻轻的。

她认得这只鞋。这是她的鞋。是她初中时经常穿的那双浅蓝色人字拖的另一只。前几年，她已经收到过一只了，放在她家门口，整整齐齐的。那一只现在还在家里，放在柜子里，母亲收着的。这一只，现在在她手上，在办公室的窗台上，在昨晚那场雨之后，在那个站在雨里的人消失之后，出现在这里。

她想起昨晚那个站在雨里的身影，想起那件湿透的旧校服，想起那双一直看着她的眼睛。是他吗？是他把这只鞋送来的吗？他怎么会有这只鞋？他拿走了多少年？为什么现在才送来？她想不明白，越想脑子里越乱，乱成一团，理都理不清。

她拿着那只鞋，走回办公桌边，坐下来，把鞋放在桌上，就那么看着。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那只鞋上，把那浅蓝色的鞋面照得发亮，把那两根细细的带子照得清清楚楚，把那些沾在上面的泥巴照得纤毫毕现。她就那么看着，看着那只鞋，看着那些磨薄的地方，看着那些被雨水打湿后还没干透的痕迹，看了很久很久。

后来她把那只鞋放进了抽屉里，和那些文件放在一起。她不知道拿它怎么办，不知道该不该告诉别人，该不该留着，该不该扔掉。她只知道，这是她的鞋，是她十五岁时穿过的鞋，是那个人拿走了十几年的鞋。现在它回来了，和另一只一样，被她收着，放在某个地方，提醒她那些永远甩不掉的东西还在。

那天晚上，她给家里打了个电话，问母亲，那只放在门口的凉鞋还在不在。母亲说，在，在柜子里，怎么了？她说，没什么，另一只也找到了。母亲愣了一下，没说话。她也没再说什么，挂了电话，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看着那些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

雨不会再下了，天晴了。但那个人还会来吗？还会站在某个地方，看着她吗？还会送来更多的东西吗？她不知道。她只知道，那只鞋还在抽屉里，那另一只还在家里的柜子里，那两道疤痕还在她的脚上，那些红色的指甲油还在她的脚趾上。它们都在，都在提醒她，她是高珊，是那个从十五岁就开始被盯着看的人，是那个永远甩不掉这些东西的人。


【赵阿Q的生灵：公司地址的发现】（2005年冬）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五号，星期一，公司开业第三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冬天的风已经凉透了，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带着一股干干的、冷飕飕的味道。高珊早上八点二十到公司，拄着拐杖从走廊那头走过来，走到门口的时候，她看见门缝里塞着一个白色的东西，露出来一小截。她愣了一下，弯下腰，把那东西抽出来，是一个信封，白色的，没有贴邮票，没有写寄信人地址，只有收信人那一栏，歪歪扭扭地写着她的名字和公司的地址。

她的手抖了一下，那个信封差点掉在地上。她站在那里，盯着那些歪歪扭扭的字，盯了很久很久。九年了，从初三到现在，从东莞到广州，从学校到公司，那些信从来没断过。她以为换了城市就能躲开，以为时间长了就会停止，以为他总会有厌倦的一天。可他从来没有，九年了，他还是那个样子，还是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还是那些恶心的内容，还是准时得像月经一样，每个月都会来，或者每个星期，或者什么时候他想来了就来了。现在他找到了公司，找到了她每天进出的这个地方，找到了她拼命想守住的这一点点安宁。

她把信揣进口袋里，打开门，走进去，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把信放在桌上，盯着看了很久很久。她不想拆，不想看那些字，不想再被那些东西恶心一次。但她知道她得看，得知道他又写了什么，又想了什么，又用什么新的方式来折磨她。她用指甲挑开封口，把里面的东西抽出来。

是一张皱巴巴的纸，从什么本子上撕下来的，边缘毛毛糙糙的。纸上写着字，那些歪歪扭扭的字，一行一行的，她往下看：

“恭喜高总开业大吉。我知道你在这儿，我每天都能看见你。你坐在轮椅上的样子，真好看。”

