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男堂姐系列】《破碎之踵3：十年》（高珊主线故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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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折：十一年（2006年夏初）
【2006年5月：记者来访】
二〇〇六年五月十六号，星期二，省城高新产业园区的夏天已经来了，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把整间办公室照得亮堂堂的。高珊早上八点就到了公司，坐在会议桌后面，把那几个智能假肢的样品摆好，又把那三本专利证书放在旁边，然后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那条梧桐小路，等着。

今天《粤海晚报》的记者张立要来。他联系她的时候，她愣了一下，想起十年前那个在医院走廊里采访她的记者，想起那些报纸上的报道，想起那些照片，想起那些话。十年了，他从一个年轻记者变成一个中年记者，她从一个十五岁的受伤女孩变成一个二十六岁的公司股东兼首席工程师。时间过得真快，快得让人来不及想。

九点整，门被敲响了。她站起来，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走到门口，打开门。门外站着张立，比十年前老了，头发少了一点，肚子大了一点，但那双眼睛还是那么亮，看见她就笑了，说，高珊，好久不见。她也笑了，说，张记者，请进。

她把他让进办公室，请他坐在会议桌对面，然后自己走回来，慢慢坐下。她穿着那件白衬衫，头发挽起来，露出光洁的额头和那张依旧好看的脸。十一年过去了，她的皮肤还是那么白嫩，眼睛还是那么亮，只是眼神里多了点什么，一种沉沉的、稳稳的东西，是那些年的苦难磨出来的东西。张立看着她，看着她慢慢走路的姿态，看着她在裤管下隐约反光的踝足支具金属支架，看着她坐下来之后搁在桌边的那双戴着支具的脚。

采访开始了。张立打开录音笔，拿出笔记本，问，从一九九五年到现在，十一年了。你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高珊沉默了几秒钟，没有马上回答。她看着窗外，看着那些在阳光里晃动的梧桐树叶，看着那些偶尔飞过的鸟，然后转回来，看着张立。她说，以前我想，我还能不能站起来。现在我想，我能让别人站得更好。

张立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然后又问，你的脚，现在是什么状况？

她没有犹豫，弯下腰，把右脚的踝足支具解开，放在桌上，然后把袜子脱下来，把那只脚伸到张立面前。那只脚没有后跟了，扁平的足底直接过渡到小腿，从脚跟到脚底是一道暗粉色的植皮疤痕，长长的，宽宽的，像一道永远消不掉的印记。她把袜子也脱了左脚，把两只脚并在一起给他看。左跟骨二〇〇二年摘的，右跟骨二〇〇四年摘的。她说得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植皮愈合之后，就成了这样。走路每一步都疼，脚踝、距骨，时间长了痛得不得了。医生说退行性病变是渐进的，以后会更糟。

张立看着那两只脚，看了几秒钟，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高珊把袜子穿回去，把支具重新戴上，扣好，然后把脚放回地上。

张立又问，失禁的问题呢？

她说，大便失禁二〇〇三年手术后好了。小便这两年也改善很多，终于可以不用尿袋，纸尿裤就行。她笑了笑，那笑很淡，但眼睛里亮亮的，比以前强多了。

张立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了一个他一直想问的问题，你还恨那个人吗？

办公室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安静得能听见窗外的风声，能听见远处传来的汽车声，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高珊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看着那些阳光，看着那些晃动的树叶，很久很久没有说话。然后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看着那两只被支具包裹着的、没有后跟的脚，看了很久很久。

不恨了。她说，声音很轻，轻得像怕惊着什么似的。恨了十一年，累了。而且——

她顿了顿，抬起头，看着窗外。而且他要是还活着，今年也二十六了。和我一样大。会是什么样？会不会也后悔？会不会也想过另一种人生？我不知道。但我不恨了。

张立看着她，没说话。窗外的阳光照在她脸上，把那张脸照得亮亮的，那些细小的绒毛都看得清清楚楚。她的眼睛看着窗外，看着那片蓝蓝的天，看着那些飘过的白云，很久很久。

张立又问，你想对他说什么吗？

她没有马上回答，还是看着窗外，看着那片天。很久很久，久到张立以为她不会回答了。然后她轻轻开口，声音还是那么轻，那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像从很深的地方浮上来。

她说，我想对他说……你把我推下去了，但我还是站起来了。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但我不恨你了。

说完这句话，她没再开口，只是看着窗外，看着那片天。阳光照在她身上，照在她脸上，照在她那双没有后跟的脚上，照在那个放在桌上的智能假肢样品上，照在那三本专利证书上。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窗外传来的风声，和远处偶尔响起的汽车声。张立也没有说话，只是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记完了，抬起头，看着她，看了很久很久。

采访结束后，张立站起来，和她握手，说，谢谢你，高珊。她笑了笑，说，谢谢你一直记得我。他摇摇头，说，不是我记得你，是你让自己值得被记得。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比刚才深了一点，眼睛里亮亮的。