她盯着那几行字，盯着那句“我每天都能看见你”，盯着那句“你坐在轮椅上的样子，真好看”，盯了很久很久。她的手开始发抖，那张纸在她手里簌簌地响。她抬起头，往窗外看去。窗外是那条梧桐小路，那些掉光了叶子的树，那些停在路边的车，那些偶尔走过的行人。她不知道他在哪里，不知道他从哪个角度看着她，不知道他是不是现在就站在某个地方，拿着望远镜，盯着她这扇窗户看。她只觉得浑身发冷，那种从骨子里往外冒的冷，冷得她牙齿都在打战。

她把那张纸翻过来，背面还有字，不是那种歪歪扭扭的，是另一种字，工工整整的，一笔一划的，像刻出来的一样。那又是一篇铭文，开头写着“轮椅盂铭”四个字，下面是一段话：

“唯乙酉秋，八月戊寅。高氏双足既废，不能行，乃坐轮椅以出入。其轮之声，咯吱满巷。阿Q闻之，如闻韶乐，曰：此天地之正音也。乃作盂铭，以传永久。”

她盯着那句“如闻韶乐”，盯着那句“此天地之正音也”。韶乐是什么她知道，是孔子听了三月不知肉味的音乐，是古代最美好最高雅的东西。他把她的轮椅声比作韶乐，把那些咯吱咯吱的声音说成是天地正音，这是在夸她还是骂她？是赞美还是嘲讽？她不知道。她只知道那些字写得很好，工工整整的，很有章法，每一个字都写得比她写的都好。可她看着那些好字，心里只有恶心，那种从胃里翻涌上来的、压都压不住的恶心。

她把那张纸叠好，拿着走到隔壁办公室，给王磊看。王磊看了，眉头皱起来，说，这人有病，报警。她又给周涛看，周涛看了，骂了一句脏话，说，报警，现在就报。

她报了警。下午警察来了，调了监控。监控里，凌晨三点多，一个戴着帽子的男人从走廊那头走过来，走到公司门口，弯下腰，把什么东西塞进门缝里，然后转身走了。他戴着帽子，低着头，看不清脸，只能看出个子不高，有点胖，穿着一件深色的旧棉袄。警察说，这种人，抓住了也只能拘留十五天，放出来还会继续。她点点头，说，我知道。

十五天后，那人出来了。又过了几天，信又来了。还是那个歪歪扭扭的字，还是那些恶心的内容，还是准时得像发工资一样。她拿着那封信，站在窗前，看着外面那条梧桐小路，看着那些光秃秃的树枝，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人，心里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她早就知道会这样，早就知道抓了也没用，早就知道他会一直来，一直写，一直恶心她。九年了，她还能不知道吗。

公司装了新的监控，换了门锁，加了防盗门。但信还是会来，每个月一封，有时候月初，有时候月中，有时候月底，从来不断。有时候是一张皱巴巴的纸，歪歪扭扭地写几句恶心话；有时候是工工整整的诗词，把她坐轮椅、戴支具、烂脚的事写得比古诗还美；有时候是一篇铭文，把她比作什么古代的什么东西，把她受的罪写成什么天地正音。她一封一封地拆，一封一封地看，一封一封地撕碎，扔进垃圾桶里。然后第二天，继续上班，继续画图纸，继续调数据，继续做那些她想做的事。

十二月二十号那天，又收到一封信。她拆开，里面是一张纸，上面是一首七律，题目是《广州追踪有感》，字还是那种工工整整的字，一笔一划的：

“千里追踪到海涯，羊城九月正繁华。谁知陋巷栖身处，却见仙姝住此家。轮椅痕深留印记，尿囊味重透窗纱。夜半投书惊好梦，明朝再寄一枝花。”