她送他到门口，看着他走出去，走进那条梧桐小路，走进那片阳光里。然后她关上门，走回办公桌边，坐下来，看着窗外那些晃动的树叶，想着刚才那些话，想着那句“你把我推下去了，但我还是站起来了”。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说出这句话的，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就那么说了出来。但她知道那是真的，她站起来了，从那个楼梯下面站起来了，从那个轮椅上面站起来了，从那些烂着的脚、流着的脓、疼着的夜里站起来了。她站到了这里，站到了这间办公室里，站到了这三本专利证书前面。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看着那两只没有后跟的脚，看着那两道暗粉色的疤痕。它们还是疼，还是每一步都疼，还是会越来越疼。但它们也让她走到了这里，走到了这个她从来没想过能走到的地方。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她身上，照在她脸上，照在她那双没有后跟的脚上。她就那么坐着，看着窗外，看了很久很久。然后她站起来，拄着拐杖，走到会议桌边，拿起那个智能假肢的样品，拿在手里看了很久。那东西是她设计的，是她做出来的，是她让和自己一样的人能少受点罪的东西。她把样品放回去，走回办公桌边，坐下来，翻开那些图纸，继续画那些没画完的线。

窗外，阳光还是那么好，那条梧桐小路上人来人往，一切都和平时一样。只是她心里，有什么东西放下了，轻轻的，像一片叶子落在地上，无声无息的。

【李独的亡魂：窗外的身影】
二〇〇六年五月十六号，星期二上午十一点二十分，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把整间办公室照得亮堂堂的，那些在阳光里浮动的灰尘慢慢地飘着，落在会议桌上，落在那些智能假肢样品上，落在那三本专利证书上。高珊送完张立，从电梯口回来，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走回办公室。门开着，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块一块亮亮的光斑。她走进去，走到窗前，想透透气，把窗户推开一点。

她站在那里，看着窗外，看着楼下那片广场。

广场很大，铺着灰色的地砖，中间有一个圆形的花坛，花坛里种着一些红色的花，在阳光里开得正艳。广场上人来人往，有穿西装拎着公文包匆匆走过的，有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抽烟聊天的，有推着婴儿车慢慢散步的，有骑着自行车一溜烟穿过去的。那些人在阳光里动着，晃着，像一幅永远停不下来的画。

她的目光从那些人身上扫过去，扫过花坛，扫过长椅，扫过那些停着的车，然后停在了广场的角落里。

那个角落里站着一个人。

那个人站在一棵法国梧桐下面，那棵树很大，树荫遮住了一大片地方，他就站在那片树荫的边缘，半个身子在阴影里，半个身子在阳光里。瘦小的个子，单薄的身体，穿着一件旧校服，洗得发白的那一种，袖口有点长，垂下来遮住了手。他站在那里，抬着头，正朝她这边看，朝这扇窗户看，朝她站着的地方看。

她的心跳停了一下，然后又更快地跳起来。她盯着那个身影，盯着那件旧校服，盯着那张在十层楼的距离下看不清的脸，眼睛一眨都不敢眨。那个身影太熟悉了，熟悉得让她浑身发冷，那种瘦小的个子，那种穿着旧校服的样子，那种站在角落里永远盯着她看的样子，她见过无数次，从十五岁到现在，十一年了，他出现过无数次，在她最想不到的时候，在她最脆弱的时候，在她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在她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忘记他的时候。在梧桐树下，在楼梯间，在考场的窗口，在图书馆的角落，在手术室外的走廊尽头，在康复室的镜子里，在深夜的雨里，他来过，出现过，站过，盯着她看过，然后消失，然后又来。

他就那么站在那里，抬着头，看着她。她也站在那里，低着头，看着他。他们就这样隔着十层楼的距离，隔着那片阳光和那些浮动的灰尘，隔着十一年说不清道不明的时光，对视着。几秒钟，也许只有几秒钟，也许过了很久很久，她不知道。她只知道他在看她，一直在看她，看着站在窗前的她，看着那双拄着拐杖的手，看着那两条站着的腿，看着那两只戴着支具的脚，看着那些红色的指甲油，看着那两道永远消不掉的疤痕。

然后那个人动了。

他慢慢地转过身，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走进那片阳光里，走进那些来来往往的人群里。他的背影瘦瘦小小的，那件旧校服在阳光里有点发白，有点透明，像要化在光里一样。他就那样走着，一步一步地，走得很慢，很稳，像她走路的样子。他走进人群里，被几个人挡住了一下，然后又露出来，继续往前走，越走越远，越走越小，最后消失在广场的尽头，消失在那些楼房的阴影里，看不见了。

她站在原地，一动没动，就那么看着那个方向，看了很久很久。广场上的人还在走来走去，那些穿西装的，那些抽烟的，那些推婴儿车的，那些骑自行车的，都还在，都还在动，还在晃。只有那个角落空了，那棵法国梧桐下面空空的，只有树荫，只有阳光，只有那些落在地上的叶子。她盯着那片空地，盯了很久，久到眼睛发酸，久到视线模糊。

然后她轻轻笑了一下。

那笑很淡，淡得几乎看不出来，只是嘴角微微动了一下，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然后就没了。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笑，不知道那笑是什么意思。也许是笑他终于肯转过身走了，也许是笑自己终于可以看着他的背影了，也许是笑这十一年终于可以画一个句号了，哪怕只是个不知道是不是句号的句号。她不知道。她只是笑了，轻轻地，淡淡地，像那缕从窗户吹进来的风一样，没什么声音，没什么重量，就那么过去了。

她转过身，推着轮椅，慢慢走回办公桌边，坐下来，把那具银白色的智能假肢样品拿过来，放在面前。那具假肢是她设计的，用高分子材料做的接受腔，仿生的前足部构件，可以调节压力的智能系统，戴上去走路会舒服很多，不会那么疼。她拿起来，翻来覆去地看，看那些接缝，看那些螺丝，看那些传感器，看了很久。然后她拿起工具，开始调试，把那几个数据调得更准一点，把那几个螺丝拧得更紧一点，把那几个接缝磨得更光滑一点。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身上，照在她脸上，照在她那双没有后跟的脚上，照在那具银白色的假肢上，照在那些工具上。她就那么坐着，低着头，一点一点地调，一点一点地磨，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窗外，广场上的人还在走来走去，那棵法国梧桐还在那里站着，那片树荫还在那里铺着。只是那个角落里，再也没有那个穿着旧校服的瘦小的身影了。

他走了。不知道去哪儿了，不知道还会不会回来。但他走了，从那个角落里走了，从她的视线里走了，从这十一年里走了。她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后一次，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再出现，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在某天晚上站在雨里，在某天深夜站在窗外，在某天某个角落盯着她看。但她知道他走了，这一刻走了，这就够了。

她继续调着那具假肢，一下一下的，很慢，很仔细。那些金属在阳光里闪着细碎的光，那些红色的指甲油在阳光里亮亮的，和那些光混在一起，一闪一闪的。她低着头，看着那些光，看着那些指甲油，看着那两道永远消不掉的疤痕，心里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水，没什么波澜。十一年了，从那个楼梯上摔下来，从那个轮椅里站起来，从那些烂着的脚里走出来，从那些恶心的信里熬过来，从那些盯着她的眼睛里穿过去，她走到了这里。走到了这间办公室里，走到了这具假肢前面，走到了这个可以轻轻笑一下的时刻。

窗外的阳光还是那么好，照在那条梧桐小路上，照在那个空荡荡的角落里。她没有再往窗外看，只是低着头，继续调她的假肢，继续做她想做的事。她知道以后还会疼，脚踝还会疼，距骨还会疼，每一步都会疼，会越来越疼。但她也知道，她会走下去，一直走下去，走到走不动的那一天。

【赵阿Q的生灵：采访见报后的信】（2006年5月底）
二〇〇六年五月二十三号，星期二，关于高珊的那篇报道见报后的第三天。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办公桌上，照在那台电脑上，照在那几本专利证书上，照在那具银白色的智能假肢样品上。高珊坐在办公桌前，正在看一份新来的邮件，是关于下个月要去北京参加一个展会的安排。她看得很认真，一条一条地记下来，用笔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轻轻的，三下。她抬起头，说，请进。门开了，前台小张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个白色的信封，走到她面前，说，高总，有您的信，刚才有人放在楼下的。她接过那个信封，看了一眼，手微微抖了一下。信封是白色的，没有贴邮票，没有写寄信人地址，只有收信人那一栏，歪歪扭扭地写着她的名字和公司的地址。那些字她太熟悉了，那种像蚯蚓爬过似的、缺胳膊少腿的笔画，十六年了，从她十五岁到二十六岁，那些信从来没断过。

她点点头，说，好，谢谢。小张出去了，她把门关上，回到办公桌前，坐下来，把那个信封放在桌上，盯着看了很久很久。信封很普通，就是那种随处可见的白色信封，但拿在手里有点厚，里面好像装着不止一张纸。她用指甲挑开封口，把里面的东西抽出来。

是一张折叠着的报纸，就是前两天登她报道的那份《粤海晚报》。报纸被折成四四方方的一块，打开来，正好是登着她照片的那一版。那张照片拍得很好，是她坐在会议桌后面的样子，穿着白衬衫，头发挽起来，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桌上摆着她设计的那些假肢样品。照片下面是一大篇文字，标题是《坠楼十一年后，她站到了这里》，记者张立写的，把她这十一年的事都写进去了。

那张照片上，被人用红笔圈了一个大大的圈，圈住她的整个身子，圈住她的脸，圈住她坐着的轮椅，圈住她那两只搁在轮椅脚踏板上的脚。那个圈歪歪扭扭的，不怎么圆，就那么画在上面，把整张照片都圈了进去。圈的旁边用红笔写着几行字，还是那种歪歪扭扭的笔画，每一个字都写得很大，像是在喊叫一样：

“高珊，你上报纸了。你是名人了。可你还是我的瘸腿美人。永远都是。”