她盯着那句“尿囊味重透窗纱”，盯着那句“夜半投书惊好梦”，盯着那句“明朝再寄一枝花”。她的胃里翻了一下，那种恶心的感觉从胃里往上涌，涌到喉咙口，涌得她想吐。她想起那些年挂着尿袋的日子，想起那些永远干不了的纱布，想起那股永远散不掉的臭味。他都知道，他都知道，他把她那些最见不得人的东西都写进诗里，写得工工整整的，押着韵，合着辙，比那些正经诗人写的都好。然后他说这是“一枝花”，是送给她的一枝花。

她拿着那封信，走到碎纸机旁边，把那封信塞进去。碎纸机嗡嗡地响着，那张纸一点一点地被绞进去，变成一堆细细的纸条，落进下面的塑料桶里。她站在那里，看着那些纸条落下去，看着那些工工整整的字被绞成碎片，心里什么感觉都没有，空的，什么都没有。

她回到办公桌前，坐下来，把轮椅往前推了推，继续画那张没画完的图纸。她的脚搁在轮椅的脚踏板上，那两只没有后跟的脚上戴着那副银灰色的踝足支具，支具前端露出十个脚趾，脚趾上涂着红色的指甲油，是前天刚涂的，红得发亮。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脸上，照在她手上，照在那张画了一半的图纸上。她低着头，一笔一笔地画着，画得很慢，很仔细，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窗外那条梧桐小路上，有人在走，有人在骑车，有人在等车。她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还在某个地方看着她，不知道他还会写多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她只知道，她还在这里，还在画图纸，还在做她想做的事，还在一步一步地往前走。那些信可以来，那些诗可以写，那些恶心的话可以说，但她不会停，不会倒下，不会让他们得逞。

【2006年春：三项国家专利】（2006年3月）
二〇〇六年三月十五号，星期三，省城高新产业园区的春天来得比别处更早一些，梧桐树已经冒出了嫩绿的芽，细细的，密密的，在风里轻轻摇着。高珊坐在办公室里，看着手里那三张刚拿到的专利证书，看了很久很久。证书是红色的封面，上面印着金色的国徽和“发明专利证书”几个字，翻开里面，是她的名字，是她的设计，是那款她想了四年、做了两年的智能足部矫形器。她把证书一张一张地看过去，看了好几遍，然后放在桌上，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窗外阳光很好，照在那条梧桐小路上，照在那些来来往往的人身上，照在那些停在路边的车上。她看着窗外，看着那些在阳光里晃动的影子，心里涌上来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不是高兴，不是激动，不是如释重负，是一种说不上来的东西，沉沉的，满满的，堵在胸口。一年前，她坐在这间办公室里，只有三个人，只有一堆图纸和一堆想法。一年后，公司有了六个人，有了三项国家专利，有了进入五省市康复医院采购目录的产品。这一年是怎么过来的，她说不清楚，只知道每天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每天画图纸，调数据，跑工厂，见客户，每天疼着，忍着，撑着，一步一步地往前挪。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那两只脚搁在轮椅的脚踏板上，戴着那副她自己设计的踝足支具，银灰色的，从小腿中段一直包裹到脚底，两侧的金属支架在阳光里泛着亮亮的光。支具的前端露出十个脚趾，脚趾上涂着红色的指甲油，是昨天刚涂的，红得发亮。那两只脚再也没有后跟了，只有那两道暗粉色的植皮疤痕，从脚跟一直延伸到脚底，像两道永远消不掉的印记。但它们不再烂了，不再流脓了，不再有那股恶心的臭味了。它们只是疼着，一直疼着，每一步都疼，每一天都疼，但至少它们是干净的，是可以见人的。

晚上，公司在附近的一家小饭馆里办庆功宴。六个人挤在一张圆桌边上，点了满满一桌子菜，还开了两瓶白酒。王磊倒了一杯酒，举起来，说，来，为咱们的三项专利，干杯。周涛也倒了一杯，说，为咱们的产品进采购目录，干杯。大家都站起来，碰杯，喝酒。高珊也喝了一点，就一小口，辣得她直皱眉头，眼泪都快出来了。大家看着她的样子，都笑了，说，高总不能喝，别灌她。

她笑着，坐在那里，看着他们喝，听着他们说那些高兴的话，心里暖暖的。这六个人，从公司开张第一天就在，每天加班，每天挨累，每天听她调数据改图纸，从来没有抱怨过。现在终于有点成绩了，他们比她还要高兴。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王磊端着酒杯走过来，坐在她旁边，看着她，问，高珊，我问你个问题。她看着他，说，问吧。王磊说，你是怎么撑过来的？这一年，这么多事，这么多困难，你是怎么撑过来的？

她愣了一下，没马上回答。她看着王磊那张喝得有点红的脸，看着他那双认真的眼睛，想着这个问题。怎么撑过来的？她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只是一天一天地过，一步一步地走，疼了就忍着，累了就歇一会儿，难受了就想想那些更难受的时候。她想起很多事，想起十五岁那年从楼梯上摔下来，想起那些烂着脚流着脓的日子，想起那些永远换不完的纱布，想起那些戴着尿袋穿纸尿裤的夜晚，想起那些恶心的信、那些盯着她看的眼睛、那些永远甩不掉的凝视。她想起母亲，想起黄琳，想起那些陪着她走过来的人。她想起李独，那个站在角落里永远盯着她看的人。她想起赵阿Q，那个写了九年信、永远在暗处恶心她的人。

她想了想，然后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清楚。她说，有人推我，我就得爬起来。

王磊愣住了，看着她，没明白她什么意思。她也没解释，只是笑了笑，端起酒杯，说，来，喝酒。王磊也笑了，端起酒杯，和她碰了一下，一口干了。

那天晚上她喝得有点多，就两三杯，但对于从来不喝酒的她来说，已经算是醉了。饭局散的时候，她已经有点晕，脸发烫，头有点沉。周涛说要送她回去，她说不用，自己能走。她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往外走，走到门口，外面的风一吹，凉凉的，让她清醒了一点。她站在那里，看着外面的夜色，看着那些路灯，看着那些还在营业的店铺，看着那条熟悉的小路。

路边停着一辆车，车窗开着，里面有人抽烟，红红的烟头一闪一闪的。她看了一眼，没在意，拄着拐杖继续往前走。走了几步，她停下来，回头又看了一眼。那辆车还停在那里，车窗还开着，那红红的烟头还在一闪一闪的。她盯着那辆车，盯了几秒钟，然后转过身，继续往前走。

她想起刚才那句话，有人推我，我就得爬起来。她说的“有人”，不光是那些帮她的人，也是那些推她的人。把她推下楼梯的人，把她推进深渊的人，把她推到现在这个位置上的人。如果没有那一推，她现在会是什么样？也许在跳舞，也许在演戏，也许在过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但那一推发生了，她掉下去了，然后她爬起来了，一步一步地爬到今天。她不知道这算不算命运，不知道该恨还是该谢。她只知道，她爬起来了，而且爬到了这里。

走到出租房楼下的时候，她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来时的路。那条路很长，弯弯曲曲的，两边是路灯，一盏一盏的，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地方。她站在那里，看了很久很久，然后转身上楼，一步一步地，走到那间小屋子里，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想着那些事，想着那些人，想着那句话。

有人推我，我就得爬起来。不管是推我下去的，还是推我向上的，我都得爬起来。因为只有爬起来，才能继续往前走，才能走到今天，才能拿到那三张证书，才能坐在这间小屋子里，想着明天还要做的事。

窗外的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在地上投下一道细细的光线。那道光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静静的，像在等着什么。她看着那道光，看着看着，眼皮越来越重，然后慢慢睡过去。睡过去之前，她想起自己的脚，想起那些红色的指甲油，想起那两道永远消不掉的疤痕。它们在月光里朦朦胧胧的，和那些光线混在一起，像一幅画。

明天早上，她还会第一个到公司，还会画那些图纸，还会调那些数据，还会一步一步地走那条路，从出租房走到公司，从公司走到更远的地方。不管那些推她的人还在不在，不管那些盯着她看的眼睛还会不会出现，她都会走下去，一直走下去，走到走不动的那一天。