她盯着那个圈，盯着那几行字，盯着那句“我的瘸腿美人”，盯着那句“永远都是”，盯了很久很久。那个圈让她想起十六年前，在学校的教务处，赵阿Q被开除那天，让他签字，他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就在纸上画了一个圈。那个圈也是歪歪扭扭的，不怎么圆，就那么画在那里，代替了他的名字。十六年了，他还在画圈，还在用那些歪歪扭扭的笔画，还在把她圈在里面，圈住她的名字，圈住她的照片，圈住她的脚，圈住那些永远好不了的东西。

她把那张报纸翻过来，背面还有几张纸夹在里面。她抽出来，是几页叠得整整齐齐的纸，上面写满了字。第一页是一首散曲，开头写着“般涉调·尾声”几个字，下面是一行一行的，她往下看：

“你登报，我发笑，瘸子还能上头条。十年来我信写了多少包，你报警报了多少遭？阿Q我还在，瘸妞你未老。咱俩的缘分，这辈子没完没了。待到你双足烂透那一天，别忘了，桥洞底下，还有我为你叫好！”

她盯着那句“阿Q我还在，瘸妞你未老”，盯着那句“这辈子没完没了”，盯着那句“为你叫好”。那些字在她眼前晃，晃得她有点晕。十六年了，他从她十五岁写到现在，从《鹧鸪天》写到《永遇乐》，从《菩萨蛮》写到十四行诗，从《瘸足簋铭》写到《轮椅盂铭》，从《左跟骨摘除甗铭》写到《粪溺盉铭》，从《支具盘铭》写到现在的《尾声》。他像个幽灵一样，永远在暗处盯着她，永远能找到她，永远有写不完的东西。现在他写“阿Q我还在”，写“瘸妞你未老”，写“咱俩的缘分”，好像他们之间真的有什么缘分似的。

她把这张纸放在旁边，看第二张。第二页是一首七律，题目是《自嘲并寄高珊》，下面写着：

“流浪江湖直到今，烂衫破帽伴孤衾。当年偷眼因痴绝，此日投书为爱深。不羡他人腰万贯，唯怜瘸妞病千沉。阿Q虽贱情难改，夜夜歪诗伴你吟。”

她盯着那句“唯怜瘸妞病千沉”，盯着那句“阿Q虽贱情难改”，盯着那句“夜夜歪诗伴你吟”。那些字写得很工整，每一句都很讲究，押着韵，对得很工整，比她自己写的作文都好。可那些美的字，写的却是她，是她的病，她的残，她的疼，是那个躲在暗处永远盯着她看的人。他说他在“怜”她，说他的“情难改”，说他的“夜夜歪诗”。她不知道这是什么，是痴情还是变态，是爱还是恨，是崇拜还是诅咒。她只知道，那些字写得很好，可她看着，心里只有恶心，那种从胃里翻涌上来的、压都压不住的恶心。

她把那两页纸也翻过来，看背面。背面什么都没有。她又翻回去，看着第一页那个歪歪扭扭的圈，看着那句“永远都是”，看着那首《尾声》，看着那首《自嘲》，看了很久很久。然后她把这几张纸叠在一起，和那张被红笔圈起来的报纸一起，放在桌上。

她站起来，拄着拐杖，走到办公室角落的那个柜子前面。那个柜子是她自己带来的，放在角落里，平时不怎么打开。她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柜门，里面放着一些不常用的文件和资料，还有一个牛皮纸的大信封。她把那个大信封拿出来，走回办公桌边，坐下来，把信封打开。

信封里装着的，是十六年来她收到的所有的信。那些歪歪扭扭的字，那些工工整整的词，那些恶心的铭文，那些她撕碎了又粘起来、撕碎了又留下来的东西。有《鹧鸪天》，有《永遇乐》，有《菩萨蛮》，有十四行诗，有《瘸足簋铭》，有《粪溺盉铭》，有《左跟骨摘除甗铭》，有《支具盘铭》，有那些她看不懂但知道很讲究的格律和韵脚。它们都在这里，挤在这个牛皮纸的大信封里，一张一张的，有的皱了，有的破了，有的被她用透明胶粘过，有的还是完整的。十六年了，她从来没有扔掉过，虽然她撕了无数次，但最后还是捡起来，收好，放在这里。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留着，也许是为了有一天报警用，也许是为了证明那些事真的发生过，也许只是舍不得扔，舍不得扔掉这十六年。

她把今天收到的这几张纸叠好，也放进去，放在最上面。然后把信封封好，放回柜子里，锁上。

她回到办公桌前，坐下来，看着窗外。阳光还是那么好，照在那些梧桐树上，照在那些来来往往的人身上。她想起那个圈，想起那个歪歪扭扭的圈，想起十六年前赵阿Q在开除决议书上画的那个圈。十六年了，他还在画圈，还在把她圈在里面。但她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十五岁的女孩了，不是那个坐在轮椅上不敢见人的落榜生，不是那个每天换纱布每天流脓的烂脚婆娘。她是高珊，二十六岁，医疗器械公司股东兼首席工程师，市残联理事，“青年创业先锋”获得者。她有三项国家专利，她的产品进了五省市的康复医院采购目录。她站起来了，从那个圈里站起来了，从那些信里站出来了。

她不知道这些信以后会派上什么用场。也许有一天她会把它们交给警察，也许有一天她会把它们烧掉，也许有一天她会把它们留给后人看。也许不会，也许这些信会永远在这个柜子里，和那些文件、那些资料放在一起，直到她老去，死去，被人遗忘。但她知道，她不会再撕了，不会再把它们当垃圾扔掉了。它们是她十六年的一部分，是她从那个楼梯下面爬起来的一部分，是她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一部分。她可以恨，可以恶心，可以不想看，但她们都在那里，和她那双没有后跟的脚一样，和她那两道暗粉色的疤痕一样，和她那些红色的指甲油一样，和她那些疼着的脚踝和距骨一样，永远都在。

窗外的阳光慢慢西斜，照进来的时候角度变了，在地上投下一道长长的影子。她看着那道影子，看了很久，然后低下头，继续看那份关于展会的邮件，继续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那些信还在柜子里，那些字还在信封里，那个圈还在那张报纸上。但它们不会再来打扰她了，至少这一刻不会。她还要做事，还要画图纸，还要调数据，还要让更多的人站得更好。

她想，也许这个人和李独一样，会永远缠着她，永远不消失。李独是鬼魂，他是活人，但都一样，都在她心里，在她记忆里，在她永远甩不掉的地方。但她不怕了。十六年了，她学会了和他们共存，学会了在那些信来的时候不发抖，学会了在看见那个圈的时候只是笑笑，学会了把这些东西锁进柜子里然后继续工作。这不是原谅，不是忘记，只是学会了和它们一起活着。

【结尾画面】
2006年初夏，傍晚。

高珊站在公司的落地窗前，看着楼下的广场。夕阳把一切都染成金色。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那双没有后跟的脚，被踝足支具包裹着。露在外面的脚趾，涂着淡粉色的指甲油，和十五岁时一模一样。

窗外，广场上的人群渐渐散去。角落里，一个戴着帽子的瘦小身影一闪而过，消失在巷子里。

她看见了。她知道那是谁。

她转过身，回到办公桌前。桌上放着一具银白色的智能假肢样品，在夕阳里泛着柔和的光。旁边是一个旧抽屉，里面塞满了十几年来的信——那些歪歪扭扭的字，那些完整的宋词，那些画着圈的报纸。

她伸出手，轻轻抚摸着那具假肢。金属冰凉，但她的手指是温热的。

窗外，最后一缕阳光沉入地平线。

她打开台灯，继续工作。

【第三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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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阿Q古文三篇
（按：以下三篇为赵阿Q“创作”，时间约为2005-2006年间。此人虽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却能“写”出如此“工整”的古文，正是魔幻现实主义之所在。）


一、《过刘华强论》（仿贾谊《过秦论》）
（赵阿Q按：阿强，名刘华强，当年校园黑老大，今成东莞黑社会头目。我惹不起他，但我可以咒他早死。）

臣Q闻：强者必亡，暴者必倾。昔者阿强之徒，以匹夫之身，起于未庄之间，聚徒数十，横行乡里。其势也，不过欺弱凌寡，偷鸡摸狗而已。然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当是时也，校园诸生，莫不股栗；街巷小儿，闻风丧胆。阿强乃仗三尺铁棍，驱群小为爪牙，收保护之费，开夜总会之业。南城之豪，北街之霸，皆俯首而听命。于是阿强之威，至于东莞一郡，莫敢谁何。

然阿强恃其强暴，内不行仁义，外不施恩德。见美女则调戏之，见弱者则殴辱之，见钱财则强取之。其所为者，皆秦之所以亡也。昔者秦以虎狼之心，并吞八荒，然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今阿强拥夜总会数处，豢打手百人，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岂知仇家四起，怨气冲天？小民之恨，虽弱必报；弱者之怒，虽迟必发。他日街头巷尾，或有壮士奋起，一击而中，则阿强之头，悬于城门；阿强之尸，弃于荒野。彼时虽欲为未庄一乞丐，不可得矣。

故曰：暴者不仁，虽强必倾。阿强阿强，汝其念之！

二、《阿房校园赋》（仿杜牧《阿房宫赋》）
（赵阿Q按：以阿强比始皇，以校园比阿房，以黄琳高珊比妃嫔，极尽讥讽之能事。）

阿强毕，四海一。蜀山兀，学校出。覆压三百余步，隔离天日。教学楼北构而西折，直走操场。二川溶溶，流入教室。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

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校。朝歌夜弦，为秦宫人。明妆靓服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高珊尿也，烟斜雾横黄琳脚气也。 雷霆乍惊，轮椅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

（注：此段化用原文，但改“明星荧荧”为“明妆靓服”，讥讽黄琳高珊爱美；“渭流涨腻”原指胭脂水，此处暗指高珊小便失禁流出的尿；“烟斜雾横”原指焚香，此处暗指黄琳汗脚脚气之臭；“雷霆乍惊”原指宫车，此处指高珊轮椅碾过之声。）