【赵阿Q的生灵：专利公示后的贺信】（2006年4月）
二〇〇六年四月十号，星期一，春天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暖洋洋的，照在那条梧桐小路上，照在那些新长出来的嫩绿树叶上，照在那些来来往往的人身上。高珊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份从网上下载打印出来的专利公示页，上面印着她的名字，她的设计，她的那三项国家专利。她已经看了好几遍了，每次看都觉得有点不真实，像在做梦。从大二开始想这些东西，到毕业设计做出第一个样品，到公司开起来，到现在专利公示，整整五年过去了。五年，她从一个坐在轮椅上复读的高中生，变成一个拥有三项国家专利的公司首席工程师。她看着那些字，看着自己的名字，心里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水，没什么波澜。

电话响了，是前台小张打来的，说，高总，有您的信，放在楼下了。她愣了一下，说，好，我下去拿。她站起来，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走到楼下。前台桌上放着一个白色的信封，没有贴邮票，没有写寄信人地址，只有收信人那一栏，歪歪扭扭地写着她的名字和公司的地址。她的手抖了一下，那个信封差点掉在地上。她盯着那些歪歪扭扭的字，盯了很久很久，然后拿起信封，转身上楼，回到办公室，把门关上。

她把信放在桌上，盯着看了很久，不想拆，不想看那些字，不想再被那些东西恶心一次。但她知道她得看，得知道他又写了什么，又想了什么，又用什么新的方式来折磨她。十年了，从初三到现在，从东莞到广州，从学校到公司，那些信从来没断过。她以为拿了专利他会消停，以为事业有成他会收敛，以为时间长了总会过去。可他从来没有，十年了，他还是那个样子，还是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还是那些恶心的内容，还是准时得像月经一样，每个月都会来，或者每个星期，或者什么时候他想来了就来了。

她用指甲挑开封口，把里面的东西抽出来。是一张打印出来的纸，就是她从网上下载的那种专利公示页，一模一样，上面印着她的名字，她的设计，她的那三项专利。但那张纸上被人用红笔圈住了她的名字，圈了一个大大的圈，歪歪扭扭的，不怎么圆，就那么画在上面。圈的旁边用红笔写着几行字，还是那种歪歪扭扭的笔画，每一个字都写得很大，像是在喊叫一样：

“高珊，你越来越厉害了。可你还是个瘸子。你还是坐轮椅。你的小内裤还是我喜欢的红色。你还是带着纸尿裤。你还是比我惨。哈哈哈。”

她盯着那些字，盯着那句“你的小内裤还是我喜欢的红色”，盯着那句“你还是带着纸尿裤”，盯着那句“你还是比我惨”，盯着最后那三个“哈哈哈”，盯了很久很久。她的手开始发抖，那张纸在她手里簌簌地响，抖得停不下来。她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只有那些字，那些红红的字，那些歪歪扭扭的笔画，那些“哈哈哈”，在她眼前晃来晃去，晃得她头晕。

他怎么知道她穿红色内裤？他怎么知道她现在还带着纸尿裤？这些事只有她自己知道，只有每天晚上换下来扔掉的那些东西知道，只有那个小小的垃圾桶知道。他怎么知道的？他是不是每天都在看着她？是不是在她办公室外面蹲着？是不是在她回家路上跟着？是不是在她睡觉的时候站在窗外？她不知道。她只知道他知道了，他把这些都写在信里，写在那些歪歪扭扭的字里，写在那些“哈哈哈”里。

她把那张纸翻过来，背面没有字。她又翻回来，盯着那几行字，盯着那个歪歪扭扭的圈，盯了很久很久。那个圈让她想起一件事，想起十六年前，在学校的教务处，赵阿Q被开除那天，让他签字，他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就在纸上画了一个圈。那个圈也是歪歪扭扭的，不怎么圆，就那么画在那里，代替了他的名字。十六年了，他还是那个样子，还是在画圈，还是用那些歪歪扭扭的笔画，还是把她圈在里面，圈住她的名字，圈住她的脚，圈住那些永远好不了的东西，圈住那些只有她自己知道的秘密。