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几世几年，剽掠其人，倚叠如山。一旦不能有，输来其间。金块珠砾，弃掷逦迤，视之亦不甚惜。

（注：“金块珠砾”原指金银珠宝被当土块石子，此处暗指黄琳的鞋——名贵高跟鞋、人字拖，随意丢弃。）

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阿强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使负栋之柱，多于南城之打工仔；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织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

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阿强不暇自哀，而使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注：末句改“秦人”为“阿强”，余皆同。）

三、《出师讨伐小D表》（仿诸葛亮《出师表》）
（赵阿Q按：小D警校毕业后当警察，我不敢惹，只能以“出师表”自嗨。我自比诸葛亮，高珊是阿斗？不，阿斗是那个谁？不管了，反正我要“讨伐”小D！）

臣Q言：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我赵阿Q初中念至未半，而中道开除。今天下三分，寒舍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贞之士忘乎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我阿Q本布衣，躬耕于未庄，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黑老大阿强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踢臣于厕所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阿强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注：把挨打写成被“三顾茅庐”，厚颜无耻之极。）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李独已死，高珊亦残，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注：“北定中原”指去找小D报仇。）

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

（注：以上大段照抄原文，只等最后一句点睛。）

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另附小字）：小D你等着，老子总有一天要找你算账。你帮高珊那个瘸子，你打我，你当警察就了不起？老子烂命一条，怕你个鸟！

附：赵阿Q“创作谈”

• 《过刘华强论》：全篇模仿《过秦论》的“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逻辑，把阿强比作秦始皇，诅咒他不得好死。现实中我惹不起他，但我可以在文章里把他写死一万遍。
• 《阿房校园赋》：用《阿房宫赋》的铺排写校园，把黄琳的脚气、高珊的尿袋、轮椅声全写进去。“渭流涨腻”是高珊的尿，“烟斜雾横”是黄琳的脚臭，“雷霆乍惊”是轮椅声，“金块珠砾”是她们的鞋。杜牧写的是秦朝灭亡，我写的是她们永远烂掉。
• 《出师讨伐小D表》：我把自己当诸葛亮，把小D当要讨伐的敌人。虽然我连他的名字都写不全，但我可以在文章里“出师”。反正不用真的去，过过嘴瘾也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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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楼六年半后：她带着“双重失禁”和烂骨的脚回家过年 那个推她的人仍无下落
（粤海晚报 记者 张立）
本报东莞讯 2002年1月28日，农历腊月十六，距离春节还有不到二十天。东莞市某老旧小区的楼道里，轮椅碾过水泥地面的咯吱声由远及近，高珊被母亲推着，从医院回到了家。这是她大一上学期结束后的第一个周末，本该是阖家团圆的寒假，可她的脸上没有一丝过年的喜悦，只有被长期病痛折磨后的疲惫和蜡黄。

六天前，她刚刚从广州的大学回到东莞，原本打算好好休息一阵，陪陪母亲。可身体的恶化没有给她喘息的机会——从去年十一月底开始，她左脚的溃烂突然加重，原本还能靠抗生素骨水泥勉强维持的感染，像是终于挣脱了束缚的野兽，疯狂地吞噬着她残存的骨骼。

今天，她躺在自己的床上，已经整整三天没有下地了。

双重失禁：大小便都失控的日子
下午三点，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床上，落在高珊那张苍白瘦削的脸上。她平躺着，身上盖着薄被，被子的下半部分被高高撑起——那是用泡沫塑料拼凑的临时垫板，架在床尾，把她的双腿托在半空，避免任何东西接触到那两只正在溃烂的脚。垫板下方，一块厚厚的医用尿垫铺在床上，是用来吸收从绷带里渗出的脓液的。

高珊的母亲坐在床边，眼圈发红，手攥着女儿的腕子，时不时摸一摸她的额头，怕她发烧。

高珊的眼睛半睁半闭，听见记者进门的声音，才慢慢睁开，努力挤出一个笑。那笑很淡，淡得几乎看不见，只有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张记者，又麻烦你了。”她的声音沙哑，很轻，像是用尽了力气。

记者在她床边坐下，还没来得及开口，就看见她的眉头突然皱紧，脸上闪过一丝痛苦和尴尬。她咬了咬嘴唇，身体微微绷紧了几秒钟，然后慢慢放松下来，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又……又没忍住。”她低声说，声音里有一种说不清的疲惫和羞耻。

母亲赶紧站起来，从床边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干净的成人纸尿裤和湿巾。她掀开被子一角，熟练地帮女儿处理。高珊闭着眼，任由母亲摆弄，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只是眼角有一点点湿。

从去年十一月开始，她成了“双重失禁”的人——不仅小便控制不住，大便也开始失控。每天二十四小时穿着成人纸尿裤，每隔两小时就要换一次，有时候来不及，就直接拉在床上。她不敢多喝水，不敢多吃东西，不敢离开床铺，不敢睡得太沉，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些东西就会流出来。

“前几天尿路感染了，疼得不行，发烧到三十九度。”高珊的声音依旧很轻，“尿袋不能挂了，医生让换成纸尿裤，先扛过感染再说。”