她把那张纸对折，再对折，折成一个小小的方块，然后撕开，撕成两半，再撕，再撕，撕成很多很多的小碎片。那些碎片从她手指间落下去，落在桌上，落在地上，落在她脚边，白花花的一小片，那些红红的字混在里面，看得清清楚楚。她把那些碎片拢在一起，捧起来，扔进床边的垃圾桶里。垃圾桶的铁皮发出轻轻的一声响，咚，然后什么都安静了。

她坐在那里，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那两只脚搁在轮椅的脚踏板上，戴着那副她自己设计的踝足支具，银灰色的，从小腿中段一直包裹到脚底，两侧的金属支架在从窗户照进来的阳光里泛着亮亮的光。支具的前端露出十个脚趾，脚趾上涂着红色的指甲油，是上周末刚涂的，红得发亮。那两只脚再也没有后跟了，只有那两道暗粉色的植皮疤痕，从脚跟一直延伸到脚底，像两道永远消不掉的印记。她看着那些红色的脚趾，看着那两道疤痕，看着那些被支具包裹着的没有后跟的脚，看了很久很久。

她的内裤确实是红色的，她一直喜欢红色，从十五岁就喜欢，红色让她觉得自己还活着，还能漂亮。纸尿裤也确实还在穿，虽然小便失禁比以前好多了，但还是不能完全控制，每天晚上还得穿，白天有时候也得穿，以防万一。这些事只有她自己知道，只有那个每天帮她收拾东西的钟点工阿姨知道，只有那个垃圾桶知道。可现在，那个人知道了，他写在信里，写在那些歪歪扭扭的字里，写在那些“哈哈哈”里。

她抬起头，看着窗外。窗外阳光很好，那条梧桐小路上有人在走，有车在过，有鸟在飞。一切都和平时一样，正常的，平静的，没什么特别的。但她知道，在那片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在那条路的某个角落，在那扇窗户看不见的地方，有一个人，或者一个什么东西，在看着她，在盯着她，在等着她，在把她所有的秘密都记下来，写成信，寄给她，恶心她。

她想，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是人是鬼？如果是人，为什么比鬼还缠人？十年了，他从十五岁追到二十五岁，从东莞追到广州，从学校追到公司，从烂脚追到没脚跟，从纸尿裤追到现在，从来没停过，从来没放过她。如果是鬼，为什么能寄信？为什么能知道她穿什么颜色的内裤？为什么能知道她还在用纸尿裤？鬼能做这些吗？

她不知道。她只想不通。她只知道，他还会来，下一封信已经在路上了，下一张纸，下一个圈，下一堆恶心的字，正在某个地方等着她。她只能等着，等着那些信来，等着把它们撕碎，等着把它们扔进垃圾桶，等着下一次再来的恐惧和恶心。

她站起来，拄着拐杖，走到窗边，推开窗户，让外面的风吹进来。风吹在她脸上，凉凉的，带着一点春天的味道，湿湿的，软软的。她站在那里，看着外面那条梧桐小路，看着那些在阳光里晃动的树叶，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人，看了很久很久。然后她关上窗户，走回办公桌边，坐下来，翻开那些图纸，继续画那些没画完的线。那些线条在眼前晃动，她一笔一笔地画，一毫米一毫米地调，画得很慢，很仔细，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那些碎片还在垃圾桶里，白花花的，红红的，一小片一小片的。她没再看它们，只是低着头，画那些线，画那些永远画不完的线。窗外，阳光还在照，树叶还在晃，人还在走。一切都和平时一样，正常的，平静的，没什么特别的。只有她知道，在那个看不见的地方，有什么东西还在，还会来，永远都不会消失。

devil

赵阿Q仿青铜器铭文十则
（按：以下十则铭文，乃赵阿Q于2002-2006年间，用捡来的废铁片、烟盒锡纸、碎玻璃片等“铭刻”，自称“商周遗风，三代气象”。内容皆以“记录历史”为名，行讥讽嘲弄之实。）