她顿了顿，又说：“已经预约了医院，过几天就去办住院。这回可能得住久一点。”

烂洞的脚：直接能看到坏死的骨头
在记者的请求下，高珊点了点头，让母亲帮她坐起来，靠在床头。她慢慢弯下腰，伸手去解脚上缠着的纱布。那纱布已经湿透了，黄黄的脓液渗出来，把最外面几层染成暗黄色，散发着一股刺鼻的腥臭味。她的手指没什么力气，解得很慢，解一下，喘一口气，解一下，喘一口气。

纱布一层一层地揭开，露出里面的脚。

那是怎样的一双脚啊。两只脚都肿胀得厉害，脚踝处鼓得像馒头，皮肤被撑得发亮，红中透着紫。脚跟部位溃烂最严重，左脚上有一个鸽子蛋大小的洞，洞口边缘是暗红色的烂肉，里面黑乎乎的，隐约能看见一团白色发黄的东西——那是坏死的骨质，直接暴露在空气中。洞的周围不断渗出淡黄色的脓液，顺着脚跟往下流，滴在床单上，洇湿了一大片。

高珊伸出双手，捧着左脚的小腿，费力地把那只脚抬起来一点，让脚底朝向镜头。她的脸上满是痛苦的表情，眉头紧皱着，牙齿咬着下唇，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

“拍吧。”她说，声音有点抖，但没有犹豫。

记者举起相机，手却有点抖。镜头里，那个烂洞像一只眼睛，黑洞洞的，直直地盯着他。他按下快门，咔嚓一声，那画面被定格下来。

高珊把脚放回去，靠在床头，喘了好一会儿。母亲赶紧给她垫好尿垫，重新盖上纱布，动作轻柔得像怕碰碎什么。

“治了这么多年，一直反反复复。”高珊说，“以前是每三个月打一次洞，灌抗生素骨水泥，还能顶一阵子。现在不行了，耐药了，灌进去也没什么用。感染一直在加深，一直在扩大。”

她低头看着自己那两只惨不忍睹的脚，声音越来越轻：“医生说，再这样下去，可能要摘掉跟骨了。摘了，就永远没后跟了。”

母亲哽咽：那个推她的人，你到底在哪里？
高珊的母亲坐在床边，一直没说话，只是不停地抹眼泪。听到女儿说“摘掉跟骨”，她终于忍不住了，抓住女儿的手，哽咽起来。

“六年半了，整整六年半了。”她对着记者的镜头，声音沙哑，眼眶红肿，“从她十五岁摔下来，到现在二十一岁，一个女孩子最好的年华，就这么在床上、在医院里、在轮椅上耗着。别人上大学是去读书，她是去医院；别人过生日吃蛋糕，她是在换药、打针、忍着疼。”

她顿了顿，深吸一口气，继续说：“最近警方的同志来过几次，说是在复查陈年旧案，问我有没有什么新线索。我能有什么线索？那个叫李独的孩子，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就这么消失了。他推了我女儿，他就这么跑了，这么多年一点音讯都没有。”

她抬起头，看着镜头，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是愤怒，是委屈，是绝望，也是最后的希望。

“那个残害我女儿的人，我不知道你还在不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还活着，你出来，你面对。如果你死了，你也给我女儿一个交代。六年半了，我女儿一天好日子没过过，你凭什么就这么消失了？你凭什么？”

她的声音越来越高，最后几乎是喊出来的，喊完就趴在床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高珊伸出手，轻轻摸着母亲的头发，没说话，只是看着窗外。窗外是一棵老榕树，叶子密密匝匝的，在冬天的风里沙沙地响。

阳光照进来，照在她那双被纱布裹着的脚上，照在那已经渗透的脓液上，照在她苍白的脸上。她的眼睛看着窗外，看着那些晃动的叶子，很久很久，一动不动的。

没有人知道她在想什么。也没有人知道，那个消失了六年半的人，到底在哪里。

（本报将继续关注此事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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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楼六年半后：她摘掉了左脚的跟骨，却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粤海晚报 记者 张立）
本报东莞讯 2002年3月15日，惊蛰已过，春分未至，东莞市人民医院住院部骨科的病房里，窗外的阳光已经有了些许暖意。高珊躺在病床上，左脚被一根白色的绷带吊起，悬在半空中，脚上打着崭新的短腿石膏靴，白得刺眼。右脚平放在床上，裹着厚厚的纱布绷带，纱布表面隐约透出淡黄色的药渍。

这是她左跟骨摘除手术后的第十天。医生说她恢复得不错，再有一周左右就可以出院了。但返校时间可能要拖到清明节之后——别人已经开始大一下学期的新课程了，她还在病床上躺着。

记者走进病房的时候，她正靠在床头，手里捧着一本《机械制图基础》，看得入神。听见脚步声，她抬起头，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容比一个多月前采访时舒展多了，虽然还是淡，但眼睛里有了一点光。