一、《瘸足簋铭》
（记高珊骨髓炎初发）

唯乙亥之秋，九月既望，阿Q曰：余观高氏之足，始烂如腐瓜。脓汤涌溢，臭达四邻。呜呼！天生尤物，必先毁其足。乃作此簋，以记其事。子子孙孙，永宝是鉴。

（注：“永宝是鉴”即永远以此烂脚为鉴，恶毒至极。）

二、《尿袋鼎铭》
（记高珊小便失禁）

唯丁丑年春，王正月，高氏之尿始漏。乃悬革囊于腰下，日夜涓涓不息。阿Q见之，叹曰：此天地之精华，山川之灵液也。故作鼎以铭之，后世勿忘。

（注：“天地精华”“山川灵液”刻意用雅言写尿袋，荒诞至极。）

三、《双拐彝铭》
（记高珊拄拐）

唯己卯之岁，夏四月。高氏双足尽烂，乃制双拐以行。左摇右摆，如风中苇。阿Q观而乐之，曰：此舞之至也。乃铸彝铭，以昭后世。

（注：“此舞之至”写蹒跚如跳舞，极尽嘲讽。）

四、《粪溺盉铭》
（记高珊大便失禁）

唯辛巳冬，十一月甲子。高氏之肠亦溃，粪溺同流，昼夜无节。阿Q闻之，抚掌而笑：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今高氏之足既损，肠亦从之，宜矣。乃作盉铭，永为笑谈。

（注：“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引《道德经》讥讽失禁，恶毒且荒诞。）

五、《左跟骨摘除甗铭》
（记2002年左跟骨摘除）

唯壬午春，二月既望。高氏左跟骨朽烂不可救，医乃操刀割之。骨出如朽木，弃于污桶。阿Q闻之，大喜，曰：跟骨既去，残躯愈残。乃铸甗铭，以纪此盛事。

（注：“此盛事”把手术当喜事，落井下石。）

六、《右跟骨摘除敦铭》
（记2004年右跟骨摘除）

唯甲申夏，五月丙午。高氏右跟骨复烂，医再割之。双足俱无跟矣，行如摇橹。阿Q叹曰：昔有双跟，今无一骨。天道好还，不爽毫发。乃作敦铭，永为鉴戒。

（注：“天道好还”诅咒之意明显。）

七、《轮椅盂铭》
（记高珊坐轮椅）

唯乙酉秋，八月戊寅。高氏双足既废，不能行，乃坐轮椅以出入。其轮之声，咯吱满巷。阿Q闻之，如闻韶乐，曰：此天地之正音也。乃作盂铭，以传永久。

（注：“如闻韶乐”把轮椅声比作孔子闻韶乐，极尽嘲讽。）

八、《支具盘铭》
（记高珊戴踝足支具）

唯丙戌春，三月甲申。高氏制支具以束残足，铁骨铮铮，如械如枷。阿Q见而笑曰：此刑具之美者也。乃作盘铭，以彰其形。

（注：“此刑具之美者也”把支具比作刑具，恶毒且刻薄。）

九、《尿路感染壶铭》
（记高珊尿路感染）

唯丁亥冬，十二月乙丑。高氏之溺道发炎，痛不可忍，昼夜呻吟。阿Q闻之，喜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今高氏所不能者多矣，天其益之乎？乃作壶铭，以俟后验。

（注：引用《孟子》整段，却写尿路感染，极尽荒诞之能事。）

十、《专科申请爵铭》
（记高珊申请机械工程专业）

唯戊子夏，六月壬辰。高氏上书大学，欲攻机械之业。其言曰：吾将制器以利同病。阿Q闻而大笑曰：瘸子造器以利瘸子，犹瞽者执烛以照瞽者，虽劳何益？乃作爵铭，永记此愚。

（注：尾句“虽劳何益”全盘否定高珊的努力，恶毒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