“张记者，又麻烦你跑一趟。”她合上书，放在床边。

术后的脚：一只打了石膏，一只还在流脓
高珊的气色比年前好多了。脸上虽然还是有点苍白，但不再是那种蜡黄，嘴唇也有了些血色。她穿着一件宽松的病号服，头发在脑后随便扎了一下，有几缕散落下来，搭在肩上。

她指了指被吊起的左脚，说：“这只做完了，跟骨摘掉了。医生说手术挺顺利，骨头清干净了，植了皮，以后就靠这只脚掌走路了。”

石膏靴从脚趾一直包到膝盖下方，硬硬的，白白的，只有十个脚趾露在外面。那些脚趾涂着淡粉色的指甲油——是妈妈前几天刚帮她涂的，说做完手术也得漂漂亮亮的。指甲油在从窗户照进来的阳光里亮亮的，和石膏的白形成一种奇怪的对比。

她又低头看了看右脚，说：“这只还在扛着。骨髓炎控制得还行，没有扩散，还是老办法，每三个月灌一次抗生素骨水泥。医生说能拖多久是多久，实在不行了也得摘。”

右脚裹着厚厚的纱布绷带，纱布表面有几块淡黄色的印子，那是脓液渗出来的痕迹。但不像年前那么严重了，至少没有烂出洞来。

尿路感染好了，但大便失禁还在
记者问起她上次说的尿路感染，她点点头，说：“好了，输液输了十来天，烧退了，排尿也正常了。现在不用挂尿袋了，纸尿裤就行。”

她顿了顿，脸上的笑容淡了一点，声音也轻了：“但是那个问题……还在。”

那个问题，是大便失禁。从去年十一月开始，她的大小便就彻底失控了。尿路感染好了，小便能控制住一点，但大便还是随时可能流出来。她每天穿着成人纸尿裤，不敢多吃，不敢乱动，睡到半夜经常被那种失控的感觉惊醒。

“医生说可能是神经损伤太久了，恢复的机会不大。”她说得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慢慢习惯吧，反正也习惯了这么多年了。”

学霸的坚持：上学期成绩全班第五
床头柜上摞着好几本书，有《高等数学》《机械制图基础》《大学物理》，还有几本翻旧了的英语书。记者随便翻了翻，书页上密密麻麻地做着笔记，有的地方还贴着便利贴，写着各种公式和疑问。

“上学期成绩出来了吗？”记者问。

高珊点点头，眼里闪过一丝难得的得意：“出来了，全班第五。数学考了九十三，专业课都还行。”

她拿起那本《机械制图基础》，翻了翻，说：“这个是我自己选的课，下学期还要继续学。我喜欢这个，画图的时候能忘了疼。”

记者问她为什么选机械工程专业，她沉默了几秒钟，低头看着自己的脚，看着那两只被石膏和纱布包裹着的脚。然后她抬起头，看着记者，眼睛里有了一种以前没见过的东西，很亮，很认真。

“我想知道，那些捆在我脚上的东西，能不能做得更好。”

她伸出手，指了指吊在空中的石膏靴，又指了指床边的那副踝足支具——那是她平时走路用的，金属支架加硬塑料，又重又笨，走路咯吱咯吱响。

“这些东西，都是别人设计的，别人做的。他们不知道我的脚是什么感觉，不知道哪儿疼，不知道哪儿受力，不知道走一步要多小心。他们只是按标准尺寸做，做出来能穿就行。”

她顿了顿，声音有点激动，但压得很低：“我自己知道。我知道我的脚是什么感觉，我知道哪种材料舒服，哪种角度不疼，哪种设计能让我多走几步。我想自己设计，自己造。也许造出来的东西，能让和我一样的人，少吃点苦。”

记者听着，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六年前的案子：那个人还在哪里？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记者问起那个案子。

高珊的笑容慢慢淡下去，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很久很久，她才抬起头，说：“没消息吧？我猜也是。”

记者点点头，说：“警方那边还是老样子。当年的旧校舍已经盖了新楼，地基都打了，没法查。李独这个人，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高珊沉默着，看着窗外。窗外是医院的花园，有几棵光秃秃的树，有几张空着的长椅。冬天的阳光照进来，照在她脸上，把她的影子投在病床上，一动不动。

“有时候我会想，他到底在哪儿？是死了，还是活着？如果他活着，他知道我这些年怎么过的吗？”她的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但更多时候，我不想。想也没用。我还有自己的事要做，还有书要读，还有东西要造。”

她转过头，看着记者，嘴角动了动，像是想笑一下：“张记者，谢谢你一直记着我这事。但我不想再等了。不管是死是活，那个人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记者愣了一下，看着她，看着她那双亮亮的眼睛，不知道该说什么。

阳光照进来，照在她身上，照在她吊在半空中的左脚上，照在那十个涂着淡粉色指甲油的脚趾上。那些脚趾动了动，蜷缩，伸开，蜷缩，伸开。还能动，还在。

她低头看了一眼那些脚趾，然后抬起头，拿起床头的书，翻开，继续看。阳光照在书页上，照在她专注的脸上。

（本报将继续关注此事进展，但高珊的故事，也许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